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的主任
1927年底為擁蔣上臺而成立的中央俱樂部早已雲散煙消，不復存在，但以參加這個組織的成員為基礎所組成的cc派，卻日漸發展，成為國民黨內一大派系，在政治上為其他派系所望塵莫及，陳果夫、陳立夫則是這一派系的首領和靈魂。
關於cc派的政治立場，臺灣學者袁宗蔚將其概括為以下6條：
一、以三民主義為國民革命的理論指導，認為只有國民黨才是惟一有資格領導國民革命的組織；
二、他們視蔣介石為革命、黨與政府的最高領袖，蔣的意志是絕對的，不容絲毫懷疑；
三、他們堅決反對共產主義以及三民主義之外的其他主張，除國民黨外，他們排斥任何其他政黨存在的意義；
四、他們反對外來的帝國主義，支援國家獨立；
五、他們主張中央集權；
六、他們主張恢復傳統道德教條。
這位學者的立論基本公允，但並不準確，cc派所信奉的三民主義是被他們篡改了革命內容的假三民主義，所謂反對外來的帝國主義只是反對社會主義的蘇聯，反對共產國際，並不是反對英、美、日、德等真正的帝國主義。
二陳兄弟對「cc」的稱謂十分惱火，陳果夫曾氣急敗壞地否認：「我的性格，不會用外國字來組織自己團體的」，並反誣「此為共產黨之解釋」，是「奸人造謠挑撥之用意」。但不管怎樣否認，怎樣反誣，以陳果夫、陳立夫為首的政治勢力卻是實實在在地存在於國民黨中，成為控制國民黨的一股十分重要的力量，直到後來國民黨敗走臺灣，這是誰也不能抹煞的事實。
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後，陳果夫被推選為中央民眾訓練委員會委員、常委，同時依舊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職務，而且將主要精力放在組織部。蔣介石只是掛著部長職務的名義，具體事務都由陳果夫辦理，實質上，部務大權仍然是由陳果夫一人獨攬。
陳果夫在主持全國「清黨」運動、整理黨務的同時，為了加強對國民黨的控制和對共產黨及其他黨派的防範，首先對組織部進行整頓和改組。他認為組織部原來機構龐大，人浮於事，且辦事效率低，眾多職員中混雜有共產黨及進步分子，於是，便對組織部機構進行了大量精減，廢去原有一些科室，部下只設普通組織科、海外組織科、軍人組織科、編審科、調查科、總務科等，其中尤以調查科最為重要。陳果夫借精減之由，將原組織部一些屬於其他派系的人員全部調出，另將cc派人員調進來，負責各科的工作。為了加強陳家勢力，陳果夫特地將其弟陳立夫也拉進組織部來，充任調查科主任。這樣，二陳兄弟倆便將國民黨的要害部門——組織部牢牢抓在自己的手中。
調查科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它的任務，只是收集整理黨內的各種資料如黨員成分、經歷、動態等，以及做一般性的社會調查。而陳果夫的調查科則是奉蔣介石的特殊使命而設立的。此時，蔣介石已經取得了國民黨黨、政、軍大權，郭沫若，現、當代詩人，劇作家，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四川樂山人。在中小學期間，廣泛閱讀了中外文學作品，參加反帝愛國運動。由於「五四運動」的衝擊，郭沫若懷著改造社會和振興民族的熱情，從事文學活動。1921年出版的詩集《女神》，以強烈的革命精神，鮮明的時代色彩，浪漫主義的藝術風格，豪放的自由詩，開創了「一代詩風」。但他知道，要建立獨裁專制的統治，必須嚴厲打擊和鎮壓中國共產黨和革命群眾，必須打擊國民黨內如改組派、再造派等各派系，還必須打擊國內其他各黨派力量，為達到此目的，必須建立特務工作，以對付共產黨、革命力量及其他反蔣勢力。但在國民黨剛剛取得全國政權的情況下，蔣介石不便單獨或公開搞特務組織，為了掩人耳目，便將特務活動的任務轉到了黨務調查科下，該科名義上進行黨務調查，實際上進行特務活動。蔣介石對調查科十分重視，認為「成敗利頓，關係黨國存亡」，儘管他的景況還相當困難，但還是從各方面給予大力支援，對陳果夫是要錢給錢、要人給人。所以當陳果夫提出調查科主任由陳立夫擔任時，蔣介石欣然應允，即將此時正擔任他的機要科長的陳立夫放派到中央組織部，主持他交給的特務工作。
28歲的陳立夫年少得志，滿面春風地出任調查科的首屆主任，他感激蔣介石對他的信任，也明白兄長要他來組織部的用心，決心與其兄好好合作，發展cc派勢力，為蔣家王朝盡忠效力。他主持調查科後，忠實地執行蔣介石的命令，改變原調查科的性質，將其辦成一個純粹的特務組織。在第一次舉行的全科會議上，陳立夫明確提出，調查科的主要任務是：第一，調查黨員的思想及派系隸屬，收集國民黨內異己派系的情報；第二，收集共產黨和其他黨派的情報；第三，配合國民黨軍警機關，破壞共產黨組織，逮捕共產黨人。
在調查科的機構建置上，陳立夫比較謹慎，剛開始，科下只設採訪、整理兩個股，每股各設總幹事一人，下設幹事、助理幹事若干人，總計工作人員只有十七八人，全是陳立夫物色的親信。還在陳立夫為蔣介石當秘書、機要科長時，便利用其特殊身份招攬了一些思想頑固的國民黨右翼人物、共產黨的叛徒，將其安插在機要科，從事各種特務活動，陳立夫到組織部後，把這些人也一併帶了過來，成為調查科的骨幹分子。
