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
1．風暴前奏
俗話說，隔行如隔山，指不同行業之間是很難相互瞭解的。沒想到，在同一所大學裡，隔系也如同隔山。
就在季羨林在南口鄉下以領導者的身份在進行社教時，北京大學內的「階級鬥爭」已經發展到不可調和的地步了。
北京大學的社教運動，是從哲學系開始的。北大是高等學校社教的試點，而哲學系則可以說是試點的試點。
哲學系的社教，在黨總支內形成對立的兩派，以王慶淑為首一派，以聶元梓為首一派。聶元梓一派，在社教中受到批評和「圍攻」，對此，她如鯁在喉，時刻在尋找機會報復。報復的物件不是王慶淑，而是支援王慶淑的陸平。陸平是北京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聶元梓在等待機會，在陸平身上開刀。
時機終於來了。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在毛澤東親自指導下，由陳伯達、康生等人起草，又經毛澤東本人多次修改、定稿的「文化大革命」綱領《五·一六通知》，在與會者不能表示任何異議的情況下得到通過，《通知》最後是毛澤東本人向全國人民發出的有強烈戰鬥性的號召，當時發表時是用黑體字排出的，以引起全國對「最高指示」的重視。毛澤東號召說：「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毛澤東還意味深長地說：「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任，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這個《通知》是在毛澤東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的，除了《通知》之外，會議還決定對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反革命集團」進行批判，停止他們在中共中央書記處及其他的職務，進行專案審查，調任陶鑄為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宣部部長，調葉劍英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任中央軍委秘書長，調李雪峰兼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這些決定不是在中央全會做出的，需要中央全會追認。
緊接著，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在5月18日發表的講話，以後被稱為「五·一八」講話。林彪的講話，通篇大講政變，認為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就是搞反革命政變的人物。此外，林彪在講話中大肆吹捧毛澤東，其中有一段話，在全國產生過長時間的影響，他說：
毛主席是我們黨的締造者，是我們革命的締造者，是我們黨和國家的偉大領袖，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林彪在講話中，幾乎聲嘶力竭地嚷著：毛澤東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什麼時候，毛澤東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林彪的講話開始了長達十年之久的「個人迷信」活動。
《五·一六通知》和林彪的「五·一八」講話在正式發表以前，已不脛而走。作為「階級鬥爭晴雨表」的北京大學，政治神經極為敏感，有些人已經在準備大幹一場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對聶元梓等人的情況有所瞭解的康生，派自己的老婆曹軼歐，悄悄地來到北京大學。在曹軼歐的直接授意下，由聶元梓、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趙正義、高雲鵬、李醒塵七人在校內大飯廳東牆南端，貼出一張題為《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麼？》的大字報。
這張大字報文筆極為平庸，思想上並沒有什麼驚人之處，表面是對馬克思主義有深透的理解，但它到處充滿了階級鬥爭的火藥味，認為中共北京市委大學工作部副部長宋碩、北京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陸平、黨委副書記彭珮雲，連同北京大學黨委、中共北京市委，都在搞修正主義，表示要「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曉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認為北京大學黨委提出的對文化革命的「積極領導」，是「想把革命的群眾運動納入修正主義軌道」，實行的是「十足的反對黨中央、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義路線」。
此大字報於5月25日下午貼出之後，北京大學校內一片混亂，最初是在大飯廳周圍，然後擴大到三角地帶，再後是擴大到學生宿舍區，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來。既有大量支援聶元梓的，也有少量支援陸平的。晚上，黨委書記陸平發表講話，強調聶元梓在社教運動中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希望全校能團結在黨委周圍。還有人透露內部訊息，陸平校長說聶元梓是個妖精。訊息傳到學生宿舍區，寫過支援聶元梓大字報的年幼無知的學生，立即又寫出支援校黨委的大字報，並檢查自己跟錯了聶元梓的立場錯誤。
5月28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檔案，確定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成立，任命陳伯達為組長，康生為顧問，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為副組長，謝鏜忠、尹達、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姚文元為組員。康生幾次到北京大學看大字報，進行煽風點火，這就使支援聶元梓的學生又有所增加。
6月1日晚間8點，毛澤東親自批准以新華社訊息的名義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全文廣播了這張大字報，並指示康生第二天見報，說這張大字報是「20世紀60年代北京人民公社宣言」，「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大字報廣播之後，燕園內立即沸騰起來，師生們幾乎一邊倒向聶元梓，對陸平為首的北大黨委展開了全面進攻。幾天來反反覆覆，折折騰騰，年幼的學子們，今天聽人唆使，去支援聶元梓，明天又聽人唆使，反對聶元梓，到這時總算統一到毛澤東的偉大旗幟之下，全校擰成一股繩，合力對付陸平了。
