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實現的渴望
一天下午，我陪一位迷人的女孩上課，無意中走進了亞伯拉罕·馬斯洛的課堂，他正在討論種族偏見的心理學特徵。我聽後震驚萬分，他提出的問題正是10年前就困擾我的那些難題，此刻我才知道原來有一門學科能解答這些疑問。我著迷了，放開身邊女孩的手，開始記筆記。那一刻，我失去了女孩，卻找到了天堂。
在我面臨人生中最重要的兩次抉擇時，弗雷德舅舅都給了我錯誤的建議。父親去世時我即將念高三。當時專門召開了一次家庭會議，與會者不是阿倫森家族的成員，而是彼此走動頻繁的範戈爾德家族。阿倫森家族從不會特意為某位親戚召開家庭會議，也不會對別人的事指手劃腳，範戈爾德家族則熱衷於此。
學習的意義
舅舅和姨媽們全都聚集在我家客廳，商討多蘿西和孩子們何去何從的問題。範戈爾德家族幾乎無人缺席，母親、賈森和12歲大的葆拉也參加了。弗雷德舅舅主持了這次家庭會議。他是牙科醫生，兄弟裡數他最年長也最富有，因此他自詡為家庭首腦，主宰著會議程式。弗雷德舅舅提議在布蘭迪斯大學念大二的賈森繼續求學，而我高中畢業後就去找工作，供養媽媽和妹妹，並資助賈森完成大學學業。
弗雷德舅舅的觀點聽上去合情合理，然而賈森一下子就捕捉到了問題的核心——錢。賈森聽出了弦外之音：弗雷德舅舅不願接濟我們家。他也許願意給我們提供一年的經濟資助，直到我找到工作為止，然後就會離我們遠遠的。於是賈森喊道：「胡說八道！阿倫森要上大學，我們都可以半工半讀，不會花你們一分錢。」
「你母親和妹妹怎麼辦？」弗雷德舅舅問。
「媽媽會去工作。」賈森答道。母親結婚前做過速記員，但她有二十多年沒工作了。
母親將一切看在眼裡，但一言未發。我想她既不願冒犯弟弟，也不願得罪長子，可能有點懼怕他們倆。弗雷德舅舅對賈森的計劃表示懷疑，並且對他的反抗態度大為惱火，他已經習慣了當家作主。
大家都在七嘴八舌地爭論我的出路，賈森的態度卻異常堅決。大學為他開啟了一片充滿機遇的天地，他希望我也能走進那片天地。他擔心我如果高中畢業就直接去工作，就再也不會重返校園了。最後家庭會議不歡而散。待舅舅和姨媽們離開，賈森對母親說：「媽媽，你肯定行的。」母親果然沒有辜負他的期望，沒過幾個月就找到了心儀的工作，在波士頓特里蒙特街上的錢德勒高檔百貨公司賣服裝。
賈森不但要贏得弗雷德舅舅的信任，還得說服我繼續求學。我討厭高中生活，學校老師幾乎個個無精打采，講課乏味，歷史老師甚至經常醉醺醺地來上課。老師們並未對我寄予厚望，我也無意責怪他們。我學習不怎麼用功，成績大多是b和c。為了給我打氣，賈森特地跟我深談了一次，鼓勵我在畢業班好好努力，爭取考上一所好大學。我打心眼裡覺得自己是扶不起的阿斗，天生就不聰明，而且即便考上了也沒錢去讀。我可不打算向弗雷德舅舅伸手借錢。賈森試圖說服我像他一樣申請獎學金。「我又沒你那麼聰明！」我立馬反駁。
賈森伸出雙手緊緊抓住我的肩膀，說道：「笨蛋，你真想過那種推著嬰兒車，沿著雪莉大街閒逛的日子嗎？」
那真是一幅令人不寒而慄的畫面。那些年，我倆目睹了許多早早地就跟高中女友結婚的小夥子，才20出頭便身為人父，推著嬰兒車在鎮上的一條主幹道上閒逛，幹著沒啥前途的低賤工作。看著他們，我感到既悲哀又恐懼。
就是因為怕淪落到那種境地，我才開始發憤學習。第一學期結束時，我的成績有了一點提高，但最大的驚喜是sat考試，我考出了一個極高的分數，別說老師，連我自己都難以置信。於是我申請了幾所波士頓地區的大學，被波士頓大學、東北大學和布蘭迪斯大學錄取。布蘭迪斯大學成立僅兩年，卻已步入全國一流大學之列。但賈森也在布蘭迪斯就讀，這讓我有了一絲遲疑——我得再一次以弟弟的身份，追隨成績斐然的賈森。他是學校的優等生，已當選為第一屆學生會主席，即將成為學校第一本年鑑的編輯，同時還擔任校園時事諷刺劇《嗨，查理》（hicharlie）的總導演。