採訪股幹事為楊劍虹。楊劍虹原是上海青幫成員，並一度替日本洋行當買辦，五卅運動時，曾參與組織黃色海員工會，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時，他積極參與屠殺共產黨和工人群眾，他指揮的黃色工會為蔣介石立下了汗馬功勞，他本人則在反共中被陳立夫所賞識。此後，陳立夫與楊劍虹來往密切，他每次到上海，總是由楊陪著吃喝玩樂，陳立夫交給他的任務，他也能很好地完成，因此，很得陳立夫的歡心，陳便將他收羅到門下。整理股總幹事由吳大鈞擔任。吳大鈞是浙江人，與二陳為同鄉，曾留學美國，學習統計，與陳立夫很早就認識，而且私交甚篤。因此，陳立夫也將其拉入調查科，委以重任。
在機構設立、各負責人確定後，陳立夫雄心勃勃，準備開展工作。他要從各方面掌握共產黨及其他黨派的活動情況，並對其實施破壞，他要在全國建立地方組織，把特務網撒向各地。但他手下只有十幾個人，總覺捉襟見肘，力量單薄。為此，他與其兄陳果夫商量，要求擴大人員編制，陳果夫當即同意，並報蔣介石批准，決定從陳果夫主持的中央黨務學校畢業生中選派10人到調查科。於是，二陳兄弟親自到中央黨務學校進行挑選，他們對畢業生一一細緻地調查、瞭解，以堅決反共為標準，以忠於蔣介石、忠於二陳為條件，經過精心選拔，反覆比較，最後，從第一期274名畢業生中選出10人，充實到調查科。這10人是：張國棟、鄭伯豪、張旆、李鳳瀾、駱美中、王保身、任洪濟、謝澄字、郭良牧、陳玉科。
這10名畢業生到調查科後，陳立夫立即對他們實行特殊訓練。他沒有將他們安排到哪一股工作，他知道，這些畢業生儘管思想上是堅決反共的，也是忠於蔣介石的，但他們並不明白調查科的特務性質，也沒有幹特務工作的思想準備，必須有一個適應環境、適應工作的過程。因此，陳立夫要求他們首先「實習」。「實習」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瞭解情況，熟悉環境。陳立夫將他們召集起來，進行訓話，並向他們介紹調查科的性質、機構設定、工作範圍等情況。隨後，召開全科大會，介紹他們與原來的人員相識，讓其互相談話，增加了解。在此基礎上，再讓他們參加科內工作，逐步熟悉科內工作環境。第二階段，參與調查，熟悉工作。大約10天以後，陳立夫便將這10名畢業生派往上海作調查工作。臨行時，陳立夫明確規定，他們調查的範圍是：共產黨的活動情況，國民黨內派系活動情況，工人運動的情況。這些人到上海後，採取各種手段打入工廠和一些民眾團體，還進入國民黨軍隊和一些基層黨部，搞所謂的調查實際上為特務工作。調查完畢回南京後，他們便根據自己調查的情況寫出工作報告。陳立夫將這些報告收來加以審查考核，初步定出優劣。第三階段，再次參與調查，審查考核、分配工作。一個月後，陳立夫安排他們到江浙兩省進行第二次調查，這次調查，除了以前的內容外，還增加農民運動情況一項，返回後再次寫出工作報告，陳立夫收回工作報告後進一步審查考核，最後確定優劣。然後，根據考核的結果，將這10名畢業生分配到科內具體工作部門。陳立夫十分欣賞自己這套用人辦法，認為不但對這些人的工作能力進行了考查，而且還培養了他們對自己的忠心。
這10名畢業生充實調查科後，陳立夫還嫌人員太少，為了進一步擴大特務勢力，也為了提高調查科的特務專業水平，經與陳果夫商量，獲蔣介石批准，1930年又從經過政治警察訓練的中央軍校第六期畢業生中挑選了20人參加調查科工作。這批人來後，陳立夫怕引人注目，乾脆使之處於秘密狀態，既不將他們算在正式編制內，也不讓他們在中央黨部內辦公。陳立夫親自在南京中山東路的中央飯店旁選擇了一棟半中半西的兩層樓房，將這20名經過特工訓練的特殊人員安排在此辦公。平時，陳立夫不讓其他的人到這裡來，只有他自己時而光顧，偶爾也有一些國民黨的高階人物到此視察。這座樓房的大門總是關著的，黑色的窗簾也不太開啟，門外赫然掛著的卻是一塊「正元實業社」的招牌，這更增添了這座樓房的神秘性和恐怖性。
人員增加後，陳立夫又將調查科內的機構增多，在原來採訪、整理兩個股的基礎上，又增設了特務組、言文組，文書組等，還向一些重要地區派遣了特派員，如上海特派員為楊登瀛、武漢特派員為蔡孟堅、開封特派員為黃凱。其中，特務組最為重要，是調查科的核心組織，其成員都是經過二陳兄弟精心挑選的極善玩弄陰謀、極端冷酷無情、極端反共的頑固分子。特務組的成立，標誌著整個調查科完成特務化過程，而陳立夫則是這一轉化過程的直接導演。
為了加強對特務們的思想控制，讓其死心塌地為他們服務，陳立夫經常召集特務訓話，大講特務工作的所謂重要性，說什麼調查科是國民黨最核心的組織，是黨的耳目，宣揚特務活動是保衛黨的安全、國家的安全、領袖的安全並與黨國命運息息相關的事業，只有優秀的黨員才能從事這一光榮的工作等。正是在二陳的悉心培育下，調查科的特務被豢養成一幫陰險、狡猾、殘忍、冷酷的極端恐怖分子。
蔣介石建立特務組織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反共。1928年12月11日，蔣介石在廬山召開「剿共」會議，電召陳立夫參加。陳立夫即匆匆趕往廬山，在會上，陳立夫積極為蔣出謀劃策，最後制定了湘鄂贛三省「剿匪」方略，決定對這一地區實施軍事「圍剿」。同時，陳立夫自告奮勇，在上海、南京、武漢等地區率領他的特務配合軍事行動，加緊進行反共活動。蔣介石當即表示讚許，並命令他抓緊進行。陳立夫接受使命回南京後，即開始了一場旨在對中共地下組織進行大破壞的反共活動。
