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禁在想：我們真的很合適嗎？我並不這麼認為。但我無法後退，無法向她建議我們應該分開一下，因為我已經使自己遠離了網球。沒有波姬，沒有網球，我將一無所有。我害怕空虛寂寥，害怕陰鬱和憂傷。於是我緊緊抓住波姬，波姬也緊緊抓住我。
佩裡天天追著我問我到底怎麼了，到底出了什麼事。我不能告訴他。我不知道，更確切地說，我不想知道。我不想向佩裡或者自己承認對皮特的一次失利竟然在我心中產生了如此揮之不去的陰影。就這麼一次，我不想和佩裡坐在一起，不想釐清自己一團亂麻似的潛意識。我已經放棄理解自己，我對自我分析已經毫無興趣。在與自己進行的這場長期的戰鬥中，我屢戰屢敗，而這一次我卻主動認輸了。
我去了聖何塞，然後被皮特徹底擊潰了。當然我並沒有遵照醫生的囑咐。在比賽中，有好幾次我都大發脾氣，咒罵我的球拍，對自己尖聲呵斥。皮特看起來頗為茫然，裁判員則因為我的不雅言辭而罰了我的分。
哦，你喜歡那樣？這裡，接住這個。
我朝上層觀眾席發了一記球。
我去了印第安韋爾斯，在四分之一決賽中輸給了張德培。我無法面對賽後的新聞釋出會，於是我逃掉了，因此付了一大筆罰金。我去了蒙特卡洛，在54分鐘內就輸給了來自西班牙的阿爾貝託·科斯塔。當我走出球場時，我聽到了口哨聲和噓聲——它們可能也是從我的內心深處發出來的。我想要向觀眾大喊：「我同意！」
吉爾問我：「到底怎麼了？」
我告訴了他，直截了當地說了出來。自從我在美網賽上輸給皮特那一刻起，我已經失去了意志力。
「那麼我們就別這樣，」吉爾說，「我們得想清楚我們該怎麼辦。」
「我想要退出，」我說，「但是我不知道如何或者何時退出。」
在1996年的法國網球公開賽上，我煩躁不安。第一輪比賽，從頭到尾，我不停地大喊大叫，咒罵自己，因此受到了正式的警告。但我卻更加聲嘶力竭了。我被罰了一分。我是一個滿口「他媽的」、差點兒就要被驅逐出這項賽事的混蛋。天下起了雨，比賽推遲了。在這段時間裡，我坐在更衣室裡，像被催眠了似的直愣愣地盯著前方。在比賽重新開始後，我贏了我的對手雅各布·迪亞茲。其實我根本看不見他，他渾身是水，同單打邊線與雙打邊線之間的雨水坑中的影子一樣模糊不清。
戰勝迪亞茲只是暫時延緩了那不可避免的失敗。在下一輪比賽中，我輸給了來自田納西州的克里斯·伍德拉夫。一看見他，我就會想起西部鄉村歌手，他與其說是在打球，不如說是在進行一場競技表演。他在紅土場上看起來更加笨手笨腳，為了彌補這一點，他表現得非常積極主動，極富侵略性，尤其是反手擊球。我抗擊不住他的猛攻，犯了63次非受迫性失誤。他縱情歡呼，我目不轉睛地盯著他，覬覦他的熱情而非他的成功。
體育記者們說我並沒有認真對待每個球，而是故意輸掉了這場比賽。他們從來就沒搞明白：當我故意輸掉比賽時，他們說我不夠優秀；而當我表現得不夠好時，他們則說我故意輸掉了比賽。我幾乎忍不住告訴他們我沒有故意輸掉比賽，我只是在折磨自己——因為我不夠優秀。無論何時當我意識到自己沒有資格成為勝利者，知道自己不配獲勝，我就會折磨自己。你可以查查我的歷史。
但我什麼也沒說。賽後，我馬上離開了體育場，又一次沒有出席本應出席的新聞釋出會，又一次，我心甘情願地付了罰金。好在這錢花得很值。
波姬帶我去了曼哈頓的一家餐廳。它的前廳比電話亭還小，但主餐廳很大，全廳都籠罩在一種芥末黃的色調中，溫馨可人。campagnola——我喜歡波姬說這個詞的方式；我喜歡它的氣味；我喜歡走進這個餐廳時，我和波姬都心生喜悅卻心照不宣的那種感覺；我喜歡衣帽間旁邊那張爵士歌手辛納特拉的照片，上面附有其親筆簽名。
