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宓先生開設的兩門課「中西詩之比較」、「英國浪漫詩人」，也給季羨林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講課認真、嚴肅，有時候也用英文講，議論時有警策之處。
這三位老師，都是對季羨林影響較大的，他搞比較文學和文藝理論的研究，顯然是受朱光潛先生和吳宓先生的薰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語和中亞古代語言，則同陳寅恪先生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清華西洋文學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學計劃，必修課規定得有條有理，非常完整，給選修課留下的時間，也是很富餘的。除了選修課以外，還可以去旁聽甚至是偷聽自己感興趣的課。教師不以為忤，學生也各得其樂。季羨林旁聽朱自清、俞平伯、鄭振鐸等先生的課，都是非常順利的，且還和鄭先生建立了終生的友誼。但也有不順利的時候，是他同一群學生去聽冰心先生的課。當時冰心先生極年輕，但已名滿天下。她是燕京大學教授，在清華兼課。冰心先生滿臉莊嚴，不苟言笑，看到課堂上這麼多學生，知道有「詐」，便威儀儼然地下「逐客令」：「凡非選修此課者，下一堂不許再來！」季羨林他們悚然而聽，憬然而退，從此不敢再進她的講堂。想不到40多年後，她由怒目金剛而變為慈眉菩薩，季羨林和她談起此事，她一笑了之。對於這些選修課，季羨林留下了深刻印象：
此外，我還旁聽了或偷聽了很多外系的課，比如朱自清、俞平伯、謝婉瑩（冰心）、鄭振鐸等先生的課，我都聽過，時間長短不等。在這種旁聽活動中，我有成功，也有失敗。最失敗的一次，是同許多男同學，被冰心先生婉言趕出了課堂。最成功的是旁聽鄭西諦（振鐸）先生的課。西諦先生豁達大度，待人以誠，沒有教授架子，沒有行幫意識。我們幾個年輕大學生——吳組緗、林庚、李長之，還有我自己——由聽課而同他有了個人來往。他同巴金、靳以主編大型的《文學季刊》是當時轟動文壇的大事。他也有意讓我們名不見經傳的無名小卒，充當《季刊》的編委或特約撰稿人，名字赫然印在雜誌的封面上，對我們來說這實在是無尚的光榮。結果我們同西諦先生成了忘年交，終生維持著友誼，一直到1958年他在飛機失事中遇難。到了今天，我們一想到鄭先生還不禁悲從中來。
季羨林覺得這些先生們的課，水平都很高，至今讓他憶念難忘。他自認在清華期間，真正獲益的，不是必修課的那些「正課」，而是這些選修課和旁聽課。
5．廣泛的興趣
季羨林在清華大學的四年間，學習興趣相當廣泛，語言、文學、歷史、宗教，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各個方面，幾乎都涉及到了。
在專業課方面，季羨林是德語專門化，德語學了整四年，但是，最後本科生的畢業論文系裡要求的不是用德語寫，而是要求用英語寫。季羨林的畢業論文是《theearlypoemsofhlderlin》，指導教師是艾克（ecke）。他本人當時認為這篇畢業論文的水平是不高的，內容現在已經記不清楚了。
在大學四年期間，季羨林繼續寫作散文。他相繼寫成《枸杞樹》、《黃昏》、《回憶》、《年》、《兔子》、《母與子》、《紅》、《寂寞》等多篇散文，發表在當時頗有權威的報刊上，《年》發表在由葉公超主編的《學文》上。本來已經準備編成一個集子，定名為《因夢集》，鄭振鐸先生準備編入由他主編的一個叢書之中。後來因為忙於辦理出國手續，沒來得及編成。這些散文中有幾篇，後來編入《季羨林散文集》。
除了散文創作，季羨林還從事翻譯。他先後翻譯的作品有德萊塞的《舊世紀還在新的時候》、屠格涅夫的《玫瑰是多麼美麗，多麼新鮮呵……》、史密斯的《薔薇》，傑克遜（h．jackson）的《代替一篇春歌》、馬奎斯（d．marquis）的《守財奴自傳序》，索洛古勃（sologub）的一些作品，薛德林的一些詩，其中《玫瑰是多麼美麗，多麼新鮮呵……》、《代替一篇春歌》、《薔薇》等幾篇正式發表了，尚有一些沒有發表。季羨林在清華時的興趣還表現在對西方的所謂「純詩」上，但他與西方的「純詩」觀有一定的分歧。西方的純詩觀主張廢棄韻律，季羨林主張詩歌必須有韻律，否則的話，叫任何什麼名稱都行，就是不能叫作「詩」。即使印度泰戈爾主張廢除韻律的觀點，也沒能說服他。當時，他最喜歡的西方詩人，是法國的魏爾蘭、馬拉梅和比利時的維爾哈倫等人。魏爾蘭對於「純詩」的主張是：首先是音樂，其次是明朗與朦朧相結合。這種觀點符合季羨林當時的口味，只是後來他反對現在的所謂「朦朧詩」，懷疑現代的「艨朧詩」是「英雄欺人」，是以艱深文飾淺陋。因為文學藝術是要人瞭解的，如果只有作者一個人瞭解，或者連作者自己也不見得了解，那麼文學藝術還有何用？除了所謂「純詩」，他還喜歡英國詩人的所謂「形而上學詩」。