陳果夫與陳立夫分頭指揮調查科的特務，對共產黨展開了大規模的偵查、檢舉、密報、跟蹤、綁架、逮捕、屠殺，這一時期，革命力量受到極大摧殘。調查科在從事這些罪惡活動時，常常是直接指揮警憲機關協助進行。當時，南京首都警察廳督察長陳獨真曾任過陳果夫的保鏢，他能獨當一面，負責首都警察廳的工作，也是由於陳果夫的提攜，因此，對二陳兄弟是百依百順。這樣，調查科便與警察廳緊密結合在一起。調查科發現情況後，總是利用警察廳的名義，藉故檢查戶口，深夜闖入被認為有共產黨嫌疑的進步人士的私宅搜查，如發現進步書刊，便予沒收，甚至當場施行逮捕。
調查科除了與警察廳配合工作外，還常與憲兵司令部一起行動。蔣介石多次指示調查科要和憲兵司令部密切協作，而陳立夫與憲兵陳立夫不僅控制著一黨的政權，而且還控制著文化領域。司令谷正倫的關係更是超出一般。陳立夫被稱為特務魁首，谷正倫被譽為憲兵之父，陳立夫主張特務工作要依靠憲兵，谷正倫則強調「憲兵常務、特務一元化」，所以谷、陳氣味相投，關係十分密切。有一次，陳立夫應邀到南京憲兵學校對特務教育班第二期學員講《唯生論》，他在臺上高談闊論，而谷正倫則在臺下「洗耳恭聽」，陳立夫一講就是兩個小時，谷正倫也立正「恭聽」了兩小時。這種恭順態度使陳立夫深受感動，二人的關係進一步加深。後來，陳立夫還派其親信徐恩曾為谷正倫擔任憲兵司令部的顧問，這樣一來，調查科與憲兵司令部可以不分彼此，憲兵、特務實際上是一家人了。所以，調查科可以肆無忌憚地隨意抓人，抓來的人大都送往憲兵司令部監獄關押，而憲兵司令部對這些隨意抓來的人往往不加審理，則以「反革命」論處，這種濫殺無辜的特務行徑，對中國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
陳立夫主持調查科的時間不長，便被調任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機要科主任兼國民復興委員會秘書長。但他對調查科這塊肥缺是不肯輕易放下的，必欲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在他離任時，便與其兄陳果夫商量，提拔他的親信張道藩擔任調查科長。
張道藩，貴州盤縣人，早在天津讀南開中學時，便與就讀於北洋大學的陳立夫相識。1919年赴歐，考入英國克來佛穆學院，後又考入倫敦大學斯來德藝術學院學美術，並於1923年加入國民黨，畢業後又赴法入巴黎藝術學院深造。1926年6月回國後出任廣東省政府農工廳秘書，此時，與陳果夫、陳立夫搞到一起。由於他機警善辯，頑固反共，深得二陳信任，成為cc派中的核心骨幹，所以陳立夫卸職後便由他主持調查科。
張道藩擔任調查科長的時間也不長，很快便升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秘書兼蔣介石侍從室秘書，於是，二陳又安排其親信吳大鈞繼任其職。吳大鈞主持調查科一段時間後，二陳覺得不夠滿意，1929年8月，陳立夫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後，便將吳大鈞調出，擔任秘書處所屬的中央統計處處長，然後再調另一親信葉秀峰擔任調查科長。
葉秀峰是江蘇揚州人，與陳立夫是北洋大學同班同學，後來又一同赴美國留學，二人稱兄道弟，私交極深。陳立夫讓他主持調查科，是想讓他當傀儡，但不久，陳立夫便發覺葉秀峰並不能俯首帖耳聽他的話，不幾個月便將他撤下，乾脆派他的表弟徐恩曾取代其職務，出任調查科第五任科長。
徐恩曾與二陳既是同鄉，又是親戚，他早年畢業於南洋公學，後人交通大學電機系，並與陳立夫一同赴美留學，在美國加入國民黨，1927年回國後即參加cc特務集團，所以深得二陳的信任。更重要的是，徐恩曾對於二陳來說，是一個惟命是從的奴才。所以，陳立夫將調查科長像走馬燈似地換了一個又一個，最後選定徐恩曾，放心地將科長大權交他掌管。實際上，張道藩也好、吳大鈞也好、葉秀峰也好、徐恩曾也好，二陳只是要他們當走狗，執行他們的命令，按他們的旨意辦事，整個cc特務集團的大權始終牢牢地掌握在陳果夫與陳立夫的手中。
由於二陳為蔣介石建立特務組織所表現的忠心耿耿及卓有成效，所以深得蔣介石的歡心與讚賞。1931年12月，蔣介石提拔陳立夫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1935年，再次提升為中央組織部部長。其兄陳果夫則於1933年11月被蔣介石派往中國最重要的省——江蘇省，出任省政府主席。從上海四一二政變一直到1949年蔣介石在大陸的統治崩潰，在這20多年的漫長歲月中，國民黨各級組織、人事大權及黨務、經費的管理權與支配權，多半操在陳果夫、陳立夫手中，二人輪番執掌，其他人極少問津。
為了維護中醫的地位，陳立夫可謂不辭辛勞。王世傑的一句中醫不科學，立即引來了眾人的批判。
省政府主席
