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我再次和比利掄起鐵鍬，揮起鏟子，在高速公路建設工地幹活掙錢。與此同時，我收到兩封學校教務長的來信。第一封信是六月下旬收到的，祝賀我在第一學年取得了優異成績。一週後，我收到第二封來信，通知我因學校經費緊張，不能再向我提供學費資助了。滿心的希望破滅，我心酸地猜測，教務長可能把有限的獎學金留給了新生，也許他覺得我已經是上鉤的魚了。確實如此，我已經深深地愛上了學習，誰都無法阻止我重返布蘭迪斯校園。
暑假裡我掙夠了學費，卻無力支付住宿費。學校離裡維爾太遠，沒法走讀。我曾在賈森宿舍的地板上睡過幾夜，但清潔工發現後把我告了。我被叫到教務長辦公室，教務長警告我，宿舍管理條例十分嚴格，如果再因留宿被抓，我就會被學校開除。
於是大二第一學期我四處找地方睡覺。晴天我就睡在校園周圍的樹林裡，雨天就設法找沒上鎖的車，鑽到車後座睡覺。一天晚上我從酣睡中驚醒，發現車子竟然在移動。司機是個叫哈維的小夥子，正和女朋友駛往一個有名的約會地點，叫做「鴨子餵養和集散地」（duckfeedingandparkingarea），學生們暗地裡稱那裡為「鴨子撒尿和罵娘地」（duckpeedingandfarkingarea）。毫無疑問，他們根本不知道我睡在後座。怎麼辦？我決定還是沉默為妙。但20分鐘後，我聽到拉鏈拉開的聲音，決定還是現身。我輕輕地清了清喉嚨，他們驚得跳起來，彷彿聽到了警笛。哈維回頭認出是我，忙對女友說：「親愛的，沒事，那是埃利奧特。」顯然同學們都知道我居無定所，他們好心地把我送回學校，讓我再找其他車子睡覺。
我就這樣過著如履薄冰的日子，稍不留意就會失去求學的機會。白天，校園自助餐廳是唯一能吃飯的地方，但得籤一份訂餐合同才能就餐。我只能在餐廳經理「嚴厲先生」（我斷定那是他的真名）警覺的目光下，偷偷從朋友手上討得午飯。「嚴厲先生」跟宿舍清潔工一樣，總是對不速之客保持高度警惕。他一轉身，我朋友就偷偷把盤子推到我那邊，讓我風捲殘雲般一掃而光。這樣的就餐方式毫無優雅可言，卻能填飽我的肚子。晚上運氣好時，我能在打工的快餐廳狼吞虎嚥自己私藏的漢堡。
這段歷史聽起來像是出自狄更斯的小說，更像祖父以前常掛在嘴邊的那段被美化得十分浪漫的故事：沙俄時期他常常赤足穿越暴風雪，步行去上學。我的經歷毫無浪漫可言，但我甘願承受這些小小的艱難困苦。教授講課再枯燥我也從不蹺課。我想，自己若是逃課，就如同拼命掙錢買了戲票卻沒去看一樣愚蠢。那個學期我靠打工攢夠了錢，在校外租了房子。馬薩諸塞州的嚴冬到來時，我終於有了自己的棲息地。
冬季學期開始時，按學校規定我要申報主修專業。我很想報自己感興趣的文學或者哲學專業，卻突然記起經濟大蕭條時期父親那絕望的表情，保不準下一個經濟危機說來就來。所以我想，學點畢業後能餬口的實用知識和技能也許是更明智的選擇。於是我不太情願地申報了經濟學專業。
偶遇馬斯洛
我和芭芭拉順利交往了一年半。那時候的戀人關係很少有能維持幾個月的：要麼分手，要麼訂婚。我和芭芭拉都意識到，儘管兩人都深愛著對方，但卻無意成為彼此的人生伴侶，於是我們分手了。
一天下午，我和一位打算深交的迷人女孩一起喝咖啡。突然，她看了看錶說上課要遲到了。我決定陪她一起上課，這樣兩人就可以手牽手地坐在教室後面。這門課叫做「心理學導論」，授課教師亞伯拉罕·馬斯洛是布蘭迪斯大學新聘的教授。我們走進教室時，馬斯洛正在從心理學角度闡述種族和民族偏見。
我聽後震驚萬分，他提出的問題不就是10年前就困擾我的那些難題嗎？那時我坐在裡維爾的馬路邊上，擦著流血的鼻子，不明白為什麼這些愛爾蘭天主教徒如此痛恨猶太人。偏見從何而來？是與生俱來的，還是後天習得的？若和自己討厭的群體中的成員有過愉快的交往經歷，是不是會改變這種偏見？抑或持有偏見者只是把這種經歷當做例外而不予重視？此刻我才知道，原來有一門學科能解決我的這些困惑。我著迷了，放開身邊女孩的手，開始記筆記。那一刻，我失去了女孩，卻找到了天堂。第二天我就轉到心理學系了。