對於中國文學，季羨林仍喜歡六朝駢文，唐代李義山、李賀，宋代姜白石、吳文英，這些都是唯美主義的，講求辭藻的華麗，這些詩作和駢文，至今仍在影響著季羨林，唯美仍然是他的嗜好。
他感興趣的另一個領域，是梵文。由於旁聽了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更加深了他對梵文的興趣。但是陳寅恪先生當時不開設梵文課，也沒有其他人教梵文課，所以此時是空有興趣，而沒能開始學習梵文。這個願望後來到德國留學期間實現了。
由於學習的興趣提高了，小學、中學貪玩的興趣減弱了。四年大學期間，北京那麼多的古蹟，那麼多好玩的地方，盡有許多機會可以作賞花的韻事，但他卻很少去光顧了。四年中，他只到中山公園去看過芍藥，到頤和園去看過一次玉蘭。有一次，好不容易騰出點時間，與一位老朋友在大毒日頭下，跑過許多條窄窄的灰土街道，到祟效寺去看過一次牡丹，因為已經錯過機會，到了以後看到的只是滿地殘英，這對於特別喜歡賞花的季羨林來說，太過於殘酷了。尤其是，季羨林在濟南時那麼喜歡海棠花，在北京卻很少能看到，連因海棠而出名的寺院似乎都沒有聽說過。北京的春天非常短，短得幾乎沒有春天，最初還是殘冬，可接連吹上幾天大風，再一看，樹木已經長出了嫩綠的葉芽，天氣陡然暖起來，春天沒來就進了夏天了。
6．政治活動
季羨林曾多次強調，中國知識分子有源遠流長的愛國主義傳統，是世界上哪一個國家也不能望其項背的。而且申明：「我生平優點不多，但自謂愛國不敢後人，即使把我燒成了灰，每一粒灰也還是愛國的。」
季羨林在清華大學期間，雖然發憤讀書，興趣全在各種知識的獲取，但他並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他不是置國難當頭於不顧的人。
當然，季羨林對政治活動的認識，有一個逐步加深的過程。
起初，剛入大學的時候，季羨林並沒有很清楚地認識到安靜的清華園內，國共兩黨在學生中的勢力也有激烈的鬥爭。與季羨林同年考入清華的胡喬木（當時叫胡鼎新），一邊在歷史系讀書，一邊參加學生的社會活動，於1930年底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胡喬木在黨團組織的領導下，更加積極地投入革命活動。胡喬木和吳組緗等幾個同學一起，在學校裡辦了一所工人子弟夜校，以便宣傳革命。胡喬木本人進行革命宣傳鼓動活動，也不怎麼隱蔽。每天早晨，在學生洗臉盆裡塞上傳單，就是出自於他之手。這是一個盡人皆知的秘密。一天深夜，胡喬木去西洋文學系找到季羨林，動員他也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當時，季羨林還沒有意識到革命就等於愛國，加上膽小怕事，他沒敢答應。只答應到由胡喬木主辦的工人子弟夜校去上課，算是助一臂之力，稍報知遇之恩。
稍後，國內政局更為緊張，國民黨蔣介石在拼命「安內」，日本侵略者已兵臨古北口，在東北興風作浪。終於在1931年9月18日，爆發了日本帝國主義大規模武裝侵略中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日本關東軍突然炮擊沈陽，同時在吉林、黑龍江也發動大規模進攻。而蔣介石集中力量反共，對日本侵略軍採取了賣國政策，命令東北軍「絕對不可抵抗」，並撤至山海關內，致使日軍在9月19日即侵佔瀋陽，接著又分兵侵佔了吉林和黑龍江等省。
國民黨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起包括清華大學師生在內的全國人民的強烈憤慨，清華師生積極投入抗日救亡運動，組成了學生赴南京請願團。季羨林讀高中時就對國民黨官員沒有好感，更加上國民黨殺害了他的老師胡也頻先生，他對國民黨群魔亂舞的統治十分痛恨。此時，新仇舊恨一併爆發，季羨林便毫不猶豫地隨清華同學，先是在前門火車站臥軌、絕食，而後赴南京請願，要求蔣介石出兵抗日。在南京，季羨林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到蔣介石。沒想到，學生們滿腔愛國熱情，結果卻被滿口謊言的蔣介石捉弄，最後是鎩羽而歸。