陳果夫、陳立夫所主持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在配合國民黨蔣介石鎮壓共產黨和革命人民的活動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因而受到蔣介石的高度重視，認為它是破壞革命、保衛其法西斯獨裁統治的有力工具。這時，九一八事變發生，蔣介石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方針，所謂「安內」，就是消滅中國共產黨，蔣介石認為調查科這個特務組織將在「安內」的過程中起更大的作用。因此，蔣介石召見了陳果夫與陳立夫，當面表揚了二陳，並表示對調查科寄予更大的希望，要求調查科有一個大的發展。他告訴二陳，他準備對江西蘇區進行更大規模的軍事圍剿，調查科一定要緊密配合，要儘快擴大組織。他表示將在人力物力財力上給予大力支援。隨後，蔣介石即指示軍需署撥給二陳特務費10萬元，以供其擴大組織的需要。
蔣介石的表揚和支援使二陳深受鼓舞，兄弟倆受諭回來後，便誠惶誠恐地開始進行擴大組織的各種準備工作。經過多次密商後，他們決定，以原來從中央軍校挑選來的那20名特工人員為基礎，再擴大人員編制，成立特務工作總部（簡稱特工總部），由他們的親信徐恩曾為主任，具體負責。
特工總部是以二陳為首的cc派特務集團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自始至終是一個完全秘密的組織，它不屬於國民黨的任何黨政部門，在國民黨的各種組織條例中也沒有這個名稱。它對外活動從不用「總部」的名義，而是用的化名或代號，如一度以「華統」，「魯黎」作為其代號。
特工總部的大本營不是設在南京丁家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內，而是另立門戶，由二陳精心選擇，設在南京道署街（今瞻園路）132號瞻園內。瞻園在南京市區南部，坐落在「煙籠寒水月籠紗」的秦淮河畔，堂宇深邃，園林秀麗，原是明朝開國元勳中山武寧王徐達府內的花園，清朝時期為江寧布政使衙署，乾隆皇帝第二次下江南巡視時，親筆題「瞻園」二字。太平天國時，該園曾為楊秀清的東王府，辛亥革命後，又為江蘇省長公署所在地，現在，則為國民黨特務所盤踞。
由於特工總部是秘密的，所以，偌大的花園門口，從不掛機關招牌，朱漆大門總是緊閉。裡面有七八個彪形大漢隱蔽於大門旁的兩間側屋內，外人不經通報許可，是不能自由進入的，經通報許可後，也只能從側門進入。大門一般不開，只是在遇有重要人物，如二陳兄弟或國民黨高階領導乘小車進出時，警衛才將大門啟開，待車過後，又將大門緊閉。平時，不僅無人光臨此園，就是園周圍也很少有人滯留，園內園外靜得出奇，整座花園猶如一座陰森可怖的閻羅地府。
特工總部建立後，在陳果夫、陳立夫的直接干預下，設定了一整套嚴密的機構，各機構的主要負責人均為二陳的親信。這樣，特工總部內各機構以二陳為中心，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形成一個統一的張群，國民黨統治的極力維護者。國民黨敗退臺灣後，極力鼓吹「臺日全面合作，共同積極反共」。整體。總部下所設專職機構主要有：
1.書記室。為特工總部的核心部門，主要工作為插手各地方的組織人事安排；偵查、破壞共產黨及其他黨派的組織；指導逮捕、關押以及殺害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對被捕人員進行「審理說服」即勸降誘叛工作。該室地位高於其他各科室，處於二陳的直接控制之下。二陳安排cc派骨幹濮孟九任書記，王思誠任副書記。書記室下設4個組，即指導組，組長田昆生；行動組，組長馬嘯天；審理組，組長吳若萍（又名李樹華）；組織組。以上4組分管各專門事務。
2.總督察。是二陳為了嚴密控制下屬而設定，是特工總部中的一個特殊部門，其職責為監督考核特工人員對二陳是否「忠實」，對特務工作是否「賣力」，有無「非法活動」，如發覺其成員有「不忠」的言行，可以隨時進行各種處罰，輕則被訓斥、關禁閉，重則被關押，直至處死。督察人員分佈在特工總部內各機構，每一機構中有一二人或三四人不等。總督察直接對二陳和徐恩曾負責，一般人員甚至高階人員對於總督察的活動也無法瞭解。二陳賦予這一部門掌握有對特務的生殺大權，當時被稱為「特務中的特務」。先後擔任總督察的有二陳親信劉不同、王傑夫等人。
3.設計委員會。是徐恩曾直接領導的一個諮詢單位，主要職責是對特工總部中重大問題進行諮詢，參與設計，向總部或直接向二陳提出意見或建議。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由陳果夫安插其浙江同鄉張衝擔任。張衝，字淮南，20世紀20年代初入北京交通大學攻讀俄文，後轉入哈爾濱法政大學肄業，並在這一時期參加國民黨，擔任過國民黨哈爾濱市黨部委員兼青年部長，此時正處於國共合作期間，張衝與共產黨人有所接觸，並受其影響。東北易幟後回南京，由於他才華出眾，又能說一口流暢的俄語，還是浙江人，因而受到陳果夫的重用，調人組織部調查科，與陳果夫相處甚密。特工總部成立後，陳果夫便讓他擔任設計委員會主任。但由於張衝不滿徐恩曾的工作作風，矛盾逐漸加深，張衝便不予合作，對設計委員會中事務，概不過問，僅只掛名而已。
