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淮入海
1932年7月，陳果夫被任命為國民政府導淮委員會副委員長。為什麼蔣介石要將長期從事黨務的陳果夫調去負責水利工程呢？這並非蔣用人不當，亂點鴛鴦譜，實際上，陳果夫對水利問題一直十分注意，並多有研究。
還在幼年的時候，陳果夫家鄉常遭水災，每當這種時候，陳果夫總愛到湖州驛西橋和管驛河頭去看那汪洋恣肆的大水。有一次，他親眼看到一隻逃難的小船剛出橋頭，便被大水捲走了，頃刻之間在附近沉沒，船上4人死於非命。這可怕的水，在他幼小的心靈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後來，陳果夫的妹夫沈百先考入河海工程學校，每次見面，陳果夫總是不厭其煩地詢問沈在學校所學的有關水利工程方面的問題，從工程設計，施工到工程預算等大小問題，都問得十分仔細，表現出濃厚的興趣。沈百先畢業後，先後在太湖流域水利工程處、華北子牙河、上海浚浦局、廣東韓江等水利工程處工作。這期間，陳果夫對水利的興趣更加濃厚，常常與沈百先一起討論有關水利工程的問題，學習到一些水利工程的知識，並由於沈百先的關係，先後認識了許多水利專家，與他們結成很好的朋友。
1929年初，沈百先任職於導淮委員會後，陳果夫對治理淮河關注起來，他閱讀了許多有關淮河歷史與現狀、地理與水文方面的書籍，並時常向沈百先請教有關治淮工程的問題。有時，沈百先遇有重大問題要報告蔣介石，便請陳果夫代為轉呈。陳果夫在轉呈報告時，常要和蔣介石談及有關導淮的工程情況，談話中，既表現出他對導淮工程的熱心，同時，也顯露出他對水利工程的熟悉和研究有素。有一次，陳果夫在代沈百先轉呈報告後，還向蔣介石提出了一些有關導淮方面的政策建議。蔣介石聽了，一時沒有回答，沉吟半晌，突然說：「你去幫我辦這件事，好不好？」陳果夫吃了一驚，平時雖說對導淮工程十分關注，但從來也沒有想到要自己去指揮這一重大工程，他實在沒有思想準備，便說：「我是外行。」想以此作為推詞，他說的也是實話，他畢竟是搞政治的，過去在學校也從沒學過工程技術。但蔣介石堅持說：「你知道注意這件事，而且所建議的並不是外行話，重慶談判是抗日戰爭勝利後，為避免內戰、爭取和平，中國共產黨在重慶同國民黨進行的為期45天的和平談判。談判從1945年8月29日開始，至10月10日結束。通過談判，國共雙方簽訂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圖為：在赫爾利的陪同下，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飛抵重慶。所以這件事，就是你去辦吧！」陳果夫深知蔣介石的脾氣，他堅持的主張是很難改變的，也就不好再拒絕了。他靜下來一想，覺得自己從小就對水利發生興趣，多年來這個興趣一直沒有減弱，幼年時見到的那一幕大水捲走小船的悲劇還常閃現在他腦際，現在具體指揮治淮這一大型導水工程，正可施展自己的抱負，造福於淮水兩岸的人民，因此，也就十分坦然地接受了這一任命。
淮河發源於河南桐柏山，向東流經安徽、江蘇兩省，原是一條獨流入海的河流，但從1128年後，黃河多次決口，奪淮入海，其所挾帶大量泥沙，淤高了淮河河床，使中游河槽變成半地上河，下游入海出路被淤塞，整個水系被打亂，每遇汛期，不能暢通洩水，以致破堤決口，氾濫成災。千里淮河兩岸，「大雨大災，小雨小災，無雨旱災」，成為洪、澇、旱災俱全的重災區，「數千百萬之全淮民眾，無日不淪於饑饉，無刻不泣對洪波，此淮之導，所以不容稍緩也」。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決定治理淮河，在建設委員會下設立了整理導淮圖案委員會。該委員會成立後，主要任務是蒐羅關於導淮計劃、圖表及各方面的建議，並進行整理，分類，並印成《導淮圖案報告》一書，為導淮工程作準備。經過近一年的努力，整理導淮圖案委員會順利完成了各項任務。1929年1月，國民黨中央正式成立導淮委員會，蔣介石為了表示他對導淮工程的重視，親自擔任委員長，具體工作由副委員長負責，特派委員20人，並聘請德國漢諾威工程大學方修斯教授為顧問工程師，同時廣泛徵集專門人才，進行導淮的前期準備工作。從1929到1931年，導淮委員會集中了全國一些優秀的水利工程技術人員，對淮河入江人海各路河線進行了實地勘查、測量，廣泛調查、蒐集各方面資料，進行反覆論證、研究，並根據研究成果，擬定了整個導淮工程的總體計劃，呈奉國民政府核准後再予實施。
導淮工程計劃確定了江海分疏原則，即整治淮河入江入海的水道，使之便於航運、防洪、發電等，據概算，整個工程需經費2億元。由於蔣介石正和各軍閥混戰，軍費開支都十分困難，哪來如此鉅款去搞導淮工程呢？所以在此期間，導淮工程始終是紙上談兵，不能付諸實際。
1932年7月，陳果夫正式就任導淮委員會副委員長，主持導淮具體工作。10月，國民政府公佈《修正導淮委員會組織法》，賦予導淮委員會在淮河流域內對公私土地清丈、登記、徵用、整理等處理全權。陳果夫鑑於工程浩大，費用過巨，籌款不易，便決定先借用庚款，到時還本付息及自籌資金等辦法，並採取分期施工的形式。為此，陳果夫與水利專家一起制定了兩年施工及整理土地的第一期工程方案，即建造三河活動壩、邵伯船閘，淮陰船閘等一系列船閘，進行三河壩上下切灘，對淮陰閘上下、張福河上下進行疏浚整理，使淮河入江水道得以整治，然後再進行導淮入海的工程，計劃工程費用1380萬元。
工程計劃經國民政府通過後，陳果夫便急忙籌錢，他親自到中英庚款會要錢，並派專人進行催促，使庚款會不得不立即開會研究。該會的主要董事是上海英商商會會長馬歇爾，他見陳果夫急著要錢，慢條斯理地說：「你們為什麼這樣急，不能拖些時日嗎？」陳果夫說：「導淮工程倡了六七十年之久，現在才做，不能算急了。」馬歇爾說：「你們錢都沒有準備好，就做起來，太冒險了。」陳果夫正色說：「錢在你們庚款會很多，我不怕沒錢，只希望你們趕快通過我們的提案。不然我們的工程停頓，那將是你們的責任。」馬歇爾不敢再拖延，於是，庚款會很快開會研究，通過了提案，並如數撥了款子。
陳果夫得到錢後，便將這筆款項用於張福河道疏浚工程中。經過一個夏季的奮戰，終於很好地完成了這項工程。工程完工後，陳果夫有意邀請馬歇爾及庚款會董事們前來參觀，他們參觀後，都對工程質量表示滿意。陳果夫即抓住機會，趁熱打鐵，向董事們提出第二項工程費用，董事們當場拍板撥款。於是，這筆錢很快投入邵伯、淮陰、劉老閘三大船閘的建造。