對於清華當時的政治分野，季羨林回憶說：
學生中國共兩派的鬥爭是激烈的，詳情我不得而知。我算是中間偏左的逍遙派，不介入，也沒有興趣介入這種鬥爭。不過據我的觀察，兩派學生也有聯合行動，比如到沙河、清河一帶農村中去向農民宣傳抗日。我參加過幾次，記憶中好像也有傾向國民黨的學生參加。原因大概是，儘管蔣介石不抗日，青年學生還是愛國的多。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愛國主義的傳統是源遠流長的，根深蒂固的。
當時清華大學校長，是後來曾出任國民黨行政院長、總統府秘書長的翁文灝，這時他的思想還算開明，手裡拿著左派學生的名單，一個個叫來談話。翁文灝叫來積極組織學生活動的胡喬木，對他說：「清華園好比一座大戲臺，生旦淨末丑，各種角色都可以登臺表演。要是大戲臺塌了，就誰也演不成戲了。你演的戲太危險了，會把戲臺搞塌的。作為校長，我希望你今後不再參加此類活動。」
翁文灝的話，並沒有起作用，胡喬木在1931年8月便被調到共青團北平市委擔任市委委員、宣傳部長，雖然離開了僅讀了一年書的清華這座戲臺，但到社會上更大的戲臺去擔任角色了。其他同學，自然也並沒有因此而停止自己的愛國政治活動。這正如季羨林後來所說的：
幾千年的歷史可以證明，中國知識分子最關心時事，最關心政治、最愛國。這最後一點，是由中國歷史環境所造成的。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哪一天沒有虎視眈眈伺機入侵的外敵。歷史上許多赫然有名的皇帝，都曾受到外敵的欺侮。老百姓更不必說了。存在決定意識，反映到知識分子頭腦中，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愛國心。「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不管這句話的原形是什麼樣子，反正它痛快淋漓地表達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聲。在別的國家是沒有這種情況的。
可以說，季羨林在清華時期的政治活動，基本上是以愛國為主線，談不上是積極參加革命。正如他自己所說，高中時期他曾為「革命」所動，寫過宣傳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文章《現代文藝的使命》，是一篇充滿了革命義憤和口號的文章，本來準備在胡也頻主辦的刊物上發表，但「文章還沒有來得及刊出，國民黨通緝胡先生，他慌忙逃往上海，一二年後就被國民黨殺害。我的革命夢像肥皂泡似的破滅了，從此再也沒有‘革命’，一直到了解放」。
三、師與生
1．師生之間
清華大學的門檻很高，有一批全國知名的教授。當時教授與學生之間有一條鴻溝，不可逾越。教授每月薪金高達三四百元大洋，可以購買麵粉二百多袋，雞蛋三四萬個。教授的社會地位極高，往往目空一切，自視高人一等。學生接近他們比較困難。
學生中經濟地位因家庭出身的不同而有很大差異。季羨林家幾乎是貧農；他在清華上學期間，家庭的經濟情況頗為不妙。每年寒暑假回家，返校時，為籌集學費和膳羹，要頗費一番苦心。由於清華是國立大學，花費還不算多，每學期收學費四十元。但這四十元學校並不使用，在畢業時，學校把所收的學費如數再還給學生，做他們畢業旅行之用。學校也不收住宿費，每月膳費只收六塊大洋，頓頓有肉食可吃。即使這樣，季羨林家父親務農，叔父當河務局小職員，對這樣的費用還是開支不起。季羨林的老家清平縣，本來是個極貧窮的縣。但因為季羨林是惟一的國立大學學生，縣裡便把他視為「縣寶」，每年都提供給他一筆獎學金，補貼他五十塊大洋。沒有這一筆獎學金，他恐怕很難唸完大學。另外，季羨林還寫點文章，得點稿費，這樣，家裡的負擔就能減輕一些。所以，季羨林的大學生活是頗為拮据的。
雖然有這樣的鴻溝存在，但這並不妨礙學生和教授開玩笑。季羨林回憶說：
開玩笑幾乎都在《清華週刊》上。這是一份由學生主編的刊物，文章生動活潑，而且圖文並茂。現在著名的戲劇家孫浩然同志，就常用「古巴」的筆名在《週刊》上發表漫畫。有一天，俞平伯先生忽然大發豪興，把腦袋剃了個淨光，大搖大擺，走上講臺，全堂為之愕然。幾天以後，《週刊》上就登出了文章，諷刺俞先生要出家當和尚。
第二個玩笑是和吳宓先生開的。吳先生是一個奇特的人，在他身上表現出不少矛盾：
