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大學副校長的寶座
1．災難終於結束
1976年10月，北京各高校中熱鬧非凡，長期以來被「四人幫」小爪牙遲群之流控制的北京大學，更是興奮的熱浪一個接著一個，師生們深受「四人幫」之害，現在終於從禁錮中被解放出來了。他們興奮地與全國人民一起舉行集會遊行，慶祝粉碎「四人幫」反黨集團篡黨奪權陰謀的偉大勝利，憤怒聲討「四人幫」的滔天罪行。
深受迫害的老教授們，更感到獲得一次精神的大解放。這對他們來說自然為平生一件大快事，人人心裡非常欣喜。
1976年11月，《光明日報》開始揭發批判張春橋在1975年11月8日丟擲的「寧要一個沒有文化的勞動者」的謬論，指出其實質「是宣揚取消智育、鼓吹讀書無用論、混淆智育和‘智育第一’兩個不同的概念」，「是要勞動人民永遠成為愚昧無知的奴隸」。這之後，「四人幫」在教育戰線所犯下的罪行逐步得到批判。到這時，老教師們才真正舒了一口氣，感到精神上是真正得到解放了。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京舉行，大會莊嚴宣告：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結束，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進入新時期。
8月4日，鄧小平主持召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8日發表講話《關於科學和教育工作的幾點意見》，他宣佈：「我自告奮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我們國家要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從何著手呢？我想，要從科學和教育著手。」他特別提出對「文革」前十七年的估計問題，認為「主導方面是紅線」。「應當肯定，十七年中，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不管是科學工作者還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下，在黨的正確領導下，辛勤勞動，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特別是教育工作者，他們的勞動更辛苦。現在差不多各條戰線的骨幹力量，大都是建國以後我們自己培養的，特別是前十幾年培養出來的。」9月19日，鄧小平進一步指出1971年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要進行批判，劃清是非界限」，「‘兩個估計’是不符合實際的。怎麼能把幾百萬、上千萬知識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們現在的人才，大部分還不是十七年培養出來的？」從此，知識分子們終於卸掉了背了好幾年的「兩個估計」的沉重包袱。
1978年3月7日，國務院批轉了教育部《關於高等學校恢復和提升職務問題的請示報告》，決定原來確定和提升的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一律有效，恢復職稱，並規定可以越級（即後來的破格）提升教授、副教授，將提升教授的審批許可權改為由省、市、自治區批准，報教育部備案。在此之後，各高等院校原有的教授、副教授、講師和助教都恢復了職稱。
知識分子們又聽到了長達12年久違了的「教授」這個神聖字眼。也就在此時，季羨林恢復了一級教授的職稱，享受到了中斷12年的高階知識分子待遇。
這一年的7月下旬，教育部在北京召開研究生培養工作會議，明確了培養研究生在實現新時期總任務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討論了研究生培養工作，決定在本年恢復研究生的招生工作，學制試行二、三、四年制並行的辦法。從此，中斷了十幾年的研究生高層教育也得到了恢復。
這時候，季羨林回頭看了一下自己這「文革」中的十年，從1967年到1977年，在長達十一年的時間內，竟然一篇東西都沒有寫。
我真是震驚不已。至於為什麼成為這個樣子，大家心裡都明白，用不著多說。我一個人如此，全國又不知道有多少成千上萬的人也是如此。想到這裡，所謂「文化大革命」究竟產生了多麼嚴重的後果，不是清清楚楚了嗎？我又有點後怕，又有點不寒而慄。如果真正讓「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搞一次，一次搞上七八年，搞的結果恐怕要把全國知識分子的知識都搞成光板。衛星上不了天，是可以肯定的；所謂「紅旗落地」，是否還有紅旗都是值得懷疑的，還談得上什麼落地不落地呢？
季羨林這才意識到，十幾年沒有發表東西，現在到了結束的時候了。從此，他的散文創作激情和學術研究的興趣，一下子又萌發出來了。
2．春歸燕園
雖然是1978年的深秋，但季羨林憑自己的直覺，感到知識分子的春天真正來臨了。
他忽然想起了十幾年前寫《春滿燕園》時的情景，有意再走一遍寫《春滿燕園》時走過的道路。
雖然眼前真正的季節是深秋，奼紫嫣紅的景象早已絕跡，連「接天蓮葉無窮碧」的夏天都已經過去，眼裡看到的是黃葉滿山，身上感到的是西風勁吹，耳朵裡聽到的是長空雁唳。但是，走在這昔日走慣的曲徑上，季羨林的心中卻真真切切地溢滿了春意。他無論如何也抑不住自己激動的心情了，信步繞未名湖走了一週。
他看到男女大孩子們在黃葉林中，湖水岸邊，認真地讀著書，重又聽到了中斷了十幾年的琅琅讀書聲，在湖光塔影之中往復迴盪著。「文化大革命」中，湖光塔影、象牙塔，都被貼上荒謬絕倫的修正主義的標籤，成為罪惡的象徵，今天終於恢復了名譽，顯得像雨後的鮮花那樣，更加美麗動人。
此時，季羨林心想，「四人幫」真是性與人殊，凡是人間美好的東西，比如鮮花、湖水、美景等等，他們都憎恨，對文化也憎恨，這些憎恨有時簡直令人難以理解。到1976年，晴天一聲霹靂，「四人幫」垮臺了，這一群人中敗類終於成為人民的階下囚，昔日炙手可熱的威風一掃而盡。真可謂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就是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四人幫」垮臺之時，男女老少拍手稱快，買酒相慶。那時正是深秋時分，據說北京城裡賣螃蟹的人，把四個螃蟹用草繩拴在一起，三公一母。北京全城的酒，不管好壞，搶購一空。人人喜形於色，個個興致勃勃。人心向背確實是任何人也改變不了的。
季羨林心曠神怡，不但想到中國，而且想到世界；不但想到今天，而且想到未來。
從1976年一直到1978年，是我國從不安定團結慢慢到安定團結的過程。對我自己來說，還不可能一下子改變，還有一些障礙需要清除。我正處在從反革命到革命，從非黨員到黨員，從非人民到人民，從非人到人的非常緩慢轉變的過程中，一句話，是我擺脫中間狀態的過程。「文化大革命」流行著一句話，叫做「重新做人」，意思是一個反革命分子、黑幫分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等等，等等，同舊我決裂變成新我，也可以說是從壞人向好人轉變，也可以叫做迷途知返吧。我現在感到自己確實是重新做人了，但並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含義，而是我自己理解的含義。從不可接觸者轉變為可以接觸者，從非人轉變為一個人，我覺察到，一切都在急劇地變化著，過去的作威作福者下了臺；過去的受壓者抬起了頭，人們對我的態度也從涼到炎。但也有過去打砸搶的所謂「革命小將」，搖身一變，成了革命的接班人，我暗暗捏一把汗。
