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成為什麼樣的人
在衛斯理，我受邀為「心理學導論」課程做一次客座講座。我花了整整一週時間備課，學生們聽得甚是愉快，講座結束時教室裡響起了熱烈的掌聲。一位善解人意的同事直奔薇拉的辦公室對她說：「你丈夫的表現太出色了！」幾分鐘後我走進薇拉的辦公室，擁著她說道：「這就是我畢生都想從事的事業！」
我和薇拉真的沒有度蜜月嗎？錯了，在衛斯理大學的兩年就是我們的蜜月。我們把家安在老兵村，那是一片由營房改建而成的宿舍區，產權歸學校所有。老兵村雖地處鄉村，離校園卻只有大約兩公里路程。每套公寓有臥室、廚房、客廳和盥洗間各一間，學校為公寓統一配了一張床、一張桌子和四把椅子。加上水電費，每月只需付38美元租金。我們為新家添置了當時研究生中流行的磚板書櫥。公寓開銷不大，我和薇拉又都有了工作，這意味著我們倆終於能開一個儲蓄賬戶了。
衛斯理蜜月之旅
老兵村的營房蓋得並不好。房子隔音效果很差，地板總是吱嘎作響，門也是歪的，牆壁很薄，和天花板之間還有空隙。與隔壁鄰居里奇和阿琳認識後，他們問我和薇拉晚上在床上讀的小說叫什麼名字。我們回答說是托馬斯·曼的《魔山》（imagicmountain/i）。
「哦，」裡奇說道，「就我聽到的部分來看，這部小說相當有趣。我和阿琳經常站在盥洗間聽你們讀書，一聽就是半個小時。對了，我漏聽了一段，塞塔姆布里尼真的在決鬥中殺了納夫塔嗎？」
我回答說：「沒有。跟證明男人尊嚴時經常發生的橋段一樣，塞塔姆布里尼故意朝天開槍，但納夫塔隨即將子彈射進自己的腦袋，結束了這場決鬥。」耐心地向裡奇講述完故事情節，我不禁有些害臊，如果能聽見我們在床上的讀書聲，他們還會偷聽到其他什麼聲響呢？我和薇拉意識到，不管是否在享受蜜月的甜蜜，以後我們的動靜都得小點兒。
與老兵村親切熱鬧的社群氛圍相比，缺乏隱私只是一點小小的代價。這裡的房客都是年輕夫婦，大多數在唸研究生，也有一些是青年教師。大家經常在一起聚餐、打排球、閒聊。除了周圍人的歲數大些、更正經些、結婚的多一些，這裡和我們在布蘭迪斯大學的宿舍生活十分相像。眼見鄰居的孩子呱呱落地，有的已經蹣跚學步，我和薇拉開始慎重討論是否要生一個孩子。只有22歲的我已經在考慮當爸爸了。為什麼不可以？鄰居們都紛紛開始養兒育女，為什麼我們不行？
現在回憶起當初倉促上陣為人夫、為人父的情形，不禁覺得好笑。兩年前在布蘭迪斯大學念大三時，我還決定打一輩子光棍。這個想法並非只放在心裡，我還經常向朋友、熟人和其他人大談獨身論。薇拉回憶說我們倆剛剛認識時，我就向她宣佈自己是獨身主義者，似乎是在給她一個警告。從小到大，我幾乎沒見過美滿的婚姻。我的父母自然算不上恩愛夫妻，除了利奧舅舅和莉蓮舅媽，其他姨媽和舅舅的婚姻中都不曾見到浪漫相愛的畫面。當時猶太中產階級家庭很少離婚，我認識的這些年長的夫妻們彼此拖累，過著單調乏味的日子，就像一對老牛拉著一輛沉重的馬車。而我和芭芭拉的戀情也平平淡淡，和她結婚就意味著加入了馬車隊的行列。
然後我就遇到了薇拉，打一輩子光棍的冰冷決心被她帶來的溫暖陽光融化了。如今我們一起生活在老兵村，周遭是一群快樂的年輕夫妻，忙著唸書和生兒育女。如此短的時間內發生瞭如此驚人的變化，我發現自己還有很多東西需要學習。例如夫妻爭執時，我總是像一頭髮狂的野獸，和父親如出一轍。從小到大我只學會了一種處理家庭矛盾的方式：提高嗓門並拍案而起。而薇拉的家人總是平心靜氣地討論各種家庭爭端。她父親溫和內斂，從來不會粗門大嗓地發飆，事實上他寧可讓步也不願意大吼大叫。我和薇拉應對家庭爭執的方式如此截然不同，很快我就發現自己的粗魯舉動把薇拉嚇壞了。