待這三大船閘工程完成一半的時候，陳果夫如法炮製，像上次一樣，邀請馬歇爾等庚款會董事們前往參觀，待他們參觀後，興致很高的時候，又和他們訂立了另一工程費用的合約。這筆費用下達後，陳果夫即開始了楊莊、周門、劉老閘三大活動壩及高郵湖通運河間的小船閘等的修建。
正當導淮入江的工程熱火朝天進行的時候，陳果夫於1933年10月被任命為江蘇省政府主席，這對他的導淮工程無疑增添了很多方便，他正是考慮到對導淮有好處，才欣然接受了這一任命。陳果夫主持蘇政後，即利用他的行政權力，讓江蘇省主動承擔了導淮工程中一系列重要的子工程，如疏浚六塘河，興建裡下河通海各港水閘，將淮陰、邵伯間所有的護岸改為塊石修建等。特別是承擔了導淮人海的工程，本來這一工程是要等導淮入江工程完成後，再根據資金籌備情況選擇適當時候進行，陳果夫認為這樣太慢了，不能讓導淮工程儘快完成而發揮它的作用。根據江蘇省的經濟狀況，完全可以承擔這一工程，另外，他還提出了發行公債以籌集資金的辦法。國民黨中央批准了陳果夫的請求，決定發行公債2000萬元，用於導淮入海工程，這一工程由江蘇省具體承擔。
毛澤東總是一臉的從容，一副領袖的氣質。1934年11月1日，導淮入海工程舉行開工典禮，陳果夫興致勃勃地參加了典禮，他親自拿起鐵鍬，破土奠基。這一工程是開挖一條長176公里、底寬35米、兩堤相距250米的一條運河，取名「中山河」，淮河水將從這條河疏導人海。
中山河工程主要是徵調民工參加建設，每年1月至3月、11月至12月是農閒時間，大批農民被徵調來做工，徵工最多時達24萬人，整個工地人山人海，雄偉壯觀。沿線專員、縣長、區鄉、保甲長都捲入這無休無止的徵調民工之中。在徵工中，不管農民具體情況，只要是勞動力，均要上工地，而且在工地上，勞動強度大、勞動保險全無、所用工具基本上是牛車、獨輪車、挑畚，人力戽水車等，再加生活艱苦，無醫少藥，因此，工地上死傷事件時常發生。就連陳果夫自己也說：「其辛苦勞瘁，非身經其事者聽可得知。」但陳果夫不顧人民死活，強徵硬派，待遇菲薄，只要勞動效率，不管安全保險，這就鬧得廣大人民怨聲載道。整個導淮工地上，灑滿江淮人民的斑斑血淚。
1937年4月，中山河工程完成，至此，整個導淮工程大部分竣工，對此，陳果夫充滿成功的喜悅。5月初，他不顧身體衰弱，在導淮委員會總工程師李儀祉和江蘇省建設廳廳長沈百先的陪同下，前往中山河視察。他們興致勃勃地沿河岸大堤步行，此時，中山河已經通水，河面波光粼粼，一直伸向遠方，兩岸是雄偉的長堤，一望無際。看到這一切，陳果夫十分欣慰，步行半個小時仍不感覺累。看完中山河後，他又饒有興致地登上直升飛機，察看了整個導淮工程已告完成的部分。他從飛機上看到這一帶與前幾年相比已大不相同，田疇平整、河網如帶、樹木蔥鬱、房舍儼然。這一切都令陳果夫高興萬分，他覺得自己幹成了一件大事，很快便可以向蔣介石交差，他在國民黨中的地位將會更高，其他派系的人物將會對他側目而視。想到這裡，他差點笑出聲來。
視察完畢後，淮陰等6縣聯合舉行歡迎會。陳果夫在會上發表即興演說，強調導淮之完工，證明人力之偉大，更證明有志競成、事在人為之至理，並希望各地更進一步群策群力，繼續建設，完成導準工程所有建設任務，徹底治理淮河，不使洪災、澇災、旱災再出現於江淮大地。當晚，陳果夫久久不能入睡，他撫今思昔，感慨萬千，便起床來，寫下了一道導淮入海歌：
淮河！淮河！利我江北乎？害我江北乎？
全在我江北人能力如何。
我有能力，水為我用；
我無能力，我為水用。
我善用我力，淮水為我操縱。
導淮入海，要將西水匯入東海中。
大水不為我害，大水不為我害。
大旱亦收灌溉之功。
大家齊用力，為了大家安樂與年豐！
大家多用力，為了永久安樂與年豐。
治淮的初步成功，對陳果夫的確是很大的鼓舞，他決心再接再厲，繼續完成尚未完成的其他工程，以達到徹底根治淮水的目的。1937年先後開工的工程有：興建周門活動壩、興建劉澗淺水壩、興建中運河涵洞、開挖裡運河淺段、疏浚皖淮淺段等，但後來均因抗日戰爭的爆發而相繼停工，所有運到工地的鋼料，水泥，涵管、石塊等，均損失殆盡。
1938年，隨著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和國民黨軍事上的敗退，整個淮河流域全部淪陷，導淮業務，陷於停頓。在此情況下，導淮委員會便隨國民政府西遷重慶。為了避免在導淮委員會服務的專業水利人才逃離星散，陳果夫向蔣介石建議，仍然儲存導淮委員會的機構設定，為了保證這些人有事做，將四川省內的一些水利工程交與導淮委員會承辦，如綦江工程、烏江工程、赤水河工程等。這樣，導淮委員會在實施這些工程中，儲存、培養了一大批水利建設人才。
陳果夫在主持導淮委員會工作期間，積累了很多治水的經驗，他在一些文章中進行了總結，認為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治水必須達到綜合利用的目的。陳果夫認為，治水是花費巨大人力、物力和財力的工程，不能為治水而治水，必須使水利能綜合利用，即治水後，不但使之能防洪防澇，而且要達到航運、發電、灌溉、水土保持等綜合利用的目的。他說：「為國家長治久安計，每一河道應有詳密計劃，務使自上游至下游之水，均能盡其利。在山地高原之河道，如何建蓄水庫及發電廠，利用水之衝擊力，使水力電源，能協助工礦業之開發。如何興建灌溉渠道及水閘等，利用水之滲透力，促進農田之生產。又如何改善渠化河道，利用水之浮載力，使航運暢通，以協助交通之發達。……自夏禹以來，中國治水，均以排洪水為能事，今則洪水氾濫，不應看得太重，而著重利用水之三種能力，以建國家，若三者同時建設，則洪水自然可以免除。」他多次強調：「一定要懂得水的三種力量，第一是滲透力，第二是衝擊力，第三是浮載力，這三種力量都能儘量利用，使它發揮到最大的效用，才算是水利。」
第二，治水必須上、下游兼治。陳果夫反對治水非先治下游不可的意見，他說：「我在最初擔任導淮工作時，就反對那種治水非先治下游的成見，後來我經過湘西、黔東及四川各地，又做過綦江蒲河流域的工程而後，更覺得治水非上下兼治不可，形成我對於治水的一個主張。水與旱相反而實相成，上游患旱，就因為下游患水，反之亦然。所以上游的水能積蓄起來，則上游也不致患旱，下游亦不會成災，雙方都有利益。」
第三，水利兵工化。陳果夫認為水利是規模巨大的工程，常需眾多人力物力，因此，除臨時徵調民工外，需要有一支常年工作的水利隊伍，他建議可以實行水利兵工化，將現有的軍隊拿出10萬人改編成水利工兵，「每師增置技監1人，每旅增置技正1人，每團增置技士1人，每營增置技佐1人。均各敘以師長、旅長、團長、營長相等之軍職，協同指揮」。認為照此辦理，可以革命之精神，作非常之建設，能保持常年有人管水利，也能較快地完成一些艱鉅的水利任務。