「這是在紐約我最喜歡的地方。」波姬說，因此我也將之視為最心愛之地。我們坐在角落裡，在朦朧的黃昏時刻吃著清淡的食物，享受著在午飯和晚餐高峰期間這段難得的時光。餐廳在這個時間通常都不提供食物，但經理說鑑於我們的情況，他們會破例為我們準備食物。
campagnola很快就成了我們的第二廚房，以及我們關係的全部。波姬和我經常去那裡，以向自己表明我們相處得仍然很愉悅。我們在特殊的場合去那裡，在工作日也去那裡，從而使單調乏味的生活變得特殊。在美網的每場比賽後，我們幾乎都會習慣性地去那裡。我們如此頻繁地光顧，以至於那裡的廚師和侍者都根據我們來對錶了。在一場五盤大戰的決勝盤中，我有時竟然在想campagnola裡的那群人。我知道他們一邊在準備義大利乾酪、土豆和義大利燻火腿，一邊會不時地瞟上一眼電視。當我拍拍球，即將發出第一個球時，我就知道不久我就會坐在角落裡的桌子旁，吃著配有白葡萄酒汁和檸檬汁的黃油煎蝦，外加一盤義大利式小方餃，小方餃如此的柔軟和香甜，他們真應該把它算在甜點內。我知道當我和波姬走進那扇門時，無論剛剛打完的比賽是贏還是輸，他們都會報以熱烈的掌聲。
campagnola的經理弗朗基總是穿得非常乾淨利落——吉爾的那種乾淨利落——義大利西裝、印花領帶，還有絲帕。他每次跟我們打招呼時，總是咧嘴一笑，微微露出牙齒，而每次見面他都會給我們講幾個有趣的新故事。「他是我的第二父親。」當波姬把他介紹給我時如是說，而我認為那是非常神奇的說法。第二父親是我最為敬重的角色，因此我立刻就喜歡上了弗朗基。然後他為我們叫了一瓶紅酒，向我們娓娓道來那些泡在他的餐廳裡的名人、賭徒、銀行家，還有歹徒的奇聞逸事。波姬被逗得大笑不已，笑得雙頰緋紅。一來二去，從我自身來說，我也對他產生了好感。
弗朗基說：「約翰·戈蒂sup/sup？你想知道關於戈蒂的事？他總是坐在那裡，就在那裡，角落處的那張桌子旁，臉衝著外面。如果有人要暗殺他，他就能察覺到。」
「我倒是和他想得一樣。」我說。
弗朗基發出了壞笑，然後點點頭：「我知道，對吧？」
弗朗基很誠實，工作很努力，也很真誠，是我喜歡的那一類人。我發現每次我一踏進餐廳，就會情不自禁地搜尋他的臉。當弗朗基面帶微笑和我們擁抱過後，腳步輕快地把我們帶到我們的座位旁時，我的感覺會好很多，我的傷痛和焦慮也會黯然失色。有時他會把其他客人趕出去，波姬和我則會佯裝沒有注意到他們的皺眉和抱怨。
弗朗基最大的優點，按我個人看法，是他談論他的孩子們時的語氣。他愛他們，總是誇讚他們，隨時會把他們的照片拿出來展示。但很明顯，他有些擔憂他們的未來。一天晚上，他摸著他那張疲憊的臉，對我說他的孩子現在才上小學，但他已經在為他們的大學擔心了。他抱怨高等教育的費用是那麼的昂貴，他真不知道將來該如何應付。
幾天後，我和佩裡談了這件事，並叫他將一些耐克公司的股票作為儲蓄存在弗朗基的名下。在我和波姬下一次去campagnola時，我把這件事告訴了弗朗基。「這些股票十年後才能自由處置，」我說，「但到那時，它們應該會值一些錢，應該可以大大減輕你的學費負擔了。」
弗朗基的下唇在微微抖動。「安德烈，」他說，「我真不敢相信你竟然為我這樣做。」
他一臉震驚的表情。我以往並不理解教育的意義和價值，以及這給大多數父母和孩子帶來的艱辛和壓力。我以前從未像這樣思考過教育。對我而言，學校一直是一個我設法逃離的地方，而不是一個應該被珍視的地方。我存這些股票，只是因為弗朗基特別地提到了大學而我則想盡點兒綿薄之力幫幫他。當我看出來這對他意味著什麼時，我才是那個受到了教育的人。
