在電影的結局，劉易斯對他的學生們說：痛苦是上帝喚醒這個常常聽而不聞的世界的擴音器。他告訴他們：我們就像一塊塊石頭，上帝拿鑿子的重擊雖然使我們飽受磨難，但是也使我們臻於完美。
既然我贏得了一個大滿貫冠軍，我就應該成為一個不同的人，每個人都這樣說。沒有人再說「形象就是一切」。現在，體育記者聲稱：對於安德烈·阿加西來說，贏得比賽才是一切。整整兩年來，他們一直稱我為騙子、「掉鏈子藝術家」、毫無理由的反叛者，而今天他們則把我捧為了名人。他們宣稱我是一個勝利者、一個有實力的選手、真正的高手。他們說我在溫布林登的勝利迫使他們不得不重新對我進行評價，不得不重新考慮我到底是誰。
但是我並不覺得溫布林登改變了我。我覺得，事實上，我只是得知了一個令人生厭的小秘密：勝利什麼都不能改變。既然我贏了一個大滿貫賽事，我就知道了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夠獲知的事情。你從一場勝利中獲得的快感根本無法與你在一場失敗中承受的痛苦相提並論，而且好的感覺也不會像糟糕的感覺那麼持久，相差甚遠。
我在1992年的夏天確實要比以往更為幸福、更加充實，但並不是因為溫布林登，而是因為溫迪。我們變得更為親密了，我們私下裡對彼此許下了諾言。我已接受了我未必會和施特菲在一起這一點。你執著於那份痴想時，它的確很美好，但此時我已全身心地投入到與溫迪的這份感情中，她也如此。她去了好幾所大學，但沒有一所合適，因此她現在整日和我待在一起。
但1992年，和溫迪待在一起突然間變得複雜起來。無論是在電影院還是在餐廳，我們事實上從來都不是單獨相處。人們不知從哪裡就冒了出來，要求和我拍照，索要我的簽名，試圖引起我的注意或者尋求我的意見。溫布林登使我出了名。我本來以為我在很久以前就出名了——6歲時，我就第一次為別人簽名——但現在我發現我以往其實是聲名狼藉。溫布林登為我正了名，拓展並深化了我的吸引力，至少根據那些經紀人、經理還有營銷專家們的說辭確實如此，我現在會經常與這些人會面。人們想更加靠近我，他們認為他們有這種權力。我理解在美國任何事情都要交稅，現在我發現，每個球迷15秒鐘——這就是你要為你在體育運動上的成功所要繳的稅。我理智上能接受這一點，只是我希望這不會意味著我從此喪失了和女朋友之間的私人生活。
溫迪只是聳聳肩，表現出一副無所謂的樣子。她對生活中的一切侵擾都非常大度。她使我免於太過嚴肅地對待任何事情，包括我自己。在她的幫助下，我認定身為名人的最佳之道就是忘記自身的名聲，我盡力將自己的名望拋諸腦後。
但是名聲是一種力量，是不可阻擋的，你關上窗戶阻擋名聲，它會從門縫中溜進來。某一天，我一轉身，竟然發現我已經有了幾十位名人朋友，其中有一半我甚至都不知道是如何認識的。我被邀請到聚會和貴賓室，參加各種社交活動和慶典。這些場合名人云集，其中許多人會主動要我的電話號碼，或者把他們的號碼塞進我的手裡。同樣，我在溫布林登的勝利使我自動成為全英俱樂部的終身會員，這也意味著我被接納成為這一魚龍混雜的名人俱樂部的一員了。現在，我的社交圈子包括肯尼·基、凱文·科斯特納和芭芭拉·史翠珊。我被邀請到白宮過夜，喬治·布什在與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舉行峰會前和我共進了晚餐，我睡在林肯曾經的臥室裡。
我開始覺得有點兒像做夢，但是隨後就覺得這沒什麼了，完全正常。我只是對從不可思議到習以為常的轉變如此迅速而驚訝。我驚訝原來出名是這麼無聊和乏味，驚訝名人是那麼平凡甚至庸俗。他們困惑慌亂，搖擺不定，缺乏安全感，而且常常討厭自己所做的事情，就像我們常常聽到的那句格言：金錢買不到幸福。但直到我們親眼所見，我們才會相信。在1992年，我看到了這一點，從此開始以一種新的方式衡量自身的信心。
