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人們會彼此喜歡
我們的研究成果在社會心理學家中影響很大，被稱作「失態效應」。從那以後，每當我的研究生在實驗室裡搞砸某些事時，總會狡辯說：「我是故意這麼做的，這樣你就會更喜歡我了！」我則會回答說：「但在犯錯之前，你最好確保一開始做的是近乎完美的。」
就在約書亞快出生的八月的一天，家裡的電話鈴聲突然在晚上10點鐘響起。在我們家，只要電話鈴聲在晚上8點以後響起，就預示著有壞訊息來臨，無一例外。電話是賈森打來的，他的右肩被診斷出感染了癌症，將要接受截肢手術。放下電話我直接去了機場，趕上晚間航班飛到芝加哥。在飛機上，我一直在腦海中勾畫著賈森失去肩膀後的模樣，希望這不是真的，只是一次可惡的診斷失誤。沒想到5天后坐在回程的航班上時，我卻在想，若只是失去肩膀就好了。
失去賈森
手術後沒幾天，一位實習醫生偷偷告訴我和賈森的妻子埃麗卡，癌細胞已經擴散到賈森的全身，哥哥活不長了。賈森並不知道實情。在那個年代，如果病人的病情堪憂，醫生很少對病人以實相告。我討厭對賈森隱瞞病情，因為我知道賈森是那種無論真相多麼殘忍都希望如實瞭解的人。但醫生和埃麗卡認為他不知道真相反而更好。於是我和他們達成默契，任由賈森相信截肢手術很成功。
九月賈森來到波士頓看望母親和妹妹，順便見見新侄子。我邀請他在我的社會心理學課上做一次客座講座，從一位政治學家的視角談論社會影響。他一口答應下來：「我原以為你永遠不會請我來講課！」作為像我一樣的裡維爾孩子，哈佛在賈森心目中佔據至高無上的地位。他講得十分精彩，從古雅典到當代芝加哥，關乎政治影響和權術的案例信手拈來，深深吸引了學子們。其間賈森頻頻走到黑板前，用左手毫不費力地寫板書，彷彿生來就是左撇子。學生們都很喜歡他。當我們走出教室時，他用僅存的手臂摟著我的肩膀說：「看，我的夢想實現了，我們真的在大學裡教書了。」
探親期間，賈森抱怨說老覺得呼吸不暢，很想知道是什麼原因。我懷疑癌細胞已經擴散到他的肺部，那一刻我不想再佯裝不知了，賈森有權利知道真相，有權決定如何度過他人生中最後的一段日子。於是我向他說明了真相。賈森聽後深深地嘆了口氣，沉默了。然而幾分鐘後他開口說的第一句話不是關於他自己，而是關於我的。賈森謝謝我敢於告訴他實情，他說：「這些日子你受累了，一直守著這個秘密。」
小時候在裡維爾的日子裡，棒球、撲克對我和賈森而言不僅僅是遊戲。像在木板道上打工的經歷一樣，我們一直從遊戲中學習君子為人行事之道。我倆十幾歲時，有一次在看臺上觀看高中棒球賽。三振出局的擊球手走向長凳時滿臉不屑地看著球柄，彷彿它才是罪魁禍首。賈森衝著他大喊：「笨蛋，又不是球棒的錯！」我大笑。賈森扯著嗓子的模樣很有趣，同時也給我上了一課：一個人要敢於承擔責任。賈森教我打撲克時也一直對我進行教導。有一次我連續抓了三張爛牌，抓到第四張時不禁大發牢騷：「又是一張爛牌！」賈森瞪了我一眼，說道：「永遠不要抱怨自己手裡抓到的牌。從長遠來看，好牌、一般的牌和爛牌出現的機會均等。任何白痴抓到全家福都會贏。打撲克的樂趣就在於想辦法把手裡的牌以最佳方式打出去。如果打法得當，再爛的牌也能贏。」