陳果夫上述有關水利的主張，應該說是有一定見地的。
有人在前方衝鋒陷陣，有人卻在暗地出賣戰友。圖為：1929年元旦閱兵典禮。
新官上任
1933年5月，陳果夫辭去監察院副院長職務。10月，蔣介石任命他為江蘇省政府主席。當了多年的京官，現在一下子去當地方官，似乎多有降職之嫌，但陳果夫此時還很高興。其一，他認為「省主席是獨當一面的職務，中國一省，其幅員每等於歐洲一國乃至數國，故省主席的職務相當繁重」。其二，江蘇省是國民政府首都南京所在地，其地位更在一般行省之上。其三，他正擔任導淮委員會副委員長，率領10多萬水利大軍進行導淮工程，而導淮工地主要在江蘇，擔任江蘇省主席，將會給他的導淮工程帶來諸多方便。所以，陳果夫倒是十分樂意到江蘇省任職。
但江蘇人並不歡迎陳果夫主掌蘇政，因為都知道他是國民黨黨魁、cc派首領，由他當省主席，將會給江蘇帶來災難。因此，社會各界便聯絡起來，發了一個挽留前任省主席的通電，用意十分明顯，不歡迎陳果夫。這對興致勃勃前來赴任的陳果夫無疑是當頭一盆冷水。
10月12日，陳果夫率省府各委員在鎮江正式就任。就職典禮上，他發表了簡短的講話，提出4點意見。第一，一切遵照宣誓詞實行；第二，對前任卓有成效的規程，一定蕭規曹隨，決不輕易變更；第三，做事必須科學化；第四，一切工作必須切實。對於「切實」兩個字，陳果夫特別重複了幾遍，以便引起大家的重視。很顯然，陳果夫是要給那些不歡迎他的人一個好的印象，以表明他不是那種誇誇其談、不務實際的人。
不久，江蘇省黨政官員舉行聯合紀念週，司儀唱了靜默3分鐘後，不過1分鐘便唱靜默完畢。陳果夫即走上前去，拿出當年軍人的威嚴，命司儀立正，重唱靜默3分鐘，他看著表，到確確實實立了3分鐘才終止。靜默後，陳果夫走上主席臺，借題發揮，向全體官員訓話，將上次他在就職典禮上所說的「切實」兩個字再次加以說明：「如說3分鐘，必須恰是3分鐘，才算是切實，不可為2分59秒，亦不可為3分零1秒。準時到，準時退，都是切實，從事建設不切實即不易成功。馬馬虎虎的習慣，必須革除。」陳果夫的這一下馬威確實很見成效，眾人都低下頭，屏住聲息，聽他訓話，自此以後，省府黨政官員在陳果夫面前都不敢馬虎從事了。
為國共合作共舉杯，暢言美好未來。陳果夫主政江蘇後，第一個重大舉動便是革新吏治。他認為大凡擔負某方面責任的人，在受命之始，必須注意的是怎樣能夠得到切實合作的幫手。治理一個地方，負主要責任的人很重要，他手下的幫手也很重要，不能忽略。在一個省當省主席，主要的幫手便是主管各廳的廳長、省府委員、省府秘書長及各縣的縣長。其次便是各廳的局、處長及縣以下的佐治人員。而現實中國的官場雖經辛亥革命、大革命的洗禮，仍是十分黑暗，任人唯親、結黨營私、貪汙腐化、欺上瞞下、不求政績、不思進取等現象相當嚴重。陳果夫在國民黨內幹了多年，對此有深刻的瞭解，他覺得，不對吏治進行一番革新，他不可能幹出什麼成績，甚至會站不住腳跟，為此，他要在自己主掌江蘇期間，對政治來一番重新整理。
首先是選擇各級官吏，陳果夫十分嚴格和謹慎。對各廳廳長，他要求的條件是：幹自己主管之事有專門研究和實際經驗；有責任心、有創造力；對於省主席有相當信仰，能夠接受他的指揮。特別是最後一條，陳果夫十分強調。對各縣縣長，陳果夫要求其有主管全面事務的能力，有把一個縣辦好的志願和抱負；對省方的命令和計劃要切實執行。不管是廳長也好，還是縣長也好，陳果夫最重要的是要求他們對自己信仰，聽他的話，做他的忠實臣僕，這樣，他在江蘇就可以令行禁止，江蘇便可以成為他獨來獨往的自由王國。
為了選擇好各級官吏，陳果夫在省政府成立了一個甄審委員會，甄審委員由省府委員充任。凡屬任命官員，都得經過甄審委員會嚴格審查，不但看他的學歷、文憑、談吐、文章，更重要的是詳細調查他過去的經歷及其政績，過去做事有無功過，何以會有此功過等。考查後，如果各委員都贊成，才予以任命，如意見不統一，最後由省主席決定，官吏任職後，必須定期報告自己的工作，省府經常對其工作進行檢查，每隔一段時期，便召開會議，對有政績的官員進行表揚與獎勵，對沒有政績甚至有過錯的官員進行訓斥和處罰。獎優罰劣，功過分明，這一辦法收到一定效果。
在用人時，陳果夫不限制籍貫與私人關係。他初到江蘇時，常聽到人將江蘇分為江南與江北，他頗不高興，加以申斥，他說：「我自己是浙江人，在江蘇做事，從不想他是江蘇，我是浙江。假使我用人限於浙江人，那就糟了。浙江的人才未必都來，而我就被同鄉觀念所限，用不著人才了，我又如何做得好事？所以我認為限於用同鄉、同學、或親族之類，都是自己把自己的範圍縮小的一種表現。」當時，江蘇省的縣長中有22省的籍貫，東北人用的較多。當然，在一些關鍵部門中，陳果夫仍然用他的同鄉、同學、親族，特別是一些cc派人物，都被他安插在重要位置上。他自己並非像他所說的那樣超脫和清廉。
為了使各級官員能克己奉公，廉潔自持，陳果夫開展了懲治貪汙的行動。為了表示他對貪汙行為依法辦理、毫不容情的決心，一下子處理了三名貪汙有據的縣長，其中二名現任縣長職期間，大肆貪汙錢財，中飽私囊。查出後，陳果夫即令撤職法辦，並勒令退還貪汙款項，有一名現任縣長與陳果夫有親戚關係，事發後，找到陳果夫三叔陳其採，希望從中通融，陳其採為此專門寫信說情，陳果夫考慮再三後，還是將這名貪汙縣長依法嚴辦了。還有一名是10年前當過縣長的，在任期間貪汙款項10萬多元，一直沒有過問，他自以為年代久遠，時過境遷，不會有什麼事了，便特來應縣長甄審，想再度出任縣長，結果被審出10年前的貪汙事實，陳果夫即將此人扣留，並嚴加懲處。
在懲治貪汙官吏的同時，陳果夫還採取了其他一些相應的防範措施，他認為，光靠懲治不能根本解決問題，必須採取相應的措施，才能起到防微杜漸的作用。
首先，陳果夫指示省政府提高各級官員的俸祿，並在每個月發放獎金，使他們的經濟收入高於一般人員，即使一般的縣佐治人員也能養活8口之家。他認為，「衣食足而後知榮辱」，俸祿提高後，貪汙現象將會減少。
其次，規定各級官員的婚喪喜慶應有限度，送禮的規格也應有限度。陳果夫認為，婚喪喜慶請客送禮，本來是中國社會一種重情誼、互助合作的好習尚，但越出範圍，就不好了，尤其是下級對上級的送禮，足以造成貪汙行為。1934年春，陳果夫主持制定了《婚喪喜慶送禮辦法》，規定每一份禮以其每月薪水收入的1／100為限，對其他如宴會筵席的送禮規格，也加以限定，並不準借做陰壽為名，收受禮品。為了讓大家都記住這些規定，陳果夫指令省府印製了「送禮辦法」的宣傳品，規定凡送禮時必附一紙，以為宣傳。為了帶動各級官員廉潔奉公，陳果夫也帶頭不接受別人的禮品。有時地方的縣長、專員到省裡報告工作或辦事，帶些土特產來，陳果夫不但不收，還加以訓斥，他說，到省裡來最好的禮物是工作成績報告。