我正航行在溫哥華島附近的海域上，與我的新朋友、音樂製作人戴維·福斯特一起度假。在我和溫迪登上福斯特遊艇後不久，科斯特納也登上了這艘遊艇，並邀請我們去他的遊艇聚一聚，他的遊艇就停在離這裡大約50碼處。我們立刻跟隨他來到了他的遊艇。儘管科斯特納有一艘遊艇，但他似乎是個非常傳統的男人，隨和、幽默，並且從容冷靜。他熱愛體育運動，熱切關注著各種體育賽事，而且認為我也如此。我只能不好意思地告訴他我從來都不關注那些運動，告訴他我並不喜歡它們。
「你是什麼意思呢？」
「我的意思是，我不喜歡體育運動。」
他失聲大笑。「你的意思是除了網球？」
「我最討厭網球。」
「好吧，好吧，我猜打網球肯定是個苦差事，但你並不是真的討厭網球。」
「我確實討厭。」
在遊艇上的大部分時間裡，溫迪和我都在觀察科斯特納的三個孩子。他們很有教養，也很討人喜歡，而且他們是那麼的漂亮，看起來就像是從我母親的諾曼·羅克韋爾拼圖裡偶然跌落人間的小人兒。在我們與他們見面後不久，4歲的喬·科斯特納就抓住我的褲腿，然後用他那大大的藍眼睛仰視著我，大叫道：我們摔跤吧。我一把抱起他，然後頭朝下地「提」著他。他咯咯地笑著，那笑聲是我聽過的最美妙的聲音。溫迪和我當時心裡想我們無可救藥地被這些小科斯特納們迷住了，但實際上我們是在有意無意地扮演他們父母的角色。我注意到溫迪的眼神不時地從我們這些成年人身上溜走，然後轉向那些孩子。我能看出她會成為一個偉大的母親，我也想象著陪在她身邊，與她一起經歷這些，與她一起撫養三個綠眼睛的小黃毛。這種想法不禁嚇了我一跳，當然也使她為之一驚。我開始和她討論家庭這一話題，我提到了未來。她沒有迴避，她也想要。
幾周後，科斯特納邀請我們去他在洛杉磯的家裡觀看他的新電影《保鏢》的預映。溫迪和我對這部新電影沒有什麼過多的想法，但是我們瘋狂地迷戀上了它的主題曲《我將永遠愛你》（iwiiialwaysloveyou）。
「這首歌屬於我們。」溫迪說。
「永遠。」
我們對彼此唱這首歌，我們引用這首歌表達對彼此的愛。每當電臺放這首歌時，無論我們在做什麼，我們都會停下來含情脈脈地看著對方。我們周圍的人都不禁連呼肉麻，而我們卻毫不在意。
我告訴佩裡和菲利我頭腦裡經常出現和溫迪共度餘生的情景，所以我可能很快就會向她求婚。菲利表示完全贊同，佩裡則只是覺得可以。
「溫迪就是我要找的那個人。」我對j.p.說。
「那施特菲·格拉芙呢？」
「是她拒絕我的。別再提她了，就是溫迪了。」
我正向j.p.和溫迪炫耀我的新玩物。
j.p.問：「這個東西被稱作什麼來著？」
「悍馬。他們在海灣戰爭中開的就是這個。」
在美國剛剛開始出售悍馬時，我就買了一輛。我們駕駛著這輛車在拉斯維加斯周圍的沙漠裡四處遊蕩，直到我們被困在了沙子裡。j.p.打趣道：「他們在海灣戰爭中肯定沒碰到過任何沙子。」我們下了車，在沙漠裡漫無目的地走。我今天下午還要趕飛機，明天還有一場比賽，如果我不能從這個沙漠裡出去，各類人等都會對我發火的。我們不停地走啊走，比賽的問題突然變得那樣微不足道，生存問題開始成為一個真正的切身之憂。環顧四周，我們如此渺小，而黑暗正在降臨。
「我感覺到這似乎可能是我生活的一個轉折點，」j.p.說，「而顯然這不會是一個好的轉折點。」
「謝謝你的正面思維方式。」
終於，我們發現了一個簡陋的小屋，一個隱居的老人把他的鐵鍬租給了我們。我們長途跋涉回到了悍馬車旁，然後就趕快著手清除後輪處的沙子。突然間鐵鍬碰到了一個非常堅硬的東西，那是鈣積層，即內華達沙漠下的類似水泥的土層。我覺得手腕裡面的某個部位發出了咔嚓一聲，我痛得不禁叫出了聲。
「怎麼了？」溫迪問道。
「我不知道。」
我看著手腕。
「在上面擦些土。」j.p.說。
我挖出了悍馬，趕上了我的航班，還贏了第二天的比賽，但是幾天後，我痛得從睡夢中醒來。我感覺我的手腕已經斷掉了，它已經無法彎曲了。我感覺裡面已被梳入了許多縫衣針和生鏽的剃鬚刀片。這太糟糕了，這可是個嚴重的問題。