波士頓之行四個月後，賈森去世了，當時他剛剛過完32歲生日。最後的日子裡，他一直和自己最喜歡的朋友們待在一起。賈森的朋友都是特別聰明、睿智和善於言辭之人，他的公寓就像在舉辦文學沙龍和哲學沙龍。在不怠慢家庭和學生的前提下，我想多陪在哥哥身邊。於是那年秋季學期，我幾乎每個週末都穿梭於劍橋鎮和芝加哥之間。
一天深夜，我睡在賈森家客廳的沙發上，忽然聽到廚房傳出聲響。當時大約是凌晨三點，賈森正手忙腳亂地燒開水。我們一起坐下來喝茶，他說：「看來老天自有安排。我總以為自己懼怕死亡，可是到最後，因為疼痛如此強烈，我已做好離去的準備了。」哥哥抓到了最爛的牌，但一直到遊戲結束，他都打得很好。
我和賈森置身於一個大如洞穴的火車站，有點像紐約的中央車站。我們知道列車即將駛出，但沒有車票，也搞不清楚我們要乘的那趟列車從哪一條鐵軌出發。我們跑來跑去，始終找不到售票視窗。最後總算看到了，卻是在遠遠的車站盡頭。「你在這兒等著別動，我去買票。」賈森對我說。他攥著錢包飛奔而去，回來時氣喘吁吁地遞給我一張票，指著前方說：「趕快跑過去，停在那條鐵軌上的列車馬上就要出發了。」
「你不跟我一起走嗎？」
「我恐怕不能陪你了。從現在起你得自己照顧自己。別擔心，也別回頭，一切都會順利的。」
不知為何，聽到他說這番話我並不驚訝。而且在夢中我也很驚訝自己居然能如此淡定。隨即我深吸一口氣，在列車開動的那一剎那一躍而上。回頭看時，賈森正傷心地朝我揮手道別。
不需要勞駕弗洛伊德，我自己就能分析出這個夢的含義。在我17歲那年，哥哥違抗了舅舅們的意願，指引我步入一條正確的軌道，把我送上一列快車。如今我擁有了美滿的家庭和蒸蒸日上的事業，他卻永遠離開了我。他將永遠佇立在那座站臺上，離我越來越遠。
我異常思念賈森。除了薇拉，他是我最交心的朋友和知己。獲知他死訊後的震驚慢慢退卻後，我也開始關注自己的大限之日。我驟然明白，阿倫森家族顯然是遭到天譴，存在某種基因缺陷，致使家族成員成為癌症高發人群。可怕的疾病不僅奪走了正值壯年的父親和哥哥的生命，也讓父親的兩個兄弟在三十多歲時就離開了人世。我擔心自己死後薇拉和孩子們生活堪憂，於是想到投保一份數額巨大的人壽保險，就算我年紀輕輕就離開人世，也不能讓妻兒挨餓受凍。就這樣，一個29歲，身體十分健康的教授竟然購買了一份大額人壽保險，保誠保險公司實在太開心了。
不僅如此，我還開始向朋友和同事們調侃自己家族的「短命」遺傳。我將這種令人討厭的行為視作對自己的死亡警告。若無其事的家族「短命」史描述，就如同擺放在中世紀學者書桌上的頭骨，警示效果如出一轍。它不斷告誡我：人生苦短，前途未卜，別把時間浪費在無關緊要和乏味無趣的事情上。我要求自己好好珍惜有生的歲月。我對自己說：「好吧，笨蛋，別再自艾自憐了。認真地計劃一下，如果人生只剩下四五年光陰，你該如何度過？」
我想多陪陪薇拉和孩子們，還有更進一步的願望：我想努力成為最好的丈夫和父親。哈爾、尼爾和朱莉如今分別是六歲、五歲和三歲，約書亞還是個單純快樂的小嬰兒。我也想盡力成為最好的老師、研究者和同事。我原本就懷揣這樣的雄心壯志，現在更專注於此，更迫切地想要實現它。我想方設法地合理安排時間，儘量多陪伴在家人身邊，也絲毫沒有疏忽自己摯愛的工作。我全心追求現世安好，積極地和薇拉、孩子們一起規劃未來，也為他們今後的生活早作打算。