再次，嚴格規定不準太太乾政。陳果夫說，「女子主持家務，對丈夫在外面所做的工作，絕對不可干涉，除非她們自己有能力去參政。然而即使參政了，與丈夫的政治工作各有職守，也須分別清楚，不能混為一談。……女子要參政須靠自己的能力，決不能依賴丈夫，妄事幹涉。」他規定從省到縣的各級官員，不能讓自己的太太乾預政務，如有干預者，即撤除職務。他自己的夫人朱明也從不干預他的政務，他當省府主席，朱明卻默默無聞。
陳果夫不但要求各級官吏守法奉公，還要求他們提高行政效率，但又不作死硬的規定。有人認為，提高行政效率，必須是「案無留牘」，公文不能積壓，當天的公文當天辦結。陳果夫卻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他說，當天的公文當天辦結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因為公文的內容有簡單和複雜之分，有些可以立刻辦結，有些則需要廣泛查詢、查卷，有些還須與各方面會商，聽取意見，不能一下子辦結，也不必急於辦結，即使為了滿足形式上的效率而很快辦了，反而會貽誤大事，倒回頭還得重新再辦，這樣效率更差。他以為，行政人員知識豐富、判斷力強、文字熟練、思路清晰，再加安排適當，配合默契，自然會有很高的行政效率。所以，陳果夫更注意各級官員的業務能力。他要求各級官吏要多看書，多學知識，他還把一些縣長送到中央政校學習，以提高他們的知識水平，提高全省各級官員的行政效率。
通過幾年的努力，革新吏治有了一些成效，任人唯親、貪汙腐化、不求進取的現象少了，行政效率也有所提高，官場的風氣也較前有所好轉。但陳果夫卻乘機加強了cc派對江蘇省黨政各部門的控制，他自己也成為江蘇的太上皇。
江蘇的「太上皇」
陳果夫主政江蘇後，在整肅吏治的同時，所採取的第二大舉動便是整治民風。他認為社會風氣反映一個省的精神面貌，而精神面貌又是一個省經濟是否發達的表現。因此他十分重視民風民俗的轉變。
首先，大力提倡科學、講究衛生。陳果夫說他到江蘇的第二個理想是要建成一個健康的江蘇。陳果夫對自己家鄉湖州落後、愚昧、迷信的社會風氣深有體會，他認為要轉變這種風氣，就要提倡科學。他在江蘇主政期間寫了很多文章，向人們宣傳科學，對人們所敬畏、恐懼、迷信的字紙、夢魘、狐仙、讖語、仙方、符咒、相術、風水等一一進行科學的闡述，要人們不要相信迷信，並通過各級政府廣為宣傳。同時，陳果夫為開化風氣，增加人們的科學文化知識，提倡各地大辦學校，鼓勵人們進校學習，要求地方除辦正常的小學、中學外，還辦社會教育訓練班、女子生活學校、男子生活學校等。人們的文化程度提高了，就不會去相信那些荒誕迷信的東西。
陳果夫認為落後民風中對人們危害最大的是不講究衛生。他到任的第二年便成立了江蘇醫政學院，他說他辦醫政學院的目的是為了提高人們的健康水平，轉變人們不講衛生的習慣。他親自擔任醫政學院的院長，親自辦理學院的一些事務。該院設有醫科、衛生行政科、衛生教育科等科系，除招收高中畢業生進行正規培養外，還經常臨時性招收初中、高小畢業的青年進行為期6個月的短期訓練，使他們成為普及醫學知識的宣傳員和各鄉村、小城鎮的簡易醫生。為了形成醫療網路，陳果夫還指示各縣建立了縣立醫院，鄉鎮建立醫療診所，為地方病人服務。他還親自編寫了《飲水衛生》一類的影片，以配合各地所進行的通俗化衛生宣傳。在宣傳中，提倡講究個人和公共衛生、勤洗衣被、勤換衣裳、剪指甲、理髮、不準隨地吐痰等，基本上是蔣介石在江西實行的新生活運動的內容。
其次是開展禁菸禁毒的活動。煙毒危害中國近百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也曾沽名釣譽地搞過所謂禁菸活動，而實際上是屢禁不絕，越禁越盛。特別是江蘇，因緊鄰上海，其吸菸吸毒者比其他省更為嚴重，雖在皇城腳下，南京政府也無可奈何。
陳果夫到江蘇後，決心在禁菸方面開啟新的局面，以表明他在施政方面超過他的前任。他說：「我在江蘇禁菸，自始即下了一個決心，即是不戒則已，戒必不顧一切，務期貫徹到底。禁菸如同打仗，有了決心，自然可以打勝仗，至於打得吸菸的人呼痛叫慘，喘息不安，這是不應有所顧忌的。」剛開始，他並不是像其他省一樣，立即公佈禁菸方針，而是先派員到各地調查禁菸與吸毒的基本狀況，然後根據所瞭解的情況，與省府委員進行認真的研究，在此基礎上，陳果夫提出3條禁菸的原則，即禁菸不以籌款為目的；禁菸以控制菸民為根本；禁菸必須有其他各部門的配合。然後，將此事交給民政廳，命令省民政廳制定切實有效的禁菸法規與辦法。
省民政廳接到陳果夫命令後，即組織專門人員商討研究，他們根據陳果夫所提的3條禁菸原則，根據歷年禁菸屢禁不止的情況，根據江蘇本省的實際，在很短時間內製定了《禁菸大綱》，認為禁菸既是長期的任務，也要有短期的禁期，規定4年為絕禁期，4年以後也還須進行宣傳、教育，隨時出現吸毒現象，隨時打擊。
1934年4月，陳果夫主持的省府會議通過了民政廳所制定的《禁菸大綱》，正式向全省公佈執行。同時，為了加強對禁菸的領導，陳果夫指示成立了省禁菸委員會，各縣也相應成立了縣禁菸委員會，具體負責各地的禁菸行動，並在省城和各縣城建立收容菸民的戒菸所，作為常設的禁菸機構。
禁菸開始後，各地禁菸委員會根據陳果夫的命令，以雷厲風行的速度，將一些煙館和變相的煙館封閉，找到吸菸的菸民，不使一個漏網，然後將他們送進戒菸所，由戒菸所對他們進行教育，醫治他們的胃病，教他們練習太極拳，使他們儘快戒菸。戒菸後，貸以小本資金，讓他們從事生產和經營，以自食其力。禁菸期間，在社會上造成禁菸聲勢，小學生唱禁菸歌，中學生搞禁菸講演比賽等。通過一段時間的努力，禁菸還是收到一定效果，據陳果夫自己說，戒絕菸民已達總數的3／4，儘管這有些誇大，但應該承認，確實有一些菸民戒了煙，走上了正道。
與此同時，陳果夫還開展了禁賭禁娼的活動。對禁賭，陳果夫搞了一陣子，但成效不大，以後也就不了了之。對禁娼，陳果夫更顯得無能為力，他甚至認為，對娼妓，無法使之不存在，與其禁止，不如放開。因此，他實行了所謂有管制性地放開的辦法，實際上使這一醜惡現象置於合法的地位。
其三，引導、改善舊風俗向好的方面發展，提倡新風新俗。對地方上舊有的風俗，陳果夫善於加以引導，如江蘇有比賽水龍的習俗，陳果夫便規定每年5月20日、10月20日進行水龍比賽，以此宣傳防火、救火知識，訓練救火人員。再如對廟會，以前政府是禁止的，陳果夫認為：「廟會為民間風俗之一，且隱然為平民生活之重心；百戲雜陳，負販雲集，則又為民間娛樂及臨時貿易之集會，可以收教化之助，庶一舉而兩得。」因此，他大力提倡，使江蘇各地廟會興盛起來。