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在農村參加社教的北大師生奉召回校。
2．老幹部和知識分子的大災難
6月2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並發表一篇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指責北大黨組織，「不是真共產黨，而是假共產黨，是修正主義的黨」，北大黨組織「就是反黨集團」。從此，「踢開黨委鬧革命」，首先在北大，接著在全國範圍內廣泛開展起來了，從此，中共黨史上出現了一個新的專有名詞「假共產黨」，並由此而興起了揪「假黨員」之風。
6月4日，中共中央改組北京市委的決定在《人民日報》發表。新市委宣佈改組北京大學黨委，撤銷陸平、彭珮雲的職務，並派出工作組領導北大「文化大革命」。這在全國又一次引起劇烈震動，產生了廣泛而長時間的影響。只是，誰也沒有料到，派工作組一事後來又遭到毛澤東的強烈譴責。
由於「運動」逐步深入，北京大學實際上從5月底已開始「停課鬧革命」。
大多數參加農村社教的師生於6月初回校。他們回到北大後，看到的燕園已經面目全非了。據哲學系教授張岱年先生說，他一回校，看到在北大東南門旁貼了一個大標語：「資產階級教授靠邊站!」哲學系的教授自然都是資產階級的，但他們也不是一概而論，被分成兩組，一組是問題嚴重的，馮友蘭、張岱年、洪謙、熊偉、沈履、周先庚、周輔成、黃楠森、朱伯崑、吳天敏等人，沒有問題的有鄭昕、王憲鈞、任華、宗白華、黃子通等，實際上宗白華、黃子通沒過多久也被揪出來，成為有嚴重問題的人。很快在哲學系形成了以馮定、王慶淑為首的所謂「黑幫分子」。他們每天到一院去掃地、拔草，並隨時接受批判。
而在東語系，名教授本來沒有哲學系那麼多，在全國名氣大的是一級教授季羨林，二級教授馬堅、金克木，其他知名者是劉麟瑞、徐祖正、劉振瀛、陳信德。這些學者中首先被揪出來的是陳信德和馬堅先生。
陳信德被懷疑為日本特務，他因此而被抄家，抄家時被抄出一面「太陽旗」，更加證明了陳信德的「特務身份」，陳信德這個日語權威自此在肉體上、精神上遭受了長期的折磨。
馬堅先生被揪鬥的起因是由於鄔裕池老師。鄔裕池老師留校任教後於1965年去開羅大學進修阿拉伯語言文學。1966年初，鄔老師用阿拉伯文寫了一封私人信件，給馬堅先生，談他到達開羅以後在大學進修的感受，當然也感謝恩師馬堅先生的辛勤栽培和教育，表示要好好利用寶貴的進修機會，刻苦學習，取得優異的成績，絕不辜負恩師的殷切期望。
在一次阿拉伯語教研室的業務會上，馬堅先生說到他不久前收到鄔裕池從開羅寄來的一封信，是用阿拉伯文寫成的，文字很好，出國後的阿拉伯語水平提高很快，希望教研室的老師們向他學習。作為教研室主任的馬堅先生，在教研室內鼓勵青年教師積極上進，鑽研業務，本是無可厚非的，表現出老一輩學者對青年一代的厚望。說者無意，聽者有心，「文化大革命」一起，這封信便被當成馬堅先生引導青年只專不紅、培養資產階級接班人的真實「罪證」。
東語系有人把鄔裕池的信抄成大字報，張貼出來之後，師生們憤怒起來。「文化革命」的目標非常明確，一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陸平作為代表已被揪出來，打倒在地了。另一是反動學術權威，東語系的學術權威主要是一、二級教授，但他們誰是反動學術權威，誰是一般學術權威，師生們並不瞭解，這張大字報把鄔裕池老師的信一公佈，師生們的眼睛「亮」了，看清了東語系的反動學術權威原來就是馬堅先生！
馬堅先生作為「革命物件」的身份一旦被確立，便被當做埋藏很深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橫遭批判。北京大學校內各系普遍出現了亂批亂鬥幹部和老教授的現象，北京新市委派出的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力求對此有所控制，但無濟於事，終於釀成了6月18日四處抓人，亂打亂斗的「六·一八」事件。在哲學系學生所住的38號樓的東門樓梯臺階上，設立了「鬥鬼臺」，包括馮友蘭先生等在內的一大批學術權威，均在被揪鬥之列。一天之內，數十名幹部和教師，被「革命小將」戴上高帽子，臉上塗上墨汁，被罰跪、揪頭髮、撕衣服，被拳打腳踢，強行遊街「示眾」。他們的人格遭到野蠻的汙辱。神經衰弱的人，已不堪忍受這種汙辱。只有一些修養到「真人」境界的哲學家，如馮友蘭先生，白天挨完了揪鬥，晚上回到家裡，則念開了《莊子·逍遙遊》：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而止，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
據說，馮友蘭先生從《逍遙遊》裡悟出：你揪鬥我的人，無非是鯤鵬展翅九萬里，我挨鬥，則是搶榆枋而止的蜩與學鳩，你們鬥我是一種自由，我挨鬥也是一種自由。對這種傳說，無須證明是否真實，但事實是，面對這樣殘酷的現實，不達到一種「真人」境界，確實是很難熬過去的。
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對這種非人性的批鬥趕到現場加以制止，但無效。當晚，張承先向全校發表廣播講話，說避開工作組亂批亂斗的做法，是有害於革命的行動，他把這次事件定性為「六·一八反革命事件」，說這是一場複雜的階級鬥爭，要求同學們擦亮眼睛，不要上壞人的當。
劉少奇代表黨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發生這種現象，都可以參照北大的辦法處理。」全國仿照執行之後，亂批亂鬥現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運動也就不像初期那樣轟轟烈烈了。
1966年7月下旬，毛澤東聽信陳伯達、江青、康生等人的彙報，說工作組起壞作用，阻礙運動，一不會批，二不會改，要統統驅逐之。這一次，劉少奇等人成為明顯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總後臺，而所謂群眾運動，不再有任何條條框框限制。根據林彪的理論，群眾運動不管採取什麼措施，天然都是合理的。這樣，工作組時期尚有的法制因素，便蕩然無存了。法制社會一去不復返，全國陷入一片無法無天的混亂之中。
在北京大學，工作組灰溜溜地被趕走了，聶元梓成為校革委會主任，掌握了北大的領導權。這時，北京大學極力推行極左路線，實行法西斯專政，搞「上揪下掃」，領導幹部是「黑幫分子」，要「上揪」；老教師是「反動學術權威」，要「下掃」。揪鬥、遊街、勞改、關押、毆打、抄家、「坐噴氣式飛機」、掛牌子、戴高帽子，以及私設公堂、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都無所不用其極，幹部、教師受到瘋狂迫害。
在哲學系，有一天教師們正在開會學習，忽然有一支由學生和青年教師組成的隊伍，氣勢洶洶地大踏步走進來，大喝一聲：「你們全給我站起來！豎起你們的狗耳朵，聽我講話！我們是紅衛兵，任務是革你們的命。」
真是無獨有偶，東語系馬堅先生首當其衝，受到猛烈的衝擊：