一天晚上，我們為一件無關緊要的事情發生爭執，我氣沖沖地摔門而出。走到一半我突然停住腳步，自言自語道：「你究竟在幹什麼？到底想去哪裡？該死的笨蛋，怎麼跟你父親一個德行！」我轉身上樓回到家裡。「對不起。」我滿心歉意地對薇拉說。薇拉對我狂暴態度的恐懼反應令我震驚，我開始自我反省。我有些困惑：男人發怒不是很正常嗎？若不想唯唯諾諾，像薇拉父親一樣處處退讓，不就得這樣嗎？可我的暴怒已經傷害到薇拉，她根本聽不進我狂吼出的任何一句話，因此兩人無法平心靜氣地分析爭執的原因。我意識到自己得找到一種坦承感受的有效方式，但需要一些時間。
我心目中理想的家庭男主人是麥克·沃特海默（mikewertheimer）。麥克是心理學系一位年輕的助理教授，妻子南也是一位實驗心理學家。他們有兩個正在蹣跚學步的孩子。麥克不僅是一流的教師和學者，也是一位超級奶爸，當時很少有男人願意自己帶小孩的。麥克經常帶著孩子們散步到我家門口，兩歲的女兒卡倫騎在他肩上，九個月的兒子達菲睡在嬰兒車裡。他常常邀請我跟他一起喝咖啡，或在村裡散步。我和薇拉常和麥克夫婦以及他們的孩子一起爬山、野餐，或者只是待在一起閒聊。他們的幸福生活令我們不由得生出「為人父母真好」的感慨。
沃特海默一家是我們家舉辦首次晚宴的客人。薇拉嘗試自學烹飪技術，設法回憶小時候在布達佩斯時她母親是如何燒飯做菜的。不久她就做出了美味的匈牙利紅椒雞。晚宴上，麥克不僅將碟子裡的食物吃得精光，還用麵包蘸著殘餘的肉汁吃下肚，薇拉十分開心，連稱麥克是最佳客人。
成就動機研究
作為年輕夫婦，我們的生活方式深受老兵村文化氛圍的影響。而第一次讓我們嚐到教書滋味的是衛斯理大學校園，尤其是心理學系。在衛斯理大學的兩年，我是系裡唯一的研究生。在很多方面這是一個劣勢。比如對於教授的看法、課業負擔和天氣之類的話題，沒有同伴跟我進行交流，沒人跟我分享觀點和焦慮，我也沒處發牢騷。在學術上，我連可以比較的同學都沒有，我怎麼評估自己表現的好壞呢？而且我也沒機會上專為碩士生開設的研討課，因此我全部的研究生訓練就是在教授的指導下進行研究工作。
但是利遠大於弊。因為我比本科生強，又因為我沒有研究生同伴，教授們都把我當做他們的同事，資歷尚淺沒錯，但無疑是被當做同事看待。我可以跟每一位心理學教授隨意交談，大家經常共進午餐。如果教授們想休息一下，我們就散步到多尼屋。那是一個原木搭建的咖啡屋，十分溫馨。在那裡我們常常遇到其他系的教授。非官方心理學桌的一位常客是傑出的人類學家戴維·麥卡利斯特（davidmccallister），另一位是與眾不同的諾爾曼·布朗（normanbrown），他剛剛完成對弗洛伊德的精闢分析，出版了《生與死的對抗》（ilifeagainstdeath/i）。他們視我為同行，像我的心理學「同事」一樣和我熱烈地討論問題。
平等待人風氣的引領者是心理學系主任戴維·麥克萊蘭。打從我和薇拉來到衛斯理大學，就一直被他的溫暖和親切所打動。我們到達老兵村沒幾天，麥克萊蘭得知公寓裡沒什麼傢俱，就讓我去系裡借寫字檯、椅子和檯燈。見我沒辦法把笨重的傢俱拖回家，又幫我把寫字檯抬進他的旅行車後備箱，載我回老兵村，接著又氣喘吁吁地幫我把寫字檯抬上了樓。他的豪爽令我終生難忘。