季羨林真實地感覺到，解放以後，中國人民有過不少樂事，但像「四人幫」倒臺時的快樂，他還沒有經歷過。雖然沒有哪一個領導人曾對他說明「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但從整個社會的氣氛上，從人們對他的態度上，從人們逐漸有的笑容上，他感到自己的地位有點變了，那種「中間狀態」逐漸有所改變，或者正在改變之中。
就這樣，季羨林一邊想著，一邊走著。
我走呀，走呀，大有「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之慨。我眼前的秋天一下子變為春天，「霜葉紅於二月花」，大地春意盎然。我抑制不住，我要歌唱，我要高呼，我要跳躍，我要盡情地歌頌春天了。
他心裡最為高興的是，又有了恣意歌頌春天的權利，歌頌學生學習的權利，歌頌一切美好東西的權利，總之一句話，一個正常的人的權利。季羨林內心裡充滿了幸福，詩一般美麗的語言，順著他飽蘸激情的筆尖流淌下來：
春天終於來臨了。美麗的燕園又煥發出青春的光輝。我在這裡終於又聽到了琅琅的書聲。而且在這琅琅的書聲中我還聽到了十多年前沒有聽到的東西，聽到了一些嶄新的東西。在這平凡的書聲中我聽到的難道不就是千軍萬馬向四個現代化進軍的腳步聲嗎？我聽到的難道不就是向科學技術高峰艱苦而又樂觀的攀登聲嗎？我聽到的難道不就是那美好的理想的社會向前行進的開路聲嗎？我聽到的難道不就是我們的青年一代內心深處的聲音嗎？不就是春天的聲音嗎？
眼前，就物候來說，不但已經不是春天，而且也已經不是夏天；眼前是西風勁吹、落葉辭樹的深秋天氣。「悲哉，秋之為氣也」，眼前是古代詩人高呼「悲哉」的時候。然而在這春之聲大合唱中，在我們燕園裡大圖書館前的草坪上，在黃葉叢中，在紅樹枝下，我看到的卻是陽春豔景，奼紫嫣紅。這些男女大孩子一下子變成了巨大的花朵，一霎時開滿了校園。連黃葉樹頂上似乎也開出了碗口大的山茶花和木棉花。紅紅的一片，把碧空都映得通紅。至於那些「霜葉紅於二月花」的霜葉，真的變成了紅豔的鮮花。整個的燕園變成了一座花山，一片花海。
春天又回到燕園來了啊！
而且這個春天還不限於燕園，也不限於北京，不限於中國。它伸向四海，通向五洲，瀰漫全球，輝映大千。我站在這個小小的燕園裡，彷彿能與全世界呼吸相通。我彷彿能夠看到富士山的雪峰，聽到恆河裡的濤聲，聞到牛津的花香，摸到紐約的摩天高樓。書聲動大地，春色滿寰中，這一個無所不在的春天把我們聯到一起來了。它還將不是一個短暫的春天。它將存在於繁花綻開的枝頭，它將存在於映日接天的荷花上，它將存在於遼闊的萬里霜天，它將存在於千里冰封、萬里雪飄的嚴冬。一年四季，季季皆春。它是比春天更加春天的春天。它的蹤跡將印在湖光塔影裡，印在每一個人的心中。它將是一個真正的永恆的春天。
這就是季羨林心中終於盼來了的那個春天，這幾乎是一個永不凋謝的春天，春之腳步是永遠不停止的，它留在每個人的心中，給人以溫暖，給人以生的希望，活的熱情，工作的奔放，勞動的忘我！這才是一個永恆的春！
3．出任副校長
就在季羨林心中的那個春天到來之時，國務院下達了一個對季羨林的任命：季羨林為北京大學副校長！這也是在1978年的事。
這一任命對於季羨林來說是那麼突然。對於他來說，三十二年前陳寅恪先生把他推薦給北京大學校長鬍適先生，由胡適先生、傅斯年先生、湯用彤先生聯合聘任他為北京大學教授、東語系系主任，他就夠感到受寵若驚的了。三十多年來，他勤勤懇懇地工作，「文革」中又受了那麼多委屈，飽經憂患，九死餘生，突然又看到光明，看到陽關大道，剛剛感到自己中間狀態逐漸有所改變，還沒有完全明白究竟是怎麼回事時，北京大學這座飲譽海內外的最高學府，又空出了一個副校長的寶座，留給了他——一個農民之子。
北京大學的校史，有人認為（比方說馮友蘭先生）應該從漢朝的太學算起，對此，季羨林並不反對。這樣一來，北京大學的校史就延伸了兩千多年。但是，現在講北京大學的歷史，一般是從清朝末年的京師大學堂算起。京師大學堂的管學大臣是張百熙，任命吳汝綸為總教習，相當於教務長，實際上是管業務的副校長，但吳汝綸沒來得及到北京大學上任，就去世了。民國建立，京師大學堂改為北京大學，嚴復為第一任校長，後來工科學長（相當於工學院院長）兼代校長，文科學長（相當於文學院院長）是夏錫祺。蔡元培在1916年出任北大校長之後，任命陳獨秀為文科學長。蔡元培實行的是教授治校，相容幷包。相容幷包既為辜鴻銘、劉師培之類人物保留了地盤，也為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鄧中夏等人物開闢了道路。後來，是胡適、蔣夢麟出任校長，在蔣夢麟離任期間，傅斯年任代理校長，湯用彤任過文學院院長。
解放後，馬寅初、江隆基、陸平、周培源先後出任北大校長，湯用彤、翦伯贊、馮定等學術界的「大腕」出任過副校長。
在這樣的一所大學裡出任副校長意味著什麼，該由有什麼樣學術貢獻的人來出任，難道還不是十分清楚的嗎？
三十多年了，季羨林回國以後惟一的工作崗位就是北京大學，除了短期出國訪問，他從來都沒有離開過它。北京大學像是一塊大磁石吸引住了他的心，使他那記憶的絲縷永遠掛在巍峨的紅樓上面，掛在未名湖的湖光塔影上面，掛在燕園四時不同的景光上面：春天的桃杏藤蘿，夏天的綠葉紅荷，秋天的紅葉黃花，冬天的青松瑞雪；甚至臨湖軒的修篁，紅湖岸邊的古松，夜晚大圖書館的燈影，綠茵上飄動的琅琅書聲，所有這一切，都無不掛著他那回憶的絲縷，他的生活一時一刻也離不開北京大學。
可這以前，季羨林是以一位教授和東語系系主任的身份，作為北京大學的一員的。而現在，他要以一名副校長的身份，成為北京大學的一員了。
他開始履行副校長的職責了。
有一天晚上，他已經躺下了，電話鈴響了。
「季副校長，我們這樓停水了。」「我家裡也沒水。」「那請你趕快反映反映吧！」
「行行行！」
誰讓他沒有架子呢？別人什麼都願意找他。
有人在他的桌上發現過這樣的紙條：「學生開飯時間有十一點一刻，十一點半，十一點三刻三個方案，據學生反映，倘十一點一刻開飯，晚下課晚去就吃不上好菜……」
這是這位一級教授親筆記下，準備在校長辦公會議上發言用的。他生氣地感慨道：「就一個熄燈打鈴的問題，討論了幾年還沒有解決。」
一個嚴謹的學者，在嚴謹地履行著副校長的神聖職責。
4．忙裡偷閒著華章
自從擔任了北京大學副校長之職以後，各種虛實職務相繼不期而至，東語系系主任、南亞研究所所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第二屆至第五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委員會委員、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兼任著大大小小几十種辭也辭不掉的職務。而且，還因為他作為語言學家、民族學家、作家、翻譯家、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涉獵的範圍那麼廣泛，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語言所、宗教所、文學所、外文所、考古所、歷史所、南亞所、亞太所、以及各大學的外國語言文學系，中國語言文學系，都與他的工作有密切的關係，不時地有人向他請教，以至找他的人得掛號，排隊，他的時間排得是那麼滿，遠到一年內國內各地開的各種會議，近到一週內校、系兩級的各項工作，他都要兼顧到。他的時間太寶貴了，只有清晨四點到七點多鐘，這三個多小時是屬於他的，可以集中搞一點學術研究，其他白天的大部分時間，全被各種各樣的公務和接待工作擠佔了。剛剛恢復了的閒不住的習慣——寫點什麼、思考點什麼，被無情地擠佔了許多時間，以至白天無法實現。
季羨林要寫點散文之類的文章，實在沒有別的辦法，只有充分利用時間的「邊角廢料」了。
