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以改變的自我認知
我本來只想對失調理論進行少許修正，最終卻起到重要的完善作用，將失調理論從有關態度的理論轉變成有關自我的理論。有關自我的信仰是人們最重要的認知，當我們的行為或態度與自我認知不一致時，就會產生最痛苦的心理失調，這種失調促使我們通過改變態度和行為來維持自我觀念。
我的童年時光在裡維爾度過，我家距哈佛大學只有11公里。但我卻覺得哈佛離我非常遙遠。哈佛從過去到現在始終處在美國教育的金字塔頂端，裡維爾則是市井渣滓之地。在裡維爾長大的日子裡，我從未聽說周圍的人有誰在哈佛唸書，哪怕只待過一週時間的也沒有。高中畢業那年，我們班上成績最好的學生都被這所神聖的殿堂拒之門外，有自知之明的我自然沒打算申請哈佛。我想，如果自己遞了申請書，錄取委員會多半會瞅一眼我的高中成績，然後笑得滿地打滾。但9年後我居然來到這裡，穿著正裝——粗花呢夾克和卡其布西褲，大步流星地穿過哈佛校園。哈里·阿倫森家害羞的小男孩如今執教的這所大學，竟是他高中畢業時打死也不敢申請的學校。
我與哈佛八字不合
我心中五味雜陳，既為自己被哈佛聘用而倍感自豪，又對此地有所敬畏。哈佛不僅是一所在任何領域都十分出色的大學，也是約翰·亞當斯、愛默生和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求學之所。同時我對自己的敬畏之情又有些惱火。哈佛是盎格魯-撒克遜裔白人新教徒的捍衛者，如果你父親是一位富有的新教徒校友，你就鐵定能被哈佛錄取。當年這也是一所對猶太人和其他少數族裔實行錄取配額限制的大學。就在30年前，哈佛校長阿博特·勞倫斯·洛厄爾（rencelowell）無恥地強調說，大量削減猶太學生數量反而對猶太人有利，因為如果大量猶太學生在哈佛就讀，就會激起非猶太人的反猶太主義情緒。
走過懷德納圖書館，邁上愛默生大樓的臺階，我的心撲通撲通直跳。這裡是社會關係系主辦公室所在地。哈佛心理學系當年分成了兩個系。「硬科學」在紀念大樓裡，主要研究動物的學習過程、感覺和知覺、生理心理學等，領軍人物是傑出學者斯金納和埃德溫·g·博林（edwing.boring）。
「軟科學」（社會心理學、人格心理學和臨床心理學）和社會學、人類學聯合組建了社會關係系，傑出學者包括亨利·默裡（henrymurray）、戈登·奧爾波特（gordonallport）和傑羅姆·布魯納（jeromebruner）。據我瞭解，之所以要分成兩個系，主要原因在於兩個群體的傑出學者分別處在從軟科學到硬科學這一連續統一體的兩端，彼此無法和睦相處。
擁有終身教授資格的資深教授和對前輩滿心敬畏的新晉助理教授之間橫亙著一條深淵，裡面擠滿了入職四五年的助理教授。其中一位年輕人告訴我：「若身在哈佛，哈佛就是可怕之地；若說自己來自哈佛，哈佛就變成福地了。」其他人對此也深有同感。他們不滿的是關於教授晉升的不成文規定：由於哈佛致力於建設一流大學，如果某位教授在自己的學科領域裡不是最好的學者，學校就不會授予他終身教授資格。從學校畢業僅五六年的助理教授是很難達到這個標準的，因此同事們警告我，在哈佛很難取得終身教授資格。所以大多數資深教授對待年輕教授的態度，就像巴黎本地人看待夏季遊客一樣，彷彿我們就是匆匆過客。聽到這些議論後，我聳聳肩，心想：真糟糕，可又能怎麼樣呢？
但並非所有助理教授都想放棄終身教授資格。我的老朋友迪克·阿爾伯特就緊緊地盯著這一職位。自從兩年前被哈佛聘為兒童發展領域的助理教授，迪克就決定在哈佛奮鬥終生。有一天晚上，我和迪克約好一起吃晚餐、看電影。晚餐後往電影院走的路上，迪克說他要回辦公室一趟，只逗留一分鐘。待我倆走進辦公室，迪克摁了一下開關將燈點亮，隨即說道：