麥克萊蘭舉止隨和，作為我的導師和薇拉的老闆，與他共事十分輕鬆。他會明確提出工作要求，但工作時間和方式之類的細節則完全由我們自行決定。事實上，每當我們帶著完成的專案走進他辦公室，他總是流露出驚喜的表情。他是我遇到的第一位貴格會教徒，一位虔誠的教徒，和妻兒相處不拘小節，充滿著濃情蜜意。這位好好先生不僅是系主任，也是系裡最優秀的學者，37歲時就完成了一本有關人格的優秀教材，還出版了一本影響深遠的小冊子《成就動機》（itheachievementmotive/i）。麥克萊蘭，這位安靜的貴格會教徒，一生都致力於研究成就動機並尋求有關例證。
麥克萊蘭開發了一項信度很高的測量技術，用以衡量一個人成就動機的高低。在實驗中，他給被試看一幅圖，圖中描繪的是人們日常生活的場景，比如在一片鄉村背景下，一位中年男子和一位青年男子倚著籬笆聊天。麥克萊蘭要求被試根據這幅圖寫一個結構式的故事，說明圖中的人物是誰，正在發生什麼事情，結果將會怎樣。
成就動機
一種對獲得顯著成就、掌握技能或迅速達到高標準的慾望。成就動機高的人往往願意追求高難度的目標，並且願意把大量時間花在他們追求的目標上。
隨後麥克萊蘭和助手根據被試寫下的故事內容對其進行成就動機評分：兩個男人是在討論修理房屋、種花還是去看電影？中年男人是在設法說服青年男人為了前途去上大學，還是在討論飼養一頭在下次市集比賽中能獲獎的奶牛？通篇寫著自我完善、發明創造、獲得升遷、取得關鍵比分這類話題的人，與那些認為圖中人物在談論電影或欣賞落日餘暉的人相比，具有更高的成就動機。麥克萊蘭認為，被試所想象的內容可以揭示其成就動機的高低。「幻想中的任何事物都具有某種象徵性，」他寫道，「一個人可以幻想自己飛入雲霄或者沉入深淵，也可以幻想自己殺了長輩，或者踩一腳彈簧就蹦到了南太平洋島。」當然，擁有高成就動機的人是不會寫沉入深淵或逃到南太平洋這樣的內容的。
我認識麥克萊蘭時，成就動機研究已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他和搭檔發現，成就動機分數比智商更適合作為學生能否取得學業成功的預測指標。在一個看似簡單的研究中，他們對此進行了解釋。設想你是一個正在玩套圈遊戲的孩子，正要選擇站立的位置。你會站得離木樁很近以確保套圈成功嗎？哪怕這種成就感並不讓人十分欣喜。還是會後退到根本套不到木樁的位置，心想反正套圈不是你擅長的技能？成就動機低的孩子有可能選擇這兩種答案，要麼直接站在木樁底座上，要麼站到離木樁很遠的地方。
而成就動機高的孩子會選擇站在跟木樁保持適當距離的位置上。在那個位置上，他可以通過不斷練習提高技能，最終成為套圈能手。按照麥克萊蘭的觀點，他們就像成功的商人，選擇中等難度的任務，獲得高額的回報。在這個案例中，回報來自於不斷提高技能並最終取得高分的滿足感。
薇拉是麥克萊蘭的全職研究助理，很快就掌握了成就動機測量的編碼體系，能夠根據被試寫的故事評定他們的成就動機分數。由於工作出色，她被麥克萊蘭作為參照系，評判其他評分者的工作好壞。麥克萊蘭一直在尋求成就動機與高成就相關性的新例證。他思索著，為什麼有些國家充滿了高成就之人，而其他一些國家卻都是低成就之人？這些疑問促使他翻看馬克斯·韋伯的經典著作，研讀將資本主義崛起與新教倫理相聯絡的章節。新教倫理認為上帝青睞這樣的人：努力工作不貪圖享樂，以期未來獲得更豐厚的回報。麥克萊蘭推斷，如果韋伯是對的，那麼與天主教國家相比，新教國家就會給年輕人灌輸更多的成就動機。
為了驗證這一假設，麥克萊蘭讓薇拉從當時比較流行的小學讀物裡隨機抽取樣本。薇拉找到幾位外國學生，指導他們把這些外國小學讀物翻譯成英文。隨後，薇拉給這些故事進行成就意象評分，就像給成年人看圖後想象出的故事進行評分一樣。研究結果證明了麥克萊蘭的假設：新教國家的兒童讀物充斥著成就意象，而天主教國家的兒童讀物裡就很少。
