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簡直難以置信。環顧屋內其他同事，大家居然神色如常。我不知道他們究竟是覺得上報謠言是個好主意，還是嚇得不敢反對，抑或僅僅是漠不關心，也可能是像我一樣，覺得條例實在荒唐，根本不願理會，於是不想發言表態。
我不禁思緒萬千。我想起一個陽光燦爛的春日，我漫步在校園裡，突然一位美麗的少女從樹背後躍出來，投入我的懷抱。我們熱烈擁抱。她就是我的女兒朱莉，那時正在上大二。幾周後朱莉的一位室友不經意間提起，自己的男友羅恩問她，朱莉是否仍然在和阿倫森教授談戀愛，他的一位朋友曾親眼看見兩人在校園裡親密地接吻。她大笑著告訴羅恩，朱莉姓阿倫森。謠言就是這樣傳開的，將擁抱傳成接吻，接吻就變成了一段緋聞。但如果朱莉不是我女兒，而是某個女學生出於頑皮擁抱我，結果會怎樣呢？是不是所有旁觀者都必須將這一幕報告給性騷擾辦公室？我們的校園變成什麼地方了？猶豫再三，我還是開口表態了：「我不會上報謠言。」
會議已變得荒誕起來。我的思緒又回到了1951年，想到一起打棒球的發小比利和艾爾嘲笑我跳出來反對約瑟夫·麥卡錫和他對公務員的政治審查。「是大學裡教的吧？」他們曾問道。快40年過去了，那個時代的荒誕再次重現，我突然覺得一陣眩暈。作為一名自由主義者，我對性騷擾官員的動機並無異議。但作為一位社會心理學家，我知道她採取的措施很可能帶來事與願違的結果，甚至可能具有危險性。讓人們報告無中生有的謠言是極權主義的做法，容易散佈恐懼心理，壓制異己人士，殃及無辜。
我再次環顧在場的諸位同事，其中有三位都娶了自己的學生。新守則要將他們的結合列為「不體面的」婚姻嗎？這位官員聲稱新守則是為了保護那些「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的女生，那些「的確知道自己想要什麼」的成熟而能幹的女生又應該如何呢？這樣談戀愛是對的，那樣是不對的——學校真想整天忙著管這些事情？
幾天後，我的朋友、社會學家戴恩·阿徹（danearcher）也參加了類似的會議。他從會議室走出來，大步邁進我的辦公室。像我一樣，戴恩對上報謠言的要求很是震驚，但他也覺得很有趣，因為新守則與我們一些同事娶了學生的事實相沖突。他剛剛在哈佛校友雜誌上讀到一篇很搞笑的文章，說著名經濟學家約翰·肯尼思·加爾佈雷思（johnkennethgalbraith）主動提出要上交自己的結婚證，因為與他相濡以沫60年的妻子在結婚前是他的學生。
「但我認為加爾佈雷思理解錯了，」戴恩說，「我認為目前的新規定是說教授可以跟學生結婚，只是不能和他們約會。」
幾周後，幾張沒有署名的傳單貼到了校園各處的樹幹上和佈告欄裡。傳單上寫得很清楚，只是蒐集一對廣受歡迎的男教授的資訊，兩人並未被指控性騷擾。我見後驚訝地搖搖頭，沒把它當回事，認為這只是一齣幼稚的惡作劇。可不久後的一天早上，幾張手寫傳單上出現了我的名字，惡作劇突然變得不好玩了。傳單上寫道：
如果你覺得自己和
埃利奧特·阿倫森
的任何交往經歷跟性騷擾有關，請撥打
性騷擾辦公室電話×××××
我們會確保投訴的匿名性
傳單底部有一行小一點的印刷體，說性騷擾辦公室「以前沒有收到過相關資訊」。
我頓時覺得胸口發悶。謠言和誹謗即便最後被證明是子虛烏有，也有很強的生命力。尤其當一個人並未被指控有任何作奸犯科的行為時，要證明他的清白幾乎不可能。但我竭盡全力蒐集證據。幾周後在我的要求下，當時擔任心理學系主任的雷·吉布斯和性騷擾辦公室官員進行了交談，得知儘管任何人都可以給她的辦公室打匿名電話，但他們至今還沒有接到一通電話。幾天後，我自己辦公室的電話響了，電話裡傳出一位學生嗚咽的聲音。
她猶猶豫豫地開口說道：「阿倫森博士，我向您道歉。我選修了您的社會心理學課程，認為您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師。但那群人要我幫他們張貼有關您的傳單，我很不願意。可他們說：‘他沒有你想得那麼好，你會明白的。’於是我聽從了他們。但後來我聽說根本沒有一個人打電話過去，我覺得自己壞透了……」