「好了，我們走吧。」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我問。
他說：「亨利·默裡就住在這條街上，他晚上經常在街上散步很久。假如他散步經過這裡，看見我辦公室的燈還亮著，就會留下這樣的印象：迪克·阿爾伯特很勤奮，理應獲得終身教授資格。」
我大笑不已，但他的神情卻十分嚴肅。
「祝你好運。」我說。
雖然迪克的做法令我驚愕不已，但他終究是我的好朋友。他將哈佛廣場看做自己的家，熱情地當起了我的導遊。「這是臘腸屋，一家非常棒的老式德國熟食店，裡面的啤酒很好喝；這是聖克萊爾酒吧，你最好別吃這裡的食物，但這裡的調酒師能調變出全鎮最好的馬提尼；這是埃爾茜餐廳，這裡的快餐最好吃，烤牛肉三明治會讓你幻想要是媽媽會做就好了；中心廣場的西米歐餐廳提供義大利食物，但你若想品嚐最正宗的義大利風味，就要乘地鐵到北邊去。」
迪克想把學校裡最好的東西都介紹給我，因此熱心地陪我出席第一次全校教師大會。舉行大會的大學禮堂是哈佛園裡一幢歷史悠久的建築，位於校園的正中央。迪克快言快語，立即指出該建築是由查爾斯·布林芬奇設計的。「1781年的畢業生，」他眨眨眼對我說，「你怎麼沒問1781年他從哪一所大學畢業，聰明的傢伙？」
會議由院長麥喬治·邦迪（mc-georgebundy）主持，此人不久之後就因在肯尼迪總統和約翰遜總統任期內擔任國家安全顧問而名揚海內外，併成為越南戰爭的主要支援者。那時他以一種迷人但主宰一切的方式主持著會議，雖然魅力四射，但掌控會議的意圖也很明顯。會上他一度和歷史學家小阿瑟·施萊辛格（arthurschlesingerjr.）進行熱烈而友好的爭論。
關於那次會議的情形，我只記得這些。會上肯定處理了一些事務，但在我看來，是半遮半掩的自我吹噓主宰著會議程式，幾乎每一位發言者都沉浸在妄自尊大的迷夢中。會後我們走出禮堂，迪克滿面笑容。
「喜歡嗎？」
「哦，說實話不太喜歡。」
他聽後十分驚訝：「為什麼呢？」
「有點太……有點太……」
「有點太什麼啊？」迪克有些不耐煩了。
「哦，我認為有點太庫瓦西耶了，不合我的口味。」
迪克大笑起來：「天哪，你能從裡維爾走出來，可裡維爾卻不能從你那裡走出去。」
「嗯，也許吧。但是你知道，大家將庫瓦西耶干邑稱做‘拿破崙白蘭地’，可拿破崙逝世10年後人們才開始釀製這種酒。不信你去查查這方面的資料。」
「那又怎樣？你到底想說什麼？」
我心情糟透了，但也不想掃迪克的興。他那麼賣力地想讓我愛他所愛，但我實在討厭那種會議，透著做作的瀟灑和客套，讓人渾身難受。甚至連邦迪和史萊辛格之間的爭論都顯得不太真實。他們似乎在享受自己的表演，而不是真的在什麼重要問題上有意見分歧。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參加哈佛教師大會。
當天晚上，我心情沉重地驅車回家。為什麼這點破事會讓自己如此不爽呢？為什麼非要掃迪克的興呢？為什麼我不能贊同迪克的觀點，或者至少保持沉默呢？為什麼我要用「拿破崙白蘭地」傷害他呢？待薇拉給朱莉洗完澡哄她上床睡覺，我也給兒子們講完睡前故事，我和薇拉回到客廳，像往常一樣喝點咖啡和睡前酒，交談白天發生的事情。
「真奇怪，」我說，「教師大會上大家的言行舉止在迪克眼裡居然是令人讚歎的風流瀟灑，在我眼裡卻是傲氣十足。」
像往常一樣，薇拉對事情的看法總是比我來得透徹：「你和迪克分別坐上了向相反方向行駛的列車。」