偏見
對特定團體的人所持有的敵意或負面的態度，只因為他們屬於那個團體。嚴格來講，偏見有正面和負面兩種，但社會心理學家通常用它解釋對別人的負面態度。
那時候布蘭迪斯大學還是一個不太正規的小學院，鄉下味十足。布蘭迪斯大學建立於1948年，兩年後我進校時僅有500名學生，還沒有一個學生從那兒畢業。心理學系4位全職教授的辦公室也不在一般的教學樓裡，而是位於校園旁邊裡奇伍德街上一棟舒適迷人的小洋樓內。教授們常常在客廳開研討會，學生們總愛在那裡逗留，一邊讀書一邊跟教授們交談，彼此越來越熟悉。
轉到心理學系後，我經常待在小樓內跟馬斯洛學習。他既是一位能夠啟迪學生心智的教師，也是一位富有遠見的思想家。馬斯洛魅力四射，但不會使人聯想到「炫目逼人」這樣的字眼，而是散發著一種溫和的吸引力。他說話輕聲慢語，而且富有哲理，一句話說到一半常常停頓幾秒，抬頭望著天花板，吹著幾不可聞的不成調子的口哨，思索著最確切的字眼，但我們總是認真地傾聽他所說的每一個字句。聽他講課令我受益良多，但我更喜歡跟他私下交流。
當時心理學有兩大主導學派：行為主義學派和精神分析學派。馬斯洛持有革命性的觀點，認為這兩種研究方式都沒能揭示出人性本質或是人類發展的可能性。他尤其鄙視行為主義學者，覺得在實驗室人為控制的環境中研究老鼠和鴿子的人根本提不出關鍵性的問題，更別說回答了。他同樣反對精神分析學家對人性進行過於陰暗的描述。該學派主要研究神經衰弱、心理防禦機制、生存焦慮和潛意識衝突。
馬斯洛提出，心理學應該發展出第三種學派來取代這兩種主流研究視角，新的學派應從人文主義和哲學視角研究人的本性和動機。他主張心理學家觀察和訪問健康而成熟的人，瞭解他們的情感和思維活動，研究他們如何應對人生的挑戰，比如他們是如何面對逆境和貧困的。
馬斯洛還將人的需求進行了層級劃分，最低層級是對食物、水和安全的需求，最高層級是光輝燦爛的超越動機，即自我實現。馬斯洛認為自我實現是人類的終極目標，因此他希望心理學家研究如何更好地達到自我實現的目標。
「自我實現」的概念立刻在我心中激起共鳴，其中蘊含的「超越」理念正與我的人生理想，以及我對自己人生經歷的理解相契合。但這一概念仍然比較模糊，馬斯洛在著述中以及跟我的談話中不斷改變自我實現的定義。我想那時我就算是一位菜鳥級科學家了，因為我一直設法讓他將此概念明確地表述出來。
有一次我問他，「終極目標」的說法是否意味著人們是在有意識地渴望自我實現。他哼哼哈哈地吹著口哨（完全不成調），仰望了一會兒天花板，然後答道：「我覺得‘渴望’這個詞說得太重了。自我實現並不是一個人刻意追求的目標。當需求層級中的其他需求得到滿足後，自然就會有自我實現的需求。通往自我實現的旅途是沒有盡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達到自我實現的終極目標，如果有，那一定是聖人。」
「這麼說肯定不包括我！」我說道。馬斯洛大笑著說：「也不包括我！」
在一次研討會上，馬斯洛列舉了人們在自我實現過程中的主要特徵，包括：自然地表露自己的情緒和思想，笑看人生的困境與煩惱，樂於解決問題，有開放的心態和無私的愛心，不持偏見，敢於自嘲，有堅定的主見，能無視反對意見堅持走自己的路。馬斯洛對這類人的描述很像他對自己的評價，我們幾個學生還為此嘲笑他。他堅持說這些個人特質的總結來自於實證研究。
自我實現
當人們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和自尊被滿足後，就會追求更高層次的心理需求，是人們充分發揮潛力的動力。