較之1996年發生的任何其他事，幫助弗朗基使我獲得了更多的滿足感，使我覺得自己更加有血有肉、更加具有活力，而且更加真實。我對自己說：記住這一點，持之以恆地踐行這一點。幫助別人是完美的，這是人生僅有的完美，是我們能夠做的唯一具有持久價值和意義的事情。這就是我們為什麼存在的原因——使彼此感到安全。
當1996年在沉悶中逐漸消逝時，安全則似乎變得越來越珍貴。波姬會定期收到跟蹤者的信，信中常常用死亡和不可言說的恐懼威脅她，有時也威脅我。信中的內容很詳細，很恐怖，也很噁心。我們把它們交給了fbi，並叫吉爾與那些探員合作，密切注意他們的進展情況。好幾次，他們查到了信的源頭，吉爾則變得非常暴戾。他會搭上飛機，然後拜訪那個跟蹤者。他通常都會在黎明之後的清晨在跟蹤者的房子前或工作場所出現。他手中拿著信，然後非常溫柔地說：「我知道你是誰，也知道你住在哪裡。現在好好看看我，如果你敢再騷擾波姬和阿加西的話，你就會再次見到我。你肯定不想那樣吧，因為到那時你就完蛋了。」
而最嚇人的信往往追查不到源頭。當這些信恐怖到一定程度，當信裡威脅某天將發生某事時，吉爾就會在我們睡覺時站在波姬的褐色沙石房子外面守護著我們。站著，真的是站著。他站在門廊處，雙臂交叉在胸前。他自願在那裡駐紮，承擔起警衛的角色，看看左邊，再看看右邊，整個晚上都如此。
夜夜如此。
這種緊張感，這種持續不斷的壓力給他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負擔。他不斷地擔心他做得還不夠，擔心漏掉了什麼，擔心稍不留神，哪怕是眨眨眼睛，某個無賴就會從他眼皮底下溜走。他變得心神不寧，日益憔悴，日益沉鬱，而我則隨著他的消沉而消沉，因為這一切全都是因為我。我使吉爾承受了這些。我感到深深的愧疚，我被不祥的預兆深深困擾。
我試圖勸說自己擺脫這種情緒。我告訴自己：「你在銀行裡有數目不菲的存款，你有自己的私人飛機，你絕對不應該不高興。」但我控制不了自己，我覺得百無聊賴、毫無希望；我覺得自己被困在了一種並非出於自己的選擇的生活中，被眾多我無法看見的人驅趕著。我不能和波姬討論這些事情，一點兒都不能談，因為我不想承認我是如此的軟弱，如此的不堪一擊。在輸掉比賽之後感到沮喪是一回事，而無緣由地感到沮喪，或者說對整個生活感到沮喪則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不能有這種感覺。我拒絕承認我現在的感覺正是如此。
這些天來，就算我想和波姬討論這件事，我們也無法順暢地溝通。我們的頻率不一樣，我們的寬頻也完全不同。例如，當我試圖和她說些關於弗朗基的事，當我試圖向她表達因為幫助他而獲得的那種滿足感時，她就像沒聽見一樣，毫無表情。在最初饒有興致地把我介紹給弗朗基後，她現在對他非常冷淡，漠不關心，就彷彿他已經演完了他的角色，現在該退出舞臺了。這並不是第一次了，這已經成了一種模式。波姬把許多人或地方帶入了我的生活——博物館、美術館、社會名流、作家、演出、朋友。從這些人、這些事、這些地方中，我總是比她獲得的要多。當我剛剛開始享受其中的樂趣、剛剛開始從中得到一些收穫時，她卻已將它丟到了一邊。
我不禁在想：我們真的很合適嗎？我並不這麼認為。但我無法後退，無法向她建議我們應該分開一下，因為我已經使自己遠離了網球。沒有波姬，沒有網球，我將一無所有。我害怕空虛寂寥，害怕陰鬱和憂傷。於是我緊緊抓住波姬，波姬也緊緊抓住我，儘管這看上去是愛情使然，但此種情形或許與盧浮宮中那幅畫描述的場景更為相似——牢牢抓住皆因要維持寶貴的生命。