為了提倡新的風俗，陳果夫指示有關人士，編成了改良風俗的日曆，根據時序的需要，加以新的內容，如1、2月與8、9月，為鼓勵青年入學與立志月；3月為植樹造林月；4月進行改良蠶絲研究月；5月為發揚民族意識月；6月為拒毒運動月；7月為合作運動月；5、6、7三個月為注重體育、衛生月；8月為藝術運動月；11月為造路運動月；12月為公共建設運動月等。陳果夫命人將這些日曆發到全省各地，廣為宣傳。他說：「如各地人民月月行之，年年習之，三年而後，因風俗習慣之轉移，其有助於心理及物質建設，必有可觀者矣。」
陳果夫在主掌蘇政期間，對改革舊的民風民俗方面作了一些努力，也多少有些成效。但總的來說，聲勢很大，收效甚微，特別是對一些醜惡現象，不能徹底根除，只能是沽名釣譽地做做樣子而已。而且，他的整個整治民風的活動只不過是蔣介石新生活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
蔣經國逝世後，蔣方良哀傷不已。蔣經國的去世也標誌著蔣家政權時代的終結。
不歡而散
陳果夫主政江蘇後，除了革新吏治，整治民風之外，還大力推動該省經濟建設的發展。他說：「我第三個理想是要造成一個富足的江蘇。」
為了發展江蘇經濟，陳果夫首先抓金融工作，他認為，要進行經濟建設，沒有資金是不可能的。江蘇省原有兩個銀行，即江蘇省銀行和江蘇農民銀行，這兩個銀行沒有明確業務分工，常為爭奪蓄戶而發生矛盾。陳果夫便以省主席的身份出面調解，使兩行業務範圍分開，江蘇省銀行專作發展工商業之用，江蘇農民銀行則致力於農村金融的推進，並由每行合作，組成全省金融網路。這樣，兩行的業務發展很快，特別是江蘇農民銀行，原是由陳果夫等人創辦，現有陳果夫行政權力的支援，發展更快，成為與江蘇省銀行匹敵的銀行，到1937年，江蘇農民銀行與江蘇省銀行兩行資金共達6000多萬元。這也為江蘇經濟的發展提供了保證。
重慶談判時的毛澤東，大義凜然，氣度不凡，陳立夫也不由地深要讚歎。其次，興修水利工程。陳果夫在此期間集中力量進行了大規模的導淮工程，並在各縣建成了眾多小型水利工程，同時大力發展植樹造林、出海捕魚、養蠶、植棉等經濟事業，使農村經濟有了一個較大的發展。
再次，發展工商業。江蘇最大的缺點是地下資源比較貧乏，這就制約了江蘇工業的發展。陳果夫到江蘇後，即組織人員對江蘇的資源進行廣泛調查。通過調查，發現肖縣有較豐富的煤礦資源，陳果夫得知訊息後十分高興，即指令省政府投資，進行開採。很快，肖縣煤礦建成，並投入生產，到1937年，已達到每天出煤100多噸的規模。對江蘇能源的缺乏起了很好的補充作用。
通過調查，還發現宿遷縣有玻璃資源，而且質地非常好，陳果夫便先在宿遷設立了玻璃職業學校，以培養玻璃生產技術人才。然後準備投資建設一個新式的玻璃廠，因抗戰發生而中止。他還讓省府投資，擴建了宜興陶瓷廠，建起大窯，使之成為能生產浴盆等新式衛生陶瓷用具的大型陶瓷廠。除此外，陳果夫還準備在揚州設立醬菜廠、在蘇州辦糖果廠等，也因戰爭影響而未能實現。
為了培養經濟人才，陳果夫在江蘇各地辦了一些職業學校，如宜興陶瓷學校、揚州醬菜學校、蘇州糖果學校、松江五金學校等，都是配合生產而設立的，這些，對江蘇的經濟發展產生了較大影響。
除此外，陳果夫在主掌蘇政期間，還在教育、文化、合作、體育、交通、保安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並小有成就。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抗戰爆發，8月上海抗戰再起，戰事沿京滬鐵路逐漸向西擴充套件，各地秩序，日漸混亂，到處人心惶惶。12月23日，江蘇省召開政府全體委員會議，研究撤退方向。大多數主張往南或者往西撤退，陳果夫則主張撤往蘇北，他說：「向淮河去是我的正路，因我是蘇省主席，不能不顧蘇北，且是導淮副委員長，尤不能不在淮域，即殉職亦無悔。個人已不計，惟求如何可以幫助軍隊從事長期抵抗耳。」大家見陳果夫如此慷慨陳言，也就不好反對了，一致同意先遷往揚州。但實際上，陳果夫並不是真心實意想留在蘇北，支援軍隊抗戰，他在一面提出省府遷往蘇北的同時，一面向蔣介石寫了辭職報告，表示自己體弱多病，不能勝任烽火年月的省府主席，蔣介石見他態度堅決，只好準其辭職。11月26日，江蘇省政府遷往揚州。27日，國民政府改組江蘇省政府的命令下達，陳果夫卸任省主席。
11月28日，即他卸任省主席的第二天，便乘汽車離開了危城揚州，離開了戰火硝煙的江蘇省，前往安徽安慶，然後到江西九江，與他先期離開江蘇的夫人朱明、父親陳其業、弟弟陳立夫等家人匯合，再乘輪船到達戰時首都武漢。不久，武漢危急，他又遷往長沙，最後到達重慶，遠離戰爭前線，「隔江猶唱後庭花」去了。
周恩來總理大仁大義，大智大勇，宏博精深，吞吐日月。他曾以超凡的人格魅力征服了他所在的那個時代。陳果夫主政江蘇四年一個月零十八天，在整肅吏治、革新民風、倡導科學、鼓勵建設等方面，確實做了一些努力，也多少有些成效。以致他在離任後，曾十分得意地說：「我們這些黨人，不像老官僚一樣，而是真正替江蘇做了事的」，他還說；「自問在此四年中，各項事業雖不無些許成就，仍說不上有多大成績。但地方政治風氣，卻因此不無轉變，樹立了‘廉潔’、‘切實’、‘服務’的政治風氣。」這裡陳果夫所說的實在帶有自我炫耀的色彩，他在江蘇期間，既沒有、也不可能徹底轉變社會風氣、改變國民黨一黨專制的黑暗，各級官僚貪汙腐化現象依然在，賭博、娼妓等不但沒有杜絕，還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而這些醜惡現象的存在本身是社會制度的反映，不是靠一次什麼運動或者一紙什麼法令所能根除的。
陳果夫離職後，並沒有擔任中央要職，暫被任命為中央政治學校代理教育長。因為蔣介石對陳果夫已經有所防範，怕他在中央久了，會形成威脅其統治的盤根錯節的勢力，原來讓他到江蘇當省主席就有這方面的考慮，但那時陳果夫還沒意識到，他在江蘇四年後，開始有些醒悟，認為在地方久了，有礙cc派勢力的發展。這次辭職後，希望重返中央，擔任要職，但蔣介石只讓他在中央政校代理教育長，心中老大不高興，又無可奈何，整天鬱郁不展。
蔣介石有自己的考慮，他不任命陳果夫在中央的正式職務，還是想把他放到省裡去。1938年8月，蔣介石內定陳果夫為甘肅省主席，想讓他到大西北去。對此安排，陳果夫滿腹牢騷，考慮再三後，他即回電蔣介石，婉言予以拒絕。他說，現在抗戰軍興，「以不主張此時更動甘肅省主席，軍政仍應統一，及考慮盛氏（指新疆盛世才——著者）之猜疑為主旨」。蔣介石接電後，認為也有道理，便放棄此議，但將陳果夫擠出中央的念頭一直沒斷，此後，蔣介石又有幾次想讓陳果夫去當省主席，陳均以身體不好為由加以拒絕。