4.情報科。主要職責為刺探、蒐集共產黨及其他黨派的情報。二陳對情報科十分重視，他們要求該科將所得的情報逐日編成《每日情報》，分送他們過目，如認為特別重要的，必須用規定的格式紙張抄出，由他們審閱後，再報蔣介石核閱。情報科科長由陳果夫指定其心腹劉桂擔任，副科長由中央黨務學校畢業生張國棟擔任。情報科內分設指導、編審、譯電三個股，分別由cc派死硬分子王廣來、杜品山、薛敦平擔任。另外，科下還轄有三個情報站，分別設在北平，天津、上海三地，北平站站長是後大椿、天津站站長是張慶恩、上海站站長是鄧達謐，各情報站都配有電臺，與南京總檯直接聯絡。
一個以筆為槍的戰鬥者，用自己的思想與反動政府做著搏鬥。圖左為魯迅。5.訓練科。其職責為對特工總部及所屬特務室人員施行訓練，以強化其反動思想，提高特務伎倆。另外，還負責編輯《動力》、《群力》兩種小型內部刊物及其他書刊。訓練科成立後，遵照二陳的指令，舉辦過多次訓練班。陳立夫特別注重對特務的訓練培養，他在談到培訓特務時說：「重質不重量，寧可少，不可濫。我們不許用那種北洋軍閥招兵的方式，舉起旗子叫人跟著走就算自己的兵。我們要孫猴子，找了一個孫猴子，可以放棄100個豬八戒。」因此，每次訓練班期間，不是陳果夫，就是陳立夫，他們再忙，也要親臨向學員訓話。訓話時，總是反覆強調特務們對蔣介石要忠心耿耿，他們提出，信仰主義要信仰到迷信程度，服從領袖要服從到肓從的程度，絕對的程度。他們還散佈，一切問題全憑領袖的腦殼去決定，領袖的腦殼要怎樣就怎樣，我們一切不必問，也不該問。只要隨領袖的腦殼去做，你可以萬無一失。特別是陳立夫，他十分善於捕捉特務們的心理，平時，他對特務們總是溫文爾雅，十分客氣，訓話時也總是像談家常，娓娓道來，不是對他們表示關心，就是為他們撐腰打氣，他說：「國民黨的忠實黨員在別的地方遇到困難，吃了苦頭，得不到半點支援和溫暖，在我們這裡就不會，絕對不會，只要你不出賣組織，天大的事情我陳立夫包下來！」這些話對一些沒有經驗的新特務能夠產生一定的向心力。二陳就是這樣通過訓練、訓話等方式，提高特務的思想素質，培養特務對他們的忠順精神。訓練科科長為cc派骨幹王雲亭，副科長為薛秋泉。下設幹事、助理幹事若干人。
6.總務科。其職責為主管會計、事務、文書，保管武器彈藥等。科長初由周伯良擔任，周於1936年病死後，改由徐恩曾的上海交大同學章祖模繼任，副科長由仝道雲擔任，計有工作人員10多人。
7.電訊總檯。其職責是與所屬機構及臨時派出活動的小組聯絡通報。其聯絡工具為電訊總檯，總檯下轄五六個分臺，分別與各地聯絡通報，電臺所發出去的電碼不同於一般電報局所使用的電碼。總檯長由徐恩曾在上海交大時的同學範本中擔任，分臺長由袁更、陳玉堂，吳世昌、王正鴻等擔任。
除此外，特工總部還在各省市建立了下屬機構，上海、南京等特別市稱為「區」，省、市及鐵路幹線則稱為「特務室」。省特務室設室主任1人、秘書1人，下設總務、情報、組織、行動等4個科，較小的室只設3個科，各設科長1人，其編制人員無定額。
特工總部建立後，在二陳指揮下，與國民黨憲兵、警察結成一夥，對共產黨員、進步人士和廣大革命人民進行調查、監視、跟蹤，必要時實施逮捕和殺害，而尤以上海地區為最甚。
大革命失敗後，中共中央機關轉移到上海，因此，特工總部的活動中心也放在上海。平時，在上海只設特務室，1931年，陳果夫和陳立夫在召見共產黨叛徒顧順章的時候，顧順章建議，要徹底動搖共產黨在上海的根本，就應該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機構。二陳接受了顧順章的建議，即在上海籌備建立行動區，並派其親信史濟美到上海行動區主持特務工作。
特務對共產黨的活動一是偵查，二是破壞。偵查即採取盯梢、守候、刺探等辦法，瞭解共產黨的線索，並將其線索迅速提供給行動組，行動組得到線索後，即根據線索開展破壞，破壞就是搗毀組織，逮捕人員。有時，特務們配合軍、警、憲等機關公開捕人，有時則採取綁架、誘捕等辦法秘密捕人。1933年3月逮捕共青團中央王雲程等人就是採取綁架的方式，1935年逮捕田漢就是採取誘捕的方式。
除此以外，特務組織還採用極其毒辣的「細胞」政策，所謂細胞，即指特務的耳目，他們打入中共組織內進行破壞活動，其任務除收集情報、提供線索和密切注意周圍的異常情況可疑人員的活動外，還要有意識地偽裝進步、積極，以求長期活動。按徐恩曾的說法，是特務機關「暗地培養一批偽裝思想左傾而常有不滿現實言論的幹練人員，作為誘餌……等候匪黨分子吸收，由此打入匪黨組織，充作匪黨黨員，瞭解匪黨內部情況」。陳立夫對這種辦法十分欣賞，他鼓勵特務們多打進共產黨去，從思想上、組織上破壞，瓦解共產黨。在陳立夫的指使下，一些特務以各種方式打入中共上海各區委，起了極為嚴重的破壞作用，「甚至有兩個區委的領導權」也被特務所控制。