時間就是生命，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而且時間是一個常數，對誰都一樣，誰每天也不會多出一秒半秒。對我們研究學問的人來說，時間尤其珍貴，更要爭分奪秒。但是各人的處境不同，對某一些人來說就有一個怎樣利用時間的「邊角廢料」的問題。這個怪名詞是我杜撰出來的。時間摸不著看不見，但確實是一個整體，哪裡會有什麼「邊角廢料」呢？這只是一個形象的說法。平常我們做工作，如果一整天沒有人和事來干擾，你可以從容濡筆，悠然怡然，再佐以龍井一杯，雲煙三支，神情宛如神仙，整個時間都是你的，那就根本不存在什麼「邊角廢料」問題。但是有多少人能有這種神仙福氣呢？魯鈍如不佞者幾十年來就做不到。建國以來，我搞了不知多少社會活動，參加了不知多少會，每天不知有多少人來找我，心煩意亂，啼笑皆非。回想十年浩劫期間，我成了「不可接觸者」，除了蹲牛棚外，在家裡也是門可羅雀。《羅摩衍那》譯文八巨冊就是那時候的產物。難道為了讀書寫文章就非變成「不可接觸者」或者右派不行嗎？浩劫一過，我又是門庭若市，而且參加各種各樣的會，終日馬不停蹄，我從前讀過馬雅可夫斯基的《開會迷》和張天翼的《華威先生》，覺得異常可笑，豈意自己現在就成了那一類人物，豈不大可哀哉！但是，人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是能夠想出辦法來的。現在我既然沒有完整的時間，就挖空心思利用時間的「邊角廢料」。在會前、會後，甚至在會中，構思或動筆寫文章。有不少會，講話空話廢話居多，傳遞的資訊量卻不大，態度欠端，話風不正，哼哼哈哈，不知所云，又佐之以「這個」、「那個」，間之以「唵」、「啊」，白白浪費精力，效果卻是很少。在這時候，我往往只用一個耳朵或半個耳朵去聽，就能兜住發言的全部資訊量，而把剩下的一個耳朵或一個半耳朵全部關閉，把精力集中到腦海裡，構思，寫文章。當然，在飛機上，火車上，汽車上，甚至腳踏車上，特別是在步行的時候，我腦海裡更是思考不停。這就是我所說的利用時間的「邊角廢料」。積之既久，養成「惡」習，只要在會場一坐，一聞會味，心花怒放，奇思妙想，聯翩飛來；「天才火花」，閃爍不停；此時文思如萬斛泉湧，在鼓掌聲中，一篇短文即可寫成，還耽誤不了鼓掌。倘多日不開會，則腦海活動，似將停止，「江郎」彷彿「才盡」。此時我反而期望開會了。這真叫做沒有法子。
這種事，本來是秘而不宣的，但是時間長了，也就難免洩露了。
這個秘密被細心的張學書發現了。張學書一直在校部擔任領導職務，從北京大學團委書記當到副校長。季羨林1962年搬到13公寓，張學書1963年搬進去，正好住在季羨林樓上，兩家做鄰居已經三十多年了。他們相處得很好，是睦鄰友好的典型。張學書比季羨林小13歲，家裡人叫季羨林為季爺爺，叫季夫人為季奶奶，也管季羨林的嬸母叫老祖。從季羨林當了副校長之後，他們倆人就常在一起開會。張學書發現，季羨林對長而內容空泛的會議不大感興趣，但是有時卻從口袋裡隨手掏出一張小紙片，在寫著什麼，張學書以為他對不感興趣的會還做筆記，但過幾天一篇散文發表了，這才發現他是在開會時「一心二用」，利用這時間的「邊角廢料」構思文章，先在張紙片上寫好了提綱，回到家裡，一寫一抄，一篇優美的散文便呵撥出來了。
不僅在開會時，在上下班的路上，偶爾散步的時候，他也經常在思考問題，打著腹稿。走著路，他會忽然停下來，從口袋裡掏出小紙片，記上幾句。在等公共汽車時，他也會在小報的空白處寫寫畫畫。這些常人不會利用的時間經季羨林這麼一利用，回家再稍一加工，便點墨成金，成為膾炙人口的優美華章了。
當然這樣寫出來的「華章」大多是小品、隨筆、書評、散文之類的作品，而這期間大部頭的學術著作，還是利用清晨的那三個多小時，不過這是後話了。
5．仍是普通人
因為看到季羨林社會活動多、兼職多，來訪客人又連續不斷，佔用了他大量時間，因此鄰居張學書在與他聊天時脫口而出地說了一句：「乾脆來個關門大吉。」意思是客人來時乾脆不予理睬，讓他們吃閉門羹。季羨林回答了簡短的一句話，但卻含有兩層意思：「做不到」，「那樣也不好。」
所謂做不到，應該從這樣的角度來理解：季羨林始終認為自己是一個普通人，他最看不起那些官不大、僚不小的「架子老爺」。他曾意味深長地說：
我最討厭人擺官架子，然而偏偏有人愛擺。這是一種極端的低階趣味的表現。我的政策是：先禮後兵。不管你是多麼大的官，初見面時，我總是彬彬有禮。如果你對我稍擺官譜，從此我就不再理你。見了面也不打招呼。知識分子一向是又臭又硬的，反正我決不想往上爬，我完全無求於你，你對我絕對無可奈何。官架子是抬轎子的人抬出來的。如果沒有人抬轎子，架子何來？因此我憎惡抬轎子者勝於坐轎子者。如果有人說這是狂狷，我也只當秋風過耳邊。
俗話說：人怕出名豬怕壯。有的人一齣名，就自以為老子天下第一，全世界都應該被踩在腳下，於是想方設法為自己和普通人拉大距離，為此甚至不惜在自家門上貼上來訪者禁戒：什麼時候不能拜訪，什麼樣的人不能拜訪，……季羨林最看不起這樣的人，因此說自己做不到。
所謂那樣也不好，是說季羨林從來沒把自己劃在平凡人之外，認為自己是個平凡人，自己的經歷屬於平凡人的平凡的經歷。他喜歡與普通人接觸，往往能從學生甚至來訪者身上發現值得學習的地方，所以，他從來不把人拒之門外。熟悉季羨林的人都知道他忙，所以都不願意打擾他，浪費他那寶貴的時間，有非找他不可的事，也預先和他約好，排隊掛號，在約定的時間去拜訪他。但是有人卻不顧這些，也有一些從遠方來的拜訪者，黑龍江的，廣東的，覺得反正季羨林沒有架子，所以就硬往季羨林家裡闖，什麼氣功師，武術師，名人崇拜狂，都去找他，其中不乏動機不純者，季羨林也大多能寬厚地對待他們，對他們曉之以理，講一些應該持的科學態度。
有一次，一個武術師也闖進季羨林家裡，硬要季羨林為他主編的一個武術雜誌寫篇東西，並出任顧問，季羨林一再向他解釋，自己不懂武術，寫不出這樣的文章，但來人死纏著季羨林，弄得一點辦法都沒有，幸虧又有客人來，才算是解了圍，武術師悻悻地走了。
季羨林還有一個小鄰居，叫商金林，1983年三十四歲被分到13公寓這個「特區」去住。他是「小字輩」，所以要三家合住一套三居室的房子。搬進來的第二天，商金林在樓下見到季羨林和老伴彭德華。季羨林走過去和這位新鄰居握手，笑著說：「我們做了鄰居了。」商金林從他和藹的表情裡，看到了老學者對年輕人的慈愛和關懷。季羨林的夫人則稱小商為「商同志」，問他的愛人在哪兒工作，娃娃幾歲了，是用煤氣罐還是用蜂窩煤？煤氣罐在13公寓這一高階知識分子的特區已經普及，但新來的小字輩還要燒蜂窩煤，小商正在為買煤的事犯愁。季夫人告訴小商，她家雖有煤氣罐，但為了用熱水方便，還得生個煤火爐子，並說可以幫小商買煤。小商聽著這濃重的山東口音，感到特別平易、親切。季先生又問他，生爐子的技術好不好，說如果爐火滅了，可以到他家裡夾燒著的煤，比現點火要省事些。
13公寓當時沒有公用電話，商金林要打電話，要繞到校東門外的成府街去打，來回少說也得有二站地。有一次，小商匆匆下樓要去打電話，正好在樓門口遇到季羨林，知道他是出去打電話，連忙叫住他，叫他去自己家裡打電話。打完電話，季羨林夫婦都說：「不用客氣，要打電話就到我家來。」「要打電話儘可來。」這些實實在在的幫助和關懷，不僅幫小商解決了許多實際困難，給了他奮進的勇氣，而且還從中懂得了做人的道理：人者仁也，仁是人之全德！
小商既然做了季羨林的鄰居，他的朋友自然就常讓他陪他們去見季羨林，這些朋友年長的六十多歲，年輕的只有二十多歲，都是晚輩。一聽說有客人來了，季羨林連忙放下手頭的工作，走出來相迎，讓座，泡茶，然後還拿出一個本子，請來客簽名留念，笑盈盈的情態中，大有可以「偷得半日閒」的歡愉，客人們自然會感到從容不迫，自由而不拘謹。客人要走了，季羨林總是執意把他們送到門外，站在樓前的平地上目送客人遠去。客人們自然地會從與老人心靈的交融中，得到啟迪、感悟，獲得精神上的享受。
季羨林以禮待人，熱情迎送客人，連幾乎天天見面的鄰居也不例外。無論嚴寒酷暑，颳風下雨，概不例外。
季羨林平易近人，記憶力又好，學校裡開車的司機，他都能叫上名字，每次司機送他回家，他都要向他們道謝，「謝謝，辛苦了」是他對司機們最常說的話。下車後，他待司機將車調頭開動，揮手目送他們很遠才回家。