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樣，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裡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樣，所以奇特；別人寫白話文，寫新詩，他偏寫古文，寫舊詩，所以奇特。他反對白話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話寫成的《紅樓夢》，所以矛盾。他看似嚴肅、古板，但又頗有一些戀愛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學生來往，但又凜然、儼然，所以矛盾。
高興的時候，他在課堂上就把自己新寫成的舊體詩印發給學生，《空軒》十二首，就是他發給學生的。這十二首詩，都是意有所指的。但確切地指什麼，學生並不清楚。學生們只知道，他當時正在多方面地談戀愛。他在追求毛彥文是眾所周知的。詩中有一句說「吳宓苦愛（毛彥文），三洲人士共驚聞」，是夫子自道。於是，引得編《清華週刊》的秀才們，把這些舊詩譯成白話，刊出一首七律今譯，與吳先生開了一個不大不小又無傷大雅的玩笑，而吳先生則一笑置之，不以為忤。直到現在，季羨林還記得這首七律的前半闕：
一見亞北貌似花，
順著秫秸往上爬。
單獨進攻忽失利，
跟蹤盯梢也挨刷。
下半闕的最後一句是：「椎心泣血叫媽媽。」詩中的人物簡直呼之欲出，熟悉清華今典的人，都知道這是學生們在開吳宓追求女孩的玩笑。
學生們同俞先生、吳先生開這樣的玩笑，學生們覺得好玩，威嚴方正的教授們也不以為忤，無形之中，就填平了師生之間原來存在的鴻溝。
但是，有一種鴻溝是填不平的。有些老師的威風炙手可熱。有的老師，專門給學生不及格，每到考試，他先定下一個不及格的指標，不管學生多麼用功，也不管學生成績怎樣，定下的不及格指標卻一定要完成。這位老師因此而名揚全校，成了「名教授」。
還有一位老師，就是楊丙辰，則正好相反，他不是對學生過嚴，而是要求過鬆。考試時，他預先向學生宣告：十題中，答五題就算及格，然後多答一題加十分。考完以後，這位老師根本就不看學生的試卷，學生一交卷，他隨手就給學生打分，結果自然是沒有不及格的，學生們皆大歡喜。如果有個學生在他面前多站一會兒，他立刻就問這個學生：「你嫌少嗎？」於是，大筆一揮，再給他增加十分。
教師的教學態度，學校沒有統一的要求，好像當時根本就沒有這樣的概念。教師也不準備教學大綱和教案。教授在課堂上，可以信口開河：談天氣，可以；罵人，可以；講掌故，可以；扯閒話，可以；老師願意怎麼講就怎麼講，願意講什麼就講什麼。天上天下，唯師獨尊，誰也管不著老師。有的老師竟能坐在講臺上睡過去，有的上一年課，不和學生說一句話，有的教授同時在幾個大學兼課，必須制定出一個輪流請假表，才能解決上課的衝突。勤勤懇懇的老師有，但是少數。
老師這樣待學生，學生則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所以師生之間不是互相利用，就是互相敵對。沒想到師生關係竟成這樣的一種關係：老師為了混飯吃，學生為了拿文憑。
2．和老師的交往
季羨林自認平生有一個弱點，就是不喜歡拜訪人。在清華大學期間，他拜訪的老師，也只有少數的幾個。
在大學四年期間，季羨林同吳宓先生接觸比較多。吳先生當時給天津《大公報》主編一個《文學副刊》。季羨林和幾個喜歡舞文弄墨的青年學生，常常喜歡給《副刊》寫點書評和散文一類的文章，因而無形中形成了一個小團體。學生們曾多次應邀到他那在工字廳的住處，藤影荷聲之館去作客，也被請到在工字廳教授們的西餐餐廳去吃飯。這在當時教授與學生之間存在著一條看不見但感覺得到的鴻溝的情況下，是非常難能可貴的，至今他回憶起來，還感到溫暖。
後來，季羨林離開了清華，在以後漫長的幾十年裡，他只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在北京大學燕東園李賦寧先生家中拜見過吳先生。吳先生在抗戰期間去了西南聯大，北大和清華復員到北京，吳先生留在了四川，沒有回北京。
另一個交往比較多的教授是鄭振鐸先生。
鄭振鐸先生當時是燕京大學中國文學系的教授，在清華兼課。燕京大學是當時全國十多所教會大學之冠，耶魯大學建築師亨利·克拉姆·梅菲（henrykillammurphy）所設計的辦公樓和教學樓，是用現代鋼筋水泥建築與傳統的琉璃瓦大屋頂相結合，形成的新式的對稱型宮殿建築，連自來水塔也隱藏在鋼筋水泥的寶塔內，該塔被稱為「博雅塔」。
