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誘導他人自我說服
預防艾滋病的措施從醫學問題變成了社會心理學問題：如何說服人們在性行為時使用避孕套。我們成功研究出虛偽範式，併產生了許多有趣的假設。但我想讓其他學者來驗證這些假設。一旦虛偽研究完成，我將華麗地退出江湖，就像資深棒球手夢想著打出最後一個全壘打，以此結束自己的職業生涯。
從得州搬到聖克魯茲，簡直就像進了天堂。聖克魯茲的氣候那麼宜人，我又臨海而居了。學校裡滌盪著自由之風，學生們的思想十分活躍。無論當時還是現在，我和薇拉都認為，聖克魯茲是最適合我倆和全家人居住的地方。如今，我們的四個孩子中有三位仍居住在聖克魯茲或者附近地區。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的學生呈兩極分化的態勢，這些年我所教過的學生裡最優秀的和最糟糕的都在這裡。
t組的衰落
進校頭三年，我辦公室左鄰右舍的主人分別是一位哲學家和一位物理學家，對門是一位歷史學家，再隔兩扇門是位詩人。我和這些近鄰們相處得甚為愉快，收穫之一就是和隔壁的哲學家艾倫·蘇齊（ellensuckiel）合開了一門課程，叫做「生命週期的哲學和心理學基礎」。該課程講授了多年，成為學生評價最高的課程。
該校開創的學院體系是培養本科生的最佳方式，因為它既擷取了小規模私校的優勢，比如斯沃斯莫爾學院和裡德學院，又擁有大規模州立大學的先進設施。哈爾在那裡茁壯成長，他和我的興奮之情感染了尼爾、朱莉和約書亞，他們也相繼求學於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
克雷斯吉學院成功打造出了課內外學習一體化社群。學生們不但可以跟其他學院的學生一樣，修讀歷史學、心理學或者生物學等標準的大學課程，而且可以選修跨學科的研討課。由於克雷斯吉學院的研討課堂通常按照t組討論的形式運作，故而比一般的學術討論會更為激烈。學生們學習課程內容，教授們提出課程要求，評價學生表現。除此之外，學生們還在研討會上了解自我，瞭解自己與同輩群體的關係，瞭解如何清楚而有效地進行溝通。我在緬因州伯特利帶領的t組活動每次只有兩週。活動結束後，組員們總是依依不捨地與其他組員話別，將小組所學帶回家鄉城市波士頓、紐約、芝加哥、蒙特利爾等。但在克雷斯吉學院，組員不會在短時間內各奔東西，因此大家結成了一個關係緊密的小圈子，「理論學習」和「經驗學習」之間的傳統學術障礙在這裡完全消除了。
1970年，當時最有名望的臨床心理學家卡爾·羅傑斯（carlrogers）將會心團體稱為「20世紀最重要的社會發明」。然而這項偉大的社會發明僅僅走過了約20年的輝煌期。清教的影響力已滲透到美國文化中，雖然起起落落，卻從未退去。隨著其影響力的再度迴歸，t組步入衰落期。在哈佛時，雖然我認為蒂莫西·利裡和迪克·阿爾伯特希望通過裸蓋菇素阻止人們犯罪的理想很幼稚，但也發現他們的樂觀主義令人激動，富有感染力。這10年的反戰抗議和平等運動都激起我滿腔的熱情，這些事件所預言的美好未來也令我興奮不已。與此同時，我熱愛會心團體的工作，因為它能夠幫助人們意識到，人與人之間的隔閡可以被打破，溫情和理解可以超越懷疑和偏見。我很天真地以為，通往這些目的地的道路是筆直的。我總是想：如果現在就這麼美好，10年後該是怎樣的美妙景象！