「謝謝你，」我說，「真的很感謝你告訴我這件事。但你怎麼知道沒有人打過電話呢？」她突然把電話掛了。
事情就此結束。嗯，也不盡然。我懷疑一些看到傳單的學生和教授也許真的認為我滿校園地騷擾學生。接下來的幾周我都心神不寧。在校園裡穿過走廊或者人行道時，如果迎面過來的女生和我沒有眼神接觸（正如平常我們大多數人那樣），我就會覺得不安：她是不是覺得我是性騷擾者才轉移視線的？內心有一個聲音在問：「幹嗎管別人怎麼想你？」但另一個聲音一直在回答：「我發現自己還是很在意別人的看法。」
幾周後的一個週末，老友拉爾夫·哈伯來訪。週日的早午餐上，他彷彿要驗證我內心哪一個聲音更強烈，問道：「我聽說你調戲學生，怎麼回事？」原來本校一位學生是他們家的好友，拉爾夫從她那裡得知了謠言。拉爾夫說：「我對她說，以我對你的瞭解，任何這樣的指控都不是事實。但她堅持說自己的訊息絕對可靠，而且你已經被帶到了某委員面前。」
這時我發現自己已沒有痛苦和煩惱，能以調侃的心態對待此事了。「當然不是，」我告訴他，「沒有指控，哪來的委員會。而且，他們沒有說我是調戲學生之人，而是說我是性騷擾者。」
虛偽範式研究
與此同時，我的研究生涯進入了繁榮期。我和托馬斯·佩蒂格魯、戴恩·阿徹、馬蒂·霍普·岡薩雷斯用幾年時間完成的節能研究，在20世紀70年代猶如一聲驚雷，引發了公眾的廣泛關注。我還和戴安娜·布里奇曼對拼圖式合作學習做了進一步的實驗研究。進入80年代，像許多學校一樣，加州大學校園裡也在談論一種可怕的新疾病的蔓延，就是艾滋病。由於艾滋病無法治癒，大家只能著眼於預防了。而當時幾乎所有艾滋病都是通過性行為傳染的，因此預防措施很快從一個醫學問題變成了一個社會心理學問題：如何說服人們在性行為時使用避孕套。
警鐘式廣告被證明完全無效。學校的健康中心展開聲勢浩大的宣傳大戰，分發宣傳手冊、開設講座並現場示範，結果也只有約17%有性行為的學生使用避孕套。於是健康中心請我幫他們加強宣傳力度。
首先，我和研究生們進行了問卷調查，瞭解為什麼大多數學生不用避孕套。結果不出所料：他們認為戴避孕套既不方便，也不浪漫，死氣沉沉的沒法讓人興奮。為了消除他們的成見，我們製作了一段簡短的錄影，拍攝了一對迷人的年輕夫婦以浪漫而性感的方式使用避孕套的過程。錄影中，女性給男性戴上避孕套，作為性愛前奏的一部分。我強調說，我們的錄影片應該屬於r級片而不是x級片。畫面裡幾乎沒有裸體鏡頭，雖然有伴隨著性快感帶來的呻吟聲，但動作都發生在被子下面。自願出演的演員很有表演天分，將性快感表演得十分逼真。考慮到學校當前的政治氛圍，這樣的實驗相當冒險，甚至有些草率從事。但我覺得我們要解決的問題十分重要，不能遮遮掩掩的。學校內部的審查委員們也贊成我的觀點，他們一致表決通過了這項實驗。
研究證明播放錄影是行之有效的，但只有短期效果。避孕套使用率在幾周內有所增加，但隨即便迅速下降。追蹤訪談顯示，學生們從錄影片中得知用避孕套可以引發性趣，但嘗試幾次後，他們發現自己並沒有獲得像片中男女那樣濃烈的情趣，於是就不再用避孕套了。
我沒有洩氣，開始嘗試其他辦法。多年的認知失調理論研究證明，當人們不是僅僅被別人規勸去改變自己，而是處於一個自我勸導進行改變的情境中，其行為就會發生更大的改變，持續時間也更長。例如，在我們的入門考驗實驗中，我們並沒有試圖勸說學生相信自己加入的乏味小組很有趣。這種方式註定失敗，就像避孕套廣告宣傳戰和r級錄影一樣。正確的方法是將學生置於重度入門考驗中，誘導他們自我說服，認為討論小組很有趣。
那麼如何誘導人們說服自己使用避孕套呢？我首先想到嘗試運用費斯廷格和卡爾史密斯的範式，他們在實驗中誘導人們為了一丁點報酬而說謊（把無聊的工作說成是有趣的工作），由此製造出心理失調。被試為了減輕失調，說服自己認為這份工作真的很有趣。但這一範式不適用於推廣避孕套的實驗，因為無謊可撒。學生已經充分意識到了艾滋病的危害性，也完全知道使用避孕套是避免傳染的最佳方式。他們什麼都知道，但還是不肯使用避孕套。