當然，他的「實證」概念不甚嚴謹。馬斯洛說他觀察和訪談了好幾百人，並分析了愛因斯坦、埃莉諾·羅斯福、弗雷德里克·道葛拉斯和簡·亞當斯等名人的生平資料。我同意他列舉的這些名人都是追求自我實現的人，但幾年後我就發現他的推論有致命的弱點：這是迴圈論證。我們如何知道愛因斯坦等人是追求自我實現的人？因為他們具備自我實現之人的特質。那麼自我實現之人的特質又是什麼？就是愛因斯坦等人身上所顯現的特質。
以今天的標準來衡量，馬斯洛算不上一位科學家。科學家所闡釋的理論能夠被證實或證偽，而馬斯洛的理論表述得不夠明確，沒法驗證。當我追問他有關偏見的問題時，他只回答說他確信偏見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習得的，因此偏見可以被糾正，良好的環境可以教化出同情心和利他主義。但他始終沒有給出具體的方法。
雖然馬斯洛的答案令我有些失望，但這份失望也令我有所收穫。我希望他能回答我所有的疑問，希望他是我未曾擁有的完美父親，不過他顯然沒法做到。「別糾結了，」我安慰自己，「他已給了你很多。」馬斯洛是我的第一位導師、我親密接觸的第一位長者、第一位對我的生活和學業都很上心的人。一次課堂口頭報告後，他特地把我拉到一邊，先讚揚我的表現，隨即對我嘲諷尖酸的表述風格提出異議：「你的利刃上沒有毒，但卻讓人退避三舍。」雖然他對我的關注讓我受寵若驚，但諷刺式言語風格是我展示陽剛之氣的方式，因此我還不打算改變。大多數時候我覺得自己依然很靦腆，犀利的說話風格可以稍加掩蓋這個缺點。
馬斯洛還給我注入了充滿生機而影響深遠的人文主義觀，他四處宣講他的觀點，這是他人生快樂的源泉。他的很多教誨都讓我受益終生，對我影響最大的是他對人類發展的樂觀態度，他相信人們擁有成長、學習和改善自我的潛力，社會也可以變得更健康。這種樂觀主義已融入我的血液。受馬斯洛的影響，我決定運用心理學的智慧和知識去改善人類的境況。雖然當時這只是一個模糊的想法，但卻是馬斯洛送給我的一份厚禮。
女神薇拉
不過此時此刻，馬斯洛送給我的最好的一份禮物還沒出現。大四那年他僱用我和另一名學生當他的助理，給他打雜。對方是一名出眾的女生，名叫薇拉·瑞賓柯。她是馬斯洛的得意門生，馬斯洛將她視為已經沿著自我實現道路走了很遠的人。而且馬斯洛正在當紅娘。當時有兩名心理學系一年級研究生正熱情地追求薇拉，但馬斯洛覺得兩人跟薇拉都不般配，認為也許我能趕走他們。
薇拉在匈牙利長大，是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17歲時移民美國。她聰慧美麗，周身閃耀著一種靜謐的氣質。在布蘭迪斯大學的前三年，我只能在遠處默默地欣賞她，兩人並不相識。薇拉的學識素養遠勝於我，她和她的朋友都具有學者風範，似乎和我的社交圈沒有什麼交集。
我一直以為我和薇拉通往布蘭迪斯的求學之路沒有太大差別。幾個月後，薇拉向我講述了她的故事。薇拉生於1930年，有個幸福的童年。她家在布達佩斯市中心，經常去近在咫尺的歌劇院觀看演出。然而到了40年代，匈牙利本土納粹組織箭十字黨與極權政府合謀屠殺了一批猶太人，並將其他猶太人驅逐出境。薇拉的哥哥喬治被抓進布痕瓦爾德集中營，薇拉死裡逃生。最後蘇聯軍隊終於打敗德軍，將德國人趕出了匈牙利。1947年薇拉來到美國，被巴爾的摩的一個家庭收養。因為聽不懂英語，進高中的前幾周她一直哭哭啼啼。但她學東西很快，三年後便以班級第五名的優異成績畢業，獲得布蘭迪斯大學提供的連續四年的獎學金。
後來我發現，過去的悲慘經歷留下的心理陰影，令很多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在多年後依然深陷憤世、狂躁和悲痛的情緒中無法自拔，這些情緒的發洩物件包括納粹分子、普通德國民眾，甚至整個人類。但包括薇拉在內的一些人卻走上了另一條道路，他們決定捕捉生活賦予的每一份美好。