我驚訝地發現，如果不為瑣事所累，你其實有充足的時間把每一件事做得盡善盡美。在大學裡我工作勤奮，表現出色。但幾乎每個晚上和週末都是不容干擾的家庭時間。我不允許備課、寫論文、學術報告會和其他事務佔用週末時光。我對待週末的原則是：人在家，心也在。週末白天，我極力確保與孩子們共享甜蜜的時光，晚上則另有安排。我和薇拉經常僱臨時保姆，把孩子們安頓好以後，我們就去電影院、劇院和餐館消遣，或者赴宴。我那些愛交際的同事們沒完沒了地舉辦教授聚會。我和薇拉鄭重決定，我們不只是四個孩子的父母，還依然是一對年輕的情侶。這對我們來說很重要。如果沒有外出安排，我和薇拉就在家裡製造浪漫氛圍。待孩子們就寢，我們常常用燭光和紅酒調配出簡單而精緻的午夜大餐。
賈森去世對我的影響並不都是積極和理性的。我開始酗酒。以前我喜歡跟薇拉喝點睡前酒，或者一有喜事就跟研究生們喝一兩杯馬提尼慶祝一下。但在明尼蘇達，我愈發貪杯，飲酒也愈發頻繁，聚會時甚至經常喝醉。薇拉和朋友們說我喝醉後會變得很感性，並不會發酒瘋。但事實是他們不得不告知我醉後的所作所為，因為第二天早上酒醒後我就什麼都不記得了。
另一方面，薇拉一直在告誡我開車不要太猛，這樣太危險。現在回想起來才發現，以我固執的個性，能活到現在是多麼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情！很多年以後，我得知悲傷的男人最常見的三個表現是酗酒、飛車和在雨中唱憂鬱傷感的歌曲。沒錯，三樣我都有份。所幸的是，強烈的悲傷和過度的不理性行為在兩年內慢慢減少了，沒有釀出慘烈車禍，也沒有導致朋友失和。但有關賈森佇立在站臺上的場景，畢生都反覆出現在我夢中，不斷提醒我，為人處事眼光要深邃一些，長遠一些。
暖意融融的明尼蘇達
剛到明尼阿波利斯時，我和薇拉在離校園有一段距離的地方租了房子。第二年九月租約快到期時，雖然手頭並不寬裕，我們還是決定買一幢屬於自己的房子。尋找了數月，僅看中兩幢房子，既夠寬敞，又不算太貴。然而兩幢房屋幾乎找不到共同點。一幢是迷人的老式維多利亞風格房子，從那裡步行就能到校園。我十分喜歡這幢房子，主要因為它靠近學校，我的同事和研究生們可以經常來家裡做客，討論研究課題，或只是閒聊。但那幢房子毗鄰工業區，沒有供孩子們玩耍的戶外場地。另一幢房子位於郊區成片開發的住宅區內，雖然新一些，房屋樣式卻跟周圍的住宅沒有區別，離學校有30分鐘車程。這幢房子有兩個優點：一是有一個大院子，二是離奧瓦索湖還不到兩公里。最終我們選擇了它，覺得這裡更適合孩子們居住。
搬進新居後不久，我看到一則二手獨木舟的廣告，立刻買了下來，想給薇拉和孩子們一個驚喜。那會兒正是蕭瑟寒冷的十二月，我將獨木舟綁在車頂拉到家，薇拉見後大笑起來。
「有什麼好笑的？」我奇怪地問。
「你自己去問費斯廷格！」她答道。
我真是活該被取笑！在郊區買房讓我有點心理失調，總是想立刻做點什麼來證明這個決定是正確的。不知何故，我刻意無視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此刻正是明尼阿波利斯漫長冬季的開端，待五個月後冰封的湖面完全融化，才能泛舟湖上。冬天裡，明尼蘇達人常常為了抄近路而駕車從湖面橫穿而過。人們開玩笑說，春天到來的非官方標誌，就是第一輛掉進冰窟窿裡的車。於是我的獨木舟在車庫裡足足躺了五個月。不過除了擠佔空間，它還發揮了其他作用，令我正視了在校園邊安家夢破碎的事實。