由於二陳指揮的特工總部的猖狂活動，也由於當時中國共產黨內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這一時期中共黨組織遭到很大破壞，一些機關被搗毀、封閉，黨員很多被捕或被殺，進步分子也遭到迫害，損失極為慘重。陳立夫的親信徐恩曾在他所寫的《暗鬥》一書中十分得意地炫耀其「戰果」，當時中共組織被國民黨特務破壞或部分破壞的次數為：中央在上海的領導機關14次，江蘇省委4次，山東省委3次，陝西省委2次，共青團中央3次，河北、河南、貴州省委和南京市委各1次。被國民黨特務機關捕去的中共黨員和幹部計24800人，其中；歷屆中共中央總書記3人（向忠發、陳獨秀、瞿秋白），中共中央委員40人，省市委幹部829人，縣市級幹部計8199人，一般幹部和黨員計15765人。以上這些數字雖有誇大，但可以說明，二陳指揮的特工總部對中共的破壞是十分嚴重的，當時，共產黨在白區的工作幾乎損失百分之百，以致中共中央機關不得不被迫遷往蘇區。
特工總部為蔣介石的獨裁統治立下了汗馬功勞，而陳果夫、陳立夫也因實施特務政治成為國民黨內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們的地位如日中天，達到鼎盛。
極力擴大自己的範圍
二陳指揮的特務組織逐步發展，遍及全國，其主要職責是直接參與偵查，逮捕，殺害共產黨人和其他革命人士的活動。陳立夫十分強調不擇手段破壞共產黨組織，殺害共產黨人，從根本上消滅共產黨。但後來隨著形勢的變化，他又不斷地改變策略，變換手法來對付共產黨，他看到，「四一二」和「七一五」後，國民黨採用最殘酷的屠殺辦法來消滅共產黨，但共產黨不但沒有被消滅，活動反而更加頻繁，同情、擁護共產黨的人更多了。因此，他認為，單憑鎮壓和殺戮的辦法來根除共產黨，並不是最好的辦法，還必須用「軟」的辦法，即採取政治欺騙的手段，引誘一些意志不堅定的共產黨員叛變自首，由此可以得到更多的共產黨內部的機密，再以武力一舉而殲滅之。於是他積極向蔣介石建議，在反共過程中，應採取暴力鎮壓與政治軟化兩手相結合，這項建議為蔣介石所接受。
1930年，根據蔣介石的旨意，國民黨公佈了《共產黨人自首法》，其中規定：共產黨員如主動向國民黨自首者，視不同情況，可予免刑或減刑。這樣，為了爭取一些共產黨人向他們自首，陳立夫指揮特務在以武力迫害共產黨的同時，加強了政治軟化和勸降審訊工作。正如周恩來所總結的那樣：「內戰時期，蔣介石對我們是硬打、硬捉、硬殺。但‘九一八’前後，他也採取了一些軟的輔助辦法，那就是自首政策、內線政策等。」
這一辦法果然有一些效果，一段時間內，國民黨特務通過勸降審訊，政治軟化等手段，確實收買了極少數意志薄弱、貪生怕死的中共黨員，這些人在高官厚祿、金錢美女的引誘下自首投敵，成為可恥的叛徒。
1933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盧福坦被特務捕獲後，陳立夫立即指示將其關押在條件優越的上海東方旅館內，並派特務輪番到旅館對盧進行勸降。結果，在特務的利誘下，盧福坦表示願意自首，叛變共產黨。這使陳立夫十分得意，他認為，像盧福坦這樣的高階幹部尚且容易勸降，一般的共產黨幹部和普通黨員是可能自首的，因此他便在更大範圍內採用了勸降和自首的辦法。
1934年8月，中共中央組織部長盛忠亮被捕，特務們開始嚴刑拷打，盛忠亮態度十分堅定，毫不屈服，後來陳立夫指示用「軟」的辦法。特工總部瞭解到盛忠亮與已經被捕的秦曼英感情很好，便首先將秦曼英勸降，然後對盛忠亮以「禮」相待，不再用刑，並改善生活條件。幾天後，便派特務來作勸降工作，特務勸說了半天，盛忠亮仍不動心，這時特務攤牌了，說，「秦曼英已經自首了，你又何必堅持呢？只要你自首，我們成全你們的好事。」盛忠亮果然轉變了態度，說要見秦曼英一面，特務連夜將秦押解到上海與盛忠亮見面，盛忠亮得知秦曼英確已自首後，他自己的防線也徹底崩潰，很快投入敵特懷抱。
有些共產黨員思想也較堅定，並非一下子就可以勸降的，對這些人，陳立夫則採取逐步升級的辦法，即待遇逐步優厚，派去勸降的特務水平一次比一次高。如中共上海局書記李竹聲被捕後，經很長時間的勸降審訊，都無效果，李竹聲只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其他什麼也不肯講，更不願自首變節。陳立夫即採取升級辦法，將李竹聲從上海移送南京，提高生活等各方面待遇，並派有一定理論修養和勸降水平的特務進行說服，結果，李竹聲經不住考驗，叛變自首。
除此外，還有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顧順章、徐錫根等，也在國民黨特務的勸降審訊下自首變節，成為可恥的叛徒。
當然，更多的共產黨員面對敵人的威脅利誘而堅貞不屈，表現了崇高的革命氣節，1935年，中共領導人瞿秋白在福建為國民黨宋希濂部所捕。這一訊息傳到南京，陳立夫十分興奮，他想，瞿秋白是共產黨的大人物，有名的大知識分子，如果勸降成功，對國內外都會產生重大影響，至少也可以得到共產黨內若干機密情報。於是，他挑選了一名專門從事勸降工作的高階特務——特工總部訓練科科長王傑夫前往福建，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福建黨務視察員的身份，去作瞿秋白的勸降工作。陳立夫十分自信，他以為，憑以往的經驗，憑王傑夫的勸降手段，這一次一定會成功，瞿秋白一定會叛變自首的。王傑夫到福建後，會同所屬福建省特務室主任錢永建一道對瞿秋白進行勸降。他們多次商討對策，採取種種辦法，與瞿秋白進行多次談話，企圖讓瞿就範。但瞿秋白一身正氣，威武不屈，絲毫不為所動，誓死不投降，直至最後英勇犧牲。在真正的共產黨員面前，陳立夫不得不承認自己的無能。