在哈佛待了幾個月，我就完全明白自己是不可能獲得終身教授資格的，不僅因為終身教授資格對我們這樣的年輕教師來說希望渺茫，而且我和哈佛八字不合。哈佛這所透著精英色彩的反猶太主義學府不是適合我的地方，而我仍然為自己身上些許藍領工作者的粗野而自豪，自然也不是適合哈佛的人。我努力減輕自己的心理失調。我參加教師大會就是為了忽視哈佛園裡的一切好東西，同時嘲笑這裡發生的任何可笑之事。相反，迪克決心為終身教授資格而奮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能在哈佛立足。因此，他能夠欣然接受這裡的一切。我最欣賞迪克的一點，是他具有嘲笑自己的超凡能力，包括嘲笑自己偶爾流露的富家子弟做派。但因為一心想在哈佛紮根，他卻無法看出開燈伎倆的可笑以及教師大會里的裝腔作勢。
成為一名合格教師
撇開布林芬奇不談，我很快開始珍惜哈佛的許多人與事，但並不僅僅是研究生的聰慧和進取心。實際上到學校的第一週，我尚在整理藏書時，已經有人造訪。除了這位年輕男子，不會有其他人能在此時如此隨意地走進我的辦公室。這位年輕人即將成為我的第一位門生，也是我帶過的最出色的學生。他就是梅里爾·卡爾史密斯，與我在斯坦福共事過的那位聰穎但有些木訥的本科生。1958年從斯坦福畢業後，梅里爾早我一年來到哈佛。如今的他不再木訥，激動地給了我一個溫暖的擁抱，彷彿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哥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的確如此。
「見到你真高興，」他說，「你怎麼才來呀？」
梅里爾對哈佛很失望，跟我抱怨找不到合適的導師。他在斯坦福學會的高影響實驗，這裡根本沒有教授在做。我告訴他，全世界做高影響實驗的地方都屈指可數。「不過，」我故作虛張聲勢狀，「哈佛將成為其中的一個。」
「別說得那麼肯定。」他說。
「什麼意思？」
他回答：「我不知道該怎麼說，我注意到這裡不僅僅是沒人會做高影響實驗，有些教授甚至對此實驗抱有敵意。」
「為什麼？」
「沒人告訴我。但據我所知，這裡的人認為，向被試描述實驗時掩蓋真實意圖非君子所為，甚至是不道德的行為。他們不認為這是在演戲，在他們眼裡，這是在說謊。」
「有意思。好吧，我的朋友，那你打算進行一些非君子所為的實驗嗎？」
「當然啦。」
於是我們攜手進行新的實驗。
那時候社會關係系不到一半的教授辦公室在系部所在的愛默生大樓，那是一幢位於哈佛園中央的古老的象牙色建築。大樓內最傑出的人物是戈登·奧爾波特和塔爾科特·帕森斯。其他教授的辦公室設在散佈於中心校區之外的幾幢小洋樓裡。這些小洋樓就如同古代的封地一般，每幢樓裡都有一位資深教授和幾位年輕教授。我在衛斯理大學的導師戴維·麥克萊蘭所轄的封地在神靈大街5號。
我被安排在弓街9號，那是一幢沒什麼特色的二層黃色隔板房，隔壁就是一家摩托車銷售兼維修店。這一安排並非隨意為之。才華橫溢、知識淵博的認知心理學家傑羅姆·布魯納（jeromebruner）希望將我招致麾下。在我來哈佛前的那個夏天，他就給我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歡迎信，告訴我，我的辦公室就在他的辦公室附近，並邀請我和他一起為新生開設一門有關人類心智的研討課。我回信說自己很高興在弓街辦公，但不想上新生研討課。但我到了哈佛後，還是被告知要和傑羅姆合作講授研討課。
跟傑羅姆合作教學是一次有趣的經歷。我曾在斯坦福和拉爾夫·哈伯一起講授過研討課。當時我們用尖銳的提問激發學生暢所欲言。哈佛的研討課以傑羅姆和他的知識體系為中心，我認為學生主要從他的講課中獲益，我自己就是這樣。我對課程也有所貢獻，但錯過了聆聽學生見解和認識他們的機會。