我接受挑戰，協助麥克萊蘭尋找一種成就動機的非語言測量方法。這種方法適用於還沒有讀寫能力的小孩，可以確定小孩最早從什麼時候出現成就動機。這是很有趣的挑戰，可從何處著手呢？不能從小孩子開始，因為我需要把非語言測量方法與標準化的語言測量方法結合起來。一些心理學家認為，人格特質可以通過一些非語言的方式體現出來，比如一個人走路的方式、畫畫的方式和寫字的傾斜度等。我雖然對此持懷疑態度，但還是決定在大學圖書館的書架上仔細搜尋，尋找能夠對自己有所啟迪的書和文章。
我找到的大多數文獻都沒有很強的說服力，但在四處翻閱時，我在1896年出版的《心理學評論》（ipsychologicalreview/i）中覓得一塊小寶石。它是一篇實驗報告，題目叫做「已養成的無意識運動習慣：從與注意力的關係視角研究筆跡」（icultivatedmotorautomatism：astudyofcharacterinitsrelationtoattention/i），作者是格特魯德·斯泰因。沒錯，正是格特魯德·斯泰因。做此項研究時她正師從美國著名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
斯泰因的實驗是首個正式研究無意識書寫現象的實驗。她在一根固定在天花板的繩子上安裝了一個吊帶，讓被試把手臂放進吊帶裡。吊帶上裝有一支筆，當被試移動手臂時，移動的軌跡就會被記錄在下方的紙上，實驗時被試需要完全放鬆自己。斯泰因推測，紙上的筆跡將反映被試的無意識思考。雖然她的實驗沒有明確的結論，但後來斯泰因將詹姆斯的「意識流」概念應用到自己的文學創作中，這一實驗正是她向創作道路邁出的第一步。
我還翻出一本小冊子，其中有一頁刊登了兩位著名作曲家的樂譜手跡。我已記不得書的作者和書名，但對兩份樂譜記憶猶新，一份整潔有序，一份漫卷狂草。作者說一份出自貝多芬，一份出自莫札特，然後請讀者猜測兩份樂譜的作者分別是誰。書寫差別十分明顯，作者身份很容易辨認。作者認為以上事實證實了他的理論：筆跡（這裡是樂譜手跡）可以揭示人格。當我把書帶給住在隔壁的一位音樂專業的研究生閱讀時，他覺得十分有趣，我也深有同感。但我認為，從科學的角度來看，作者的理論闡述毫無價值。如果只選擇能夠證實自己假設的案例，就永遠無法驗證假設的真偽。可能有很多性情暴躁的作曲家，書寫卻很工整。預先精心選定的一對作曲家的案例並不能證實一個假設。
雖然我沒找到一丁點令人信服的圖示法研究文獻，但自行設計研究方法的熱情卻被激發出來了。我開始思考用什麼來進行圖示法研究。對了，塗鴉怎麼樣？人人都會塗鴉。我想人們塗鴉的方式也許可以反映人格中的某些重要因素。但我該怎麼做呢？我不可能潛伏在公用電話亭旁邊搶打電話的人的便箋，我得找到一個法子，讓人們在標準化情境下塗鴉，然後檢驗高成就動機者的塗鴉與低成就動機者的是否確實存在差別。
我決定這麼做：首先畫一幅複雜的塗鴉作品，包括直線、圓圈、s形曲線、波浪線、虛線和橢圓，然後用幻燈機將這幅塗鴉投射到螢幕上，停留兩秒鐘，讓一組大學生把所有記得的圖形畫出來。兩秒鐘內學生不可能將螢幕上的塗鴉記得一清二楚，因此他們的畫作所呈現的更多是自己的塗鴉習慣，而不是螢幕上的圖形。
之前我們已經對這組學生進行了成就動機標準化測試。我挑出得分較高的學生的塗鴉作品，排成一列鋪在客廳地板上，再找出分數較低的學生的作品，平行地鋪在旁邊。我和薇拉手腳並用地爬來爬去，找尋兩列塗鴉作品的區別。薇拉發現了第一個主要區別：高成就動機者筆下的線條和幾何圖形大多互不相連，並且是用粗線條一筆勾勒出來的；而低成就動機者筆下的線條和圖形是用虛線畫的，它們相互重疊，且被反覆描畫。例如高成就動機者一筆畫出一個圓圈，而低成就動機者將同樣的圓圈反覆描畫了五六遍。我發現了另外的一些區別：高成就動機者畫成s形曲線的地方，低動機成就者卻畫成波浪線；高成就動機者傾向於將一張紙畫得滿滿當當，而低成就動機者會在紙上留下許多空白，尤其是紙的底部。