直到抗戰勝利後，蔣介石仍想讓陳果夫到省裡任職。1946年，蔣介石召見陳果夫，告訴他，浙江省主席黃季寬要辭職，想讓他去接替黃，到家鄉去當省主席，為家鄉人謀些利益。陳果夫當面不好峻拒，只好再次以身體不好為由推辭，他說：「現在可當省主席之人不算少，餘身體尚未痊癒，此時去任此職，一若前年之任組織部長，身體即無好的希望。」蔣介石見陳果夫受命中央職務時，總是欣然接受，而只要一提當省主席，則總是以身體有病為由而加以拒絕，不由一時火起，衝著陳果夫直截了當地說：「你做一部分事情做得好，在中央做不好。」陳果夫見蔣翻了臉，他也忍不住了，多年的怨氣一併發出，板著臉，反問蔣介石：「現在中央誰做得好？」蔣介石被問的無話可答，雙方不歡而散。這是幾十年來，陳果夫第一次頂撞蔣介石。
陳果夫不是不願做省主席，而是不願被蔣介石擠出中央，使cc派失去首領而陷於衰落，雖然有陳立夫，但畢竟孤掌難鳴。他知道蔣介石為了扶植太子蔣經國，時刻在防範他，在限制他的勢力，他不願就此干休，他要賴在中央，決不到省裡去。另外，他從在江蘇省四年地方官經歷中，深深體會到省主席不好當，蔣介石大搞獨裁專制，一切權力集中在中央，集中在蔣介石手中，什麼事都得請示蔣介石，省主席只不過是代理人而已，因此他也不想當這種傀儡。
陳果夫自主政江蘇後，再也沒有當過省主席和其他地方行政官。主政江蘇成了他一生中主持地方全面行政的僅有一次，因而也特別值得他深深地留戀。後來，他寫了一系列文章，如《蘇政回憶》、《蘇政四年之回憶》、《我在江蘇的業餘興趣生活》等，來回味這一段難以忘懷的人生歷程。
尋找同中共接觸的契機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一步步加緊，到華北事變前後，中華民族已面臨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中日間的矛盾迅速激化。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蔣介石難以繼續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內戰方針，便開始逐步調整其對內對外政策。這一時期，蔣介石雖然繼續將大量軍隊用來對付共產黨和紅軍，另一方面也開始對日整軍備戰，並在國際上與蘇聯親近。
南京國民政府為什麼要改善同蘇聯的關係呢？因為蔣介石十分清楚，在國際上，能與日本抗衡的，除了英美外，還有與中國北鄰的蘇聯，這是一種強大的力量。為了聯合蘇聯遏制日本帝國主義在華侵略勢力的擴張，南京國民政府開始與蘇聯談判，並極力表示與蘇聯的友好。
1932年一二月，蔣介石採納了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等人的建議，派顏惠慶到日內瓦與蘇聯外交部長李特維若夫進行談判，並簽署了《聯合公報》，宣佈恢復中蘇邦交。
1934年，蔣介石派他的幕僚，時任清華大學教授的蔣廷黻利用暑假前往歐洲活動。臨行前，蔣介石當面向他交代，要他「儘可能地把時間用在蘇聯」，希望他能夠「測探中蘇兩國合作的可能性」，並囑其「注意研究蘇聯的情況」。蔣廷黻到達蘇聯後，曾與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莫尼雅科夫會晤，雙方談得十分融洽，都表示了進一步發展兩國關係的願望。會談後，蔣廷黻即向蔣介石「提出詳細報告，並且建議仔細開創將來的局面」，蔣介石接報告後十分高興，「覆電甚表嘉許」。以後，蔣介石便通過各種渠道加強與蘇聯的聯絡，以達到改善中蘇關係的目的。
1935年初，蔣介石委派駐蘇大使顏惠慶率中國文化藝術團赴莫斯科演出，演出期間，顏惠慶與蘇聯領導人及各方人士進行了接觸，加深了了解。4月，蔣介石派復興社骨幹鄧文儀任中國駐蘇聯大使館首席武官，並給他交代了爭取蘇聯軍事合作的任務。鄧文儀赴蘇後，進行了一系列的活動，他兩次與蘇聯遠東軍區司令員布留赫爾（即加倫將軍）會晤，在友好的氣氛中交換了有關「中俄合作，共同防禦日本侵略」的意見。
中蘇關係的逐步進展，使蔣介石深受鼓舞，與此同時，在國內，蔣介石一方面對共產黨大軍「圍剿」的同時，也開始尋找同中共接觸的途徑，以在適當的時候改善國共兩黨的關係。
陳立夫作為蔣介石的親信，此時已擔任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他對蔣介石在國難當頭的形勢下調整國共兩黨關係、中蘇兩國關係的政策是贊成的。他以前就認為，對共產黨不能完全靠武力的辦法去消滅，應以招安的辦法和軟化的辦法使之就範。現在大敵當前，用大軍「圍剿」而達到消滅共產黨的目的，這種辦法顯然不是上策。在國際上，他認為中國與蘇聯接壤，應該改善同蘇聯的關係，建立共同戰線，就可以抵禦日本的進攻。因此，陳立夫也主張和共產黨接觸，同蘇聯接觸，在相互接觸中改善關係。
1934年年底，陳果夫與陳立夫接受了蔣介石的命令，要他們主持同蘇聯駐華大使的外交談判，並尋找同中共接觸的契機。當時，陳果夫還在擔任江蘇省主席，省務繁忙，脫身不得，這項工作實際上是陳立夫一人擔當。
陳立夫接受使命後，即參與了與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的早期會談。這種討論是在極秘密的狀態下進行的，因此會談內容一直沒有對外公佈。1977年，陳立夫在與一位美國學者交談時，籠統地透露了一些當年會談的內容。當時，中國政府和蘇聯政府雖然開始了接觸，實際上還互不信任，各存戒備之心，這種態度也影響了陳立夫和鮑洛莫洛夫的會談。陳立夫認為，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關鍵時刻，莫斯科之所以願意與南京親近，主要因素是它害怕中國妥協，與日本攜手合作。這樣，可能會導致蔣介石答應日軍通過內蒙古直達蘇聯邊境，而當時德國也正從西線窺測蘇聯，那麼，蘇聯將會面臨德日兩線入侵的威脅。因此，陳立夫在會談中，既表示願意與蘇聯友好，又顯露出有恃無恐的態度。而鮑格莫洛夫既擔心中國的妥協會導致日軍對蘇聯的進攻，又認為中國國力太弱，以致在日德聯合進攻蘇聯時，對蘇聯不會提供多少軍事幫助。中蘇改善關係，結成友好聯盟，至多隻是有助於防禦日德的聯合進攻而已，其作用並不是決定性的。因此在會談中，鮑格莫洛夫一方面表示願意中蘇友了，但另一方面卻又表現出不太迫切與不太積極的態度。