當波姬和我交往快到兩週年的時候，我決定我們應該使這種「彼此緊抓」的關係正式化。在我的愛情生活中，兩年對我來說是一個意義深遠的分界點。在我之前的每段戀愛中，兩年都是一個「不成則散」的時刻——而我總是選擇後者。每過兩年，要麼是我厭倦了我的約會物件，要麼就是對方厭倦了我，如此準時，彷彿我的心裡安了一個定時器，時間到了就會自動響起。我與溫迪在一起兩年，然後她公開了我們的關係，這也預示著我們的關係行將結束；在溫迪之前，我與孟菲斯的一個女孩相處了整整兩年，然後我逃掉了。為什麼我的愛情生活總是以兩年為一週期，我不知道。甚至在佩裡向我指出這一點之前，我竟然對此毫無意識。
不管原因是什麼，我已決意改變。我26歲了，我堅信我應該打破這一模式，立即打破，否則當我36歲回顧過往時，我只能看到一系列僅維持兩年、最終均無疾而終的感情。如果我想有一個家，如果我想要幸福快樂，我必須得打破這一怪圈，必須使自己跨越兩年這一界限，必須使自己做出承諾。
當然，從嚴格意義上來講，我和波姬在一起的時間遠遠未達到兩年。由於我們繁忙的日程安排，由於我的比賽和她的拍攝，實際上，我們一起度過的時間只有幾個月。我們仍在熟悉彼此，仍在磨合。一方面，我知道自己不應該急著做決定，另一方面，我就是不想馬上結婚。但誰在乎我怎麼想？什麼時候我想做的恰巧是我應該做的？有多少次我滿懷期望地參加比賽，但卻只能以早早出局而告終？又有多少次我不情願地參加一場比賽，比賽時彷彿身處煉獄，最終卻載譽而歸？也許婚姻——一項終極的配對賽，一項終極的單淘汰賽——也是如此。
此外，我周圍的每個人都在準備結婚——佩裡、菲利，還有更巧的是，菲利和j.p.在同一天晚上一起遇到了他們未來的妻子。「復仇之夏」剛剛過去，現在又迎來了「結婚之冬」。
我向佩裡徵求意見。我們在拉斯維加斯談了好幾個小時，之後又通過電話商談。他傾向於結婚。「波姬就是你要找的那個人，」他說，「還有比一個普林斯頓大學畢業的超級模特更好的人選嗎？畢竟，我們很多年前不就想象過你會娶她嗎？我那時不就預測她會走進你的生活嗎？現在，她就在這裡，這是命中註定的，還有什麼問題嗎？」他的這番話使我不禁想起《影子大地》。直到c.s.劉易斯敞開心靈去愛時，他的生命才得以完整，他才真正成熟起來。電影中有一句這樣的臺詞：愛就是我們成長的方式。而劉易斯也這樣提醒他的學生：上帝想要我們成熟起來。
佩裡說他認識洛杉磯的一個非常不錯的珠寶商，他訂婚時用的就是她家的珠寶。「先別去考慮是否求婚這一問題了，」他說，「暫時先把注意力集中在戒指上吧。」
我知道波姬想要的是哪種戒指——圓的，蒂芙尼切工的——因為她告訴過我，直截了當地告訴了我。她總是毫不遲疑地告訴我她關於珠寶、衣服、汽車、鞋子的看法。事實上，我們之間最熱烈的討論就集中在這件或那件東西上。我們過去常常談論我們的夢想、我們的童年，以及我們的感情，但現在我們卻樂此不疲地談論著最舒適的沙發、最好的立體聲唱機、最可口的乾酪漢堡包。儘管我覺得這些談話很有趣，而且是生活藝術的一個重要方面，但我總是隱隱有些不安：或許波姬和我太過強調它們了。
我說服了自己，給那個珠寶商打了電話，說我正準備購買一枚訂婚戒指。說這句話時，我的嗓音低沉而沙啞，我的心在狂跳。我問自己：此時此刻，在人生中最重要的時刻之一，我難道不應該滿懷喜悅嗎？我還沒來得及回答，她就向我提出了一系列問題：「多大尺寸？多少克拉？色度？淨度？」她不斷地談論淨度，不斷地問我關於淨度的問題。
我想：女士，問我淨度，你可算是問錯人了。
我說：「我只知道我想要圓的、蒂芙尼切工的。」
「你什麼時候要？」
「這幾天？」
「沒問題，我想我這裡就有一枚戒指，正是你想要的。」
幾天後，戒指就送到了，裝在一個大盒子裡。隨後的兩週，我一直把這個戒指盒放在口袋裡。我覺得這個盒子很沉，很危險，就像我一樣。