鄭先生在清華大學兼課時，季羨林旁聽過他的課。他是一個淵博的學者，掌握有大量資料，講起課來，口若懸河，滔滔不絕。他那透過高度的近視眼鏡，從講臺上向下看擠滿了教室的學生的神態，學生們印象是非常深的。
當時的教授一般都有一點所謂「教授架子」。在中國話裡，「架子」這個詞兒同「面子」一樣，是難以捉摸，難以形容描繪的，好像非常虛無縹緲，但它又確實存在。有極少數教授自命清高，但精神和物質待遇卻非常優厚。在他們心裡，在別人眼中，他們好像是高人一等，不食人間煙火，而實則飽饜粱肉，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其中有人確實也是官運亨通，青雲直上，成了人們羨慕的物件。存在決定意識，因此就產生了架子。
在我們眼中，教授簡直如神仙中人，高不可攀。教授們自然也是感覺到這一點的，他們之所以有架子，同這種情況是分不開的。我們對這種架子已經習以為常，不以為怪了。
清華的學生們原以為燕京大學的鄭先生，一定也是有架子的教授。但是，同他一接觸，他們馬上感到，他與別的教授不同，簡直不像是一個教授。在他身上，看不到半點教授的架子。
鄭先生沒有一點論資排輩的惡習，從來不覺得比學生長一輩，他完全是以平等的態度對待學生們。
鄭先生有時候簡直就像一個大孩子，不失其赤子之心。他說話非常坦率，有什麼就說什麼，從來不裝腔作勢，自然更不以勢壓人。他從來不隨便教訓學生，對於學生來說，他任何時候都是親切和藹的。當時在社會上流行有一種幫派習氣，但在他身上一點都找不到。只要他認為是有一技之長的，不管是老年、中年，還是青年，他都能一視同仁。因此，學生們在背後都議論，說他是一個宋江式的人物。
鄭先生同巴金、靳以先生在主編一個大型的文學刊物《文學季刊》。編刊物，按照慣例，是要找一些名人來當主編或編委的。因為這樣可以給刊物鍍上一層金，增加號召力、吸引力，擴大發行量。鄭先生雖然也找過一些名人，但是，像季羨林這些清華既無名又年輕的大學生，他也決不嫌棄。學生中有的人當上了編輯，有的人當上特別撰稿人。這樣一批年輕人的名字，都赫然印在雜誌的封面上，自然都感到沾沾自喜，有時候簡直感到難以理解，甚至有點受寵若驚了。他們感到鄭振鐸先生對青年人的愛護，除了魯迅先生以外，恐怕並世無二。
鄭先生這樣沒有架子，又如此提攜青年學生，學生們自然都願意接近他。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既景仰他學問之淵博，又熱愛他為人之親切平易，於是就很願意同他接觸。只要有機會，我們總去旁聽他的課。有時也到他家去拜訪他。記得在一個秋天的夜晚，我們幾個人步行，從清華園走到燕園。他的家好像就在今天北大東門裡面大煙筒下面。現在時過境遷，房子已經拆掉，滄海桑田，面目全非了。但是在當時給我的印象是異常美好、至今難忘的。房子是舊式平房，外面有走廊，屋子裡有地板，我的印象是非常高階的住宅。屋子裡排滿了書架，都是珍貴的紅木做成的，整整齊齊地擺著珍貴的古代典籍，都是人間瑰寶，其中明清小說、戲劇的收藏更在全國首屈一指。屋子裡的氣氛是優雅典麗的，書香飄拂在畫棟雕樑之間。我們都狠狠地羨慕了一番。
鄭先生是燕京大學的名教授，兼職很多，常要奔走於北京城內城外。進城要經過長途跋涉，校車雖有，但非常少，有時候進城要騎驢，有時候坐人力車。鄭先生總是隨身帶著一個大皮包，裡面裝滿了稿子，鼓鼓囊囊的。他的近視眼鏡度數很深，走路總願跨大步，風塵僕僕地來往於清華、燕京和北京城之間。
鄭先生愛書如命，買書的方式也很特別。他認識許多書商，從來不與書商講價錢，只要有好書，他就留下。臨時手頭不一定有錢償付書費，先留下書，什麼時候有錢，什麼時候還書費，實在湊不齊錢，就用自己出的別的書來對換。比方他印過一些珍貴的古籍《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玄覽堂叢書》之類，就用這些書去還債，書商願意拿他的什麼書，就拿什麼。
對這樣一位鄭先生，學生們自然都是很尊敬的。1921年，他與沈雁冰、王統照等名家組織起文學研究會，1923年又主編《小說月報》，1931年開始在上海、北京任各大學教授，致力於學術研究、主編文學刊物，他的代表作除了《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以外，還有《取火者的逮捕》、《中國俗文學史》，並編有《中國版畫史圖錄》。所以，在清華的學生眼中，他簡直像長江大河，汪洋浩瀚；泰山華嶽，莊嚴敦厚。當時的一些名人，同他一比，簡直如小水窪、小土丘一般，有點微不足道了。