第一次搬進社會關係學研究實驗室時，我無比驚訝地發現，這個實驗室並不像我去年春天到訪時那樣隨處可見忙碌的身影。事實上那兒看起來冷冷清清。斯坦曾向我保證，實驗室秘書掌握了所有工作要訣，可以把我從繁重的行政工作中解脫出來。可如今她已懷孕七個月，正處於半休假狀態。更要命的是，實驗室裡只有寥寥可數的幾個研究生。哈羅德和斯坦離開時帶走了他們最喜愛的研究生，餘下的幾個不是忙於做畢業論文，就是已經效力於實驗室的另外兩位同事達納·布拉梅爾和本·威勒曼。我該怎麼辦？我需要一個研究助理，卻沒有可用之人。達納和本告訴我，雙子城裡的能人應有盡有，建議我在《明尼阿波利斯論壇報》（iminneapolistribune/i）上登廣告招人。
這般聘用研究助理的辦法似乎不合常規，事實上卻是一個極好的主意。應聘者蜂擁而至，我面試了其中11位最符合條件的人。他們大多數都能勝任這份工作，但其中一位應聘者以異乎尋常的聰慧打動了我。她的名字叫埃倫·伯沙伊德（ellenberscheid）。埃倫從內華達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後在皮爾斯伯裡磨粉公司市場營銷部工作，「找尋遊說家庭主婦購買蛋糕粉的方法」。她在面試中的舉止很令我困惑。她說她很想得到這份工作，但不會為了給我留下好印象而刻意為之。事實上她的態度比這更差。打她一進門，言行舉止就流露出爭強好勝的個性，似乎什麼話題都要和我爭執一番。我想如果我說「今天真是個大晴天」（確實如此），她一定會立即反駁「胡說，快下雪了」。
但她無疑是最合適的人選，我決定聘用她。幾個月後，我徹底被她的聰明才幹折服，催促她去修幾門研究生課程，並繼續讀博士。她照做了，並且以破紀錄的速度拿到了博士學位。35年後，當埃倫被授予美國心理協會最高榮譽——傑出科學貢獻獎時，她寫了一篇簡短的職業回憶錄。讀後我欣喜地得知，她將那次面試視為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她在回憶錄裡寫道，因為在上一份工作中遭遇到普遍的性別歧視，當她走進我辦公室時，以為這次也會受到不公正的對待。然而我錄用了她，只是因為看中她的能力，而沒有計較她所謂的「錯誤的性別和明顯的惡劣態度」。這讓她驚喜不已。
新來的研究生們既機靈敏銳又活力充沛，都是我、達納和本從申請者中精挑細選出來的。到了十月，實驗室裡一派繁忙景象，讓人興奮的各項研究進展順利。他們中有才華橫溢的天主教牧師尤金·傑勒德和天才登山家達文·林德。約翰·達利在哈佛完成課程之後也來到實驗室，成為我的大總管和新生們的學習榜樣。我們最好的博士後來得出乎意料。一天，我接到費斯廷格的電話，說他有一個一流的博士生，名叫伊萊恩·哈特菲爾德·沃爾斯特。當時大多數學校都不聘用女教授，因此她難以謀得一份教職。費斯廷格問我可否想辦法幫她在明尼蘇達大學找一份工作。
「她到底有多出色？」我問。
「你知道斯坦·沙克特嗎？」
「當然了。」我說。
「你知道埃利奧特·阿倫森嗎？」
「知道一點點吧。」我說。
「她可以同他們並駕齊驅。」費斯廷格斬釘截鐵地說。
當時我們系裡沒有空缺的教職，所以我覺得這事可能沒戲。但幾周後我打聽到學生活動辦公室正在招聘一位研究專員籌備新生舞會，我立刻給學校教務長打了一個電話。