為解決這個問題，我設計了一個思維實驗。假設你是一位有性行為但不使用避孕套的大學生，在聖誕節回家的路上，你那位初嚐了禁果的17歲弟弟向你炫耀他的性經歷。作為一個有責任感的兄長，你提醒他性接觸有感染艾滋病和其他性病的危險，並要求他使用避孕套。假設我偶然聽到你們的交談，就問你：「你給弟弟的建議很好。順便問一下，你多久用一次避孕套？」這一問就會讓你意識到：你的自我觀念將自己視為一個正直的人，但實際上自己的行為很虛偽。你會怎樣減輕失調呢？你可以認為自己的確虛偽，或者踐行自己剛剛倡導的理念，使用避孕套。
這就是1989年我提出虛偽範式的緣由。在和研究生傑夫·斯通、卡莉·弗裡德進行的一系列實驗中，我們請有性行為的大學生宣講艾滋病的危害和使用避孕套的重要性。我們為每一場演講錄影，並告知演講者，他們的錄影將作為高中性教育課程的部分內容。錄影結束後，我們設計了關鍵的情境，讓他們談談自己沒有使用避孕套時的情況，促使他們留意到自己的虛偽。這一招很管用。
我們自然不能跟著被試進臥室觀察他們，但我們的確進行了間接的行為測量，即統計他們實際購買避孕套的數量。「虛偽」情境中的學生購買避孕套的數量多於控制組的學生。後者也進行了同樣的演講並被錄影，但無人提醒他們其行為和所闡述觀點有衝突。我們有理由相信，「虛偽」情境中的學生不僅買了避孕套，而且也真的在使用。幾個月後，我們進行了追蹤調查。該調查打著評估校園性行為的幌子，聘用本科生電話訪問所有參加實驗的被試。我們發現，「虛偽」情境中的學生繼續使用避孕套的比例是控制組學生的三倍。
推廣避孕套的實驗成功後，我與研究生露絲·蒂博多合作了另一個虛偽實驗，勸導學生節約用水。當時加州正處於一個週期性乾旱中，校領導呼籲學生減少用水量，但收效甚微。我們製作了呼籲為節約用水而減少淋浴時間的海報，請學生們在上面簽名。學生們很樂意簽名，畢竟人人都懂得節約用水的道理。隨即我們讓其中一半的學生留意到自己的虛偽之處，方法就是讓他們估計一下自己最後一次淋浴花了多長時間。這以後，我們的實驗同謀就到健身中心的淋浴房裡閒逛，暗中計算被試的淋浴時間。結果顯示，實驗組學生平均淋浴時間是三分半鐘，只佔控制組學生淋浴時間的一小部分。
重回斯坦福
虛偽範式拓展了認知失調理論的研究領域，被證明是探索人類行為的一個卓有成效的方式，產生了眾多有趣的假設，但我想讓其他學者來驗證這些假設，至於我自己，到了跟社會心理學實驗室說再見的時候了。我已年逾花甲，對實驗的興趣日益減少。一旦虛偽研究完成，我就華麗地退出江湖，就像資深棒球手夢想著最後一次打出全壘打，以此結束職業生涯。等傑夫、卡莉和露絲拿到博士學位，並在優秀的大學謀得教職，我就不打算帶新學生了。我發現自己慢慢變得只求當下安好，實驗室都開始積灰了。
正如我和艾倫·蘇齊合作講授的「生命週期」課程上相關理論預測的那樣，我的工作興趣發生了轉移。我已經沒什麼耐心做實驗，因為不想每次只為社會心理學大廈添一塊磚、加一片瓦。晚年時，我想憑藉自己的學識，將這些磚瓦疊放在一起。我想繼續講授大課，激發本科生對社會心理學的興趣，也想為一般讀者寫書。我十分渴望通過這些方式整合自己的知識和經驗。我和同系的同事安東尼·普拉卡尼斯一直對說服的使用和濫用頗有興趣，於是我們合寫了面向普通讀者的《宣傳時代》，將社會心理學的研究發現與我們的洞察和解釋結合在一起。
那時我的一些好朋友都退休了，但我自己從未有過退休的念頭。哥哥去世後的幾年裡，我確信自己也會英年早逝。三十幾歲就要死的人怎麼會考慮退休之事呢？一晃幾十年過去了，我被迫捨棄了充滿浪漫主義悲劇色彩的自我意象。即便這樣，我還是不能想象自己要離開學校。我太熱愛教學工作了，深信自己一直會站在講臺上，除非他們先把我殺了。我甚至暗自幻想過這樣的一幕：95歲高齡的我站在一個座無虛席的大禮堂裡，正充滿激情地講授著認知失調理論，學生們滿懷景仰之情，附耳傾聽每一個字句，突然，我心臟病發作，倒在講臺上，就此離開人世。