學生們尊敬他，但從來不畏懼他。他們看到他偶爾坐上清華大學的校車，就開啟皮包，拿出稿紙，寫起文章來。他們便覺得他好玩，覺得他很可愛。還不免在背後常常議論他，說他的笑話，笑他走路跨大步的樣子，就像一隻大駱駝。
和沒有架子的鄭振鐸教授之間，師生之情卻親如兄弟，老師沒有師道尊嚴，學生們卻更為尊師愛教，這正是師生關係的辯證法。
其他老師，季羨林接觸比較多的是葉公超。他教英文，也喜歡英國散文，正好與季羨林愛好相同。季羨林自己常寫散文，也翻譯散文。他翻譯過英國散文作家史密斯（l．p．smith）的《薔薇》，發表在1931年4月24日的《華北日報》副刊上，而自己寫的一篇散文《年》，就發表在與葉公超有關的《學文》上。但總的來說，季羨林與葉公超的關係，不如與吳宓、鄭振鐸那樣毫無間隔，既受過他的鼓勵，也碰過他的釘子。
在清華，季羨林另一個有交往的人是沈從文先生。當時，他喜歡讀沈先生的作品，覺得在所有並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獨立風格的人並不多見。除了魯迅先生，就是沈從文先生。因為他的作品，只要讀上幾行，就能立刻辨認出來，決不含糊。
他出身湘西的一個破落小官僚家庭，年輕時當過兵，沒有受過多少正規的教育。他完全是自學成家。湘西那一片有點神秘的土地，其怪異的風土人情，通過沈先生的筆而大白於天下。湘西如果沒有像沈先生這樣的大作家和像黃永玉先生這樣的大畫家，恐怕一直到今天還是一片充滿了神秘的terraincognita（沒有人瞭解的土地）。
當時，丁玲的《母親》出版，季羨林讀過以後，覺得有一些意見要說，就寫成一篇書評，發表在鄭振鐸、巴金、靳以主編的《文學季刊》創刊號上。發表以後，他聽說沈先生有點意見。於是季羨林立即寫了一封信給沈先生，同時也請鄭先生在雜誌再版時，把自己的那篇書評抽掉。就是因為這樣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一個不能算是太愉快的因緣，季羨林認識了沈從文先生。
雖然沈先生是著名的作家，季羨林是一個窮學生，社會地位簡直如雲泥之隔，但沈先生卻把季羨林當做自己的知己好友。他同張兆和女士結婚，在前門外大柵欄擷英番萊館設盛大宴席，由胡適證婚，出席者名流如雲，而一個窮學生季羨林也在被邀請之列。
3．「四劍客」的學友情
在清華讀書期間，季羨林有幾個要好的朋友，志趣相投，常在一起玩，聊天。吳組緗、林庚、李長之都是他的好朋友，他們是清華園的「四劍客」。
李長之是濟南人，和季羨林是小學、中學、大學「三連貫」的同學。季羨林和他聯絡最多。有一年暑假，他們一塊回到濟南探家。當時，老舍先生正在濟南齊魯大學教書。有一天，李長之告訴季羨林，他要在家裡請老舍先生吃飯，要季羨林作陪。老舍先生已是大名鼎鼎的作家和大學教授，要自己陪大學教授吃飯，季羨林有點受寵若驚了。在李長之家中見到老舍先生，沒想到全然不是自己心目中的那種大學教授。老舍先生談吐自然，藹然可親，一點架子也沒有。他說一種地道的京腔，鏗鏘有致，聽他說話，季羨林感到就像是聽音樂，是一種享受。通過李長之，從那以後，季羨林認識了老舍先生。
在清華的時候，季羨林同這幾個好朋友經常在工字廳的臨湖大廳聚談。臨湖大廳離吳宓先生的「藤影荷聲之館」不遠，有名的「水木清華」四個大字的匾，就掛在大廳的後邊。廳很大，裡邊擺滿了紅木傢俱，氣象高雅華貴。
這裡平常很少有人來，因此很幽靜。季羨林便同吳組緗、林庚、李長之等好友，相約到這裡來閒談。當時他們還年輕，有點不知道天高地厚，說起話來，海闊天空，旁若無人。他們不是糞土當年萬戶侯，去臧否歷史人物、帝王將相，就是揮斥當代文學家。茅盾的《子夜》剛出版時，他們幾個人便在這裡碰頭，議論此書。意見截然分成了兩派：一派完全肯定，一派基本否定。季羨林否定，吳組緗肯定。大家推心置腹地爭吵，實際上是在侃大山，類似於文學沙龍，各自把自己的話儘量誇大其詞地說完，然後再談別的問題，一向沒有結論，也不需要結論。爭論完一個問題，又談別的問題，覺得其樂無窮。
晚飯之後，幾個好友則漫步走出校南門，邊走邊談。有時候談得興起，忘了路的遠近，甚至走得很遠很遠。有一次，是在深秋時分，幾個人走到一處人跡罕至的地方，衰草荒煙，景象蕭森，舉目四望，竟看不到有人家。但見野墳數堆，暮鴉幾點，上下輝映，益增荒寒，回望西天，殘陽如血，餘暉閃熠在枯草葉上。這時，他們感到鬼氣森森，趕快收住腳步，轉身再返回清華園。原來這個地方已經是中關村了。