然後疼痛自行消失了，我舒了一口氣，後來它又出現了，我驚恐不已。不久，這種疼痛不再只是偶爾光顧，而是日夜與我相伴。早上還可以忍受，但是晚上這種針扎刀刺的感覺使我幾乎不能呼吸，痛不欲生。
醫生說我有肌腱炎，手腕外側的囊炎尤為嚴重，即在腕部有很多難以癒合的微小裂口。他說這是用腕過度的結果，只有通過休息或手術才有可能痊癒。
我選擇休息。我把自己封閉起來，撫慰我的手腕，像呵護一隻受傷的鳥兒一樣呵護著它。但幾個星期過去了，我仍不能進行鍛鍊，連一個俯臥撐都完成不了，而且就連開一下門，我的臉都會痛得扭曲。
腕傷帶來的一個積極的結果就是我能有更多時間和溫迪待在一起了。1993年的開端對我來說，不是硬地賽季而是「溫迪季」，我完全沉浸其中。她喜歡這種額外的關注，但同時她也擔心她會忽視自己的學業。她又進入了另一所大學，這是她的第五所或者是第六所，我已經不太清楚了。
我正開車行駛在彩虹大道上。為了避免用到我那受傷的右手腕，我用左手握著方向盤。我搖下車窗，開啟了收音機。在春風的吹拂下，溫迪的頭髮輕輕揚起。她調低了收音機的音量，並且感嘆自從她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麼以來，又過去這麼長的時間了。
我點點頭，並且調高了收音機的音量。
她再度調低了音量，並且說她上了這些不同的大學，在不同的州居住過，她一直在尋找生命的意義和目的，但感覺總是不對。她說她似乎無法認清自己是誰。
我再次點了點頭。我非常同意，對那種感覺我再熟悉不過了，而且贏得溫布林登並沒有使這種感覺得到緩解。然後我仔細看了看溫迪，意識到她並不只是在閒聊，她說這些是為了把話題引到某處，她正在表明一種看法——關於我們關係的看法。她轉過身，直視著我的眼睛。「安德烈，我一直在想這件事情，而且我認為我不會快樂，真正地快樂，除非我能認清自己是誰以及我該如何度過我的人生。我也不知道如果我們待在一起的話，我該如何做到這一點。」
她哭了起來。
「我不能只做你的旅伴、你的密友、你的球迷，再也不能。嗯，我會永遠是你的球迷，但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她需要找到自己，而要做到這一點她需要自由。
「你也是，」她說，「如果我們待在一起，我們就無法實現各自的目標。」
即使是開放式的情侶關係也太過限制雙方。
我無法和她爭論，如果那就是她的感覺，我則什麼也不能說。我想讓她快樂。此刻收音機中又開始播放那首屬於我們的歌——《我將永遠愛你》。我死死地盯著溫迪，試圖捕捉到她的眼神，但她的臉一直側向一邊。我掉轉車頭，把車開到了她家，送她到了門口。她給了我一個長長的擁抱，最後一個擁抱。
然後我開著車離開了那裡，還沒開到那個街區的盡頭，我就不得不停下來，給佩裡打了個電話。當聽到電話那頭他的聲音時，我由於哭得太厲害，甚至說不出話來。他以為這是個惡作劇電話。
「喂，」他不耐煩地喊道，「喂——」
他結束通話了電話。
我又打過去，但還是說不出話來。他再次結束通話了電話。
我藏了起來，躲在單身公寓裡，瘋狂地喝酒，沒日沒夜地睡覺，吃垃圾食品。胸口處劇烈的疼痛不斷襲來。我把這種痛感告訴了吉爾，他說那聽起來就是典型的心碎的感覺，拒絕癒合的小傷口，過度使用的結果。
然後他問我：「那溫布林登怎麼辦？該想想我們的海外之行了。是時候放下了，安德烈，我們要繼續上路了。」
我此時甚至連電話都拿不住，更別提球拍了。不過我想去，這樣可以暫時轉移自己的注意力。我可以在路上耗掉一些時間，與吉爾一起，為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努力，而且我將不得不奮起捍衛我的冠軍頭銜，我別無選擇。就在我們的航班起飛前，吉爾安排我在西雅圖與一位醫生會面，他應該是這一領域最好的醫生，他給我打了一針可的松。這一針起作用了，到達歐洲時，我可以毫無痛苦地隨意彎曲我的手腕。