到了1994年，雖然心存幻想，但因為興趣的轉移，我覺得自己在道義上有些左右為難了。我可以過得很輕鬆，繼續教學、寫書，領高薪。但學校聘用我的主要原因是看中了我的研究實力，並希望我能夠將研究生們培養成為優秀的科學家，使他們在學術圈裡順利謀得職位，繼續從事研究並培養他們的接班人。我可以不帶研究生嗎？如果這麼做，就意味著我對學校有所虧欠。在沒有研究熱情的情況下，我該走過場般地帶研究生嗎？如果這麼做，就是對沖著我申請我們學校的學生有所虧欠。
就在我為這些問題糾結時，加州陷入了週期性的金融危機。州議會要求所有州立大學大幅削減開支，學校為此鼓勵老教授提前退休。與州政府財政預算不同，教授退休金十分豐厚，可以拿到在職時薪水的3/4。為鼓勵大家提早退休，學校承諾，鍾愛教學工作的教授可以繼續講授自己喜歡的課程，期限是至少五年，甚至無限期，只是報酬很少。
這下正好解決了我的為難之事，我可以只教書不做研究了。但「退休」一詞還是讓我不爽，似乎意味著結局，就像死亡一樣。因此我像社會心理學實驗中大多數被試那樣，靜觀其他人的行動。心理學系最資深的兩位教授比爾·多姆霍夫和托馬斯·佩蒂格魯都很願意提前退休。於是，如同孩提時裡維爾海灘上的老人們手拉著手踏入冰冷的海浪中一樣，我們三個人手拉手一起做出了艱難的決定。
我、比爾和托馬斯退休了，但仍然在講授自己喜愛的課程。比爾和托馬斯教研討課，我為300位本科生上社會心理學導論課，一直到新的系主任走馬上任為止。他單方面決定不再和我們續簽教學協議，聲稱系裡經費緊張，沒錢付給我們報酬。這一解釋簡直可笑之極。社會心理學導論是本系的主幹課程，而且我拿的課時津貼很少，學校花在每個學生身上的錢還不到30美元。學生們對此表示強烈抗議，但沒有成功。於是我失去了這份工作。
幸運的是，斯坦福大學心理學系一聽到這個訊息，立刻請我去他們那裡教課。作為傑出的訪問教授，我可以一直教到自己不想教為止。2000年5月裡平淡無奇的一天，《聖克魯茲哨兵報》（santacruzsentinel）的頭版標題是「知名社會心理學家埃利奧特·阿倫森離開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前往斯坦福」。新聞報道開篇說道：「斯坦福大學搶走了令人尊敬的心理學教授和作家埃利奧特·阿倫森，現在他與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沒有任何瓜葛了。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心理學系以經費緊張為由，終止了和阿倫森的合作。這位半退休的教授可以稱得上是現今美國健在的最偉大的社會心理學家。」報道無可挑剔，但也沒能撫慰我內心的悲傷。我離開了任教25年的大學，離開了那些思想活躍卻又樂於接受教導的學生們。我是多麼喜歡他們啊！
斯坦福心理學系竭力為我營造家的氛圍，隨便我開設什麼課程。我選擇講授「社會影響」，這是我在哈佛擔任助理教授時講授的第一門課程。那時我還是個菜鳥，緊張得不行。該課程吸引了許多學生，包括來自不同學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40年前，我的社會心理學家之旅在此起步，如今又將此地作為教學生涯的終點，絲絲甜蜜和知足之情充溢心間。但我並未將其視為自己人生某一個時代的結束，而是看做一個新的開始。畢竟在講臺上一直站到95歲的夢想可能會實現！但據說伍迪·艾倫曾說過：「如果你想逗上帝開心，就把你的計劃告訴他。」
該修正案禁止制定任何法律剝奪公民的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以及向政府和平請願的自由。——譯者注
r級片指含有成年人之間才會有的話題和活動的影片；x級片指只限成年人觀看的影片。——譯者注
世事難料的意思。——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