在清華的一批學友當中，胡喬木、喬冠華後來都參加了革命，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高階領導幹部。李長之後來在南京國立編譯館工作，是著名文學家。只有吳組緗和林庚，成為和季羨林一樣的學者。
吳組緗是安徽涇縣人，比季羨林年長三歲，生於1908年。他1929年考入清華大學，在經濟系學了一年，1930年轉入中文系，由於志同道合，與季羨林成為好朋友。吳組緗專攻中國文學，畢業後在清華大學研究院繼續深造，在此期間，發表了一系列有影響的短篇小說，成為30年代文壇的著名左翼作家。他先後在中央大學、四川省教育學院、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清華大學任教，1952年院系調整以後進北京大學工作至今。他和季羨林成為終生來往的好朋友。他的貢獻在中國文學領域，《紅樓夢》研究、《儒林外史》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研究，都是很有影響的。他的小說《一千八百擔》、《西柳綠》、《鴨咀嶗》都是短篇小說的佳作。其中《一千八百擔》與季羨林寫的丁玲《母親》的書評，都是刊登在由鄭振鐸、巴金、靳以主編的《文學季刊》創刊號上。
4．孤獨的宿舍生活
季羨林由於六歲就離開母親，一直有一種孤獨感。雖然在濟南時叔父、嬸母都像父母似地關懷自己，但始終不能代替母親。
離開濟南到清華大學讀書，叔父和嬸母又不在身邊，進一步增加了季羨林的孤獨。這種孤獨在課堂上、圖書館裡，都沒有機會顯現出來，在與學友的交往中，也被快樂趕跑了。可是一回到宿舍，這種孤獨便襲來了。
在孤獨的時候，季羨林便常陷入對往事的回憶之中。
回憶很不好說。究竟什麼才算是回憶呢？我們時時刻刻沿了人生的路向前走著，時時刻刻有東西映入我們的眼裡。——即如現在吧，我一抬頭就可以看到清淺的水在水仙花盆裡反射的冷光，漫在水裡的石子的暈紅和翠綠，茶杯裡殘茶在軟柔的燈光下照出的幾點金星。但是，一轉眼，眼前的這一切，早跳入我的意想裡，成輕煙，成細霧，成淡淡的影子，再看起來，想起來，說起來的話，就算是我的回憶了。
在這種心境下，季羨林回憶最多的是故鄉，故鄉的秋，老牛的影，田野的影，都站在他心裡的一個角隅裡。
燈光平流到我面前的桌上，書頁映出了參差的黑影，看到這黑影，我立刻想到在過去不知什麼時候看過的遠山的淡影。玻璃杯反射著清光，我立刻想到月明下千里的積雪。我正寫著字。看了這一顆顆的字，也使我想到階下的蟻群……
在不經意的時候，我常把母親的面影疊在茶杯上。把忘記在什麼時候看到的一條長長的伸到水裡去的小路疊在hlderlin（薛德林）的全集上。把一樹燦爛的海棠花疊在盛著花的土盆上。把大明湖的塔影疊在桌上鋪著的晶瑩的清玻璃上。把晚秋黃昏的一天暮鴉疊在牆角的蜘蛛網上，把夏天裡烈日下的火紅的花團疊在窗外草地上平鋪著的白雪上……
5．為未來憂愁
窮人子弟上大學困難，等到上高年級時，又要為自己的未來憂愁了。
當時流行著一個詞兒，叫「飯碗問題」，還流行著一句話，是「畢業即失業」，除了極少數高官顯宦、富商大賈的子女以外，誰都會碰到這個性命交關的問題。我從三年級開始就為此傷腦筋。我面臨著承擔家庭主要經濟負擔的重任。但是，我吹拍乏術，奔走無門。夜深人靜之時，自己腦袋裡好像是開了鍋，然而結果卻是一籌莫展。
在這樣的境況之下，在課堂上、操場上，受環境薰染，還不至於太憂愁。因為清華學生一般都很用功，課堂秩序自不用說，上圖書館去看書，甚至都要百米賽跑似地去搶借書，搶佔座位。清華的學生同時也勤於鍛鍊身體，每天下午四點鐘以後，圖書館中幾乎空無一人，而體育館內則是人山人海，清華傳統的著名遊戲「鬥牛」，正在熱烈地進行。操場上也擠滿了跑步、踢球、打球的人。晚飯之後，圖書館裡又是燈火通明，人人都在伏案苦讀了。
一旦從圖書館回到宿舍，憂愁便馬上襲來。這時候，季羨林常感到寂寞像個大毒蛇，盤住了他整個的心。白天的笑聲雖然縈繞在耳際，但早已恍如夢中的記憶了，這時他內心的痛苦顯而易見：