我們一起散步時，薇拉常常停下來看孩子們玩耍。在我眼裡那不過是一群小孩子，但薇拉總能引導我發現這幅畫面中的美妙與神奇。薇拉的眼中彷彿沒有平凡的事物，甚至每一次日落都是一份禮物。她還培養了我對高雅藝術的欣賞品位，教我欣賞舒伯特的三重奏、莫札特的歌劇和梵·高的繪畫作品。對我這樣的年輕人來說，這無疑是啟蒙課程，在毫無藝術氣息的環境中長大的我嚴重缺乏審美情趣。不久，多年前提醒我離開芭芭拉的直覺，如今召喚我向薇拉靠近。那個小小的聲音在說，有過世間最慘痛的經歷後，她依然能在身邊的點滴小事中感受快樂和美好，如果能和這樣的女人共度一生，該有多麼美好啊！
與芭芭拉以及其他幾位我交往過的女孩不同，薇拉是個直性子。她在戀愛中從不受限於普通的遊戲規則，而是想什麼就說什麼。她如果說「不」，決不是在掩耳盜鈴，不會表示「無論一小時、一個星期還是一個月時間，只要我假裝不知道的事情，你就得認為我真的不知道」。而當她說「是」，就真的表示她十分清楚如此回答的原因，以及這對她、對我們意味著什麼。我愛上了她，她也不可思議地愛上了我。
10年後我才得知，不僅馬斯洛在「誰將擄獲薇拉芳心」的打賭中押我贏，其他心理學教授也是。我跟薇拉第一次約會時，裡卡多·莫蘭特還只是新來的助理教授。他後來告訴我，每一次心理學教授們開會時，都會討論誰會贏得薇拉的芳心。莫蘭特還笑嘻嘻地提醒我，薇拉在他的實驗心理學課上拿了a，而我只拿了b+。
我和薇拉打算結婚，但我們面前還存在一道障礙。我早已下定決心，沒有明確人生目標之前絕不結婚。畢業的日子越來越近，我越發感覺前途一片迷茫。馬斯洛一直想讓我從事跟臨床心理學相關的職業。我聽從他的建議申請了幾個研究生專業，被順利錄取了。
為了積累臨床經驗，也為了維持生計，每逢暑假和週末我都在布萊頓的聖伊麗莎白醫院精神病房當護理人員。其中一項工作是協助醫生為病人實施電休克療法。我得按住病人的肩膀和臀部，以免治療中病人的身體因抽搐而移位。慢慢地，我與幾位病人建立了友誼，他們病癒出院時我由衷地為他們開心。令人沮喪的是，幾個月後他們又回來了。我發現那時的治療手段，比如精神分析、電擊療法和大劑量鎮靜藥，最多隻能暫時緩解病情，對重度憂鬱症和精神分裂這類嚴重的精神疾病幾乎沒什麼療效。醫院如同一扇旋轉門，重複著不變的步驟：病人入院—接受治療—病情好轉—出院回家—再次復發—再度入院。在醫院的所見所聞動搖了我想成為優秀臨床心理學家的理想。由於沒找到其他中意的專業，我放棄了去那幾所學校讀研究生的機會。
我始終堅持認為，每個人都需要依次明白兩件事情：第一，我將何去何從？第二，我將與誰同行？那時正值大四的春季學期，一個月後就要畢業了，我已經知道我將與誰同行，卻不知道何去何從。
幸運之神意外降臨。距離畢業只剩三週時，馬斯洛突然收到衛斯理大學心理學系主任戴維·麥克萊蘭的一封來信。為了給本科課程配備助教，麥克萊蘭開設了一個小規模碩士專業，但當年居然沒人申請這個專業。焦急萬分的麥克萊蘭寫信給馬斯洛，問他那裡是否有聰明好學、目前又尚無深造計劃的心理學專業學生。馬斯洛把這封信釘在他辦公室外的公告欄上，立刻被薇拉注意到了。她一反平日的淑女風範，一把從公告欄上撕下信飛奔著找到我，把信遞給我說：「亞伯拉罕就是想讓你去！這個研究生名額簡直就是為你而設的！」我想了想回答道：「也許真是這樣。我不想當心理諮詢師了，如果去衛斯理，我也許能學到如何成為一位優秀的大學老師。」
我立刻給麥克萊蘭打電話。幾天後我和薇拉借了一輛車開到衛斯理，和他談了一個下午。我們相談甚歡，他不僅當場給了我一個兼職的助教職位，還答應讓薇拉在他的實驗室裡專職做研究。我們頓時有了經濟保障，更重要的是我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標。沒有什麼可以阻擋我們結婚了——除了弗雷德舅舅。