他兩次被抄家。第一次，馬堅沒有思想準備，正在書房裡埋頭翻譯《阿拉伯通史》一書，他看到進來一些學生，還以為他們是來問功課的，就很客氣地請他們坐下。當他們大喝一聲，勒令他交出「黑材料」，交代「黑關係」時，才知道事情嚴重了，但他臨危不懼，反而很冷靜。他講他沒有「黑材料」，只有些學術著作和參考書，都在書架上；也沒有「黑關係」，與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關係都是公開的，擺在桌面上，掛在牆壁上，誰都看得見的。作為「戰利品」，他們抄走了一批翻譯手稿、資料和銀行存摺。他們看到存摺上存款很少，很快就還回來，部分手稿和資料一直到運動後期才歸還。但是，《懸詩》和《阿拉伯文學史綱》的部分譯稿，以及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檔案彙編和紀念冊（包括許多珍貴的資料和圖片），已無法追回。抄家之後，就是掛著「反動學術權威」的牌子游鬥，接著是大大小小的批鬥會，有系一級、室一級的批鬥會，甚至一個班級、一個宿舍也召開批鬥會。
毛澤東本人對這一階段的文化革命群眾性的過激行動，是滿意的。他在給江青的一封信中，說「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有些地區（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機關（例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頃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
曾經指揮過千軍萬馬領導中國人民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偉大領袖，沒想到自己在戰略上大錯特錯了。頃刻瓦解的，並不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堡壘，而是道德斯文。北京大學作為堂堂的全國最高學府，本應是最文明、最講道德、最講禮義廉恥的文化聖地，但文革一來，斯文全部喪失，野蠻代替了文明，粗暴代替了善良，獸性代替了人性，流氓作風代替了學生的書卷氣，殘酷無情代替了人道主義。這一切，使那些當時年幼無知只知盲從的學子們，每每想起，就會汗毛直豎，一想起自己做過的一些虧心事，臉上會一陣陣發紅。
但願這樣的歷史不再重演！
3．情形不妙
季羨林從6月4日回校之後，在有過一段觀察之後，知道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批資產階級當權派和「資產階級學術權威」。沒想到知識分子的春天剛來到就逝去，春天再也不可能永恆了。這次運動又是對準知識分子的，這是再明顯不過的了，自己自然也在被批之列。他當時雖然不敢以「學術權威」自命，但是，說自己是資產階級，他確實心悅誠服，毫無怨言。因為有了充分的思想準備，因此，儘管運動來勢迅猛，但他並沒有費多大力量就通過了。
到後來，「文化大革命」逐漸「深入」，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空前絕後的悲劇不斷在「文化革命」中升級，不少的一部分人，理智完全喪失，荒謬絕倫的思想方式和邏輯推理主宰了一切。中國歷史上最糟糕的深文周納、斷章取義、造謠汙衊、羅織誣罔的刀筆吏習氣，成了正統。正像古人所說，是「黃鐘毀棄，瓦釜雷鳴」。
就在這樣的時候，奇怪的邏輯出現了，不知道是哪一個「天才」，實際上應該說是絕大的蠢才，發明了這種邏輯：只要是「春」字，代表的肯定就是資本主義。而季羨林寫過《春滿燕園》的著名散文，就被非常合乎「邏輯」地上綱上線為資本主義的毒草。
春天是萬物萌生的時期，喜歡而且歌頌春天是人類正常的感情，現在卻視「春天」為蛇蠍，可見這一場「革命」違揹人情，擾亂天理到了什麼程度！誰要是歌頌春天，誰就是歌頌資本主義。誰要是希望春光常在，誰就是想搞資本主義復辟。我不但歌頌了春天，而且還要「春滿燕園」，還要春光永在，這簡直是大逆不道，膽大包天，胡作非為，十惡不赦。
這樣，季羨林從南口北大社教基地回到北大之後，平靜的日子很快就過去了。
有一天，季羨林去看大字報。突然間，他看到一張批判他的大字報，這是矛頭針對他的第一張大字報，但是內容卻是意想不到的，就是批判他歌頌春天的散文《春滿燕園》的。回想起當時的情景，季羨林至今仍感到不寒而慄！
我當時的政治覺悟是非常低的，我是擁護「文化大革命」的，即使是這樣，當我看到這一份大字報的時候，我心裡真是覺得十分別扭，彷彿吃了一肚子蒼蠅似的，直想作嘔。為什麼最美好的季節春天竟成了資本主義的象徵呢？我那一篇短文的「罪狀」還不僅僅是這一點。我裡面提到學生的晨讀。在「英雄們」的詞彙中，這叫做「業務掛帥」、「智育第一」，這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義」。這也完全不能理解，學校之所以要開辦，就是讓人們來唸書，來研究，在學校裡為什麼一提倡唸書就成了修正主義呢？我站在那裡看大字報，百思不得其解，不由地「哼」了一聲。然而就是這發生在十分之一秒鐘內的一「哼」，也沒有逃過「革命小將」的注意，他們給我記下了一筆賬，把這一「哼」轉變為繼續批判我的彈藥。
年幼無知的「革命小將」們，受到「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最高指示的蠱惑，他們把幾千年來形成的尊師重道優良傳統一掃而光，開始向自己的恩師們開刀了。恩師們一個個或者成為反動學術權威，或者成為「黑幫分子」。季羨林是雙重身份，既是「反動學術權威」，又是黨員系主任，屬於「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範疇，這就使他毫無疑義地成為「黑幫分子」，在數目不小的北大「黑幫分子」中，雖然屬於年輕的，但份量卻是重的。
到這時，季羨林才真正意識到自己的處境的危險性，真正感到情形不妙。
4．自投羅網
情形雖然不妙，但如果季羨林能沉住氣，穩住步子，還是有可能「矇混過關」的。但季羨林偏偏有著山東人的耿直性格，有不平他就想鳴，而這是很危險的，在無法無天的日子裡，這意味著什麼，會遭到什麼樣的迫害，是季羨林始料不及的，也是怎樣估計都不會想到的。
就在聶元梓等人在「四人幫」的唆使之下，篡奪了北大領導權之後不久，北大的「群眾組織」分裂成兩大派，與整個北京市的「群眾組織」相對應，一個是「天派」，一個是「地派」。天派是「新北大公社」，地派是「井岡山」。從整個運動過程來看，兩個組織都搞打、砸、搶，都亂抓無辜，都壓迫真正的群眾。所以這兩個組織是真正的難兄難弟，棗木球一對，無法評論其是非優劣，但又互相指責對方為「保守派」，兩派之間互相攻擊，鬥爭逐步升級。
從北大的具體情況看，新北大公社的頭頭是聶元梓，人們給她起了一個臭名昭著的外號「老佛爺」，隱喻她手段之毒辣可與慈禧太后相媲美。她本是1938年入黨的老幹部，1964年來北大工作，社教運動中就與陸平作對，但失敗很慘，文革中她有了權力，又打出江青的旗號，橫行霸道，炙手可熱。她掌握了全校的行政財政大權，迫害異己，一手遮天。在社教中，季羨林就與此人打過交道，深知此人不學無術，語無倫次，卻又心狠手辣。