在各種會議上，季羨林從來不搶先發言，或打斷別人的發言。他總要耐心地聽別人講完，才慢條斯理地提出自己的意見。
和季羨林交往多的人不難發現，他和人站著談話，總要保持一米左右的距離，垂手而立，這是有修養的人形成的一種很好的習慣，既有禮貌，又講衛生。
每年春節，季羨林總是一大早就給鄰居們拜年，個別時候鄰居們如果先到他家拜了年，他都要想辦法找時間回拜，他信守的原則是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季羨林由於待人誠懇，與人交往從不失禮，從而贏得了鄰居和其他與他交往的人的交口稱譽。
6．原則面前人人平等
和普通人交往，季羨林從來沒有失禮的時候。但是，與親朋好友交往，季羨林難免就有例外了。
這源於他對擺官架子的人的厭惡，更源於他對那些濫用手中權力的人的厭惡。當有親朋好友想利用他手中的權力時，他遵守的原則是：原則面前人人平等，能幫上忙的儘量幫忙，幫不上忙的，就不怕得罪人，決不會拿原則做交易。
在這方面，有兩個例子具有典型意義。
臧克家是季羨林從上世紀40年代就有密切交往的最好朋友之一。臧先生與夫人鄭曼有一小女，名蘇伊。1980年代初，季羨林在副校長任上。蘇伊因不習慣工廠車間的噪音，進廠半年，就得了高血壓症。她實在堅持不下去了，就由鄭曼出面，想託季羨林把她安排在他主持的南亞研究所裡，當一名職員。這樣，換換環境，調節一下緊張的神經，還可以接觸一下濃厚的文化氣氛，正可謂兩全其美。
季羨林聽說了，馬上約蘇伊去談話。
鄭曼女士陪蘇伊去見季羨林。見了面，季羨林問蘇伊：「你讀過《大唐西域記》沒有？這可是南亞所的入門書，到我們所，都得先考這本書。」蘇伊的學歷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高中部，一個普通高中生，哪裡會讀過什麼《大唐西域記》這樣高深的學術著作？
鄭曼和蘇伊原以為季羨林只考一考一般常識，一聽要考《大唐西域記》，倆人都傻了。回家後，趕緊從圖書館裡借了一本《大唐西域記》來看，進行突擊。那時，由季羨林主持的《大唐西域記校注》和《大唐西域記今譯》還都沒有出版，一個高中畢業生讀古文原著，會碰上多少困難，自然是可想而知的。蘇伊算是碰到了一個大難題。
過了一段時間，鄭曼女士所在的工作單位人民出版社招考校對，蘇伊報考，被錄取。她在人民出版社幹了一年校對，又被調往中國作家協會，派給她的父親臧克家先生當秘書。這次蘇伊沒有去南亞所應考，她們母女認為季羨林按規章辦事，是完全應該的，這正是季羨林嚴守職責的高尚品格。季羨林的言語、行動、都是一是一，二是二，不拐彎抹角，不來什麼客套，怎麼想，就怎麼說，這使鄭曼一家十分感動，永遠銘懷。
這一件事，還不夠典型嗎？原則面前就連至友臧克家的小女，也不能得其後門而入。
另一件事，是為《宗白華全集》申報第二屆國家圖書獎一事，這是在季羨林卸任副校長之後的1995年，但他辦事講原則，於此也可見一斑。
宗白華先生生於1897年，去世於1986年。他是中國現代著名的美學家，而早年又是著名詩人，有詩集《流雲》流行於世，他和郭沫若、田漢三人探討文藝和社會問題的信函被編輯成《三葉集》，以其特有的藝術品位震撼著文壇。後來，宗先生又致力於西方哲學和美學研究，先後開設的課程有美學、藝術論、形而上學、人生哲學、康德哲學、叔本華哲學、尼采哲學、歌德等，所出版的著作和譯作有《美學散步》、《美學與意境》、《意境》、《判斷力判斷》（上）、《歐洲現代畫派論選》、《宗白華美學文學譯文集》等，除去重複的，全部著作也不過四十多萬字。
安徽教育出版社有志於出版《宗白華全集》，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宗先生屬於「厚積薄發」一類人，文化積累很豐厚，但作品則寥若晨星。但安徽教育出版社不甘心只出這四十多萬字的全集，便挖空心思，不惜人力、物力、精力，在宗先生的遺物中，在一大堆準備處理掉的「廢紙堆」中，發現了他在20世紀20至50年代的一大批文稿和講稿，從中整理出一百多萬字的論著，分成四卷，於1995年正式出版。
安徽教育出版社的編審許振軒先生，在《宗白華全集》出版後，帶著這四本書，到北大找季羨林，說《宗白華全集》擬申報第二屆國家圖書獎，請季羨林寫封推薦信。
季羨林撫摩著這厚厚的四卷本《宗白華全集》，驚喜不已，忙說：「好，我給你們當啦啦隊長。」
事有湊巧，第二天，季羨林接到新聞出版署打來的電話，請他出任第二屆國家圖書獎評委會副主任兼文學組組長。季羨林考慮到《宗白華全集》有可能放在文學組評審，有點為難了：已經答應給許振軒寫推薦信，如果不寫，有失信用。但是寫呢，自己是文學組組長，寫了推薦信不就等於定了調子，其他評委還怎麼暢所欲言？考慮再三，他還是決定「戒說」，不寫推薦信，寫了封收回承諾的信給許振軒。幾天後，許振軒又去找季羨林，告訴他新聞出版署已將此書安排在社會科學組了，季羨林這才特地開夜車，寫了滿滿三頁紙的推薦信，肯定宗先生的美學思想應當重新研究，在中國美學史上的地位，應當重新評定，因為這部全集收有宗先生60％以上首次面世的著作，這些新面世的著作，在出版以前是鮮為人知的。從而肯定出版社出版其全集，堪稱文壇佳話。對《宗白華全集》的態度，又一次證明了季羨林的原則性。
二、筆耕的快樂
1．不凡的動機——要使人生更有價值和意義
早在上世紀30年代，季羨林在清華大學讀書的時候，社會上就曾經颳起過一陣討論人生意義與價值的微風，報刊雜誌上發表了一些討論文章，各種議論都有一些。當時，季羨林看過一些文章，但沒有寫文章參加討論。他覺得有些文章簡直是不知所云。而且，當時他認為這種空泛的討論本身無意義，無價值，還不如實實在在地幹幾件事好。
經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季羨林已過「耳順」之年，早已把「知天命」之年甩在腦後了。幾十年的生活積累，使他對人生的種種相，眾生的種種相，看得透透徹徹，鼓舞時有，嘆息亦時有。在「文革」最艱難之時，他甚至悲觀到極點，面對現實，有一種「遠不如早一點離開人世這個是非之地，落一個耳根清靜」的消極想法。但為時不久，他很快有所頓悟，覺得自己一生要做的事還很多。
他開始認真地思考人生。
人生的意義和價值何在呢？
他從個人的觀察中發現，對於世界上絕大多數人來說，人生一無意義，二無價值。他們從來不去考慮人生這樣嚴肅的哲學問題，所以只是徒有軀殼地活著，隨波逐流者有之，投機取巧者有之。
這些人在走運時，手裡攥滿了鈔票，白天兩頓美食城，晚上一趟卡拉ok，玩一點小權術，耍一點小聰明，甚至恣睢驕橫，飛揚跋扈，昏昏沉沉，渾渾噩噩，等到鑽入了骨灰盒，也不明白自己為什麼活這一生。
不走運的時候，則窮困潦倒，終日為衣食奔波，愁眉苦臉，長吁短嘆。即使有一些日子還能過得去的，不愁衣食，能得溫飽，然而也是「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雖終日忙忙碌碌，然被困於名韁，被縛於利鎖。這樣的人，同樣是渾渾噩噩，昏昏沉沉，不知道到底為什麼要活這一生。
這些人很自然屬於芸芸眾生之列，對他們來說，人生的意義與價值從何談起呢？
季羨林認為自己也屬於芸芸眾生之列，也難免渾渾噩噩，昏昏沉沉，並不比任何人高明出一絲一毫。但是，他又自認為與芸芸眾生之流還有一點區別，那就是，他和另外一些人，對人生有一些想法，動過一點腦筋，而且自認這些想法是有點道理的。