第一學期傑羅姆也邀請我參加他帶著七八個研究生每週召開的研究會議。我認為他們的研究專案很有趣，但不是我的興趣所在。於是在出席了三四次會議之後，我缺席了一次。第二天傑羅姆就到我辦公室問我缺席的原因。那時我才明白，傑羅姆的邀請不單單是邀請，而是命令。上次邀請我和他一起講授新生研討課就是這種情形。我不想惹事，還是參加了下一次的會議。傑羅姆在會上宣佈他第二天要飛去倫敦，不能參加下週的會議，但「我不在時埃利奧特將主持大局」。
我不想讓學生們失望，於是第二週出席並主持了會議，但我對所發生的一切很是反感。實際上傑羅姆把我視為他的副手，可這本不是我的工作職責。於是待傑羅姆從歐洲回來後，我就跟他攤牌了。他的回應很是誠摯，表示支援我的想法：「我當然知道，你有自己的研究專案，不想被我的研究纏身。」
幾天後，我手寫了兩三封字跡潦草的信件，想請秘書霍蘭女士幫我列印一下。她的辦公室就在傑羅姆和我的辦公室之間。霍蘭女士向我解釋說，傑羅姆不允許她再替我服務了，因為她的工資由傑羅姆的研究經費支付，而我如今已經不再是其研究團隊的成員了。這個說法聽起來合情合理，但也意味著我得步行八百多米到愛默生大樓找系主任秘書幫我列印。在這裡辦公實在很不方便。
學期快結束時，傑羅姆來到我辦公室，說他正在等一位從牛津來的訪問學者。他問我：「你能否搬到閣樓上辦公，把這間辦公室讓給那位學者？」傑羅姆的請求仍然顯得合情合理。但起初只有我一個人在閣樓上辦公，難免孤單。於是梅里爾和我把辦公室隔壁儲藏室裡的垃圾清理出來，勉強塞進了一張小桌子和幾把椅子。小屋既無窗戶也缺乏美感，但給梅里爾和我的其他學生提供了一個可以逗留的地方，我和自己的學生們一下子與世隔絕了。九月份又有兩位研究生約翰·達利和託尼·格林沃爾德加入我們，擠進了這間小儲藏室。我們置身於一個真正的世外桃源，整個閣樓都是我們的，這一佈局著實令人興奮。在這裡，我們交換著彼此的觀點，嚴格審視研究設計和實驗過程，相互學習，取長補短。
我開始學著適應哈佛，或者說至少學著適應弓街9號。但我還得開設一門課程，按計劃要在春季學期開課。系主任羅伯特·懷特（robertwhite）十分貼心，准許我開設任何一門自己覺得最有把握的課程。於是我決定講授「社會影響和從眾」，但心裡其實一點底都沒有。雖然成功講授過研討課，也在衛斯理和斯坦福做過客座講座，但我從未完整地開設過一門課程。如果有一兩週的備課時間，任何白痴都能做好一次客座講座。但若想建構一系列連貫的課程來傳授準確而有趣的知識，就不是隨隨便便能做好的。
新學期快開學的一天深夜，我從夢中驚醒，冷汗涔涔，憂心忡忡地想著自己無法預知的前途。多年前，我還只是一個在裡維爾高中接受教育的小孩子，如今卻要一週講三次課，將自己的學識和無知通通暴露在滿屋子全國最聰明的學生面前，心裡很是恐慌。這些學生大多數畢業於私立名校，比如格羅頓中學、安多弗中學、埃克塞特中學，他們已經習慣於接受最優秀、最有學識的老師的教導。我怕自己兩次課就把社會影響的所有內容講授完畢，那麼下一步該怎麼辦？學生們會發現我是一個冒牌教授！他們會把我批得一文不值！更糟糕的是，他們會打瞌睡，甚至站起來直接走出教室！
從眾
根據他人而做出的行為或信念的改變。從眾可以表現為多種形式，比如因外在力量而表現出的從眾行為叫做順從（內心並不認同），而發自內心的真誠的從眾行為叫做接納。
天矇矇亮時，腦中紛紛擾擾的思緒漸漸平息。我對自己說，雖然有些孩子可能比我更聰明、素養更高，但我能傳授給他們很重要的知識和技能，而且我熱愛這門學科。如果我備課充分，又怎麼會教不好他們呢？於是我潛心備好每一堂課，不僅傳授我所知曉並熱愛的核心理論和研究，也給學生們講故事，比如個人經歷、歷史典故、幽默笑話、哲理小品和悲情故事，因為經由故事強調的觀點不容易被忘記。實際上我的每一堂課本身就是一個故事，有開頭，有高潮，也有結尾，並且每一堂課與下一堂課之間都有所銜接，串連起來就是一個完整的長篇故事，由許多相互關聯的章節組成。