在工作組沒被趕跑之前，季羨林是被劃在「臨界線」上的，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工作組被趕跑，他本也可以逍遙自在下去的。但他是一個頗愛打抱不平的人，雖然做不到「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程度，有時候也抑制不住自己，惹點小亂子。對這位「老佛爺」的所作所為，他覺得不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雖然其實他並不真知道什麼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他只覺得她對群眾的態度不對頭，於是，便有點「蠢蠢欲動」了。
也是事有湊巧，有了一個偶然的機遇。
有一件事是出乎季羨林意料之中，又似乎是在意料之內，那就是著名物理學家周培源先生挺身而出，與「老佛爺」作對了。季羨林在這之前對周培源先生並無太多瞭解，只不過，從他的言談舉止中，從別人對他的評論中，季羨林漸漸發現，周先生是一個很有個性，很有骨氣，很有正義感，能明辨大是大非的人，一個一身正氣、兩袖清風的人。
為了與「老佛爺」作對，周培源先生乾脆參加了對立面「井岡山」，併成為其領導成員。
一次，北大的兩大派在大飯廳（即今天的大講堂）中舉行公開辯論，兩派頭頭都坐在主席臺上。周培源先生也儼然坐在那裡，而且還發了言。周先生歲數最大，地位最高，以一個白髮盈巔的老人，同一群后生坐在一起，頗有點滑稽像，但季羨林心裡卻充滿了敬意。
也就在這樣的氣氛下，季羨林也上了「牛勁」，雖然他屬「豬」，不屬「牛」，卻有了「牛脾氣」。他經過長期反覆的考慮與觀察，抱住「粉身碎骨在所不辭」的決心，「自己跳了出來」，也參加了那個反「老佛爺」的組織。東語系的兩派分別是「公社紅九團」和「井岡山兵團紅九縱」，這是因為東語系在北大的排列序號是「九」，便有了「九團」、「九縱」之名。這一來不打緊，一下子成了「老佛爺」的眼中釘、肉中刺。這真是自投羅網。
這之後，季羨林的處境越來越危險了，多次被揪鬥，受到了各種各樣的人身汙辱和攻擊。
據樂黛雲教授回憶，在1968年仲夏一個十分炎熱的下午，她親眼看到過季羨林被遊斗的場面。
那時，「黑幫分子」和牛鬼蛇神們都蹲在烈日下拔草，隨時準備接受群眾的質詢和批鬥。我作為一個摘帽右派，被認為是沒有多大「政治油水」的死老虎，因而被編入「一類勞改隊」，在北大附小抬土。那天收工後，我從東門進來，走到湖畔水塔邊，正好迎面撞上一群紅衛兵敲鑼打鼓，喊著口號，押著兩個「黑幫分子」遊街，走在後面的是週一良教授，走在前面的就是先生！他們倆人都是胸前掛著「牌子」，背上扣著一口食堂煮飯用的中號生鐵鍋，用細繩子套在脖子上，勒出深深的血印。紅衛兵們推推搡搡，高呼著「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的最高指示，這是最高統帥對北京大學所作的結論。一些著名的科學家和學者，其實與政治並無牽連，僅僅因為他們有影響，就被當做「王八」或「神靈」揪了出來，那背上的黑鍋就是「王八」的象徵。先生吃力地向前走著，一縷血紅的殘陽斜抹在他汗涔涔的臉上。我陡然與先生的目光相遇，那是怎樣一雙眼睛啊！依然清澈，依然明亮，沒有仇恨，沒有恐懼，只有無邊無際的仁愛和悲憫，凝視著那些虐待他的、無知的年輕人！此情此景和先生的眼神深深銘刻在我心裡，時時警醒我以更寬厚更仁愛的襟懷處事待人。
與此同時，東語系的另一個學術權威馬堅先生，則被兩派競相批鬥，被輪番批鬥。在各種各樣的批鬥會上，馬堅先生有時是主要被鬥者，有時是「陪鬥者」。馬堅先生對這些批鬥和形形色色的惡作劇，既很認真，又很不認真。對無理指控和不實之詞，他必據理力爭，嚴加駁斥，決不委屈遷就，苟且偷安地胡亂招認了事。有人指責他反黨、反毛主席，他駁斥說：我擁護共產黨，擁護毛主席，我寫的文章就是證明，毛主席還說過我們合作得很好，你們為什麼要給這種合作抹黑呢？馬堅所指合作很好，是胡喬木讓季羨林轉達給馬堅的話：請你轉告馬堅先生，毛澤東先生認為他那兩篇文章《回教徒為什麼不吃豬肉？》和《穆罕默德的寶劍》寫得很好，增強了漢回兩族人民的團結，請你向他表示謝意！這是解放後不久發生的事，馬堅先生說出這些，使指責他的人無言可答。對諸如此類的政治問題，馬堅先生極為認真，而對他業務第一的指責，他則不那麼認真。
事實是，不管認真，還是不認真，只要被確定為「黑幫分子」和「反動學術權威」，那就無論如何也難逃批鬥的。
對於季羨林和馬堅這樣的重點人物，僅僅開批鬥會，遊鬥，還是遠遠不夠的。「老佛爺」們知道，除了批鬥，他們還有在家的「自由時間」，這個「自由時間」也不該由他們掌握，於是，他們也就被關進了臨時集中營——牛棚。
從此，季羨林開始了自己的「牛棚歲月」。
二、「牛棚」歲月
1．在完全失去自由的日子裡
季羨林跳出來反對「老佛爺」聶元梓的動機，是既簡單，又複雜的。
在《春滿燕園》被批判之後，氣氛稍微平靜下來。他越過第一陣強烈的風暴，問題算是定了。他因此而逍遙了一陣子，日子過得滿愜意。如果他能繼續逍遙下去，太大的風險不會再有了。這時的季羨林，覺得當時自己無異於過了昭關的伍子胥。春秋時吳國大夫伍子胥，與太子建之子勝奔吳，到達昭關之時，關吏想抓他。伍子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到了江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子胥之危急，乃渡伍子胥過江。過了江，伍子胥解下自己的佩劍作為對救命之恩的答謝，漁父說：楚國有法令，得伍子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漁父不肯受劍。過了昭關的伍子胥，顯然可以平安無事了。
而對於季羨林來說，但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
季羨林本是個膽小怕事的人，這是常態。而有時候，他的膽子又特別大，在他的一生中，這樣的情況也不少見，住東廠的特務機關殺人之處就是屬於這種情況，這是變態。他個人認為，如果說自己有什麼價值的話，價值往往就表現在變態上。
「文革」中分派之後，季羨林恰恰是變態起了作用。
他看到「老佛爺」仗著後臺江青能通天，便為所欲為，無法無天，校園裡殘暴野蠻的事情越來越多，抄家、批鬥、打人、罵人、脖子上掛大木牌子，頭上戴高帽子，任意汙辱人，放膽造謠言，以至發展到用長矛殺人，不用說這不是什麼人性，甚至連獸性也沒有了。季羨林便認為這不符合群眾路線，不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同時，季羨林也自信自己頭上沒有辮子，屁股上沒有尾巴：既沒有參加過國民黨或任何反動組織，又沒有幹反人民的事情，因此，他就懷著冒險、僥倖還有點自信的心情，發了牛脾氣，自己跳了出來，挺身出來反對那位「老佛爺」，仗義直言了。他自己跳出來了。
季羨林是全國著名的學者，而且在整個北京大學都有影響，他起來在太歲頭上動土，自然會影響一大片，所以「老佛爺」就對他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
我被抄家，被批鬥，被打得頭破血流，鼻青臉腫。我並不是那種豁達大度什麼都不在乎的人。我一時被鬥得暈頭轉向，下定決心，自己結束自己的性命。
一個失去自由的人，那是非常痛苦的。裴多菲有詩說：
生命誠可貴，
愛情價更高。
若為自由故，
二者皆可拋。