我沒有料想到，對克雷斯吉學院裡發生的一切，很多外人投以懷疑或嫉妒的目光，還有很多人毫不掩飾地表示敵意。「嗨！這幫人玩得開心著呢！如果真那麼開心，還談什麼教育！」一次，有位學生跟一位教授說，他要去克雷斯吉學院與邁克爾·卡恩見面。教授一臉嚴肅地跟他說：「小心點——他會擁抱你的。」人們常常將t組譏諷為肉麻地自我關注和偽心理學的溫床。後來學校來了新校長，克雷斯吉學院也來了新院長，都不贊成課內外學習一體化的實驗改革。面對來自行政管理層和周圍許多人的反對，年輕一些的教授不願參加這一實驗了。於是在我來到克雷斯吉學院三年後，課內外學習一體化社群解體了，這預示遍及全國的t組活動將壽終正寢。學生們異常失望，我的心都碎了。
又一次被恐嚇
克雷斯吉學院的教學實驗改革宣告失敗後，我轉到了阿德萊·史蒂文森學院，這是比較傳統的一所學院。在那裡我大部分精力都花在心理學系研究生專業的建設上。剛進學院時並沒有研究生專業，社會心理學同仁中也沒人積極從事實驗研究。我敦促系裡先後聘請到兩位出色的社會心理學家托馬斯·佩蒂格魯（tompettigrew）和安東尼·普拉卡尼斯（anthonypratkanis），他們在各自的研究領域都很活躍。不久，我們三人就建立了一個應用社會心理學研究生專業，吸引了許多優秀的學生前來就讀。
但是，對本科生十分有利的學習環境，卻影響了研究生的科研訓練。由於心理學系教授散居於校園的各個角落，研究生們很難與我們互動。在哈佛、明尼蘇達大學和得州大學時，研究生的辦公室多半緊鄰我的辦公室，我們全天都可以輕鬆自由地進行交流。我認為，保持密切的師生聯絡是辦好研究生專業的關鍵所在。我說服校長給我們配了一個拖車式活動房作為工作室，就停在史蒂文森學院邊上。工作室既提供了實驗場所，也可以作為研究生助理的辦公室。它並不奢華，但也不像弓街9號的閣樓那麼寒酸。
1977年，我勉強同意擔任代理系主任，直到找到正式的系主任就任為止。那年，研究生學術報告委員會決定邀請阿瑟·詹森為心理學系的教授和研究生們做一場報告。詹森是一位頗受爭議的人物。他研究人類智商後得出結論認為，不同種族平均智商存在差異的原因之一是受到基因的影響。這無疑是一條爆炸性的結論，尤其在人權運動如火如荼的當口，很容易引發過激的反應。
我讀過詹森的一篇代表性論文，看得出他是一位嚴肅的學者，並不是一個偏執狂。但作為社會心理學家，我認為詹森忽視了環境和情境對種族差異的影響。我不想邀請他來做報告，但並不是因為他備受爭議，而是考慮到系裡經費有限，我更希望請一位我認為所做研究更為有趣的心理學家。但是研究生委員會認為，如果能面對面地以友好的姿態質疑詹森的觀點，該多麼令人興奮啊！作為系主任，我不想挑起爭論，也不想回避它，於是同意邀請詹森。
詹森在電話裡接受了我的邀請，讓我吃驚的是，他同時提出要保證他的人身安全。詹森解釋說，之前幾個月在數所大學裡，他的講話都被學生們的尖叫淹沒，學生們還向他吐口水、對他推推搡搡。我向他保證，這些過激舉動絕對不會在加大發生，因為我們的學生思想開放活躍。更重要的是，我們的學術研討會在系研討室舉行，規模通常很小，大約只有10位研究生和七八位教授參加，大家圍坐在圓桌邊進行研討。我開玩笑說，我們的研究生從不向客人吐口水，但詹森並沒笑。
不久，令我吃驚和失望的事情發生了。詹森來加大的前一天晚上，幾百名學生舉行了一場集會，燒了他的一本著作和一些研究論文，宣稱第二天晚上要大鬧報告會現場。我在得州時就已熟悉右翼分子的偏執行徑，如今面對自由主義者的偏執行徑卻非常震驚——這些人與我的價值觀一致，但其行為與我在奧斯汀遇到的非民主分子如出一轍。