「這對你我來說都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我說，「與其臨時僱用一個研究人員分析舞會情況，為什麼不正式聘用一個熟練的實驗社會心理學家呢？
他可以從中找到有趣的東西，把這份工作做好的同時說不定還能發掘出具有科研意義的課題。如果你聘到合適的人，我們實驗室也可以與之合作。這樣不僅你得到了一個能幹的科研人才和顧問，我們也多了一位好同事。」
「好主意，」主任說，「你有什麼人可以推薦嗎？」
「還真巧呢……」我說。接著，伊萊恩就來到了明尼蘇達大學。事實上，她確實利用這次任務進行了一項關於大學生約會偏好的突破性研究，發表在社會心理學的頂級期刊上。我們在實驗室裡給她安排了一間辦公室。正如我們所期望的那樣，大多數時間她都待在實驗室裡，與研究生們一起工作、交流，研究生們都視她為正式教授。伊萊恩是一位天生的優秀學者，也是我最喜歡的一位同事。因為不用教課，實驗室的這份工作對於伊萊恩來說相當於拿高薪的博士後。兩年後她正式成為心理學系的一名助理教授。最終伊萊恩和埃倫·伯沙伊德結成一對高產的研究夥伴，愉快地合作了二十多年。
冰天雪地的明尼蘇達卻擁有暖意融融的人際氛圍，與我在哈佛的遭遇迥異。同事之間沒有等級和終身教授資格構築的壁壘，菜鳥級助理教授可以隨意與大師級同事開玩笑。在這裡你可以見到斯塔克·哈撒韋（starkehathaway），他設計了明尼蘇達多相人格測試，這是有史以來最重要的一項人格測試。你還能見到從生理學層面分辨謊言的國家級專家戴維·呂肯（davidlykken）、研究兒童復原力的前衛臨床心理學家諾曼·加梅齊（normangarmezy）和兩卷本著作《社會心理學手冊》（ihandbookofsocialpsychology/i）的主編加德納·林齊（gardnerlindzey）。
明尼蘇達多相人格測試
由明尼蘇達大學教授哈撒韋和麥金力設計的一種人格測試，被廣泛運用於犯罪調查、職業選擇等多個領域。
當時美國大多數大學的心理學系都存在臨床心理學家和實驗心理學家之間的對立，雙方都覺得自己做的研究更重要——臨床心理學家研究真正的人，實驗心理學家的研究科學精準。而我們系裡並無此類門第之爭。我確信形成相互尊重氛圍的主導力量是保羅·米爾（paulmeehl）。米爾思維異常敏捷，他不僅是優秀的實驗家、嫻熟的心理諮詢師、卓越的科學哲學家，也是一流的心理測量專家。連繫裡的超級大腕都涉獵各個分支領域，其他人又怎麼好意思掐架呢？
我相信是米爾的遠見卓識使明尼蘇達大學的終身教授資格審批制度與哈佛截然不同。同樣是維持學術上的高水準，哈佛採用極其保守的終身教授資格審批方式，而明尼蘇達大學選擇對年輕教授未來的學術成就進行精確判斷。我回憶起第一年在明尼蘇達大學時與米爾的一次交談。我告訴他，我才畢業兩年明尼蘇達就給我終身教授資格，讓我受寵若驚。米爾說，他們並不是在賭博。
「真的嗎？」我問。「何以見得？」
「我們看到了你的激情。」他說。
「激情？」
「過去的成績固然可以很好地預測未來，」他說，「但最可靠的預測指標是你對工作的熱情。你的論文字行間都流露出對研究的熱情和喜悅，任何人讀後都能真切地感受到。」