我有些什麼想法呢？話要說得遠一點。當今世界上戰火紛飛，人慾橫流，「黃鐘毀棄，瓦釜雷鳴」，是一個十分不安定的時代。但是，對於人類的前途，我始終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我相信，不管還要經過多少艱難曲折，不管還要經歷多少時間，人類總會越變越好的，人類大同之域決不會僅僅是一個空洞的理想。但是，想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經過無數代人的共同努力。有如接力賽，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一段路程要跑。又如一條鏈子，是由許多環組成的，每一環從本身來看，只不過是微不足道的東西；但是沒有這一點東西，鏈子就組不成。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長河中，我們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務，而且是絕非可有可無的。如果說人生有意義與價值的話，其意義與價值就在這裡。
但是，這個道理在人類社會中只有少數有識之士才能理解。魯迅先生所稱之「中國的脊樑」，指的就是這種人。對於那些肚子裡吃滿了肯德基、麥當勞、比薩餅，到頭來終不過是渾渾噩噩的人來說，有如夏蟲不足以與語冰，這些道理是沒法談的。他們無法理解自己對人類發展所應當承擔的責任。
總而言之，季羨林認為，如果人生真有意義與價值的話，其意義與價值就在於對人類發展的承上啟下、承前啟後的責任感。
可以說，這正是季羨林筆耕不輟的動機，也是他從筆耕中能得到快樂的原因之所在。
筆耕的意義，在於探索真理。季羨林認為，整個人類的歷史，就是追求真理、探索真理的歷史，從事各種工作的人，都在自己的領域內追求真理，探索真理。而季羨林則在筆耕中追求真理、探索真理。他曾經說，自己少無大志，不但在中小學裡沒有立志成為學者，就是在大學，真正的學術論文也沒有寫成幾篇，後來是陰差陽錯才走上學術研究這條路的。一旦走上這條路，他卻堅持不放。過去在極「左」思想黑雲壓城的時期，一個人搞學術，現成的帽子就會扣到頭上：名利思想，修正主義。他回想自己搞了幾十年的行政工作，至少有1/4的時間是泡在無窮無盡的會議中，消磨在花樣繁多的社會活動中。但是他仍然堅持看書筆耕不輟，雖然一向被認為是智育第一，業務至上，連帶他長期工作的東語系，也成了業務掛帥的典型，他卻樂此不疲，堅持不改。
每一次政治運動來了，他首先檢查業務至上的「修正主義」，被領導運動的人認為是抓到了點子上，順利過關。但是檢查完了，運動一過，他照樣搞自己的「修正主義」：智育第一，業務至上。擔心不擔心會有下一次運動呢？當然擔心，然而他對自己那一套檢討的本領很有信心，也可以說是「檢討有術」，抓自己的問題，一抓就靈，因此也就不過分擔心。這樣，他就成了一個「死不改悔」的頑固派，而且慶幸自己是一個頑固派。如果不是一個頑固派，而是一度檢查之後就真心悔改，同「修正主義」一刀兩斷，同「智育第一、業務至上」劃清界限，那麼到頭來在科學研究上還能留下什麼東西，就很值得懷疑了。所以，他覺得「死不改悔」的頑固派有時候也會有點好處的。
季羨林這樣真誠地坦白了自己筆耕不輟的動機：
那麼，我搞這一套東西是不是為名為利呢？說一點都沒有，那不是事實。但是我再三檢查自己的動機，覺得並不完全是那個樣子。研究一個問題，提出一個假設，經過反覆的驗證，得到了自己認為滿意的結論，雖然不過是小事情上的真理，自己卻往往大喜過望，以為人生之樂無過於此矣。我之所以拼命鑽研，老而不已，置危險於不顧，視飢餓如兒戲，不是為名為利，而是為了探索真理。我想，很多科學工作者恐怕也有同我一樣的動力。
他回頭看從1967年到1977年，在長達十一年的時間內，竟然一篇東西都沒有，真是有點後怕，有點不寒而慄。
決心已下，他不能再有空白。
2．續譯《羅摩衍那》
對於季羨林來說，「四人幫」被粉碎以後他自己的一個最顯著變化，就是翻譯《羅摩衍那》再也不用偷偷摸摸進行，不用擔心會被當做「毒品」來對待了。這樣一來，翻譯的速度自然而然也就加快了。
在從事翻譯《羅摩衍那》的第八個年頭，一個意外的驚喜明白無誤地擺在了季羨林面前：印刷精美、裝訂富麗的《羅摩衍那》漢譯本第一篇被他真實地抓在了手中，這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在1980年出版的。他心裡自然感到非常喜悅，那種心情不亞於一個孕婦看到自己生產出的第一個嬰兒。
在第一篇出版之後，季羨林在1980年夏天應邀去日本訪問，隨身帶去了幾本，送給對此書有興趣的日本朋友，也徵求他們的批評意見。東京大學著名梵文學者原實教授、湯山明博士等人，都表示出很大的興趣。
《羅摩衍那》漢譯本第一篇的出版，使季羨林得到一些不期而獲的嘉獎，這使他更加鼓足了幹勁。
但是，與此同時，季羨林的行政工作和社會工作也越來越多，究竟有多少個兼職，包括掛名的在內，他自己已經弄不清楚。有人大致給他算了一下，大概當時已有五十多個。加之這時他給自己規定的科研專案也越來越多，範圍越來越廣。同他在一起工作過二三十年的一些熟人，看到他的一些科研選題，都有些吃驚，感到莫名其妙。
會也越來越多，以至五花八門，不計其數。有一次，他的老友詩人馮至先生，套用了李後主的詞，隨口吟出了「春花秋月何時了，開會知多少？」季羨林聽後，捧腹大笑，感到實獲己心！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季羨林焚膏繼晷，兀兀窮年，一點也沒有放鬆《羅摩衍那》的翻譯工作。從1973年到1983年2月，歷十年風雨，嘔十載心血，這一部長達兩萬頌、譯文達九萬行、五千餘頁的皇皇鉅著，終於全部譯完，大功告成了。
在《羅摩衍那》全書最後的《譯後記》中，季羨林寫下了他十年來的甘苦：
在過去十年中，我是既有痛苦，又有快樂；既有險阻，又有順利；既有內心的波動，又有外來的鼓勵。何況，我翻譯這一部鉅著，並不是單打一。幾十年來的環境，使我養成一個同時搞幾種科研和翻譯工作的習慣。讓我單打一，或者單打一二，或者給我一間清靜的屋子關起門來翻譯或寫作，我會感到非常彆扭，什麼東西也寫不出。在翻譯《羅摩衍那》時，也是這樣。除了這件事以外，我還有許多別的工作，特別是在後期，更是這樣，並且還有許多開不完的會加入進來。這一些繁雜的工作，實際上起了很好的調劑作用。幹一件工作疲倦了，就換一件，這就等於休息。打一個比方說，換一件工作，就好像是把腦筋這一把刀子重磨一次，一磨就鋒利。再換回來，等於又磨了一次，仍然是一磨就鋒利。《羅摩衍那》我就是用這種翻來覆去地磨過的刀子翻譯完的。
就在翻譯工作的後期，季羨林開始改變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起初，他確實擁護這場「革命」，甚至在被打倒、被關進「牛棚」之後，也沒有改變，對它毫無正確的認識。進入翻譯後期，他才逐漸認識到這場「革命」，也是一件邪惡的東西，同《羅摩衍那》中的十頭魔王的所作所為是同屬一個範疇的，二者在最後都失敗了。而主人公羅摩，是一個理想人物，他經受了無數的挫折與磨難，最終勝利了，享受到與愛妻團聚的幸福。
羅摩的幸福本來與季羨林風馬牛不相及，但他自己覺得頗有相通之處。羅摩的勝利，不僅不時地帶給他一些安慰，給他這極為枯燥的工作增添了生氣，而且也給他的內心灌注了活力，增加了與困難作鬥爭的勇氣。從中他享受到了人間的幸福，精神上也似乎得到昇華。
他興奮地寫道：
總而言之，時間經過了十年，我聽過三千多次晨雞的鳴聲，把眼睛熬紅過無數次，經過了多次心情的波動，終於把這書譯完了。我一方面滿意，滿意這件艱鉅工作的完成。另一方面又不滿意，不滿意自己工作的成果。古人說：「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蘇東坡有句著名的詩：「春江水暖鴨先知。」我的譯文也如春水，我這一隻春水中的鴨，是非常明白水的冷暖的，我覺得，我始終沒有能夠找到一個比較理想的翻譯外國史詩的中國詩體。從我的能力來說，目前也就只能這樣子了。知我罪我，自有解人。後來居上，古今通例。要想真正解決這個問題，還有待於來者。我也並不是說，我做這件工作，一無是處。不管怎樣，我畢竟把這一部名著譯出來了。這會幫助中國讀者更深入地瞭解印度文化，這也會大大地增強中印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如果我這想法不錯的話，我不更應該感到幸福嗎？