學生的憤怒和潛在的暴力行動令我左右為難。我答應確保詹森的安全，但200名學生「襲擊」20人研討室的場景十分令人擔憂。我該叫警察來保護詹森嗎？還是該取消報告會？顯然都不行。我不想製造學生和警察發生衝突的場面，也不想屈從於非民主的粗暴行徑。左思右想後，我找到了一個自認為不錯的辦法：研討會改在一位教授家舉行，在系研討室門上貼一張公告，宣佈報告會改在校園外舉行。當一群本科生趕到研討室準備鬧事時，發現裡面空無一人，他們氣壞了。
第二天的學生報紙就對我進行了攻擊，稱我是種族主義者，居然敢邀請詹森來學校作報告，他們還罵我是懦夫，不敢讓學生跟詹森見面。不過這種中傷對我沒有絲毫影響。10年前我在奧斯汀被人罵作「黑鬼情人」，如今又在聖克魯茲被指責為種族主義者。作為奧斯汀事件的一個意想不到的呼應，當晚我也在家裡接到一通令人不快的電話。不過對方是一位憤怒的學生，而不是一個聲音粗啞的男子；電話是晚間八點打來的，而不是凌晨兩點。但是仍讓人覺得不安。
「明天的師生面談時間不變吧？地點仍然在克雷斯吉咖啡屋外的露臺上？」
「當然。」我回答。
他不懷好意地說道：「你最好別失約。」
第二天我照舊來到露臺，走到往常坐的桌子邊，見到三位學生在那兒等我：哈爾、尼爾和朱莉（當時約書亞還在上高中）。薇拉已告訴孩子們我接到電話的事，以及可能會遇到的麻煩。於是他們前來給爸爸提供精神支援，必要時還可以充當保鏢。10分鐘後出現了幾十位學生。其中一些人舉著火把，他們一邊高呼口號「阿倫森是種族主義者」，一邊列隊登上小山坡，來到露臺上，在我桌邊圍成一圈。接著有人摁下錄音機開關，對著麥克風一條一條地陳述我的罪狀，然後將麥克風塞到我面前說道：「你有什麼話要說？」
我做了所有信奉自由主義的教授都會做的事情：對他們進行了五分鐘的講演，讚美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ithefirstamendment/i）。我告訴他們，很遺憾沒讓他們聽到詹森的報告，但他們前一天晚上焚書並叫囂要攻擊報告會現場的行為令我別無選擇。我告訴他們，學習的目的不僅僅是強化我們自己的信仰，也包括聆聽和討論諸多嚴肅學者的各種觀點，其中有些觀點我們也許並不贊同，有些觀點甚至可能會對我們有所冒犯。在大學裡，大家通常在爭論中學有所得，但必須要講民主。學生們傾聽著，有幾位甚至鼓起掌來。之後，他們就靜靜地散去了。
我朝自己的孩子們看去，見他們正咧著嘴笑。
「還不錯，爸爸。」哈爾說。
「好極了。」朱莉說。
「咱們喝點咖啡吧。」尼爾說。
我花了好長時間才從這件事的陰影中走出來。不過詹森事件也讓我看到學生身上難能可貴的品質：雖然思想異常活躍，但也樂於傾聽教誨。之前我從未遇到過能將這兩種品質合而為一的學生，甚至在哈佛也沒有見過。大概是因為哈佛的本科生比加大聖克魯茲分校的素養更高，也更有學問。但在我看來，他們也更循規蹈矩一些。我很欣賞加大聖克魯茲分校的學生，他們敢於表達自己的想法，不怕得罪人，同時也願意傾聽。作為我對他們褒獎的回報，學生們扎堆般地去聽我的社會心理學導論課。1979年，女校友協會決定設立年度優秀教學獎，並將該獎項第一個頒給了我。