可見自由之價值，要高於生命和愛情。一旦自由失去，人便會痛不欲生。老舍先生的去世，便是明證。
那是1966年8月，紅衛兵們受個人崇拜思潮的影響和支配，他們中的很多人，除了極少數極端分子和野心家以外，都真心擁護共產黨和社會主義，他們真以為黨和國家面臨著巨大的危險，面臨著修正主義復辟迫在眉睫的危險，便響應號召，挺身而出，在「破四舊」的旗幟之下，焚書、抄家、改街名，橫衝直撞，不可一世。如當年冰心所起名的「臨湖軒」被改為「反帝院」，「南閣」被改為「五二五樓」，因為第一張大字報是在這裡寫成的，當時是哲學系辦公室。北京市的其他地名也被改得一塌糊塗，人名也都被改成與革命相符合的，什麼丹、紅、革，都被用成名字，還有改為「胡亂闖」的。
破四舊在8月23日達到頂峰，那一天，在北京文廟召開了一次破四舊大會。據新鳳霞記述：
北京的八月演出了一齣「打全堂」。
這一天在國子監——孔廟的大院中，戲衣、頭面、鳳冠、玉帶、朝靴等演戲的服裝、道具堆成了一座大山，點起大火，燒紅了天。所謂走資派、學術權威等圍著火跪了一圈。紅衛兵也排成一排。掄起皮帶打這些「罪人」，鮮血淋淋，慘不忍睹。這些手無寸鐵，只能跪著捱打的人，有的已被打昏過去，倒在地上。這其中就有老舍先生。我從1949年就認識了先生，他是我們的國寶，文學藝術的天才，為人又這麼善良、忠厚、行俠仗義……他有什麼罪哪？先生就在這次「打全堂」的第二天含恨死去。怎麼死的，都沒人知道。
其實，人們都知道，老舍先生是跳進太平湖中溺死的。他不堪忍受自己的人格所受的汙辱，他在臨死以前，也許想到了兩千多年前，屈原自沉於汨羅江，屈原想到的是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那種是非顛倒，黑白不分的現實，因此他決心世人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以己身之一死來與濁世抗爭。老舍先生在去世以前，也許有與屈原同樣的心態。
對這樣一位自己十分尊敬的人民藝術家，季羨林沒有想到他的死竟是這樣悲慘。他感慨道：
中國有一句俗話：「好死不如賴活著。」這一句話道出了一個真理。一個人除非萬不得已絕不會自己拋掉自己的生命。印度梵文中「死」這個動詞，變化形式同被動態一樣。我一直覺得非常有趣，非常有意思。印度古代語法學家深通人情，才創造出這樣一個形式。死幾乎都是被動的。有幾個人主動地去死呢？老舍先生走上自沉這一條道路，必有其不得已之處。有人說，人在臨死前總會想到許多許多東西的，他會想到自己的一生的。可惜我還沒有這個經驗，只能在這裡胡思亂想。當老舍先生徘徊在湖水岸邊決心自沉時，眼望湖水茫茫，心裡悲憤填膺，喚天天不應，喚地地不答，悠悠天地，彷彿只剩下自己孤身一人，他會想到自己的一生吧！這一生是忠誠於祖國、忠誠於人民的一生，然而到頭來卻落到這等地步。為什麼呢？究竟是為什麼呢？如果自己留在美國不回來，著書立說，優遊自在，洋房、汽車、聲名祿利，無一缺少，舒舒服服地過一輩子，說不定能壽登耄耋，富埒王侯。他不是為了熱愛自己的祖國母親，才毅然歷盡艱辛回來的嗎？是今天祖國母親無法庇護自己那遠方歸來的遊子了呢？還是不願意庇護了呢？我猜想，老舍先生絕不會埋怨自己的祖國母親，祖國母親永遠是可愛的，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可愛的。他也絕不會後悔回來的。但是，他確實有一些問題難以理解，他只有橫下一條心，一死了之。這樣的問題，我們今天又有誰能夠理解呢？我想，老舍先生還會想到自己院子裡種的柿子樹和菊花。他當然也會想到自己的親人，想到自己的朋友。所有這一些都是十分美好可愛的。對於這一些難道他就一點也不留戀嗎？絕不會的，絕不會的。但是，有一種東西梗在他的心中，像大毒蛇纏住了他，他只能縱身一跳，投入波心，讓瀰漫的湖水給自己帶來解脫了。
其實，與其說老舍先生的死是為自己帶來解脫，倒不如說是為了留得自己的清白在人間。所以老舍先生之死，真正實現了泰戈爾所說的「使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靜美」。
可惜，老舍先生的死，沒能引起全社會理性的迴歸。
季羨林當時死的決心既下，心情反而顯得異常平靜，簡直平靜得有點可怕。他把歷年積攢下來的安眠藥片和藥水，都裝在口袋裡，最後看了與他共患難的嬸母和老伴一眼，算是與她們告別，正要準備出門跳過後牆逃走，到圓明園的廢墟蘆葦中去靜靜地死去，大門上突然間響起了雷鳴般的撞門聲，原來是「新北大公社」紅衛兵來押解他，要去大飯廳挨批鬥。
沒能逃出去，他被帶到大飯廳批鬥。這可真是千鈞一髮的時刻！這一場批鬥進行得十分激烈，十分野蠻，他被打得遍體鱗傷，躺在地上站不起來。然而他一下子得到了「頓悟」：原來一個人忍受打擊和折磨的能力，是沒有極限的。他下定決心，可以而且能夠忍受下去，不死了，要活下去！
季羨林活下來了，只是在「牛棚」裡，他度過了漫長的八個月時間，經受了肉體上、精神上無休無盡的殘酷折磨。沒有別的辦法，每一次折磨他都得咬著牙挺住。
2．「牛棚」裡的八個月
由於反對「老佛爺」，季羨林的罪名更多了。所有的「文化大革命」使用的帽子，幾乎都給他戴上了。「老佛爺」甚至大發雌威，兩次派人到季羨林的老家官莊去調查，一心一意要把他「打成地主」。老家的鄉親們真實地告訴那幾個被派去調查的「革命小將」，說如果開訴苦大會，季羨林是官莊的第一名訴苦者，他連貧農都不夠。但這也免不了給他戴上其他帽子，他的罪名多如牛毛，但其中兩條罪名，一是宣傳資本主義復辟，二是業務掛帥，哪一次批鬥都缺不了這兩條罪名。
「牛棚」設在外文樓後邊，那裡有幾排平房教室，大規模批鬥以後，這裡成為那些問題比較嚴重的人，接受勞動改造的住處，總稱為「勞改大院」，也稱為「牛棚」。一批紅衛兵被安排在這裡做「監改人員」，對問題嚴重的人，進行隔離審查，老教授們偷偷地在私下把他們叫做「牢頭禁子」。
有一天，牢頭禁子下令，不讓季羨林出去參加勞動，讓他在「牛棚」裡等候批鬥，但不是主角，而是「陪鬥」。這是一種十分殘酷的刑罰，類似於舊社會的「陪綁」。已經被批鬥多次了，季羨林幾乎成了「老手」，什麼喊口號，喊「打倒」，喊「擁護」，發言批判，以至滿嘴捏造罪名，他都能夠習以為常，聽之不聞，置若罔聞，但對於肉體上的折磨，坐「噴氣式」挨耳光，拳打腳踢，有時竟會被打得鼻青臉腫，也有往臉上唾吐沫而不能動彈的人格汙辱，一想到這些，他心裡真有點不寒而慄。因此，當牢頭禁子帶著滿嘴的「國罵」向他下達命令之時，季羨林的心裡真正有點哆嗦了。但他毫無辦法，在失去理智的年代裡，他已失去一切自由，連活著的自由在內都失去了，他只有低頭應命，如坐針氈似地等在「牛棚」裡。那種坐以待斃的滋味，實在不足為外人道也。
一直等到中午，始終也沒有人來押解季羨林。稍後，季羨林才從同棚別的「難友」那裡得知，原來「老佛爺」派人在頭天夜裡去抄家的物件是周培源先生。周先生是中央明令要保護的人，但他們也膽敢違抗去抄家，而且還準備做主要鬥爭物件。沒想到，有人事先透露了風聲，周先生得到訊息便躲起來了，沒有被揪住。本來，「老佛爺」知道季羨林與周培源關係比較密切，都是「井岡山」的高參，所以準備讓季羨林陪鬥。沒想到周培源先生躲起來，沒有鬥成，所以從早晨等到中午，沒有人去「押解」季羨林。聽了這個訊息，季羨林心裡真有點後怕。如果周先生真被「揪」出來，批鬥起來聲勢之猛烈，是概可想見的。
下午，季羨林被「押解」著，去參加勞動。他看到地上、牆上寫滿了「打倒豬配猿」一類完全是人格汙辱的口號，「老佛爺」們對周先生恨得咬牙切齒之狀，明顯可見。只是最高學府裡莘莘學子在「文革」中墮落到如此地步，真讓人寒心。