我只有一顆心，空虛寂寞的心被安放在一個長方形的小屋裡。我看四壁，四壁冰冷像石板，書架上一行行排列著的書，都像一行行的石塊，床上棉被和大衣的折紋也都變成雕刻家手下的作品了，死寂，一切死寂，更死寂的卻是我的心，——我到了龐培（pompaii）了麼？不，我自己證明沒有，隔了窗子，我還可以看見嫋動的煙縷，雖然還在嫋動，但是又是怎樣地微弱呢，——我到了西敏斯大寺（westminsterabbey）了麼？我自己又證明沒有，我看不到陰森的長廊，看不到詩人的墓壙，我只是被裝在一個長方形的小屋裡，四周圈著冰冷的石板似的牆壁，我究竟在什麼地方呢？桌子上那兩盆草的蔓長嫩綠的枝條，反射在鏡子裡的影子，我透過玻璃杯看到的淡淡的影子；反射在電鍍過的小鐘座上的影子，在平常總輕輕地籠罩上一層綠霧，不是很美麗有生氣的嗎？為什麼也變成浮雕般地呆僵著不動呢？——一切完了，一切都給寂寞吞噬了，寂寞凝定在牆上掛的像片上，凝定在屋角的蜘蛛網上，凝定在鏡子裡我自己的影子上……
在他的眼裡，滿世界都像是死了一樣。他從這兒看到那兒，像看一個朦朧的殘夢，淡黃的陽光從窗子裡穿進來，造成一條光的路，又射在光滑的桌面上，但這種光卻不耀眼，不輝騰，只是死死地貼在桌子上，像鄉間黑漆棺材上貼的金邊。看到屋外寥寥的幾個看書的，錯落地散坐著，使他想到月明夜天空的星星，石像似地坐著，不響也不動，簡直就像死屍。他看到他們僵坐的姿勢，看到他們一個個翻著的死白的眼，就像是魚市裡的死魚，一堆堆地排列著，鼓著肚皮，翻著白眼。
這樣的一種心境，完全是對自己的前途無法把握而造成的。他像是到了世界末日。
到了世界末日了嗎？世界的末日，多可怕！以前我曾自己想象，自己是世界上最後的一個生物，因了這無謂的想法，我流過不知多少汗，但是現在卻真教我嚐到這個滋味了。天空倒掛著，像個盆，遠處的西山，近處的樓臺，都彷彿剪影似地貼在這灰白盆底上，小鳥縮著脖子站在土山上不動，像博物院裡的標本，流水在冰下低緩地唱著喪歌，天空裡破絮似的雲片，看來像一貼貼的膏藥，糊在我這寂寞的心上，枯枝丫叉著，看來像魚刺，也刺著我這寂寞的心。
無奈，他平臥在床上，讓夜裡柔弱的燈光流在他的身上，讓寂寞在四周跳動，靜聽著遠處傳來的跫跫的足音，隱隱地，細細弱弱到聽不清，聽不見。隔了窗子，外面是死寂的夜晚，從蒙翳的玻璃裡看出去，不見燈光，不見一切東西清晰的輪廓，只是在黑夜裡，有一棵迷離的樹影，只剩了禿光的枯枝，刺著天空，把小小的溫熱的生命力蘊蓄在這枯枝的中心，外面披上這層剛勁的皮，忍受著北風的狂吹，忍受著白雪的凝固，忍受著寂寞的侵襲。季羨林自己也就像這枯枝一樣，盼望著春的來臨，切盼著寂寞的退走。但是，春什麼時候來，寂寞什麼時候退走呢？在這漫漫的長長的夜，在這漫漫的更長的冬，季羨林在盼望著，會有一個春天的好訊息。
6．永遠感謝清華
在清新、活潑、民主、向上的清華大學，季羨林經歷了自己一生中最為重要的一個歷史時期。
在這裡，他兼收幷蓄，學習了英文、德文和其他各門人文社會科學課程，打下了堅實的學術基礎，在社會科學領域，走出了研究的第一步。
在這裡，他開始筆耕，發表了處女作，即收入散文集裡的《枸杞樹）。它忠實地記錄了他的一段真實的心靈活動。他十九歲離家到北京去考大學，第一次走了這樣長的路，而且感到中學與大學之間好像有一條鴻溝，跨過這條溝，人生長途上就有了一個起點。這種感覺，反映到他的心靈上，引起了極大的波動，所以一旦考取，有點驚異，有點擔心，有點好奇，又有點迷惘。這種心情牢牢地控制著他，使他寫成了這篇《枸杞樹》。這之後，他便與著名的大型《文學季刊》結下緣分，發表了不少作品。
在這裡，他結識了梅貽琦、朱光潛、陳寅恪、吳宓、俞平伯、朱自清、馮友蘭、沈從文、冰心、鄭振鐸等名教授和學者，使他獲益良多。
所以，每當回憶起清華園，春天繁花爛漫，夏天藤影荷聲，秋天楓葉似火，冬天白雪蒼松，以及西山紫氣、荷塘月色，都讓他憶念難忘。
所以，季羨林說，清華園，永遠佔據著他的心靈，回憶起清華園，就像回憶自己的母親。他對清華的感激之情，油然躍於紙上：
每次回到清華園，就像回到我母親的身邊，我內心深處油然起幸福之感。在清華的四年生活，是我一生最難忘、最愉快的四年。在那時候，我們國家民族正處在危急存亡的緊急關頭，清華園也不可能成為世外桃源。但是園子內的生活始終是生氣勃勃的，充滿了活力的。民主的氣氛，科學的傳統，始終佔著主導的地位。我同廣大的清華校友一樣，現在所以有這一點點的知識，難道不就是在清華園中打下的基礎嗎？離開清華以後，我當然也學習了不少的新知識，但是在每一個階段，只要我感覺到學習有所收穫，我立刻想到清華園，沒有在那裡打下的基礎，所有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已經走了不短的一段路。看來我要走的道路也還不會是很短很短的，對我來說，清華園這一幅母親的形象，這一首美麗的詩，將在我要走的道路上永遠伴隨著我，永遠佔據著我的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