不過我最終還是決定去布蘭迪斯大學，因為該校免去了我一年的學費，並給我提供了一份兼職工作，薪水足以支付大部分房租和伙食費。每週我要在校園快餐店工作五個晚上，做奶昔，烤漢堡。
高中畢業的那個暑假，我沒有回木板道遊戲場，而是找了一份掙錢更多的工作，在馬薩諸塞州聯邦高速公路工地幹活。暑假期間我思考了很多，覺得自己是時候做些改變了。在海濱木板道上擔任話筒男的經歷令我明白，新環境能夠為我提供一個重塑自我的良機。高中三年我從沒參加過校園舞會，也沒有一次約會經歷。因為我太害羞，不好意思約女孩子出來。同學們都認為我很靦腆，這一評價影響了我的自我概念，自我概念又反過來束縛了我的行為。後來我才知道，這種現象叫做「自我實現預言」。上大學可以將過去一筆勾銷，我可以在新環境裡按自己的意願重塑自我。我想如果自己待人接物時落落大方，新朋友們就會認為我很開朗。
1950年秋季到布蘭迪斯大學讀書後，我立馬行動起來，告訴自己無論如何要多與外界接觸。我結交了一些密友，他們大多個性強硬、言辭犀利、聰明絕頂，擅長冷嘲熱諷。從一開始我就認識到，要想與他們並駕齊驅，我就得學會反擊。過去我很脆弱，現在為了保護自己，我給自己打造了一個堅硬的外殼。我也開始和女孩約會，幾個月之後我發現自己頗有女人緣。我有了固定的女友芭芭拉，是個人緣極好的漂亮女孩。慢慢地，我不再認為自己是笨頭笨腦的小男孩了。芭芭拉告訴我，她的朋友們稱我們是校園裡最迷人的一對。
每晚我在快餐店從7點工作到10點，而女生宿舍11點就要關門。芭芭拉會在快餐店快關門的時候來找我，倆人就能在一起待上一小時。那時候沒地方親熱，更別說做愛了。我們不能去宿舍，因為女生宿舍禁止男生進入。當然也不能去旅館，即便付得起房費，也得結了婚才行。旅館前臺總用懷疑的眼神打量沒帶婚戒又神情緊張的年輕情侶。因此我和芭芭拉只能在汽車後座或者昏暗無人的投幣洗衣房裡親熱。
第一個月我們只是接吻和撫摸，經常達到高潮，但並沒有進一步的動作。直到一天晚上在朋友的汽車後座上，我才完全進入她的身體。這是我的第一次，難言的快感傳遍全身，心中對芭芭拉充滿了感激。
自我實現預言
最初持有的某種錯誤的期望引發某些行為，最終使期望變成現實的現象。例如人們相信某銀行即將倒閉，紛紛排隊提款，於是他們錯誤的直覺便創造出銀行倒閉的事實。
幾分鐘後芭芭拉問我：「你進去了嗎？」
「你不知道？」我反問。
「不知道！我當然不知道！你真的進去了？那就糟了！」
「我以為你願意。」
「我不願意。我是處女——以前是。」她開始哭泣。
「天哪，芭芭拉，實在抱歉。」
我心中的興奮和感激之情驟然退去，代之以罪惡感、悔恨和迷惑。她怎麼會不知道？我像往常一樣開車將芭芭拉送回宿舍，跟她吻別，腦子裡卻想著剛才發生的一切。我的確沒經驗，但也沒那麼幼稚。芭芭拉當然知道，她肯定知道。我恍然大悟，原來我們正在表演一齣情愛劇，扮演著各自的角色：她假裝不知道我進入她的身體，我也假裝不知道她在裝腔作勢。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我們時不時這般「不小心地」做了愛。不過後來倆人都心照不宣地卸下了偽裝。
一天晚上我和芭芭拉分開後回到宿舍時已過了11點，一開啟門，發現賈森正在屋裡等我。
「又跟芭芭拉在一起？」他問，「你這樣哪有時間學習？你該把空餘時間用於學業，而不是跟芭芭拉鬼混。考不及格你會被退學的。」
「怎麼回事？」我說，「我是跟老爸待在一間宿舍嗎？別煩我了。」