周培源是國務院點名保護的重點物件，所以「老佛爺」不敢公開把他送進「牛棚」。而其他大量學術權威，都遭到與季羨林同樣的命運，他們與季羨林成為「棚友」。
在「棚友」中，有季羨林的老師一輩，如朱光潛先生。朱光潛先生先進了「牛棚」，季羨林則是自己「跳」進去的。同住一個「棚」內，有一件小事是季羨林永遠也忘不了的。
朱光潛先生鍛鍊身體有一套方術，大概是東西均備，佛道溝通，有些動作是他自己琢磨出來的。讓季羨林佩服的是，在那樣的陰森森的生活環境中，他居然還在鍛鍊身體。季羨林對此實在非常吃驚，而且也為他捏一把汗。
晚上，或是早晨，朱先生都在鍛鍊。晚上季羨林睡下了，發現朱先生在被窩裡折騰，不知道在搞一些什麼名堂的鍛鍊。早晨，朱先生經常偷偷跑到勞改大院的一個角落，去打太極拳一類的東西。久而久之，有一次被「監改人員」發現了，他被狠狠地批了一通。因為在這些牢頭禁子看來，「黑幫分子」鍛鍊身體是罪大惡極的，是表示要和社會主義幹到底的，所以不允許他們鍛鍊身體。
從這樣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中，季羨林看到它的意義是並不小的。他看到朱先生對自己的前途沒有絕望，對自己的事業也沒有絕望，執著於生命，堅決要活下去。否則的話，朱先生他完全可以像一些別的難兄難弟一樣，破罐子破摔了。從這裡，季羨林找到了思想上的差距，覺得自己當時的態度實在比不上朱先生。他把朱先生求生的精神，暗暗地記在心中。
「棚友」中也有年齡比季羨林小的，如比他小13歲的張學書，他們是鄰居，同住在13公寓同一單元之內，張學書住在二層。進了「牛棚」，又成了「棚友」。這一段歷史，後來還被季羨林提起過，不過輕鬆多了。
那是季羨林當了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會長之後，張學書協助他做些具體的日常工作。有一次他們在一起和客人吃飯，閒談中，張學書向客人介紹，說他和季羨林是鄰居。季羨林風趣地說：「不只是鄰居，還是‘棚友’。」張學書把「棚友」聽成了「朋友」，連忙說：「季老長我13歲，是前輩。」季羨林解釋說：「是木字旁的‘棚’，我們一塊兒住過‘牛棚’。」張學書經季羨林這一提醒，回想起自己與季先生在劫難逃，被當成「牛鬼蛇神」關在「牛棚」裡的那一段歲月，感慨良多。
「牛棚」裡的生活，其細節局外人無法瞭解。對於當事人，誰也不願意再向他們提起這段令人傷心的往事。雖然難知其詳，但還是可以從旁觀者的記述中，瞭解一二。
據馮友蘭先生回憶，他當時因為年老體弱，不住「牛棚」，而是住在外文樓，與牛棚為鄰，因此也稍微知道了「牛棚」中的一點情況：
住在牛棚中的人就是參加了勞改隊，我們在外文樓的人往往看見他們出工去勞動，個個都是神情沮喪，氣象愁慘，排著隊慢慢地走向工地。我們住在樓裡面的人也有勞動，不過勞動只限於掃外文樓和辦公樓外邊的馬路。掃完了馬路就進去學習，學習的主要內容是背語錄和老三篇，或者寫材料，寫關於自己的材料，或是別的單位來外調的材料。在外文樓附近有一個食堂，每到開飯的時候，食堂的人就推著飯菜到勞改大隊去賣飯。我們這邊的監改人員，隔窗戶看見飯車來了，就叫我們在毛主席像前站隊，每個人都對著毛主席的像報告自己的名字和當時的政治「帽子」，然後排著隊走出來，繞道進入勞改大院，吃完飯再回來。有一次，在站隊報名的時候，有一位老年的老資格的心理學家，報了名字以後說：「我是一個有問題的人。」監改人員大怒，說：「什麼問題？要說清楚！」這位老科學家說：「我也不知道我是什麼問題。也沒有人告訴我我是什麼問題，只是有人對我說你也是有問題的人，就叫我到這裡來了。」他說的倒是實在情況，監改人員就不再問了。
「文革」中指鹿為馬、顛倒黑白本來司空見慣。
嚴重的是，勞改大院中被管制的人，人性被嚴重扭曲了，有的人精神失常，連笑也失掉了。
3．失掉笑的人
季羨林聽說，只有人是會笑的。他自己活在這個大地上幾十年，曾經笑過無數次，自然也看到別人笑過無數次。他從來沒有琢磨過人會不會笑的問題，這就好像太陽從東方出來，人天天必須吃飯一樣，是一些極其自然的、明明白白的、盡人皆知的、用不著探討的現象，不須再動腦筋去關心了。
後來，他又聽說，人是能失掉笑的。對此，他以前沒有探討過，沒有發現有探討的必要。因為他從來還沒有遇到過失掉笑的人，沒有想到過會有失掉笑的人，好像沒有遇到過鬼，或者陰司地獄，是因為沒有想到過有鬼，或者有陰司地獄那樣。
然而，季羨林後來確實遇到過失掉笑的人，自己也成為失掉笑的人。
失掉笑的這個人，是在北大工作的一位參加革命幾十年的老幹部。
這位老幹部雖然資格老，但從來不擺架子。季羨林自己曾有「原罪」感，而對老幹部，則懷著一種說不出的、極其深厚的、出自內心的感激與敬佩之情。他把他們當做自己的鏡子，用來照見自己的不足，激勵自己前進。因此，對這位沒有架子的老幹部，季羨林很願意接近，願意同他談談自己的思想。有時候，甚至是海闊天空，上下古今，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無所不談。老幹部給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特別是在閒談時的笑聲，更使季羨林永生難忘。
在季羨林看來，這不是會心的微笑，而是發自肺腑的爽朗的笑聲。這笑聲，悠揚而清脆，溫和而熱情，它好像有極大的感染力，一聽到它，頓覺滿室生春，連一桌一椅也彷彿充滿了生氣，一草一木也彷彿洋溢位活力。有時候，他甚至覺得這笑聲衝破了高樓大廈，衝破了房屋的門窗，到處飄流回蕩，響徹了整個燕園。
但是，那個時候，季羨林在聽到這笑聲的時候，並沒有覺得它是怎樣的難能可貴，怎樣的不可缺少，而是把它看做日光空氣一樣，抬眼就可以看到，張嘴就可以吸入。又把它看做春天的和風，秋日的細雨，只要有春天，有秋天，也就自然而然地可以得到。中國古詩說的「司空見慣渾閒事」，他一下子變成古時候的司空了。後來，發現這個愛笑的人忽然失掉了笑，這才意識到笑竟是這樣寶貴的，值得珍視的一種東西。這是「文革」中摧殘人性的典型一例：
天空裡突然堆起了烏雲，跟著來的是一場暴風驟雨。這一場暴風驟雨真是來得迅猛異常。不但我們自己沒有經受過，而且也沒有聽說別人曾經經受過。我們都彷彿當頭捱了一棒，直打得天旋地轉，昏頭昏腦。有一個時期，我們都失去了行動的自由，在一個陰森可怕的恐怕要超過「白公館」和「渣滓洞」的地方住了一些時候。以後雖然恢復了自由，然而每個人的腦袋上還戴著一大堆莫須有的帽子，天天過著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日子，謹小慎微，瞻前顧後，惟恐言行有什麼「越軌」之處，隨時提防意外飛來的橫禍。我們的處境真比舊社會的童養媳還要困難。我們每個人腦海裡都有成百個問號，成千個疑團；然而問天天不語，問地地不應。我們只有沉默寡言，成為不折不扣的行屍走肉了。
就是在這樣的非常時期，季羨林有幾次在路上遇到過這位老幹部。他看到他從遠處走過來，垂目低頭，步履蹣跚。以前，季羨林看慣了的他那種矯健的步伐，輕捷的行態，已經消逝得無影無蹤了。有時候，季羨林下意識地迎上前去，想要說點什麼，但一到了跟前，最多彼此相顧一下，立刻又低下頭，別轉開臉，他們已經到了彼此不敢講話，不能講話的地步了。季羨林這時心裡只覺得一陣淒涼，眼淚立刻奪眶而出了。