我們首先去德國的哈雷參加了一項熱身賽事。我在那裡碰到了尼克，他立刻就向我提到了錢的問題。他因為欠了債，所以賣掉了波利泰尼學校，而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錯誤。他以很低的價錢就把它賣掉了，現在他需要現金。他已經面目全非，或者說是露出了本來的面目。他說他並沒有得到他應該得到的回報。他說投資我是一個錯誤的選擇，他花掉了大把大把的錢培養我，他有權獲得比我已經付給他的報酬多得多的回報。我對他說：「我們回去後再談論這個問題可以嗎？現在我心頭已經壓著好幾件事情了。」
「當然，」他說，「我們回去再談。」
這次對峙使我心煩不已，以致在第一輪比賽中，斯蒂布以三盤擊敗了我，使我顏面盡失。熱身賽到此為止。
去年我很少參加比賽，即使參加了，也表現得很糟糕，因此我成了溫布林登歷史上排名最低的衛冕冠軍。我在中心球場第一場比賽的對手是德國人貝恩德·卡巴切爾。他厚厚的頭髮從比賽開始到結束一直都是一個樣子，這顯然使我十分厭煩。卡巴切爾的種種，都讓人無法專注於比賽，這不禁使我懷疑這一切是不是事先設計好的。除了他那令人羨慕的頭髮，他還是一個羅圈腿，他走路時的樣子就好像他不只是整天都坐在馬上，而且是剛剛摔下了馬，而那肯定是一個漫長的馬上旅程，並且摔下時屁股被摔裂了。得益於他的這副樣子，他在比賽中的表現很奇特。他反手很強大，反手技術堪稱一流，但他只是靠它來減少跑動。他討厭跑動，討厭移動。有些時候，他也不怎麼在乎發球。他的一發表現得非常具有進攻性，但二發就要遜色很多。
由於手腕麻木，我也有自己的發球問題。我不得不改變動作，只是小幅度地向後揮拍，並且限制突然的活動。這自然會引起問題，我在第一盤比賽中以2:5落後。我就要成為近幾十年來第一個在第一輪就被淘汰出局的衛冕冠軍了。但是我打起精神，迫使自己與自己的新發球方式和解，終於熬到了勝利。卡巴切爾跳上他的馬，策馬而逃。
英國的球迷非常友好，他們為我歡呼喝彩，讚賞我為克服腕傷所作出的努力；但是英國的那些小報卻並非如此，它們充滿惡意，連篇累牘地報道我最近剛剛刮過毛的胸部，各種奇怪的版本層出不窮。只是無意識地簡單修剪了體毛，別人卻認為我是切斷了一隻胳膊或一條腿。我的手腕斷掉了，他們卻只是談論我的胸部。我的新聞釋出會變成了滑稽劇，幾乎每個問題都與我那新近變得光滑的胸部有關。英國記者都對毛髮非常著迷——要是他們知道了我頭髮的真相，還不曉得會寫出什麼來。還有幾個小報說我胖了，記者們惡毒地稱我為「漢堡王」，並以此為樂。吉爾試圖把我體形的變化歸咎於我腕部注射的可的松——可的松會引起浮腫，但沒有人相信這種說法。
不過沒有什麼比芭芭拉·史翠珊更令英國人著迷的了，她到中心球場觀看我的比賽，這引起了好一陣騷動。溫布林登從來不乏名流捧場，但芭芭拉的出現引起的騷動如此之大，我以前從未見識過。記者不斷地騷擾她，隨後又不斷地逼問我關於她的種種。小報們煞費苦心地剖析評論進而貶低我們之間的關係。事實上，我們之間只是充滿激情的友情。
他們想知道我們是如何相識的，我拒絕告知，因為芭芭拉是我所認識的最害羞、最不愛談論私事的人。
我和芭芭拉的相識要感謝史蒂夫·溫，他是一個賭場的老闆，我從孩提時代就認識他了。一天，我和他在打高爾夫球，我提到我喜歡芭芭拉·史翠珊的音樂，他說她是自己的一個好朋友，然後我和芭芭拉就通過一系列的電話開始了聯絡。我贏得溫布林登後，她發了一封貼心的電報祝賀我並且略帶挖苦地對我說：終於把你的樣子和聲音對上號了，還不錯。
幾周後她邀請我去她在馬里布的牧場參加一次小型聚會。戴維·福斯特也會參加，她說，還有其他幾個朋友。我們終於要見面了。