由於中蘇雙方各打各的算盤，這就使得陳立夫與鮑格莫洛夫的秘密會談雖進行了很多次，卻總是沒有什麼重大突破，雙方都小心謹慎，如履薄冰。陳立夫曾經向鮑格莫洛夫提出了一個軍事協定，但鮑格莫洛夫卻認為這個協定只是對中國有利，蘇聯所能得到的好處並不多，而且萬一協定公開，將會使蘇聯陷於很危險的境地，因此不肯與中國訂立協定，這種討論持續了半年多時間，還是沒有多大進展。
陳立夫不時將會談情況詳細報告蔣介石，蘇聯的消極態度使蔣介石大為不滿，他也不想在中蘇會談中表現得太主動，便指示陳立夫繼續與鮑格莫洛夫進行這馬拉松式的會談。但到了1935年，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國的步伐，河北事件、張北事件、香河事件等相繼發生，中日矛盾進一步激化，形勢一天天緊張起來。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不安了，他急忙找來陳立夫商量對策，陳立夫提出應該加快對蘇交涉的步伐，在短時期內建立中蘇合作關係，以便在必要時打出蘇聯這張牌。蔣介石點頭表示讚許，並決定自己親自出面。
1935年10月18日，由陳立夫陪同，蔣介石在孔祥熙的官邸接見了蘇聯大使，對有關問題闡述了中國的態度。在談話中，蔣介石暗示，希望中蘇兩國儘快改善關係，希望儘快同蘇聯締結秘密軍事協定。他還向鮑格莫洛夫保證，中國政府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同日本簽訂反蘇的軍事協定。蔣介石的保證使鮑格莫洛夫心中的疑慮一掃而空，同時，中國方面的積極態度也感染了這位蘇聯大使。因此，鮑格莫洛夫向蔣介石提出一個建議：最好由南京國民政府派遣一名高階官員訪問莫斯科，直接與斯大林會談。蔣介石點頭同意，接受了鮑大使的建議，心中也開始考慮出訪莫斯科的人選。
在蔣介石接見鮑格莫洛夫後，南京國民政府於10月下旬在國內成立了中蘇文化協會，這是蔣介石為爭取中蘇友好所作的一大姿態。
為了使鮑陳密談向前大進一步，為了儘快締結中蘇秘密軍事協定，也為了找到與中共接觸的契機，12月，蔣介石決定派高階官員出訪莫斯科。那麼派誰到莫斯科去呢？蔣介石選定了陳立夫，將出訪莫斯科同斯大林會談，力爭締結軍事協定，並尋找機會與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進行接觸這一重大而秘密的使命交給了他。此時的陳立夫可謂官運亨通，在12月2日舉行的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上，已高升為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步入國民黨高階中樞領導人之列，成為蔣介石左右不能離的至關重要的人物。所以能受蔣介石如此重託。
陳立夫接受任務後，可以說是喜憂參半，喜的是蔣介石將這樣重大的使命交給他，說明他在國民黨中的作用已非他人可以取代了，想來真有點受寵若驚；憂的是此去責任重大，不知能否成功歸來，想來又有點惶恐不安。但事已至此，還得努力去做，能否成功，只得聽天由命了。陳立夫迅速做好了一切準備，再次晉見蔣介石，在聆聽了蔣的訓示後，便打點行裝，啟程赴蘇。
1935年12月24日，陳立夫化名李輔臣，從南京乘車到上海，在上海秘密登上了一艘名為樸次丹號的德國郵船，他準備先到德國柏林，再從柏林轉赴莫斯科。與他隨行的是特工總部的設計委員會主任張衝，他化名江融清；另外還有新任駐德國大使程天放及隨員。郵船離開上海碼頭後，很快便駛入遼闊的大海，海面上一碧萬頃，不時有海鷗掠浪而過，陳立夫此時無心欣賞海上壯觀的景色，他望著水天交接的遠方，深深思考著很多問題。他想，到莫斯科後，將與斯大林談判，斯大林的性格、品質會是怎樣的呢？自己將如何進行這場談判呢？如果談判成功，簽訂了軍事協定，將會開創一個新的局面。倘若談判失敗，後果會如何呢？想到這裡，陳立夫頓時感到肩上任務的沉重，他的內心，也如這大海一樣，蘊藏著不可估測的種種神秘。
由於同船還有電雷學校20多名學生準備赴德進修，他們不久前都聽過陳立夫的演講，因此，陳立夫不得不盡量做到保密。船每到一個檢查站，旅客必須到甲板上接受檢查，這時，陳立夫便戴上大墨鏡，以免被人識出。平時，便蟄居艙房，託詞有病不出門，飲食用品一律送到房中。
船到法國馬賽時，上岸很麻煩，在檢查護照時，全都集合在一個大廳中。於是陳立夫便要張衝先去，到最後一名時他才去，這時檢查人員也很疲睏，得以安全過關。然後，他們託船上茶房代為找了一家旅社，稍事休息後，到了晚上，便乘火車去了柏林。
陳立夫到了柏林後，與張衝住進市中心一家出租房間，這兒離中國大使館較近，程天放則去大使館就職，陳與蔣介石來往電報由程天放負責。當時，希特勒當政，正處於權力頂峰，大街小巷特工密佈，氣氛十分緊張。蔣介石要求陳立夫在柏林靜等行止，何時進入俄羅斯，要根據形勢演變決定。由於陳立夫此行是秘密的，他與張衝不能公開活動，一般情況下都閉門不出。他只是希望儘快得到蔣介石的指令，好儘快東行，但天天盼望，都無訊息，只能在惶惶等待中消磨時光。
後來，終於得到蔣介石的指示，說是到俄國「為時尚早，可先到法國、瑞士、義大利一行」。於是，陳立夫與張衝便遵囑前往這些地方旅行，為了避人耳目，每到一地，都住最貴的旅社，因為這類旅社，一般中國人是不去的。他們白天蟄伏，晚上出來逛夜總會、看電影，打發時光。
陳立夫在出國時，為恐走漏訊息，曾寫了十幾封親筆信，囑夫人孫祿卿隔幾天便從杭州發往南京，告訴親友與相關人士，說他在杭州有病休養，所以報端沒登載陳立夫出席國內一些會議的訊息，雖有種種猜測，但很快釋疑。
日本方面不知怎麼探知蛛絲馬跡，不久便放出試探的謠言，說蔣介石派陳立夫赴蘇俄，將與蘇俄聯合對日等。蘇聯聽此訊息後十分害怕，恐軸心國因此而聯手製俄，因此對陳立夫赴俄不再熱心。
在此情況下，蔣介石對中蘇關係作了錯誤的分析，他認為：「日俄兩國對我中國，有一相同的企圖，就是迫使我們中國脫離西方，尤其對美關係，而陷入孤立地位，只有聽任他們的宰割。日俄兩國……為了共同對付西方尤其是美國，亦可以瓜分中國為條件，而互謀妥協。」基於這種錯誤的分析，蔣介石認為直接與蘇聯進行高階會談的時機尚未成熟，如果匆匆行事，到時機密洩露，將使中國陷於難堪境地，因此，急令陳立夫取消赴蘇計劃，迅速返國，不得有誤。
一個政府若只能用鎮壓人民的力量表達到統一或擁護，那它的結局只能是被人民的力量打垮。當時，陳立夫正在匈牙利旅行，中國駐土耳其大使賀耀祖專程到匈牙利，傳達蔣介石指令說：「現在情勢不佳，風聞日本已推測蔣委員長派陳立夫到蘇俄去，蘇俄獲此甚感不安，深恐引起軸心國家對蘇俄發動戰爭，故蔣委員長已令我轉告不必去蘇俄了。」