「我不是你老爸，我是你哥哥。我希望你能在這所大學裡有更多的收穫。」
「我已經收穫良多。」
「好吧，隨你的便，」賈森一邊往門外走一邊扔給我一盒避孕套，「你還是小心為妙。」
賈森指責我學習習慣不好是有道理的，不過這與芭芭拉無關。進入布蘭迪斯大學不久，我就發現自己根本不知道如何學習，連筆記都不會做。我坐在教室裡邊聽課邊鬼畫符般地記錄，期中考試前翻出筆記，連自己都看不懂。
那次考試考砸了，我也吸取了教訓。以後每節課後我都會找一個小角落，有時就在教室外面的樓梯間，把課上做的潦草筆記通讀一遍，認真寫出一兩頁概要。這些概要就是課程的核心內容，還能反映出教授所講知識點的範圍和框架，以及講課內容與閱讀材料的聯絡所在。掌握提煉知識精華的技巧要走很長的路，而我已邁出了第一步。通過對課堂筆記進行濃縮，我把握到了教授的思維過程和思考方向。我發現自己正學著去熱愛學習，最重要的是，我學會了批判性地思考並質疑未經證實的論斷。平生第一次，我理解了學生的職責，第一學年下學期就拿了全a。
政治覺醒
我在布蘭迪斯大學還經歷了強烈的政治覺醒，事實上，正式上課前我的政治覺悟就被喚醒了。新生報到周的某天晚上，我與指導我們的學長斯蒂夫在宿舍休息廳有過一次長談，話題是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討論很快就變得熱烈起來。在裡維爾，我認識的每一個人，包括我的老師和同學們，都認為麥卡錫是一位英雄。我上高三那年，他到處演說，從共和黨婦女團體講到參議院，宣稱共產黨員已經混入國務院並位居要職。他總是鄭重其事地舉起一頁紙，宣佈道：「我手上就有一份國務院裡的共產黨員名單！」對於國務院居然允許這些危險分子參與制定外交政策，他表示出極大的憤慨。
高中老師們也在說共產黨員已經混進國務院的事，我感到十分焦慮，同時非常崇拜麥卡錫。我一直認為蘇聯是邪惡和殘暴的化身，因此也覺得美國共產黨員都是潛伏的間諜，理應被揪出來接受懲罰，而麥卡錫正是這麼做的。我身邊其他人都這麼想，歷史老師還曾援引前美國大使約瑟夫·肯尼迪（josephkennedy）的評價，稱麥卡錫既是戰鬥英雄，又是和平英雄。在裡維爾，我和父母、朋友只看赫斯特集團（hearst）旗下的小報《波士頓每日紀事報》（ibostondailyrecord/i）。該報大肆渲染共產黨員的恐怖行徑，稱讚麥卡錫是民主的救世主。結論顯而易見：我們若想自保，就得剷除共產黨員。正好麥卡錫手上有這些人的名單，問題解決了。
然而在布蘭迪斯大學，我發現自己彷彿置身於一個擺滿鏡子的大廳。令我震驚的是，斯蒂夫和宿舍裡大多數新生居然認為這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他們認定麥卡錫的宣告是輕率而不負責任的，實際上他本人對民主的危害遠大於國務院裡任何人。大家指出，麥卡錫手上黑名單所列的共產黨員人數根本不可信。他一會兒說國務院裡有205名正式的共產黨員，一會兒又說有87人抑或79人。而在參議院，麥卡錫則說有57人。
「請注意，」斯蒂夫向我喊道，「他其實從未說出任何一個黑名單上的名字！」我強詞奪理地爭辯道：「即使提一個人的名字也顯得多餘。」斯蒂夫反駁道：「泰丁斯委員會（tydingscommittee）已認定，麥卡錫手上所謂的黑名單就是一場騙局，國務院裡根本沒有間諜。」