幾周之後，學生開始把朋友和室友帶來旁聽我的課。每次下課後都有成群的學生湧過來提問，直到不得不騰出教室給下一個班上課。一些學生甚至會跟著我從愛默生大樓一路走到弓街，向我提出問題或闡述頗有見地的不同意見。他們認為課程內容很重要，也與自己密切相關，而且很多人對實驗方法興趣頗濃。學生的口口相傳也證明了我教學的成功：這門課程第一年的註冊人數是16人，第二年就超過了60人，第三年竟有100多人。我獲得了學生的認可，終於成為一名合格的教師。
對失調理論的修正
教課之餘，我也一心想著開始進行實驗研究。第一個想要驗證的觀點來自在斯坦福最後一年裡我和費斯廷格反覆討論的一個問題。儘管認知失調理論已臻成熟，但其適用範圍並沒有一個明確的界限。我經常跟學弟、學妹們開玩笑說，如果他們真要弄清楚兩個具體的認知是否失調，最好去問費斯廷格。費斯廷格也充分意識到需要為該理論劃出一條明確的界限。實際上，他在書中已經試圖通過一個假設的情境來界定該理論的適用範圍。深夜，一位男子駕車行駛在一條偏僻的鄉間小路上，偏偏此時車子爆胎了。他開啟後備箱，卻發現竟然沒有帶千斤頂。費斯廷格認為，雖然這位男子會覺得挫敗、失望甚至憤怒，但並不會產生心理失調。這個例子令我很困惑，我問：「當然有失調！哪種傻瓜會在深夜駕車行駛在偏僻的鄉間小道上，車內還不備上千斤頂？」
利昂反問道：「哪裡來的認知失調？是哪一個認知和哪一個認知之間不協調？」
我為此糾結了好幾周，最後恍然大悟，答案跟自我概念有關。在利昂的舉例中，有兩個不協調的認知：一個是司機覺得自己的行為很愚蠢，另一個是司機的自我概念，認為自己是一個相當聰明能幹的人。這一簡單的洞悉令我意識到，只有當自我概念裡的某個要素受到了威脅，認知失調理論才會得出最清楚無誤的預測。通常是個人行為與自我概念不相協調。
1957年我和賈德森·米爾斯第一次提出入門考驗實驗的假設時，我們認為認知「我通過重度入門考驗加入某小組」和認知「小組無趣、乏味又毫無價值」之間不相協調。但到了1959年，我覺得可以換一種方式來提出假設：認知「我是一個既明智又能幹的人」和認知「我通過重度入門考驗加入一個毫無價值的小組」之間不相協調。在費斯廷格和卡爾史密斯的實驗中，最初的假設認為，認知「我相信自己完成的任務極其無趣」和認知「我告訴別人該任務很有趣」是不相協調的。現在也可以將他們的假設加以改變，轉換成以下兩個不相協調的認知：「我是一個誠實而有道德心的人」和「我說了謊」。
那時我覺得自己只是對認知失調理論進行了微小的修正，費斯廷格卻不同意我的觀點，認為我對理論進行了很大的改動，併為此感到不悅。他覺得我的構想明顯縮小了理論的適用範圍。「當然不是，」我說，「我只是讓理論顯得更嚴密一些。」但費斯廷格是對的。實際上，我們倆都對了一部分。我的修正的確縮小了理論的適用範圍，但也使它變得更加嚴密。理論嚴密性帶來的益處戰勝了理論普遍性的喪失，費斯廷格最終接受了我的觀點。但他花了差不多10年才完全接受了這一變化，開始從自我的角度討論認知失調。
那時我只想對認知失調理論進行少許修正，最終卻起到了重要的完善作用，將失調理論從一個有關態度的理論轉變成有關自我的理論。有關自我的信仰是人們所持有的最重要的認知，於是當我們的行為或態度與我們對自我的認知不一致時，就會產生最痛苦的心理失調，因此最有可能引發行為的改變。而且，自我認知的重要性和中心性使人們抗拒改變自我概念。因此我這樣來表述自我一致：心理失調的存在，促使我們通過改變態度和隨後的行為來維持我們的自我概念。