米爾在教授晉級的時間間隔上也不願墨守成規，他說：「如果研究水平很高，就應該迅速晉級。」一年後的一天，他滿面春風地衝進我的辦公室，宣佈資深教授們全票通過同意晉升我為正教授。突如其來的晉升把我弄懵了。我並沒有申請晉升，也沒有其他學校來挖我，晉升我為教授的原因僅僅是因為他們覺得這是我應得的。在學術圈裡摸爬滾打很多年後我才意識到，明尼蘇達大學晉升教授的做法是多麼彌足珍貴。
如果系裡的人際關係和學術氣氛可以描述為溫暖宜人的話，那麼實驗室裡的氛圍稱得上是百分之百的溫馨愜意了。大家享受著一起工作、教學、合作研究的樂趣。哪怕只是待在實驗室裡，心情也十分愉快。終於能和一大幫意氣相投的實驗社會心理學家們一起工作，我提議每週二晚上召開所有社會心理學教授和研究生參加的研討會。我們會在其中一人的家裡碰面，一邊享用啤酒和椒鹽捲餅，一邊相互探討研究課題、實驗程式和資料分析，並且相互擔任對方課題的非正式顧問。我們甚至組建了一支師生壘球隊，水平足以與校隊一爭高下。我們也從不放過任何一次開派對的機會。
我和薇拉視研究生們為家庭成員，這些學生和我們的孩子混得越來越熟，經常在我們家一待就是好長時間。某個週二晚間的例行研討會上，還不到三歲的約書亞和幾個學生鬧著玩。那時早已過了他睡覺的時間，但他玩得太開心，根本不理會薇拉的呼喚。最後薇拉來到客廳一把抱起他，約書亞拼命扭動著想要掙脫她的懷抱，小胳膊伸向達文·林德，哭喊著：「達文，救命！救救我！」此後的幾個月，其他學生都用約書亞的呼救來向達文打招呼。
在明尼蘇達大學，我發現，建築物的設計風格會顯著影響在裡面工作的人的工作效率和創造性。我們實驗室的佈局很完美，佔據了福特大樓第四層約一半的地盤，老師的辦公室和實驗室聚集在一起，毗鄰實驗室裡最重要的地方——大樓盡頭的一間超大的房間。在這個房間裡，每個社會心理學研究生都擁有一張桌子，大房間裡還有三四塊黑板和兩隻交替使用的咖啡壺。我們稱大房間為「牛棚」，因為我們常聚在那兒侃大山。從瑣碎的八卦和體育新聞到重大的研究話題，我們無所不談。我們經常在那裡提出研究構想，許多實驗構想就是在那裡形成的。
一天下午我走進「牛棚」時，看見尤金·傑勒德和達文·林德笑作一團。尤金正在大聲朗讀帕金森（rthcoteparkinson）一本書中的章節。帕金森在這篇文章中用諷刺的口吻寫到，在政府官僚機構裡，工作總是被一拖再拖，直到所有時間都被工作佔滿。帕金森還援引了一些滑稽可笑的例子加以說明。
聽了幾分鐘後我說：「尤金，這不僅僅是好笑，這個問題很有意思。」
「糟了，」達文說，「尤金你可要小心了，我看出來了，你馬上就要被引誘去做一個實驗專案了。」
「我不跟你一般見識，」我說，「但你碰巧說對了。官僚機構裡工作的人們確實擅長混日子。他們假裝一直在工作，於是工作拖到佔據了所有可用的時間。他們整日閒坐在那裡，處理枯燥的事務，不時看看時間。假設交給某人一項工作，並且要求他一天之內完成，會出現什麼情況呢？他會反覆查驗自己完成的工作，不斷加以改進和完善。不久後，再交給他一項相似的工作任務，但允許他一旦完成便可下班回家。我的假設是，上次的經歷會讓他認定完成此項工作需要花費整整一天時間，因而他可能花費比實際需要更多的時間去完成它，即便現在是在浪費自己的時間而不是機構的時間。」
尤金問：「你是說，一旦完成任務的規定時間變長，人們就會認定真的要花這麼多時間才能完成任務？」