後來，季羨林又在校醫院門前遇到他。這一次，他不是孤身一人，而是有一位老年婦女扶著他。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景啊！老幹部的身體似乎更不行了，路好像都走不動，腿好像都邁不開，腳好像都抬不起，顫巍巍地好不容易向前挪動，費好大勁才挪進校醫院大門。看樣子，他已患了病。
季羨林一時衝動，很想鼓足勇氣上前去探問一聲，然而他不敢。挨鬥時那暴風驟雨般的情景猛不丁地展現在他眼前，他那一點剩勇，這時變成了微弱的爝火，經雨一打，立刻就熄滅了。他不知道，再有那樣一次暴風驟雨，自己是否還能經受得住。想到這裡，他硬是壓下了他那向前去探問的衝動，只是站在遠處注視著他。季羨林雖然關心他的身體，但無能為力，只能站在一旁看，全神貫注地注視著他，看他走進了校醫院的大門，身影在裡面直晃動，在掛號處停留了一會兒，又被攙扶到走廊裡，身影完全消逝，大概是到哪一個門口等候大夫呼喚了。
等到老幹部的身影消逝以後，季羨林猛然意識到，怎麼他臉上竟然一點笑容都沒有？他成了一個不會笑的人，他已經把笑失掉，當然更不用說那爽朗的笑聲了。這時，季羨林心裡才猛然一震，從前只知道笑是人的本能，現在卻又知道，人原來是連本能也會失掉的。他忽然覺得自己發現了一個這麼殘酷，又這麼令人不寒而慄的真理。於是，他又聯想到了自己，發現自己原來也是一個失掉笑的人。
我自己怎麼樣呢？他在這裡又在另外一種意義上成了我的一面鏡子。拿這面鏡子一照：我同他原來是一模一樣，我臉上也是一點笑容都沒有，我也成了一個不會笑的人，我也把笑失掉了。如果自己不拿這面鏡子來照一照，這情況我是不會知道的。因為沒有一個人會告訴我，沒有一個人敢告訴我。像我這樣的人，當時是沒有幾個人肯同我說話的。如果有大膽的人敢同我說上幾句話，我反而感到不自然，感到受寵若驚。不時飛來的輕蔑的一瞥，意外遇到的大聲的申斥，我倒安之若素，倒覺得很自然。我當時就像白天的貓頭鷹，只要能避開人，我一定避開；只要有小路，我決不走大路；只要有房後的野徑，我連小路也不走。只要有熟人迎面走來，我遠遠地就垂下了頭。我只恨地上沒有洞，如果有的話，我一定會鑽了進去，最好一輩子也不出來。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個人能笑得起來嗎？讓他把笑保留住不失掉能辦得到嗎？我也只能同那一位老幹部一樣變成了一個不會笑的人了。
通過這樣一段切身的經歷，季羨林深深感覺到，一個人如果失掉了笑，那就意味著，他同時也已經失掉了希望，失掉了生趣，失掉了一切。這樣的一個人活在世界上，不管是在別人眼中，還是在自己眼中，實際上已經成了一個多餘的人，他不過是行屍走肉，留有一口氣苟延殘喘而已。什麼清風，什麼明月，什麼春花，什麼秋實，什麼高山，什麼流水，一切美好的事物，在別人眼中，當然都是非常可愛的，但在他的眼中，則是木然、呆然，什麼快感也引不起來。這樣，他在這個世界上，就如浮雲，如幻影；這個世界對他來說，也如浮雲，如幻影。他自己也就變成一個幽靈，踽踽獨行於遮天蓋地的遼闊寂寞之中，成了一個路人，一個「過客」，在默默地等候著大限的來臨。
這個失掉笑的老幹部，就是大名鼎鼎的馮定先生。
4．劫後餘生
「文化大革命」明顯地是人失去理智的產物。人既然已經失去了理智，那就自然會做出各種各樣的不合理的事情。僅打、砸、搶的活動，就不知毀壞多少文物，燒燬多少古書、字畫，砸毀多少碑廟，由此而造成的損失是永遠也無法彌補的。
然而更有甚者，比這更為駭人聽聞、出人意料的事層出不窮，下面只是幾個小例子：
廣東省恩平縣橫陂公社一個農民，為了表現自己不平凡的「三忠於」（忠於毛主席、忠於毛澤東思想、忠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行動，竟然刺穿了自己胸前的皮肉，帶上一枚毛主席像章，這一行動，使這位農民在一夜之間就成為一顆明星，被邀請到外地去「憶苦思甜」、批判修正主義，沒完沒了地到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去作大報告，這被認為是階級覺悟高的一種表現，只有這樣摧殘自己肉體的殘忍舉動，才能表現出對偉大領袖至高無上的忠誠。這樣的一個像章在胸前的肉中帶了整整三年，也算是創了吉尼斯的世界記錄。
為了表現革命的徹底性、堅決性，要對那些被定性為「階級敵人」的人特別殘酷，而階級敵人有九種，是地、富、反、壞、右、叛、特、反、臭老九（指知識分子）。廣西的一位中學教師和別的一些人，是「反革命分子」，自然是階級敵人，他們竟被人在額頭上刺上了「反革命分子」五個栗子般大的字，受盡了侮辱。甚至也有些偏遠的地區，還發生過把「反革命分子」打死，而吃其肉和肝的獸性野蠻行為，退回到了遠古的蠻荒時代。
和這些野蠻已極的行為相比，北大的紅衛兵被馮友蘭說成是「到底是北大的紅衛兵」，與街道上的紅衛兵不一樣。
馮友蘭說的是一次抄他家的行動，當時他在客廳裡看見一個抄家的紅衛兵拿著一張紙進來，似乎是發現了一個大秘密，拿著這張紙厲聲問馮先生：「這是什麼？」馮友蘭一看，原來是一張斗方的紅紙，四周印著萬字花邊，是在別人家有喜事時在上邊寫上大字，釘在幛子上用的。他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找出來，馮先生給他們說明用途，他們又問為什麼印上納粹標誌？馮先生向他們解釋說：萬字起源於印度，傳到歐洲，也傳到中國，本來的意思是「吉祥」，形狀是卍，就是這紙上印的，而納粹的標誌是卐，這與中國的萬字毫無關係。這位紅衛兵掃興而去，而馮先生倒是很感謝這些紅衛兵，因為他們還容他解釋，還相信他解釋，而他聽說街道上的紅衛兵，遇見類似的情況就不由分說，先把當事人痛打一頓再說，所以馮友蘭說他們「到底是北大的紅衛兵」。
其實，北大紅衛兵的野蠻行為也多的是，「水平」也不比別的地方的紅衛兵差。用長矛刺死人、用皮帶抽人的事也是屢有發生的。為此，北大的老教授們付出了昂貴的代價。
具體到季羨林來說，他被折磨得相當嚴重：
我的確活下來了。然而，在剛離開「牛棚」的時候，我已經雖生猶死，我成了一個半白痴，到商店去買東西，不知道怎樣說話。讓我抬起頭來走路，我覺得不習慣。耳邊不再響起「媽的！」「混蛋！」「王八蛋！」一類的詞兒，我覺得奇怪。見了人，我是口欲張而囁嚅，足欲行而趑趄。我幾乎成了一具行屍走肉，我已經「異化」為「非人」。
我的確活下來了，然而一個念頭老在咬我的心。我一向信奉的「士可殺，不可辱」的教條，怎麼到了現在竟被我完全地拋到腦後了呢？我有勇氣仗義執言，打抱不平，為什麼竟沒有勇氣用自己的性命來抗議這種暴行呢？我有時甚至覺得，隱忍苟活是可恥的。然而，怪還不怪在我的後悔，而在於我在很長的時間內並沒有把這件事同整個的「文化大革命」聯絡在一起。一直到1976年「四人幫」被打倒，我一直擁護七八年一次、一次七八年的「革命」。可見我的政治嗅覺是多麼遲鈍。
所以，季羨林在這場史無前例的大劫難中雖然活下來了，但那只是肉體上的生，至於精神上的生，尤其是精神上的自由，那是根本不存在的。
三、災難並沒有結束
1．生活上的煎熬
「文化大革命」對知識分子的摧殘不僅是肉體上的，也不僅是精神上的，還要包括生活上的。
紅衛兵掌權伊始，就對老教授們掙那麼多工資感到驚訝，而且他們還聽到一些傳說，說是錢掙得越多，就越吝嗇。北大的一些老教授到秦皇島、北戴河去療養，在火車上喝一杯一分錢的茶水，都是自己掏自己的腰包，誰也不願意為別人多掏出一分錢。血氣旺盛的青年人對此極不理解，也不知道「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道理，他們每月只有十幾元錢的助學金，還不時拿出一點個人從牙縫裡省下來的積蓄，幾個好朋友到海淀長征食堂湊一湊，吃上一頓開開齋。有了這樣的心理反差，紅衛兵們想戲弄戲弄老教授，於是惡作劇便不時地衝教授們而來。