陳立夫接電後，感到十分意外，他還不知箇中底細，當然更不知道蔣介石的用心何在，他只知道服從命令，這是他跟隨蔣介石多年所形成的習慣。因此，他接到密令後，二話沒說，即收拾行李，與張衝一道，踏上了返國的旅程。
關於陳立夫這次中途而返的莫斯科之行，有的外國學者提出相反的看法，他們認為，陳立夫到過莫斯科，並與蘇聯黨政領導人進行過會談。如美國學者約翰·w.加佛在他的《第二次國共合作的由來：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一文中這樣寫道：「陳在柏林待了兩個月後，取道莫斯科回國，雖然陳在莫斯科逗留了幾個星期，但斯大林既不願見他，亦不願向其他中國外交官表達他對中蘇關係的意見，蘇聯領導人的確對中國使蘇日陷入麻煩的計劃有疑慮。斯大林與蔣均希望利用中蘇關係改善本國與日本的關係。……陳在莫斯科主要是跟蘇外長李特維若夫會談。雙方曾達成一個互不侵犯的協議草案，1937年8月簽訂的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就是在此基礎上產生的。雖然陳李會談的檔案迄今沒有公開，但他們可能就中蘇關係進行了廣泛的討論。」
我們認為這位美國學者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陳立夫沒有到過莫斯科，當然也不會與蘇聯外長李特維若夫會談。
第一，在國民黨的官方材料中，沒有提到過陳立夫到過莫斯科，也沒有陳李會談的紀要。臺灣官方出版的《中華民國史事日誌》是這樣記載的：「12月24日，陳立夫偕張衝秘密離上海赴歐洲（蘇俄史達林請蔣委員長派人密商，陳奉命前往，與新任駐德大使程天放同船。陳在歐洲留四個月，未獲與俄方代表會晤，無結果）。這條材料說明陳立夫在歐洲停留，沒有到莫斯科，當然，莫斯科也屬歐洲範圍，但如果陳立夫果真是去了莫斯科，「史事日誌」應該會清楚註明的。
第二，陳立夫在美國時，曾與人談到過他這次中途而返的赴蘇之行，沒有透露他去了莫斯科，他寫的《參加抗戰準備工作之回憶》這篇文章也回憶到他與張衝秘密前往蘇聯，「企圖就對日軍事同盟的設想與蘇聯政府商談」，說是中途返國，沒有說到過莫斯科。他晚年寫的回憶錄《成敗之鑑》，明確說明是在匈牙利接到蔣介石命令，取消莫斯科之行，中途而返的。
第三，國內一些人寫的回憶文章及港臺學者撰寫的著作，在談到陳立夫赴蘇談判時，都一致認為是中途回國，沒有成功。
第四，當時在莫斯科擔任國民黨政府駐蘇大使館武官的鄧文儀後來寫的《冒險犯難記》一文也沒有談到陳立夫的莫斯科之行。當時鄧文儀在莫斯科，也負有與蘇聯政府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接觸的使命，如果陳立夫去了莫斯科，那麼一切情況他是最清楚的，《冒險犯難記》正是記述他在莫斯科與蘇聯政府、中共代表團會談的情形，不會對陳立夫的活動毫無涉及的。
根據以上幾點理由，我們可以說，陳立夫沒有到過蘇聯，是一次中途而返的莫斯科之行。陳立夫回國了，他的心情是複雜的，也難於言表的，既有失去了一次開啟新局面的遺憾，同時又為免去了一次與共產黨領導人交手的麻煩而感到少有的快慰。
打通國共關係
陳立夫從柏林回國後，繼續參與和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的談判。這時，中日關係更加緊張，日本帝國主義陳兵華北，覬覦整個中國。在此情況下，全國人民抗日救亡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中國共產黨為了集結全國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發動抗日戰爭，及時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果斷地停止了反蔣宣傳，放棄了打倒國民黨、推翻國民黨政府的政治主張，併為建立國共兩黨的合作關係作了不懈的努力。
在全國人民抗日熱潮的衝擊下，在中國共產黨合作誠意的感召下，同時從國民黨本身的利益出發，蔣介石感到「圍剿」共產黨、「圍剿」紅軍的政策難以繼續推行下去了，不得不考慮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呼籲。
此時，陳立夫與鮑格莫洛夫關於中蘇締結軍事協定的談判正在緊張進行。在談判中，蘇聯方面提出了改善國共兩黨關係問題，並對此表現出濃厚的興趣，鮑格莫洛夫一再向陳立夫表示：「蘇聯政府特別注意蔣介石同中國紅軍的關係。他說，如果蔣介石的主要力量用於‘剿共’，蔣介石的軍隊同紅軍不實現統一戰線，那麼，對日本的侵略進行嚴重的鬥爭，是不可能的。」
對於鮑氏的意見，陳立夫認為是有道理的。九一八事變後，陳立夫的思想就有了些變化，他認為日本侵略中國，造成了民族危機，現在是外敵當前，如果仍然將國民黨大部分軍隊調往蘇區，去「圍剿」紅軍，以達到消滅共產黨的目的，這種辦法不但行不通，而且容易遭到國內外輿論的反對。因此，他主張和共產黨接觸，用招安的辦法接納共產黨，在中日戰爭發生時，還可以利用共產黨的武裝去抵禦日本的進攻。正是基於這種想法，陳立夫即向蔣介石報告了與鮑氏談話的內容，特別報告了鮑氏提出的改善國共關係的建議，並陳述了自己對國共兩黨重新接觸的想法。
對於改善同共產黨的關係，蔣介石也早有考慮，他認為：「中日戰爭既已無法避免，國民政府乃一面著手對蘇交涉，一面亦著手中共問題的解決。」1934年底，蔣介石在交給二陳主持與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進行外交談判的任務時，就另外給他們一項秘密任務，即尋求與中共接觸的途徑，但後來由於形勢的變化，他一直再沒有過問。現在，蔣介石聽了陳立夫的報告後，重新又勾起了他與中共接觸的興趣，而且較以前還要濃厚。蔣介石心裡明白，既然希望得到蘇聯的幫助，同時也從維護自己的統治出發，就不能不考慮在國共兩黨關係上作出新的姿態。
1935年夏天，蔣介石在陳立夫的陪同下，又一次接見了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接見時，他向鮑大使表示遺憾，說：「中蘇之間發生了一連串誤會，特別是他對中國共產黨的態度問題。」他說他正著手改善同中共的關係，準備同中共討論抗日問題，但他又強調，中共可以合法存在，但不能擁有自己的軍隊。鮑大使表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