再進一步，季羨林覺得自己所感受的一切，是有代表性的，有典型意義的。從茫然、木然、精神空虛，到毅然、決然、精神煥發，這是他走過的路，但是這一過程，對於大多數老知識分子來說，又是一條必由之路。他作為一面鏡子，正反映出解放後老知識分子的內心變化，反映出今天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正確與英明。他知道，他這面鏡子本身，並不是一面非常光亮美妙的鏡子，其中照見的東西有美，也有醜，也有善，也有惡。畢竟它是一面鏡子，用它既可照出自己的影子，也可以照出其他老知識分子的影子。顧炎武有兩句詩：
蒼龍日暮還行雨，
老樹春深更著花。
他不敢自比蒼龍，自比老樹，也許可以，他還是想再行一點雨，再著一點花的。想到這裡，他更意識到了時間的重要：
我現在恨不能每天有48小時，好來進行預期要做的工作。那當然是不可能的。每人每天只能有24小時，誰也多不了一分半秒，關鍵在於如何使用這24小時。我現在就不敢放鬆一分一秒。如果稍有放鬆，靜夜自思就感到十分痛苦，好像犯了什麼罪，好像在慢性自殺。
3．科研的最佳時段
季羨林自己說過多次，他有一個壞（好？）習慣，喜歡同時進行多項工作。幹一件事累了，立刻換一件，這樣一來，腦筋就像是新磨的利刃一樣鋒利無比，用它思考問題，便時有夢筆生花之感，奇妙不可思議。
比方說，他在進行一項大工作的同時，在大工作、大專案的縫隙裡，觸景生情，靈機一動，寫出一些較短的論文。這樣的「靈機」是他自己也無法掌握的，有時簡直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這樣的「靈機」往往是計劃外，屬於「編外」專案。
而對計劃內的大專案，季羨林往往也安排一段比較集中的時間。
在一天裡，季羨林進行科學研究最佳的時段，是早晨四點到七點多這三個多小時裡。
清晨四點，朗潤園裡一片寂靜，季羨林書房裡的燈亮了。他準時地坐在一張簡陋的寫字檯前。
四周是漆黑的，沒有亮光，沒有聲響。偶爾風吹動窗外的梧桐葉，發出一點聲響。時間在不知不覺地過去。坐在桌前的季羨林，時而凝思，時而疾書。
一抬頭，眼前一片金光：朝陽正跳躍在書架頂上玻璃盒內的日本玩偶，藤娘身上。她一身和服，花團錦簇，手裡拿著淡紫色的藤蘿花，渾身上下熠熠發光，而且閃灼不定。
他開始工作的時候，窗外還是一片暗夜。不知怎樣一來，不知不覺之中暗夜已逝，旭日東昇。季羨林在詫異，這陽光是從哪裡流進來的呢？窗外是一棵高大的梧桐樹，枝葉繁茂，彷彿張開了一張綠色的網。他從搬進朗潤園，這棵梧桐樹就在這裡了，但那麼多年，他竟沒有留意，這棵梧桐樹屬於什麼品種。為此，他可以原諒自己，既然不是植物學家，那就不必苛求了。
再遠一點，在後湖邊上，是成排的垂柳。梧桐、垂柳，所有這一切都不利於陽光的穿透，然而陽光確實流進來了，就流在藤娘身上。這個玩偶藤娘，是日本朋友室伏佑厚先生和室伏千津子夫人送給他的禮物。那是他1980年第一次應邀訪問日本時的事。
轉瞬間，陽光忽然不見了，真是白馬過隙。藤娘身上，已是一片陰影。窗外，透過梧桐和垂柳的縫隙，能看到一塊塊藍色的天空。成群的鴿子，就在後湖上面的天空盤旋著，飛翔著，飛過的影子不時地在蔚藍上面劃上一道道弧線。鴿子的影子投到後湖水面，清晰可見，好像比天空裡的真鴿子更富有神韻，宛如鏡花水月一般。
朝陽又升高了一些，透過濃密的枝葉，一直照到坐在書桌前的季羨林頭上。他不禁心中一動，覺得陽光好像是有生命的東西，它啟迪著什麼，暗示著什麼。他忽然間想到印度大詩人泰戈爾，每天早晨就是對著初升的朝陽，靜坐、冥思、默想，幻想著與天地同體，與宇宙合一。想到這裡，他聯絡到自己，竟然沒有這樣的福分，從來沒有達到過這樣的境界。但雖不能至，心卻嚮往之，於是他也感到太陽的威力，心中思緒翻騰，彷彿自己也有了一種神力，能洞察三界，透視萬有了。
稍事休息，季羨林想緩和一下工作了一陣子的緊張神經，心中有了餘裕，能夠抬起頭來，向四周，特別是窗外觀察一下。
窗外風光如舊，但是四季不同：春花，秋月，夏雨，冬雪，情趣各異，動人則一。現在正是夏季，濃綠撲人眉字，鴿影在天，湖光如鏡。多少年來，當然都是這個樣子。為什麼過去我竟視而不見呢？今天藤娘身上一點閃光，彷彿照透了我的心，讓我抬起頭來，以嶄新的眼光，來衡量一切，眼前的東西既熟悉，又陌生，我彷彿搬到了一個新的地方，把我好奇的童心一下子都引逗起來了。我注視著藤娘，我的心卻飛越茫茫大海，飛到了日本，懷念起贈送給我藤孃的室伏千津子夫人和室伏佑厚先生一家來。真摯的友情溫暖著我的心……
他又掃視到窗外，太陽昇得更高。梧桐樹橢圓的大葉，和垂柳尖長的細葉，交織在一起，橢圓與細長居然也相映成趣，大葉與細葉也和諧如一。遠處，是未名湖畔的塔影，屹立不動。天空裡，鴿影仍在晃動，仍然在划著或長或短，或遠或近的弧線。
室內的近處，窗臺上擺著幾盆君子蘭，雖然是極為普通的青磚色的土瓦盆，但那深綠肥大的葉子，卻依然給他增添著綠色生命的神奇力量。
看著這一切，季羨林怡然自得，其樂陶陶。他感到，大地竟是如此可愛，人生竟是如此美好，受這種氣氛的感染，他真有點不知老之已至了。甚至有了一點靈感，信口唸出兩句自己並不覺得是詩的「詩」來：
此身合是詩人未？
鴿影湖光八月明。
有了詩人的雅興，好像自己也是一位詩人了。
就這樣，季羨林在緊張工作之餘，調整了神經，得到了休息，又開始了每天清晨第二階段的緊張工作。
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每天清晨這3個多小時，成為季羨林進行學術研究的最佳時段。
4．科學研究的理論和方法
季羨林從年輕時就發表學術論文，多為考證性的，直到現在，他的學術論文仍多是考證性的。他的學術論文的寫作，解放前並沒有系統的理論作指導。解放後，他系統地學習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理論，形成了自己的理論觀。
季羨林認為，現在一講理論，人們往往想到馬克思主義。這樣想，不能說不正確。但是，必須注意兩點：一是馬克思主義隨時代而發展，絕非僵化不變的教條，二是不要把馬克思主義說得太神妙，令人望而生畏，對馬克思主義可以批評，也可以反駁。
在他看來，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就是唯物主義和辯證法。而唯物主義的本質就是實事求是，把黃的說成是黃的，是唯物主義，把黃的說成是黑的，是唯心主義，事情就是如此簡單明瞭。他不喜歡抽象的理論之爭，因為理論之爭的結果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一個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的矛盾，矛盾了幾千年，到現在還沒有哪一個理論家真正說透。他對此的看法是：
以我的愚見，絕對純之又純的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都是沒有的。說一部哲學史就是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的鬥爭史，顯然也與歷史事實不完全符合。特別是最近幾十年以來，有一些理論家，或者滿篇教條，或者以行政命令代替說理，或者視理論如兒戲，今天這樣說，明天那樣說，最終讓讀者如對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反正社會科學的理論不像自然科學的實驗那樣，亂說不能立即受到懲罰。搞自然科學，你如果瞎鼓搗，眼前就會自食其果，受到懲罰。社會科學理論說錯了，第二天一改，臉也用不著紅一紅。因此，我對於理論有點敬鬼神而遠之。這類的文章，我寫不出，別人寫的我也不大敢看。我對理論的偏見越來越深。我安於自己對此道不擅長，也不求上進。