我意識到，我們的大多數實驗之所以能夠成功，原因在於幾乎所有被試都有相當高的自我觀念。從自我觀念的角度來思考認知失調，我發現了隱藏在原來理論構想中的一個假設：像蓋瑞森·凱勒筆下的烏比岡湖居民一樣，大部分人都認為自己對每件事的認識和處理都比一般人高明。但是那些看低自己的人又是怎麼樣的呢？根據我的推斷，如果一個人認為自己是個笨蛋，他就覺得自己會去做很愚蠢的事情，比如通過重度入門考驗加入一個毫無價值的小組，或者為了一點蠅頭小利而撒謊。因此在那些高看自己的人身上出現的認知失調就不會出現在這些人身上。相反，當他們做出聰明的行為時，反而會出現認知失調。也就是說，一個看低自己的人，當他的行為舉止體現出積極的自我觀念時，反而會出現認知失調。
這正是我和梅里爾著手研究的問題。實驗中我們不想對一個人整體的自我觀念施加影響，這既違背倫理也不太可能，但我們可以更有效地檢驗我們的觀點。我們要做的就是針對被試並不知道自己所具有的某種特殊能力給出錯誤的反饋。我們設計了一個以假亂真的人格測試，稱之為「哈佛社會敏感性測驗」。我們準備了20張卡片，每張卡片上有三張年輕男子的照片，是從一本哈佛的舊年鑑上隨意選取的。梅里爾告訴被試，每張卡片中有一個男子是曾經入院就醫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被試的任務就是猜這個人是誰。被試從20張卡片中選好所謂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以後，梅里爾記錄下每個人花費的時間，假模假樣地根據一份標準答案給被試打分，並向被試公佈測驗得分和所用時間。
最初的測驗包括四輪測試題，每輪都有20張卡片。梅里爾告訴其中一半被試，每一輪測驗中他們的得分都很高，幾乎都答對了十六七題；然後他又告訴另一半被試，每一輪測驗他們的得分都很低，僅答對了四五題。
至此，根據貌似權威的測驗，一半的被試認為自己的社會敏感性很差，而另一半人認為自己具有相當高的敏感性。接下來，為了創造心理失調的情境，在關鍵的第五輪、也是最後一輪測驗中，梅里爾人為操控了被試的得分，給一部分被試和前四輪測驗一致的得分，給另一部分被試和之前測驗截然相反的得分。也就是說，認為自己會在本輪測驗中拿低分的被試中，有一半人依然拿了低分（答對4題），該結果與他們低社會敏感性的自我觀念是協調的；另一半人則意外地獲得高分（答對16題），這一結果與他們已經形成的自我觀念不相協調。
我們怎樣才能測量每位被試認知失調的程度呢？第五輪測驗結束後，演技已爐火純青的梅里爾懊惱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腦門，說自己忘記給被試計算答題時間，因此這次測驗可能無效。他宣稱要去隔壁房間問一下阿倫森教授該怎麼辦。幾分鐘後梅里爾回到屋裡，連聲道歉，請被試重新進行一次第五輪測驗：「這樣我才能記錄你們答題的時間。請假裝你們是第一次看到這些照片。」
重新測驗為被試提供了改答案的機會。我們假設，重測時被試更改答案的數量，可以準確地體現出上次測驗分數給他們帶來的失調程度。實驗結果明顯驗證了我們的預測：人們有自我一致的需求，預計自己得低分並且真的得了低分的人很少改答案，而預計得低分卻得了高分的人為了確保自己得低分而改了好多答案。對於後者，意外獲得的高分與他們的自我觀念不相協調。為了減輕心理失調，他們在重測時故意表現得差勁。但是我們如何能夠確定被試是在減輕心理失調，而不是真的忘記了前次測驗的正確答案呢？很容易。那些在前四次測驗中獲得高分的被試，在第五次測驗中獲得高分後幾乎沒有改答案，說明記憶力不是一個重要因素。
等梅里爾完成最後一位被試的測驗，我也向被試解釋了實驗假設和掩蓋真實目的的原因後，我們衝進裝有monroematic計算器的房間分析資料。我負責讀資料，梅里爾負責錄入資料，統計結果顯示出極高的顯著性。