由此我得出結論：高成就動機者以更有效的方式完成了塗鴉作品，他們以最少的心力進行了最大程度的自我表達。他們彷彿在想，能用s曲線表達的地方幹嗎要畫成波浪線呢？一筆就可以勾勒的圓圈幹嗎要反覆描畫好幾遍呢？可以將畫紙填滿的條件下幹嗎要浪費空間呢？
當然這是一個因果顛倒的解釋。我之前並沒有假設兩類塗鴉具有任何差異性，所以即便後來得出兩類塗鴉有所差異的結論，究其原因也可能純屬偶然。於是我又做了交叉驗證，在一個完全不同的被試群體裡檢驗自己的假設，結果得出同樣的結論：在成就動機和塗鴉方式兩個變數間存在著顯著的相關關係。後來我開發出給塗鴉作品評分的標準化測量技術，並培訓本科生研究助理使用這一信度極高的技術從事研究，他們的研究結果也都證實了我的假設。
麥克萊蘭本人的研究表明，高成就動機者認為工作出色帶來的成就感遠比經濟回報、別人的讚揚和認可來得重要。他們一直努力提高工作業績，承擔更多的工作責任，不為追名逐利，只為挑戰自我。我們在多尼屋喝咖啡聊天時，他時常表達這樣的觀點：高成就動機者是創新人才。
6年後，麥克萊蘭在他的傑作《追求成就的社會》（itheachievingsociety/i）裡提出，「成功國家」和「不成功國家」的主要區別來自其公民的成就動機。他引用並深化了薇拉所做的有關發展中國家兒童讀物的研究，並採取了高度創新的方式進一步深化了我的圖示法研究，他運用我的編碼體系研究古希臘花瓶上的裝飾畫，這些畫出自《古典時期陶器研究專案叢書》（icorpusvasorumantiquorum/i）。他發現，與和平時期相比，古希臘大動盪即將到來時繪製的花瓶，其圖案更傾向於有效的圖示法形式，例如有較多的s形曲線，圖案佔據更多的空間。無論古希臘花瓶畫家的作品，還是20世紀大學生的塗鴉之作，都呈現出與成就動機的聯絡。
初為人師
其實我在衛斯理大學時，投入精力最多的不是做研究，而是教學，更恰當地說是自學如何教學。因為擔任助教的緣故，我生平第一次從完全不同的視角來關注教學過程，不是從學生角度（我要弄懂這些知識拿個高分），而是從教師角度（我怎樣才能幫助學生弄懂這些複雜的知識）。我很幸運地擁有三位出色的教學榜樣：戴維·麥克萊蘭、喬·戈林鮑姆（joegreenbaum）和麥克·沃特海莫。他們的教學風格大相徑庭，但每一位的教學水平都堪稱一流。一向備課充分的麥克總是帶著一沓筆記去上課。他的講課形式正規，內容明晰透徹，但鮮有自由發揮；喬是表演天才，風趣而博學，常在講課中提及電影和文學作品，而且總能和課程內容緊密結合；麥克萊蘭則秉持隨意的教學風格，根本不帶筆記，閒聊中卻透著十足的專業範兒。
三人的教學風格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些年來我糅合他們的教學方式，形成了自己的教學風格。我深知，只有課前準備充分，才能在課堂上隨意發揮，並對學生的各種反應應付自如。我用寓教於樂的方式吸引學生聚精會神地聽課，但所講的並非笑話而是故事，有風趣幽默的，也有感人至深的。把這些故事融入到教學中能夠啟迪學生，引發他們的深思。我學會了從日常生活、文學、哲學、電影和新聞事件中積累授課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