為了更好地對被捕的共產黨人進行政治欺騙，誘其叛變，根據二陳的建議，國民黨專門建立了從事此項工作的機構——反省院，在權力的爭奪中，總是有人笑看風雲，有人一蹶不振。同時還公佈了《反省院條例》，將反省院納入政府機構。特務們常常將抓來的共產黨人關進反省院進行所謂反省，「反省合格」後予以釋放，並從中挑選出一些出賣靈魂的人專門從事破壞中共組織的活動。
1930年，國民黨首先在長沙設立了湖南反省院，但並不為二陳所掌握，而是由湖南省主席何鍵直接控制。後來，各省相繼建立反省院，這些反省院按組織系統隸屬於法院。但反省院原司法人員對共產黨人的勸降、誘騙辦法遠不如cc特務陰險毒辣，而且收效不大。為了使反省院成為更有力地破壞革命的工具，也為了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陳果夫與陳立夫極力想控制這一機關，併為此進行了很多活動。
二陳先行密商，提出了一整套對反省院加強管理和實施誘叛的辦法，然後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的名義，出面與司法院長居正、司法部長謝冠生等商議，要求整飭反省院組織，訂立更加完整的制度，使其更有效地實現欺騙誘叛、瓦解革命陣營的目的。他們還提出，反省院除接受高等法院送來的「反省人」外，還要接受調查科送來的「反省人」，並要求司法部門接受中央組織部推薦的cc特務擔任各地反省院院長。居正與謝冠生礙於二陳的權勢，只好答應。
1932年以後，二陳陸續從cc特務中挑選出一些得力干將到各地反省院去擔任院長。如首都反省院院長廖家楠，蘇州反省院院長劉雲、安徽反省院院長仲建輝、湖北反省院院長郭良牧、浙江反省院院長方青儒、山東反省院院長趙偉民等均為二陳的親信。這樣一來，反省院雖然在形式上仍然隸屬於高等法院，實際上已改隸特工總部了。這些cc特務上任後，對於反省院原有人員，除少數被吸收進入中統外，大部分都被排擠或者開除，其空額由特工總部另派人補充。在不太長的時間裡，各地反省院完全被二陳所控制，其一切業務均由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後為調查處）所主管，高等法院也不再過問了。
反省院的組織機構比較簡單，在院長之下分設訓育、管理、總務三個科。其中以訓育科為主，直接對「反省人」進行欺騙誘叛，該科所配備人員也最多，除科長、科員之外，還設有訓育員、高階訓育員若干人。
反省院所拘押的人員大約可分為三類：一為背叛革命不徹底的分子，二為堅決不承認自己為共產黨的人，三為託派分子和在蔣介石叛變革命後與共產黨脫離關係的分子以及其他思想左傾者。也有少數原屬中統，後被認為對組織不忠，對二陳不忠，違反特務紀律的人在此關押。
反省院對送進來的「反省人」進行政治訓練。根據二陳的指令，訓練的內容有三條：一為以全民革命反對無產階級革命；二為以階級調合反對階級鬥爭；三為以三民主義反對共產主義。訓練的形式以學習、上課、訓話等為主。學習，即發給「反省人」一些充斥反共內容的文章和小冊子，如戴季陶的《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胡漢民的《三民主義的連環性》、陳立夫的《唯生論》等，讓「反省人」自己學習，並寫出讀書筆記、思想彙報。上課，即由擔任訓育員的cc特務講課，內容不外是國民黨好、共產黨壞之類。訓話，即聘請國民黨要人，社會名流學者等進行精神講話，陳立夫常親自到一些反省院進行訓話，老生常談那些只有叛變革命才有出路之類的陳詞濫調，企圖對「反省人」進行潛移默化的影響。凡參加聽課聽講的人，須寫聽講筆記、反省筆記等，逐日送交訓育員審閱，此外，訓育員還經常找一些人進行個別談話。
反省院規定對「反省人」的反省以6個月為一期，結束時要舉行考試，其試題多為「對共產黨的認識」、「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比較」、「對蘇聯的認識如何」、「中蘇關係怎樣」之類，考試不及格者便要留級，繼續反省半年，如果再次考試再不及格，就要嚴厲懲罰，反省院的訓育員常常威脅說：「如果三期不及格者，便要槍斃！」以此造成被拘押者精神和心理上的壓力，好迫使他們投降自首。即使從反省院被釋放出來後，在相當長時間裡，還受監督和控制，還須定期向反省院彙報個人思想和言行。
反省院在勸降審訊、懷柔軟化的同時，也並不放棄嚴刑拷打等硬的方式，院內專門設有關押革命志士的特別監獄，裡面配備有各種殘酷的刑具。儘管這些手段殘忍毒辣，但大多數共產黨員都英勇不屈，頑強堅持鬥爭，他們寧肯留級，不出反省院，也不寫悔過書，不填寫反共申明，並且進行各種形式的特殊戰鬥。當時各個反省院都有共產黨的秘密支部在戰鬥，絕食鬥爭時有發生，弄得反省院中動盪不安。也有少數共產黨員在反省院軟硬兼施的折磨下，經不住考驗，自首反省，變節投降。據不完全統計，1931年到1935年，自首變節的共產黨員有276人，其中在中央機關工作的幹部23人，省一級的幹部31人，縣一級的52人，區一級的75人。