「這是一個具有開創性的實驗，」梅里爾說，「讓我們慶祝一下！」
「我還不確定開創性體現在哪裡，」我回答，「但我們可以在慶功宴上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去聖克萊爾酒吧，有人告訴我那裡的調酒師能夠調出很棒的馬提尼。」
於是貫穿我整個導師生涯的一個傳統形成了。每當我和學生完成了一項實驗，我們就喝馬提尼慶祝。這種慶功宴不僅僅標誌著一個實驗專案的圓滿結束，往往也會成為下一個實驗專案的序曲。
自我說服實驗
那次慶功宴上我告訴梅里爾，自己想找到一個教導三歲半的哈爾的有效方式，讓他對兩歲的弟弟尼爾少揮些拳頭。我正在思考梅里爾在撒謊實驗中使用的一個變數。梅里爾說：「你是不是想在哈爾打尼爾時懲罰哈爾，讓他把一堆線軸塞滿托盤？」
「也不盡然。但你瞧，你們的實驗是有關不豐厚酬賞的，對不對？我的意思是，付一美元讓一個人說謊，不足以讓其覺得自己有合理的說謊理由。因此他需要說服自己，承認把線軸塞滿托盤的任務比自己原先想的更有趣，以此增加自己行為的合理性。」
「沒錯。」
「好。如果哈爾平時很少打尼爾，我可以因為他沒有打人而給他一點小小的酬賞。但現在情況並非如此。也就是說，我們不得不採用懲罰手段，或者至少揚言要懲罰他。假如我威脅哈爾說，如果他再打尼爾，就罰他整整一個月不能看動畫片，這對哈爾來說是很重的懲罰，可能會讓他在一段時間內不敢打尼爾，但這種方式不能斷了哈爾打尼爾的念頭。」
「你想讓哈爾自己說服自己，打尼爾或者其他孩子是不對的？」
「你說對了。這一目標能實現嗎？」
「當然可以！」梅里爾答道，「通過一個輕微的懲罰來嚇唬他就行。你已經把我和利昂的實驗研究透了：如果一個人拿了很少的酬賞去說謊，他就會說服自己認為所說的都是真話；同樣，如果一個人受到威脅說，要是做了某件不該做的事情，就得接受輕微的懲罰，他就會說服自己，他本來就不想做這件事，因為很沒意思。不過，我們怎麼在幾個小孩子身上進行實驗呢？我又不能站在一邊等著他們相互打打鬧鬧，是不是？」
「是啊。但我們可以選取小孩子平時愛做的其他事情加以禁止，威脅一部分小孩如果不聽話就要遭到輕罰，威脅另一部分小孩如果不聽話就要遭到重罰。」
於是就在聖克萊爾酒吧，我和梅里爾擬定了「禁玩玩具」研究的實驗程式。
我和梅里爾買了一些可愛的玩具，帶到哈佛大學附屬幼兒園，給四五歲的孩子玩。接下來的5天裡，我們每天都到幼兒園待上兩小時，和孩子們培養感情，並鼓勵他們玩我們帶來的玩具。幾天之後，孩子們一見到我們就興奮地迎上來，大聲稱呼我們「玩具叔叔」。
第6天，我們將每個孩子分別帶入隔壁的小遊戲室，詢問他或她對每個玩具的喜愛程度。第7天，我們再次把每個孩子帶進遊戲室，讓他們在那裡玩玩具。我們挑出孩子們第二喜愛的玩具，放到離其他玩具大約1米的地方，告訴孩子，除了這件玩具，其他玩具都可以玩。我們對其中一半的孩子說，如果他們不聽話，就會受到輕罰（「我會有些生氣」）；對另一半孩子則說，如果他們不聽話，就會受到重罰（「我會非常生氣，會將所有玩具帶回家，再也不來了。我會認為你是一個不懂事的小寶寶。」）。隨即我們離開房間，給孩子們20分鐘時間玩其他的玩具。通過單向鏡，我們在隔壁房間觀察孩子能否抵擋住玩具的誘惑。結果所有孩子都做到了。
回到房間後，我們再次詢問孩子對屋內玩具的喜愛程度。受到輕罰警告的孩子對禁玩玩具的喜愛程度明顯低於先前。由於沒有強烈的外因阻止他們玩禁玩玩具，他們就需要自己找出不去玩它的內因。於是孩子們說服自己，他們並不真的喜歡這個玩具。