「你說對啦。」
於是尤金和我著手進行實驗。實驗程式很簡單，幾乎和我們在「牛棚」設想的一樣。首先請被試完成一項乏味的任務，過程中實驗者（尤金）突然被叫到房間外去接一通緊急的長途電話。我們刻意安排好尤金接電話時間的長短。在一種情境下，他離開的時間遠遠超出被試完成任務所需的時間。在另一種情境下，他離開的時間短一些，但也足夠讓被試從容地完成任務。下一步，尤金給被試安排另一項相似的任務，並且告訴他完成後即可離開，然後尤金就回到自己的辦公室。結果發現，完成第二項任務時，有「額外時間」的被試遠比有「足夠時間」的被試花費了更多的時間。我們的實驗結果比帕金森定律更完善！我們不僅證實了工作任務會被拖沓到佔滿一個人所有的可用時間，而且證實了從事該工作的人會就此將工作設定為需要額外時間才能完成。
「牛棚」裡的人們都很喜歡這個實驗，而且我們不斷地把它應用於生活和工作中。我第一次受邀到美國心理協會專題研討會上做一個特別演講時，請柬是七月收到的。當時我的時間很充裕，用了五天時間來準備演講。兩三年後我又收到一個類似的邀請，但這次我手頭有其他緊急的事情要做，最後只剩兩天時間來準備。一開始我張皇失措，幾乎想要謝絕邀請，畢竟寫一份演講稿就要花五天時間！細想後我才意識到，可能根本用不著五天時間。果然，我只用兩天就準備好了演講。
個人吸引力研究
社會心理學有一個基本的研究問題：為什麼人們會彼此喜歡或相互厭惡？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幾乎所有心理學家都會從行為主義角度進行解釋：我們喜歡以某種方式給予我們酬賞的人。我們喜歡外貌出眾之人，因為悅目的美麗給予我們審美上的酬賞；我們喜歡聰穎能幹之人，因為我們可以依仗他們幫我們把事情做好；我們喜歡那些與我們有共同信仰和價值觀的人，喜歡那些看似也喜歡我們的人，尤其喜歡那些拼命稱讚我們、關注我們的人。相反，我們討厭那些使我們遭受痛苦、尷尬或不愉快的人。
這些解釋在任何一個外行人眼裡都「僅僅是常識而已」。我祖母會說：「你辛辛苦苦讀博士就是為了學這個？你還包著尿片時我就可以教你這些道理了。」我和同事開玩笑地稱這種研究為「芭芭（bubba）心理學」，芭芭在意第緒語裡是祖母的意思。這些研究的指導原則沒有錯，只是對問題解釋得不充分，也過於簡單。相反，一提起入門考驗實驗我就興奮，原因之一就在於，沒有任何人的祖母可以預測出我們的研究結果。
當我決定深入研究個人吸引力時，我開始琢磨與上述說法相悖的可能。例如，如果一個人很能幹就意味著給予我們酬賞，那麼這個人越能幹，我們就應該越喜歡他。但他人的聰明能幹可能會給我們帶來一些複雜的認知，這種複雜性為人類所獨有。如果一個人太能幹，會給人留下難以親近的印象，如果一個人像超人似的無所不能，會出現什麼情況呢？面對太有才的人，我們反而會覺得不舒服。但如果這個人偶爾表現出某些弱點，我們反而會更喜歡他。假設赫布是一位聰明的數學家，同時也是一位優秀的籃球選手和衣著考究之人，如果他偶爾將一列數字加錯了，很簡單的帶球上籃出現失誤，或者在公共場合露面時領帶上有肉汁漬，我可能反而更喜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