波姬恰好不在我身邊，她正在外地拍攝一部電影。每天晚上我們都打電話聊天，有時我一隻手握著電話，另一隻手則在撫弄著戒指。她在北卡羅來納州或是南卡羅來納州，總之那裡非常冷，但劇本中的天氣卻是溫和宜人的，因此導演強迫她和其他演員嘴含冰塊，這樣他們呼吸時就不會有霧氣了。
總比舔手要好。
她對我說了幾句他們的臺詞，聽她說完，我們都不禁啞然失笑，因為那些臺詞聽起來太假了。它們聽起來就像臺詞一樣。
在結束通話電話之後，我出去兜了兜風，車裡暖風的溫度逐漸升高，長街閃爍的燈光宛若鑽石一般。我回憶起我們剛才的談話，我已經無法將她劇本的臺詞和我們之間的對話區分開來了。我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了戒指盒，然後開啟了它。戒指在燈光下閃閃發光，我把它放在儀表板上。
淨度。
當波姬拍攝完畢時，我也結束了一連串悲慘的網球賽事。這些比賽使體育記者公開地，有時甚至幸災樂禍地評論道：阿加西已經完蛋了。他們說，三個大滿貫冠軍頭銜已經遠遠超出了我們對他的預期。波姬說我們需要離開，離得遠遠的。這一次我們選擇了夏威夷。我把戒指也帶上了。
當飛機迅速降落，似乎朝著火山猛衝過去時，我的胃裡翻江倒海般難受。窗外的棕櫚樹、波濤洶湧的海岸以及薄霧籠罩著的熱帶雨林從我眼前一一閃過，我想：又一個天堂島，為什麼我們每次被迫逃離時，總要逃到天堂似的島嶼？似乎我們已經患上「藍色珊瑚島」sup/sup綜合徵了。我想象著發動機噼啪作響、飛機旋轉著掉進了一個火山口的情景。使我大為懊惱的是，飛機安全降落了。
我在毛納拉尼度假村租了一座小屋，內有兩間臥室、一間廚房、一間餐廳、一個游泳池，還配有一個全職廚師。另外，還有一片很大的白色海灘完全屬於我們。
開始的幾天裡，我們就待在小屋中消磨時間，在游泳池裡遊游泳，然後就在泳池邊上盡情放鬆。波姬正專心致志地讀一本關於30歲的單身男女如何過得高興的書。她把書舉得很高，書幾乎擋住了她的臉。她不時嘩啦啦地翻著書，認真思考時，還會禁不住咬起手指頭。我當時滿腦子想的都是求婚的事，根本沒有想到她這個動作可能也是個暗示。
「安德烈，你似乎有些心不在焉。」
「沒有，我……」
「沒什麼事吧？」
請別管我，我心裡想，我正試圖決定向你求婚的時間和地點。
我就像一個謀殺犯，正在設計著作案的情節，不斷地思考著作案的時間和地點。但不同的是，謀殺犯都是出於某種動機才犯案的。
第三天晚上，儘管我們打算在小屋裡吃晚餐，但我還是建議我們應像要出席一個特殊場合一樣精心打扮一番。好主意，波姬說。一個小時後，她穿著一件到腳踝的白色長裙從臥室裡翩翩而出，我則穿了一件有襯裡的襯衫和一條米色褲子。真不應該穿這一套，因為褲兜很淺，戒指盒卻較大。我只能用手蓋著鼓鼓的褲兜，這樣波姬才不會注意到。
我全身緊繃，似乎即將進行一場激烈的比賽。我抖抖腿，然後對波姬說我們出去走走吧。「好，」波姬說，「聽起來是個不錯的主意。」她喝了一小口酒，漫不經心地笑了笑，對即將發生的事毫無感知。我們大概走了10分鐘，走到了一處沒有任何現代文明跡象的海灘。我伸長脖子環顧四周以確定沒有別人會來——沒有遊客，沒有狗仔隊，海岸一片祥和安寧。我想到了《壯志凌雲》中的臺詞：我已籌劃好了，而且沒有危險，所以我行動了。
我放慢腳步，與波姬錯開了幾步的距離，然後我單膝跪在了沙灘上。她轉過身，低頭看著我。落日的餘暉越發燦爛奪目，而她的臉色則漸漸蒼白。
「波姬·克里斯塔·小絲？」
如果有人想要向她求婚的話，最好要用她法定的全名波姬·克里斯塔·小絲，她在聊天中曾經多次提到過這一點。我從來不知道那是為什麼，也從來沒想過去探究原因，但現在它出現在了我的腦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