相反，受到重罰威脅的孩子沒有改變他們對禁玩玩具的喜歡程度，他們仍舊錶現出對禁玩玩具的高度喜愛。事實上，一些孩子比受到重罰威脅前更喜愛禁玩玩具了。由於已經有很充足的外因阻止他們玩禁玩玩具，所以就不需要再找其他理由，因此他們仍然表示喜愛禁玩玩具。
認知失調理論預測，孩子對玩具偏好的轉變會維持相當長的時間。我的朋友喬納森·弗裡德曼（jonathanfreedman）在斯坦福幼兒園複製我們的實驗時，就驗證了這一假設。弗裡德曼選定的禁玩玩具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電動機器人，能四處追逐拋過來的物體。實驗過後兩個月再見到電動機器人時，幾乎所有受到輕罰威脅的孩子都不去碰它，而大多數受到重罰威脅的孩子直接跑去玩。
我們闡述了一個很重要的現象：孩子們之所以能夠控制自己的行為，不是因為某個大人告訴他們不能這樣做，而是因為他們進行了自我說服，認定這一行為是不好的。自我說服的觀點能維持很長時間。這一範式除了應用於玩具偏好之外，還可以推廣到關乎兒童培養的更基本、更重要的領域，比如攻擊行為的控制，最初激發我研究興趣的就是這個問題。我可否讓哈爾說服自己，認為打尼爾是一個可怕的念頭？
雖然禁玩玩具實驗圓滿成功，但問題還沒完全解決。如果將我們的研究發現應用到孩子的日常攻擊行為上，威脅的程度必須拿捏得當，既要能夠促使孩子自己說服自己放棄攻擊行動，又要重到讓孩子一開始就放棄攻擊行為。如果威脅沒有嚴重到促使他控制自己的攻擊行為，反而會使他認為打弟弟是合情合理的（「我想我是真喜歡打那個小傢伙。為了打他，我不惜勇敢地面對懲罰。」），這顯然與我們的初衷背道而馳。我竭力調整著對哈爾的警告程度，最後他總算停止了對尼爾的攻擊行為。我不確定這一小小的成就是歸功於我的介入，還是哈爾的成熟，或者是來自於無數其他的可能因素。唉，針對家裡一個孩子的小實驗總是缺乏一個控制組。
第一學年臨近結束時，我收到了來自國家科學基金的掛號信，我申請的為期三年的研究經費批下來了。那晚我懷著愉快的心情回到家裡。步入客廳時，我看到哈爾有些羞愧地坐在地板上，凝視著一個破碎的小雕像。小雕像有25釐米高，一位棒球手將手高舉過頭，彷彿做好了接球的準備。小雕像漆得像個銅製品，但實際上是用很廉價的材質製成的。此刻它正四分五裂地躺在地上。「爸爸，我碰倒了小雕像，它就自己裂開了。」哈爾說。
小雕像並不是哈爾的玩具，而是一個棒球賽的獎品，也是一個倖存者，歷經多次搬家依然完好無損。每次搬家我都將它包裝好帶走，從裡維爾到沃爾瑟姆再到米德爾敦和帕洛阿爾託，最後到劍橋。14年裡，它總是在我家壁爐架或櫥櫃上佔據顯要的位置。我彎腰撿起碎片，黯然地注視了一會兒，思忖著是否能修好。這個廉價的小獎品對我來說究竟有怎樣重要的意義呢？
15年前，在猶太男孩的成人禮儀式上，我朗讀並歌唱《托拉》（itorah/i）裡的經文，在擠滿親戚朋友和一列教堂人的猶太教堂裡進行講演。教堂人是一群很少說英語或者根本不說英語的老頭，他們每天大部分時間都待在猶太教堂裡。小時候的我十分靦腆，痛恨整個儀式的煎熬。成人禮儀式最大的好處是，一旦儀式結束我就不用去希伯來語學校了。不再上希伯來語學校最大的好處是每天傍晚我都有時間打棒球了。
自我說服
說服自己接受某種信念，是自我合理化造成的一種長期的態度改變。自我說服比直接的說服更具有永續性，因為自我說服在個體內部發生，而不是源於外部的勸誘或壓力。
二月份紅襪隊赴佛羅里達的薩拉索塔春訓。幾乎同時，我們鄰里的孩子都前往附近的棒球場，參加臨時擇定對陣球員的棒球賽。馬薩諸塞州的裡維爾不是佛羅里達州的薩拉索塔，二月下旬這裡十分寒冷。外場是一片又一片的汙雪地。待溫度升到零度以上，草地就會變成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