母親雖然喜歡薇拉，但她更看重長期的經濟保障。薇拉不像芭芭拉那樣有良好的家庭背景，因此母親對這樁婚姻有些擔心。她向姨媽們吐露了心事，於是範戈爾德家族決定再次召開家庭會議。會議仍由弗雷德舅舅主持，他綜合了大家的意見後對我說：「我認為你犯了大錯。出生背景相同的男女結婚，彼此都很辛苦。而且薇拉出生在國外，她是匈牙利人！誰知道她父母是什麼人呀？而且他們都不住在美國。她沒錢，也不可能繼承任何遺產，你也一樣。」
自從我離開家去唸大學並有了不錯的發展後，就不常跟舅舅和姨媽們碰面了。弗雷德舅舅的潛臺詞是，在他們眼裡我依然是那個無能的小男孩，永遠不會變成神奇小隊長。
弗雷德舅舅再次給了我錯誤的建議，娶薇拉是我做過的最正確的決定。但如果麥克萊蘭的信沒有及時到來，我猜自己可能會去當兵，一邊打發日子，一邊思考自己的未來。沒有明確自己的職業方向之前，我不會娶薇拉，至少在那個時候不會，也許我會走上一條完全不同的職業道路。借用萊奧·齊拉特的故事，我可能會錯過成功逃亡的列車。
畢業那年夏天，我和薇拉把倆人微薄的積蓄湊起來買了第一輛車。以前在裡維爾一起打棒球的一位發小如今當了汽車修理工。他給我們找了一輛破舊的納什車，售價僅140美元。他說汽車的內部效能良好，就是變速器壞了。他自告奮勇到附近所有廢棄汽車場搜尋，看能否找到一個效能良好的變速器。幾天後他趕過來，舉著一個油乎乎的東西大喊道：「找到了！35美元！」隨即他熟練地幫我們安裝好。從那以後，薇拉就把那個變速器稱做她的訂婚戒指。
婚禮十分愉快，但沒有按照常規儀式舉辦。按範戈爾德家族的標準來衡量，這是一場很糟糕的結婚儀式。他們喜歡奢華的結婚典禮，男式晚禮服當然是必不可少的，女式晚禮服、眾多女儐相、6道菜的宴席和5人樂隊，一樣都不能少，即使新娘父母沒有能力支付宴席和樂隊費用也要勉力為之。平心而論，範戈爾德家族對結婚儀式的看法在當時相當普遍，但我和薇拉選擇一切從簡。我們並不是故意跟家裡作對，也不是故意逆潮流而行，只是堅持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完全摒棄了奢侈的念頭。我們只想結為夫妻，儀式和婚宴並不重要。最後雙方各讓一步，我們在母親家客廳舉辦了一場招待會。舅舅、姨媽和朋友們齊聚一堂，喝點雜牌酒，吃點燻鮭魚、麵包圈和海綿蛋糕。親戚們早早地就離開了，朋友們卻待了很長時間。
但最重要的還是結婚典禮，莊重的典禮中竟意外出現了詼諧的小插曲。外公本·範戈爾德堅持結婚典禮要由正統的猶太拉比主持。這雖不是我們的首選，但我們也不想跟家裡人把關係弄得太僵，因此欣然接受了。外公出於對我們「新式婚禮」的遷就，特意找了一位年輕的拉比。他說：「我想你們不會願意讓一位彎腰駝背、白鬍子一直拖到膝蓋的老叫花子來主持婚禮。」外公選的教士果然年輕，我們的婚禮是他的處女秀。只見他戰戰兢兢的，話說得結結巴巴，還不時停下來慌慌張張地把手伸進口袋裡掏講稿。我斜著眼看了一眼賈森，這位伴郎此刻緊咬下唇，臉憋得通紅，差點忍不住笑出來。賈森的古怪模樣把我逗樂了，結果引發了連鎖反應，薇拉忍不住哈哈大笑，握著婚禮遮蓬杆的朋友們也跟著笑起來，遮蓬被弄得東倒西歪，只有弗雷德舅舅一直保持著嚴肅的表情。
秋季學期即將開學，我和薇拉沒時間度蜜月，結婚第三天就趕往衛斯理大學。我們駕駛著那輛納什老爺車，從裡維爾一路開到米德爾敦。老爺車雖然賣相不佳，卻把我們順利帶到了目的地。棒球隊的發小沒說大話，在米德爾敦的日子裡，它一直出色地為我們效勞。
約琴夫·麥卡錫（josephmccarthy）：美國政治家，共和黨人，極端狂熱的反共產主義者。——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