她的牧場各處都建有小屋，其中一間是電影屋。在午餐會後，我們閒逛到那裡，觀看了《喜福會》的非公開試映版。這是一部典型的女性文藝片，無聊至極，我耐著性子觀看，不時擔心自己會被悶死。然後我們又漫步到另一間小屋，是一個音樂室，窗戶下襬著一架豪華鋼琴。我們站在一起，一邊吃著東西，一邊隨意交談著。戴維坐在鋼琴旁彈奏著一曲又一曲感傷的戀歌，他幾度要求芭芭拉唱歌，但她不唱，而他緊追不捨，堅持要她唱，後來氣氛都變得有些尷尬了，我真希望他能就此罷手。芭芭拉的胳膊肘支在鋼琴上，後背正對著我。我看到她繃緊著身體——很明顯，她有些害怕在其他人面前表演，這會使她非常不自在。
但是，過了不到5分鐘吧，她哼出了幾個小音節，從屋頂到地板，屋子的各處都回蕩著她的聲音。每個人都屏息靜聽。玻璃顫抖了，餐具顫抖了，我的肋骨和腕骨也為之一顫。有那麼一瞬間，我甚至認為是有人在用博世（bose）音響系統播放芭芭拉的唱片，而且是調足音量之後播放的。我無法相信人類能夠發出那麼震撼的聲音，無法相信人類的聲音竟能夠瀰漫於整個房間，充滿每一寸空間。
從那一刻起，我更加為她所吸引。她擁有如此強大、如此攝人心魄的天賦，卻不能僅作為消遣自由地使用。一想到這一點，我就對她更加著迷，也覺得她更加親切，但再一想，沮喪之情又不禁湧上心頭，因為這種感覺是如此熟悉。那天之後不久，我們又見面了，她邀請我到她的牧場去。我們一起吃了比薩，然後又聊了幾個小時，發現我們有很多方面很相像。她是個極端完美主義者，討厭做一些她已經做得非常出色的事情。而且，儘管她處於半隱退狀態已經很多年了，儘管她內心充滿了自我懷疑以及持續不斷的恐懼，但她承認她一直在考慮要不要回到演唱舞臺上。我鼓勵她那樣做，我告訴她剝奪人們聽到那種聲音——那種令人震撼的聲音的機會是不對的。「最重要的是，向恐懼投降是危險的。恐懼就像毒品一樣。」我說，「你對它做出一小步讓步，它就會讓你做出更大的讓步。」所以即使她不想表演又能怎麼樣？她不得不表演。
當然，我每次對芭芭拉說這些話時，都會覺得自己很偽善。在我與恐懼和完美主義進行的鬥爭中，我一向輸多贏少。我以對記者講話的方式對她講話，我只是告訴她我知道是正確的或者我希望是正確的事情，但其中大部分我自己都不能完全相信，更別說付諸實施。
那是在春天，在我和芭芭拉打了一整個下午的網球后，我對她講了關於拉斯維加斯一名新歌手的事。這名新歌手的聲音非常洪亮，堪與芭芭拉媲美。我問：「你想聽一聽她的歌嗎？」
「當然。」
我把她帶出了網球場，帶到了我車裡，然後播放了這位轟動一時的加拿大歌手席琳·狄翁的cd。芭芭拉咬著她拇指的指甲，聚精會神地聽著。我知道此刻她在想什麼，她在想：我也能做到。她的腦海中肯定浮現出自己重新在歌壇大有作為的情景。我感覺到我終於幫上了忙，但也覺得自己真是虛偽透頂。
芭芭拉終於重新回到了舞臺，而我的虛偽也在那一刻達到了頂點。我坐在前排，戴著一頂黑色的棒球帽——我的假髮又出了問題，而我則擔心別人對此會作何感想和評論。那晚我除了是一個偽君子外，還成了恐懼的奴隸。
大多數時候，我和芭芭拉總是會對我們的約會引起的震驚和流言蜚語一笑置之。我們一致認為，既然我們覺得彼此不錯，那麼縱使她比我大28歲又如何呢？我們的關係很和諧，而公眾的反對聲只是使我們的關係更加有趣，這種反對使我們的友誼具有某種為社會所不容甚至危險的意味——我整個反抗行為中的又一部分。與芭芭拉·史翠珊約會就像穿「熱熔岩色」的球鞋。
不過，如果我疲憊不堪或是情緒低落，就像在溫布林登那次一樣，公眾的汙衊則會使我痛苦不堪。而芭芭拉對某個記者講的我是一個禪宗大師的那番話也正中了那些詆譭者的下懷，各類報紙由此獲得了一個可以對我大肆嘲笑的機會。我開始不斷地聽到有人引用「禪宗大師」——這句評語一時間取代了「形象就是一切」。我不理解他們的反應為什麼會如此強烈，也許這是由於我不知道何為「禪宗大師」的緣故。既然芭芭拉是我的朋友，我只能認為它是一個好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