馬堅先生就遭遇過這樣的惡作劇。馬堅是全國知名的教授，工資相當高，據說是每月二百八十八元八角，一次發工資時，不知是哪一位想出的這個惡作劇點子，讓發工資的人故意把這些錢到銀行統統兌換成一角一張的「角票」，變成厚厚的一疊子，數起來很費事，好看馬先生的熱鬧，取笑他。當馬堅先生點錢時，他們有人就奚落他，說你每月拿這麼多錢，幹那麼一點事，虧心不虧心？馬堅先生知道他們這是嫉妒心在作怪，便針鋒相對地說：「這是人民給我的，如果人民政府批准，我可以給你一部分。」那人聽了以後，氣急敗壞地說：「誰要你的臭錢！」馬堅接著說：「這是人民幣，你怎麼能說是臭錢？！」那人氣得說不出話來，猛然站起來，衝出門外，「砰」地一聲把門關上，狼狽地走了。據說他跑回房間裡大哭了一場。[李振中：《學者的追求（九）》，《阿拉伯世界》1995年第4期。]他自然沒想到，老教授們的智商畢竟比他們要高好些。
後來，掌權的紅衛兵又想出了折磨老教授們的新招，就是降低他們的生活標準。紅衛兵在宣佈馮友蘭先生罪狀的同時，規定了對他的臨時制裁，其中包括扣發他的工資，只按家中的人數，每月每人發給生活費十二元。當時馮先生的子女都有自己的工作，家中只有妻子任叔明和他自己兩人，每月就只發給他們二十四元。
馮先生問發工資的人，「還有房租和保姆的工資呢？」他們說：「你不必管了，由我們處理。」這樣，馮先生和老伴任叔明就只有每月二十四元錢的生活費，生活水平自然是相當低的。有一天，馮友蘭從外邊回來，一進門，老伴對他說：「今天有好吃的。」馮先生問：「有什麼好吃的？」老伴說：「今天我上街，看見賣羊肉的，我買了一角五分錢的羊肉。」當時的羊肉大概九角錢一斤，一角五分錢能買一兩多，吃這一兩多肉，他們就感到是改善生活了。這樣的生活標準，過了好幾個月，後來才逐漸增加，先是每人每月二十四元，又增加到四十多元，又增加到七十多元。
這樣的待遇，對季羨林自然也不例外。只是，季羨林從小吃苦吃慣了，並不覺得，而且老祖和老伴德華，還有辦法多變換一些花樣。
老祖、德華她們，在每人每月只能得到恩賜十幾元錢生活費的情況下，殫思竭慮，弄一點好吃的東西，希望能給我增加點營養；更重要的恐怕還是，希望能給我增添點生趣。婉如和延宗也儘可能地多回家來。我的小貓憨態可掬，偎依在我的身旁，她們不懂哲學，分不清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人視我為異類，她們視我為好友，從來沒有表態，要同我劃清界限。所有這一些極其平常的瑣事，都給我帶來了無量的安慰。窗外儘管千里冰封，室內卻是暖氣融融。我覺得，在世態炎涼中，還有不炎涼者在，這一點暖氣支撐著我，走過了人生最艱難的一段路，沒有墮入深澗，一直到今天。
包括季羨林在內的這一批老教授們，都是國寶一級的專家，在這異常的時期，不僅在肉體上受折磨，精神上受摧殘，在生活上還要受煎熬。但是，就是在這樣的艱難情況下，他們也沒有喪失對祖國的拳拳之心，我們的知識分子，確實是偉大的！
2．武鬥不斷升級
北大的「文化大革命」從1966年6月18日這天開始，就發生了打人的暴力事件。工作組把這次事件定性為「反革命事件」，而中央文革則予以平反，並及時地傳達了上邊的關於發生打人事件的指示，說黨的政策不主張打人，但對打人也要進行階級分析，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雖然指示裡也提到今後不許打人，要擺事實，講道理，但這一句「對打人要進行階級分析」，足可以讓打人者受用無窮。
到秋天，北大的群眾組織分裂成「新北大公社」和「井岡山」，兩派對立情緒越來越嚴重，小規模的武裝衝突不斷發生，這時候，如果能及時制止，仍然可以制止大規模流血事件的發生。但是，上邊的基本精神是不要怕亂，要靠群眾，而群眾運動依然是合理的。翦伯贊寫那麼多書，靠誰去批判？只有靠革命師生，停課又管吃飯，吃了飯要發熱、要鬧事，不鬧事幹什麼？只能靠他們去搞。北大是「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只有依靠群眾去搞，才能解決問題，所以要求不用怕動刀動槍，不要怕有亂子。那時的邏輯是，鬧事就是革命，要把一切框框打個稀巴爛！
到8月份，《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工農兵不要干涉學生的運動，提倡文鬥，不要武鬥。但很快就傳來訊息，說上邊認為北京亂得不厲害，北京太文明瞭。對學生運動不能鎮壓，誰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共產黨怕學生運動就是反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本人於1966年10月發出指示，要師生按解放軍的編制進行軍訓，1967年1月正式發出應派解放軍支援左派廣大群眾的指示。毛澤東的本意，可能想通過解放軍支左，緩和兩派之間的對立情緒，但隨即而來的上海「一月風暴」，開始了全國性的奪權運動，人的權力慾被無限地調動起來了。到後來，一切秩序混亂的單位實行軍事管制，正常秩序也無法恢復了。學校裡的鬥、批、改，擴大為大規模的武鬥。北京大學的武鬥到1968年春夏發展到高峰，雙方各自修築工事，安裝了音量特別大的高音喇叭，鼓動武鬥。
為了煽動對立情緒，北大兩大派的廣播臺都常常捏造謠言，廣播人員相信的原則是：宣傳是一種專制行為，它不容分說地使聽眾服從自己，而不許有選擇的餘地。這種實用主義的邏輯，被當做宣傳鼓動的「秘訣」，而恪守不渝地推行。
身為毛澤東夫人的江青，到處插手運動，支援一派打擊一派，使派性愈演愈烈。她對自己支援的一派鼓氣說：我宣告，誰要跟我武鬥，我一定要自衛，我一定要還擊！她假惺惺地卻又欲蓋彌彰地說：我不是提倡武鬥，你們不要以為我提倡武鬥，我是堅決反對武鬥的，我是堅決擁護毛主席提出的「要文鬥，不要武鬥」的方針，我說的是，當階級敵人來向我們進攻的時候，我們手無寸鐵怎麼行呢？她發明了「文攻武衛」一詞，這在「階級鬥爭學說」盛行的時候，意味著什麼，是十分明顯的。武鬥之升級，完全是「四人幫」支援的產物。
北大武鬥最兇的時候是1968年，雙方各種武器都用上了，最常見的是用自來水管焊上磨尖了的螺旋形狀的鋼筋而製成的長矛和用腳踏車帶做成的大彈弓。在燕園中行走，不定什麼時候會飛來一塊用大彈弓射來的磚頭。
在那樣的日子裡，人人提心吊膽。
據馮友蘭先生說，武鬥是相當嚴重的。
兩派互不相讓，派性越來越強，發展到武鬥。我的院子裡兩扇大門也被拆走修築工事去了。我的房子的背後有一座學生宿舍樓，不知是哪一派在樓頂上佈置了陣地，居高臨下，往下面打彈弓。我沒有看見彈弓的樣子，據我猜想，大概是像我在義大利看見的那樣的打石炮彈的弩弓，不過子彈比較小，只有胡桃那麼大。這個陣地上的人，見有來往的人，就往下打彈子，往往有彈子落在我這院子裡，有時打在玻璃上，把玻璃打得粉碎。若是打在人頭上，傷勢也不會輕了。我們這所房子住的幾家，都在院子裡做飯，做飯的時候都是提心吊膽的。
在兩派對立、武鬥的局面下，在北大的人，無論是有問題的，還是沒有問題的，每天都好像是處在戰鬥之中。每天所聽到的，都是兩派互相叫罵的聲音，從高音喇叭裡喊出來，還有彈弓的聲音參（摻）雜其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