性騷擾風波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國社會的另一場變革風起雲湧。t組旨在減少人與人之間的障礙——觸控別人是好的、健康的和充滿人情味的行為。但在女權運動的影響下，社會逐漸發生改變，開始強調劃清人與人之間的界限——觸控別人是無禮的、不得體的和做作的行為。我已經從t組學到，通過語言和肢體接觸向別人表達正面的感受是可貴的行為。當然，帶有表明權力或者支配目的的觸控是不得體的，我理解並接受女權主義者對它們的批判。毫無疑問，無論在t組還是在大千世界，不受歡迎的觸控都是錯誤的。但不久後就幾乎沒人關注觸控的得體和不得體之分，所有的觸控都被視為有所圖謀。我感覺自己深陷在兩種相互衝突的社會哲學裡。
有一個學期，我的大班課「社會心理學導論」配有四名研究生助教。艾麗卡和蘇珊娜都是三年級學生，兩人從入學起就一直跟我工作，與我和薇拉的私交很好；亞歷克斯是二年級學生，剛來跟我工作不久；另外一個一年級女生我叫她露易絲，但跟她一點兒也不熟。期末時，我和助教們一起對課程進行總結性回顧。露易絲用指責的語氣對我說：「我對您有意見。我注意到當您與助教們交流時，觸控女學生的頻率遠遠高於觸控亞歷克斯。我覺得那是性別歧視，也有失身份。」
我思量了一番，然後回答：「是的，正如你所見，我和蘇珊娜、艾麗卡交談時的確頻頻觸碰對方的手臂或肩膀，但我碰過你嗎？」
「沒有。」她答道。
「我也沒有碰過亞歷克斯，對吧？」
「對。」她回答。
於是我說：「我和艾麗卡、蘇珊娜認識好幾年了。這麼說是不是更恰當：我觸控熟人的頻率比不熟的人要多一些？」
「也許吧。」她說，但顯然並未被說服。
蘇珊娜和艾麗卡饒有趣味地把這件事講給薇拉聽，但我覺得哭笑不得。阿倫·古爾維奇，你在哪裡？1953年，當這位老哲學教授將手放在我頭上，對我說「好孩子」的時候，我只是將其視為一種溫情的表達，一種體現師生之情的舉動。如果發生在懷疑之風日盛的今天，學生會不會認為這一舉動有失體面，甚至視它為性騷擾？我與露易絲的交流，折射出聖克魯茲分校和全國其他大多數高校校園內的這種不良風氣。
一天上午，學校新近成立的性騷擾委員會派一名代表出席了心理學系的教授例會，並宣讀了師生行為守則。我認為幾乎所有條例都合情合理，也對她的大部分發言內容表示贊同。這位代表不僅提出濫用教授之權實施性騷擾明顯有悖倫理，也提請教授們注意另一些輕微的侵犯舉動。她說，學生經常會對教授有所迷戀，但這並不意味著她們想要性接觸。事實上，她們經常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但隨即她的話就不合情理了。新守則要求男教授儘量避免帶女研究生參加研究會議。年輕的社會心理學家斯蒂夫·賴特（stevewright）立刻提出異議。他說，像實驗社會心理學會年會之類的一些學術會議，吸引了該學科最優秀的研究者和領軍人物。對我們的研究生而言，出席這些會議是結識這些心理學大家的絕佳機會，學生們的飯碗很可能就握在這些人手上。他一語中的地強調，這項規定會讓女研究生在就業市場上處於劣勢地位。
性騷擾辦公室官員聳聳肩，沒有回應斯蒂夫，繼續宣佈下一條針對所有教授的規定：從現在開始，只要聽說哪位教師和哪位學生之間可能有性關係，就必須向她的辦公室彙報。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為我理解有誤，於是舉手提問。
我說：「如果一位學生告訴我她認為x教授可能和y學生有染，我就得把這個謠言上報到你的辦公室？」
「就是這個意思。」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