我聽得目瞪口呆。頭一回，我自認為絕對正確的觀念受到猛烈衝擊，還遭到嘲笑。這個泰丁斯委員會到底是什麼來頭？怎麼會有人認為麥卡錫是危險分子？他不是愛國主義者嗎？說不定斯蒂夫和其他一些同學本身就是共產黨員。但我很快意識到，這種爭論不僅僅是看法和喜好的問題，比如你是否對某部電影情有獨鍾，或者你認為喬·迪馬喬和泰德·威廉斯哪一位是更出色的全能型棒球選手。我們爭論的是冰冷的事實，關乎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即麥卡錫手上是否有一份共產黨員黑名單。我突然明白了，得靠自己設法求證。無論是裡維爾高中老師和同學的觀點，還是布蘭迪斯大學思想活躍的同學的主張，我都不能不加鑑別地接受。
和斯蒂夫爭論時，他大聲地向我提了一個建議：「你為什麼不去讀讀《紐約時報》？別再看他媽的《每日紀事報》了。」這條建議本身令我汗顏，因為它暗示出我有多幼稚。我的第一反應是：「為什麼我要讀《紐約時報》？我是波士頓人，又不是紐約人。」但私下裡我決定聽從他的建議。第二天我就去圖書館翻閱《紐約時報》上有關麥卡錫的報道。讀罷我不得不承認斯蒂夫是對的，《波士頓每日紀事報》失實之處頗多。
之後的幾個月我瞭解到，泰丁斯委員會是參議院下屬的一個小組委員會，負責對麥卡錫的指控進行調查，最終結論是國務院裡根本沒有共產黨員，而且國務院一直都有嚴格的審查制度。不久，我這個大學新生的天真心靈遭受了更大的衝擊：泰丁斯的報告提交到整個參議院，大家開始討論是否接受調查結論，投票結果居然與黨派的劃分完全一致。也許這只是見仁見智的問題！就像紅襪隊的粉絲偏愛泰德·威廉斯，揚基隊的粉絲偏愛喬·迪馬喬一樣，共和黨參議員一致接受麥卡錫對國務院的指控，民主黨參議員則一致否認。
哇，我想這就是大學，能學有所獲的地方並不限於課堂。這件事給我的啟迪是：事實可以被意識形態歪曲，在裡維爾形成的盲目的愛國主義，令我們對一些領導人的非道德行為視而不見。我發誓從此以後要以開放的心態親自了解事實真相。過去我一直視蘇聯為民主制度的嚴重威脅，如今才頭一回得知，出於人道主義和理想主義等目的，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成千上萬的美國人加入了共產黨，而我卻如此輕率地把他們通通劃為間諜或賣國賊。
大學裡的第一個月，我異常矛盾。一方面，我希望自己的國家安全，可整個20世紀50年代核武器戰爭的威脅都顯而易見。另一方面，我開始明白公民自由的重要性。高中老師在歷史課和公民學課上講美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但如果這個偉大的國家剝奪了守法公民的言論自由、保留自己政治觀點以及工作不被幹涉的權利，那這些對祖國的讚美都是毫無意義的。這種觀點對1965年以後成年的人來說很容易接受，但在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還不到5年的1950年，人們對「愛國」這個詞的理解和戰時仍然沒什麼差別。我對麥卡錫的計謀瞭解得越多，越覺得他如同一個無法無天的校園小混混，粗暴地踐踏著人民的名譽。他的調查是一種蓄意盤查，目的就是恐嚇和羞辱那些受害者。
1951年夏天我回到裡維爾，空閒時跟棒球隊的一些發小在鮑勃雜貨店閒逛。我們主要討論足球和性，當談到共產主義話題時，我立馬說出自己對麥卡錫和他的獵巫運動的反對意見。說話間，我的眼角瞟到比利·麥克唐納正向阿爾·羅斯使眼色，就問：「怎麼啦？」
比利大笑著說：「大學裡教的吧？」我忙爭辯說：「任何在報紙上關注這個話題的人都會知道……」講到這裡，我稍作停頓，話鋒一轉：「是的，你說的沒錯。」我意識到比利說對了一半。這些觀點不是大學課堂教給我的，但我確實是在大學裡學到的。如果還待在裡維爾，我對麥卡錫的看法肯定不會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