他覺得，讓他五體投地佩服的，是馬克思唯物主義的根本理論，因為它完全反映了客觀現實，包括了歷史、人類社會和自然界，所以最為實事求是。即使馬克思主義仍然要不斷發展，但是迄今它發展達到的水平，業已足讓他心服口服。
至於辯證法，也可以作如是觀。他認為，看問題不要孤立，不要僵死，要注意多方面的聯絡，在事物運動中把握規律。他覺得，自己的這種理解，也許是幼兒園的水平，但也許它更接近事實真相。
除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以外，季羨林認為，古今中外一些所謂唯心主義哲學家的著作，他們的思維方式和推理方式，也要認真學習。他的想法是：百分之百的唯物主義哲學家和百分之百的唯心主義哲學家，都是沒有的，這就如真空一樣，絕對的真空在地球上是沒有的。中國古話說「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就是這個意思。因此，所謂唯心主義哲學家也有不少東西值得我們學習，千萬不要像過去那樣，把十分複雜的認識問題簡單化和教條化，把唯心主義的標籤一貼，就「奧伏赫變」。
科學研究的方法很多，季羨林因為最喜歡考證，所以他特別欣賞和服膺胡適先生提出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認為它是不刊之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指導方針。古今中外，無論是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概莫能外。
胡適先生的這兩句話，已經被批了很長時間，尤其在教條主義猖獗、形而上學飛揚跋扈的時期內，人們都談虎色變，不敢再提。對此，季羨林感到百思不得其解。哪一個學者，不管是自然科學家，還是社會科學家，能夠離開假設與求證呢？季羨林論述說：
在開始進行一個課題的研究時，你對於這個課題總會有些想法吧，這些想法就是假設。哪裡能一點想法都沒有而進行一個課題的研究呢？為什麼要「大膽」？意思就是說，不要受舊有的看法或者甚至結論的束縛，敢於突破，敢於標新立異，敢於發揮自己的幻想力或者甚至胡想力，提出以前從沒有人提過或者敢於提出的假設。不然，如果一開始就謹小慎微，一大堆清規戒律，滿腦袋緊箍，一點幻想力都沒有，這絕對不會產生出什麼好結果的。哥白尼經過細緻觀測，覺得有許多現象是太陽繞地球旋轉說解釋不了的，於是假設了日中心說。這真是石破天驚的假設，大膽的假設。沒有這個膽量，太陽恐怕還要繞地球運轉若干年。沒有大膽的假設，世界學術史陳陳相因，能有什麼進步呢？
但是，光有假設還不夠，還要小心求證。因為：
有了假設，不等於就有了結論。假設只能指導你去探討，去鑽研。所有的假設，提出來以後，都要根據資料提供的情況，根據科學實驗提供的情況來加以檢驗。有的假設要逐步修正，使之更加完善。客觀材料證實了多少，你就要在假設中肯定多少。哪些地方同客觀材料相違，或者不太符合，你就要在假設中加以修正。這樣可能反覆多次，十次，百次，幾百次；假設也要修正十次，百次，幾百次，最後把假設變成結論。有的假設經不住客觀材料的考驗，甚至必須完全揚棄，重新再立假設，重新再受客觀材料的考驗。凡是搞點科學研究的人，都能瞭解其中的味道，或甘或苦，沒有定準兒。這就叫做小心的求證。
對於「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季羨林提出要反對兩個傾向。
一是絕對不能遷就自己假設的結論。
有人往往會靈機一動，提出了一個假說，自己認為是神來之筆，靈感的火花，於是極端欣賞，極端自我陶醉。但是後來客觀材料，包括實驗結果，都證明這個假設不能成立，在這個關鍵時刻，有良心的科學家應毅然放棄自己的假設，另覓途徑，另立新說。但是個別人卻覺得自己的假設美妙絕倫，丟掉了萬分可惜，於是不惜歪曲材料，只選一些於假設有利的材料，堆累在一起，以遷就自己假設的錯誤結論。季羨林認為這類人是學術騙子，絕對不足取。
二是防止以論代史。有些學者先有了結論，然後再蒐集材料，來證實結論。有人研究中國農民戰爭問題，從什麼人的著作裡找到了農民戰爭解放生產力的結論，於是在蒐集材料時，有利於這一結論的就收，相違的則視而不見。有時甚至不惜加以歪曲，爬羅剔抉，刮垢磨光，最後磨出一個農民戰爭解放生產力的結論，而讓步政策，則是「修正主義」。他們的「求證」，是戴著有色眼鏡去衡量一切，談不到小心不小心。他們的結論是先驗的真理，不許懷疑，只准闡釋，他們是在為聖人立言，為經典作注。這樣的態度同樣不足取。
在這樣的基礎上，季羨林自己的科學研究，形成了這樣一種風格：學術文章不管是看來多麼膚淺，但總想在裡面提出哪怕是小小的一點新看法。要提出新看法，就必須先有新假設。假設並不是結論，不管它多麼新，在證實之前，都不能算數。所以，他經常被迫修改自己的假設，個別時候甚至被迫完全放棄。有的假設，他最初認為是神來之筆，美妙絕倫，而一旦證實它站不住腳，必須丟棄之時，往往也引起他內心激烈的波動，最終他還是決定忍痛拋棄。季羨林大體上就是這樣做的，鸚鵡學舌，非他所能；陳陳相因，非他所願。他從來不標榜自己的新看法都是真理，他認為，一部人類的學術史證明：學術一定要隨時代的前進而前進，將來有新材料發現，或找到觀察問題的新角度，自己的看法或者結論也勢必要加以修改，這是必然的。
5．資料的蒐集
季羨林的學術研究，偏重於考據，他因此而特別注重蒐集資料的問題。
季羨林認為，進行科學研究，必須蒐集資料，這是不易之理。但是蒐集資料因人而異，並沒有什麼一定之規。
最常見的蒐集資料的辦法，是使用卡片，把自己認為有用的資料抄在上面，然後分門別類，加以排比。
但這並不是惟一的辦法。
比方說，季羨林的恩師陳寅恪先生就不用這樣的辦法。他採取的是「眉批法」，把有關的資料，用眉批的辦法，今天寫上一點，明天寫上一點，積之既久，資料多到能夠寫上一篇了，就從眉批移到稿紙上，形成了一篇完整的文章。他對《高僧傳·鳩摩羅什傳》的眉批，比原文要多出好幾倍，這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季羨林自己進行學術研究，既很少寫卡片，也從來不用眉批，而是用比較大張的紙，把材料寫上。有時候，隨便看書，會忽然發現有用的材料，他就往往順手拿一些手邊能拿到的東西，比如開會通知、請柬、信封、小紙片之類，把材料寫上，然後分類儲存。季羨林注意到，別人也有這樣做的，如著名歷史學家向達先生，有時就把材料寫在香菸盒上。
季羨林認為，用比較大張的紙，有一個好處，能把有關的材料都寫在上面，因此約略等於陳寅恪先生的眉批。而卡片面積太小，要做到這一地步是辦不到的。
季羨林在抄好材料後，十分認真細心地加以儲存，常分門別類裝入紙夾或紙袋。不然，如果一時粗心大意，丟上張把小紙條，而上面記的又可能是至關重要的材料，所以就會由於它的丟失而影響整篇文章的質量，這就不得不黽勉從事。
蒐集資料時，季羨林十分注意資料要鉅細無遺，他甚至於有竭澤而漁的精神。但他也十分清楚，資料要蒐集到百分之百完整的程度，那也是絕對不可能的。不過他隨時警惕，提醒自己，絕不能隨便蒐集到一點資料就動手寫長篇論文。因為這樣寫成的學術文章，結論之不可靠是顯而易見的。
與蒐集材料有緊密聯絡的一個問題是：要注意文獻目錄，季羨林對此予以嚴格關注。他認為，只要與自己要寫的文章有關的論著的目錄，都必須清楚。否則，前人或別人已經有了結論了，你還在賣勁地論證，豈不是貽笑大方，對此是不可不慎的。
對材料的重要性，季羨林常說，嚴格講起來，天下沒有無用的材料，問題是對誰來說，在什麼時候說。就是對同一個人，也還有個時機問題。
經過幾十年的科學研究，季羨林得到這樣一個經驗：只要是自已腦海裡有某一個問題，一切資料，書本上的、考古發掘的、社會調查的等等，都能對自己有用。蒐集這樣的資料，季羨林從來不感到有什麼困難，有時候資料簡直是自己躍入眼中，比方說，他寫作《中華蔗糖史》翻閱《四庫全書》，經常是超越了一目十行的極限，而是一目一頁，翻著《四庫全書》，「糖」字、「蔗」字以及與它們有關的字眼，都自動地往他眼裡跳。反之，如果自己腦海裡沒有這個問題，那麼所有這樣的資料，對自己可能都是無用的。然而，一個人腦海裡思考什麼問題，什麼時候思考什麼問題，有時候誰也掌握不了。一個人一生中不知要思考多少問題，當一個人思考甲問題時，乙問題的資料對這個人沒有用。可是說不定什麼時候，這個人又會思考起乙問題來，就可能回憶起自己以前看書時，碰到過這方面的資料，而這時再想去查詢，可就「雲深不知處」了。類似這樣的經驗，季羨林自己也碰到過不少次，而且知道別的人也有相同的經驗，所以，他毫無保留地告誡學術研究者：
最好腦海裡思考問題，不要單打一，同時多思考幾個，而且要念念不忘，永遠不讓自己的腦子停擺，永遠在思索著什麼。這樣一來，你搜集面就會大得多，漏網之魚也就少得多。材料當然也就積累得多，養兵千日，用兵一時；一旦用起來，你就左右逢源了。
季羨林幾十年從事筆耕，從中，他既有快樂，也有苦惱，既走過陽關大道，也走過獨木小橋，他把自己的治學經驗，幾乎和盤托出了。
三、像老農而非老農
1．樸厚的「土包子」
不管是圈裡人，還是圈外人，抑或是季羨林本人，都不否認季羨林的「土氣」。
在中國人的詞典裡，「土」字的含義簡直多極了，土包子、土氣、土人、土著、土專家、土話、土儀、土產、土貨、土皇帝……這些詞，雖然沒有太多的貶意，但也沒有太多的褒意。
早在上世紀40年代，季羨林從德國回國到北大任職伊始，沈從文先生請他吃飯，他看到沈先生用牙齒把捆東西的麻繩咬斷，從這一有點粗勁，有點蠻勁，有點野勁，有點土勁，並不高雅、並不優美的小小舉動中，他看到的是沈先生的個性。這種個性在達官貴人和「高等華人」眼中，自然是非常可鄙、非常可笑的，但季羨林卻正欣賞這種勁頭，而且把自己也看做是這樣一個「土包子」，但是這樣的「土包子」同那些只會吃西餐、穿西裝、半句洋話也不會講，而偏又自認為是「洋包子」的人比起來，絲毫也不比他們低一等。從那時起到現在，五十多年過去了，季羨林始終以這樣的「土包子」自居，且以此為自豪。
從季羨林這樣的「土包子」身上透露出來的個性，是他的「樸厚」。
這一點，曾經在朗潤園住過一段時間的著名學者、原人民教育出版社編審張中行先生，有著切身的感受。
20世紀80年代初期，不知道是由誰介紹，張中行和這位早已聞名的知名學者，在他的家門口成為相識。在這次結識之前，張中行聽到的有關季羨林的見聞，用評論性的話總而言之，不過兩個字，就是「樸厚」。這次晤面之後，張中行對他樸厚的印象，就更為深刻了。
張中行有清晨散步的習慣，而散步的路線，有時就是後湖邊上的幽境，要從季羨林住的13公寓前邊走過。這時，季羨林在工作一段之後，往往也要到門口站一站，稍事休息。張中行路過時，如果正好趕上他在家門口，就打個招呼，或者說上幾句閒話。
打招呼用和尚的合十禮，也許因為，都覺得對方同佛學有些關係。閒話也是走熟路。消極的是不沾學問的邊，原因，我想少一半是研究的那些太專，說，怕聽者不懂，至少是沒興趣；多一半仍是來於樸厚，講學問，掉書袋，有炫學之嫌，不願意。再說積極一面，談的話題經常是貓。
張中行感受到的，就是這難得的樸厚：從來也不會炫耀自己的樸厚。
是的，不炫耀本身就是樸厚的一部分。
1985年，上海外國語學院（今更名為上海外國語大學）籌辦《中國比較文學》雜誌，邀請季羨林、賈植芳先生為主要嘉賓召開座談會，住在校內的外國專家招待所。會議之餘，主辦者組織專家參觀。其中一項內容是參觀上海一座著名的寺廟，遊禪堂、觀大殿，會見頗有地位的住持長老，顯然是一位老僧，還應邀吃一頓聞名上海的高階午間素餐。季羨林深有佛學功底，在如此眾多的與佛家有關聯的活動中，換一個人，正是發宏論高見，甚至即興連類而及，去道掌故，說逸聞之處是太多，太方便，也太對題了，特別是在與住持長老會面時，盤道論經，進行高層次對話，是可以顯學識、露經綸、表現學問高深、知識廣博的，然而他沒有去高談闊論、指手劃腳，去顯示學問家的樣子，而是以一個普通人自居，這種不見學問的學問，正是樸厚的表現，從這樸厚中，人們經常能看到他臉上總是含著平和的淺笑，一切都深蘊不露，然而又不是故意做作而為，更非胸有城府，而是實實在在的、樸素自然的，是融匯於包容在深層文化、高度修養、自在人格中的一種「天然自成」的形象。
在樸厚中，季羨林還透露出幾分執著，像一個老農對農事的執著一樣，季羨林對學術事業的執著讓人更為動情。
在這方面，張中行又有很深的體會。
是不久前，人民大學出版社印了幾個人的小品，其中有季先生和我的。我有個熟識的小書店，是一個學生的兒子經營，為了捧我之場，凡是我的拙作，他都進一些貨。愛屋及烏，這次的系列小品，他每種都進一些貨。舊潮，先秦諸子，直到《文選》李善注，因為其時沒有刻印技術，也就沒有「簽名本」之說。有刻印技術之後，晚到袁枚的《隨園詩話》，顧太清的《東海漁歌》，也還是沒有簽名本之說。現在是舊潮換為新潮，書有所謂簽名本，由書店角度看利於賣，由讀者角度看利於收藏。於是而有簽名之舉，大舉是作者亮相，到書店門口籤；小舉是作者仍隱於蝸居，各色人等（其中有書商）叩門求籤。我熟識的小書店當然要從眾，於是登我門，求籤畢，希望我代他們，登季先生之門求籤。求我代勞，是因為在他們眼裡，季先生名位太高，他們不敢。我拿著書，大約有十本吧，去了，讓來人在門外等著。叩門，一個當小保姆的年輕姑娘開啟門，我搶先說：「季先生在家嗎？」小保姆的反應使我始則吃驚，繼則感佩。先說反應，是口說「進來吧」，帶著我往較遠一間走，到大敞的門，用手指，同時說：「不就在這裡嗎？」這話表明，我已經走到季先生面前。季先生立著，正同對面坐在床沿的季夫人說什麼。再說為什麼吃驚，是居僕位的這樣侍候有高名位的一家之主，距離世間的常禮太遠。……這常禮由主人的名位和矜持來，而季先生，顯然是都不要，所以使我由小保姆的直截了當不由得想到司馬溫公的高風，也就不能不感而佩之。言歸正傳，是見到季先生，說明來意，他毫不思索就說：「這是好事，那屋有筆，到那裡籤吧。」所謂那屋，是東面那個書庫。有筆的桌上也堆滿書，勉強擠一點地方，就一本一本寫，一面寫一面說：「賣我們的書，這可得謝謝。」簽完，我說不再耽擱，因為書店的人在門外等著。季先生像是一驚，隨著就跑出來，握住來人的手，連聲說謝謝。來人念過師範大學歷史系，見過一些教授，沒見過向求人的人致謝的教授，一時弄得莫知所措，嘴裡咕嚕了兩句什麼，抱起書跑了。
季羨林樸厚的事本夠感人，用張中行這樸厚的筆一寫，就更為感人了。張中行與季羨林交往，感到他是一身而具有三種難能：一是學問精深，二是為人樸厚，三是有深情。三種難能之中，張中行以為，最難能的還是樸厚，因為在見過的諸多知名學者（包括已作古的）中，像他這樣的就難找到第二位。
這樣的「樸厚」，被認為保持著北方原野那份質樸和單純。他的普通，如同一滴最平凡的水珠，無聲地消融在大江大河的激流之中；如同一粒最平凡的泥土，加入了無比深厚的黃土地的渾重之中。由此讓人悟到，一切偉大隻因它來自平凡，並由平凡所構成，偉大無須裝飾，也不可形容。他是那樣的單純，單純到不染纖毫的自然，對於枝枝節節往往不甚經心，師生、朋友的情誼也都簡化到最平淡處，但正是從這樸素中，使人感受到他那種崇高人格的震撼力。他的樸實的力量，使人和他在一起，矜可平，躁可釋，一切多餘的雕飾的東西都成為不必要，當工作有了成績想向他表白時，到了他那裡忽然就覺得不必訴說，他的沉著，他的穩重，連同他的樸實，使接近他的人只能腳踏實地埋頭苦幹。
2．「樸素衣裳常在眼」
對季羨林的樸厚，和他交往達半個多世紀的好友臧克家，也是十分讚佩不已的。臧老曾在上世紀80年代作過一首《贈羨林》的詩，說：
年年各自奔長途，
把手欣逢驚欲呼。
樸素衣裳常在眼，
遍尋黑髮一根無。
到1996年，季羨林85週歲華誕前夕，臧老又賦詩《長年貢獻多——賀羨林老友八五華誕》：
滿頭白髮，根根記錄著你的壽長，
標誌著你的業績受到眾多的讚揚。
你兼有諸家的同能；你的獨秀孤芳，
有幾個能夠趕上？
海外十年，心繫祖國，艱險備嘗，
寫下的日記何只萬行？
你的人，樸素非常，
你的衣著和你的人一樣。
天天跑圖書館，習以為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