這些斷了脊樑的癩皮狗出賣靈魂，出賣共產黨的機密，出反省院後，帶領國民黨特務、軍警搜捕、殘害共產黨人和革命同志，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1928年初，中共中央組織局主任羅亦農的秘書何家興叛變，即將羅亦農的住址出賣給國民黨特務，結果，羅亦農被捕。1929年7月，中共中央軍委秘書白鑫叛變投敵，企圖在中央軍委開會時，將中央軍委和江蘇省軍委負責人一網打盡。8月24日，周恩來因臨時有事沒有參加會議，當會議正在進行時，大批特務包圍會場，在場的彭湃、楊殷、顏昌頤、邢上貞、張際春等人全部被捕，除張際春被營救出獄外，其他共產黨人均壯烈犧牲。1932年，中共中央特務科長顧順章叛變，親自到監獄認人，出賣了關在蘇州監獄裡的惲代英，第二天，惲代英即被國民黨殺害。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時，就出賣了中共駐漢交通機關，鄂西聯縣蘇維埃政府及紅軍二軍團的駐漢辦事處，結果，這些機關均被國民黨特務破獲，有10多人被捕，全被殺害。在南京，顧順章繼續出賣共產黨機密，供出了周恩來、李維漢等人的5個住址，並派他的親戚家人在上海進行偵查，在此危急情況下，中共中央採取斷然措施，使其陰謀沒有得逞。
陳果夫、陳立夫利用勸降審訊，反省院訓練的辦法，收買了一些叛徒，再利用這些叛徒對共產黨進行破壞，在一個時期確實收到了一些效果，使共產黨遭到很大的損失，二陳對此十分得意，認為這是他們在無形戰線上的成功之戰。但不管國民黨特務怎樣窮兇極惡，共產黨內少數叛徒怎樣為虎作倀，都始終不能消滅共產黨，共產黨在人民中不斷地發展壯大，這是二陳所料想不到的。
建立地方組織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侵略中國的九一八事變，整個東北地區陷於侵略者的蹂躪和踐踏之下，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機。但國民黨政府在日寇大舉進攻面前卻一再退讓，命令中國軍隊「力免除擴大事件起見，絕對抱不抵抗主義」。國民黨的妥協投降政策激起了廣大人民的無比憤怒，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國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抗日救國運動。
由於民族危機和人民抗日運動的影響，國民黨軍隊內部也發生了動搖、分化和分裂，軍隊將領中出現了馬占山等風雲一時的抗日英雄人物。更為突出的是，1931年12月，被蔣介石派到江西進攻紅軍的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17000多人在寧都舉行起義，集體參加紅軍。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內的矛盾和紛爭更加激化，反蔣各派趁機向蔣介石集團發起攻勢，汪精衛、孫科、陳濟棠、李宗仁等在廣東另立國民政府，與蔣介石實行武力對峙，他們利用全國的民氣，極力逼蔣下野。湖北的何成浚則發起九省「聯防」計劃。張學良聯合閻、馮舊部提出北方六省「大聯合」的口號。各派勢力的這種矛盾與紛爭，使國民黨統治陷於一片混亂。
蔣介石為此傷透腦筋，經再三考慮後，於1933年元旦通知陳果夫、陳立夫等人迅速前來，有要事相商。二陳誠惶誠恐地來到蔣介石的官邸，見蔣介石鐵青著臉，也不向他們打招呼，端坐在上首沙發上，在場的還有張厲生、張道藩、餘井塘、葉秀峰、徐恩曾以及黃埔系方面的曾擴情、康澤、賀衷寒、鄧文儀、劉健群、酆悌、戴笠等人，都神情嚴肅，正襟危坐，不敢有所聲息。一看這個場面，兄弟倆便知道今天的召見非比往常，也就很自覺地找了個地方坐下。
蔣介石見人數到齊後，便宣佈開會。他先是談當時國內的形勢，越談感情越是激動，便大聲對眾人訓斥，到後來，竟氣急敗壞地罵了起來，罵他們特務組織太無能，太不中用，不僅沒任何辦法對付共產黨，甚至連國民黨內的派系紛爭也無法解除，是一群廢物，是一堆飯桶。眾人被罵得抬不起頭來，一個個面色發白，冷汗直冒，屋子裡空氣十分緊張。蔣介石足足罵了一個小時，自己也累了，才感到這些話說得有些過分，語氣便逐漸緩和過來。他裝出十分懇切的樣子，要求大家消除誤會。團結一致，互相配合，認真對待共產黨和其他黨派以及國民黨中各派系，以渡過目前的危機。並讓大家想辦法。
眾人被蔣介石一頓臭罵搞得暈頭轉向，哪裡能猜測到蔣介石找他們來的真正意圖，更不知道去想什麼辦法，蔣介石說完後，一個個都呆若木雞，半晌沒人吭氣。
蔣介石見眾人不說話，知道他們還沒有回過神來，便暗示他們，為了加強團結，統一指揮，可以分別成立兩個秘密的法西斯小組織，以這兩個小組織為基礎，形成國民黨的中堅力量。他向眾人表示，小組織成立後，他將在各方面予以支援。經蔣介石這一提示，大家才像從夢中醒來，完全明白了蔣介石今天召集他們開會的意圖，訓斥、罵人，繞了半天的圈子，都是為了這個目的。於是，眾人諾諾稱是，表示竭盡全力，儘快成立小組織。不久，黃埔系方面的人便發起組織了中華民族復興社（簡稱復興社）。
陳果夫、陳立夫從蔣介石那兒回來後，馬上召集其親信張厲生、張道藩、餘井塘、葉秀峰、徐恩曾等日夜開會，進行密謀，商討如何執行蔣介石的旨意，迅速成立小組織。討論中，陳立夫提出了好幾種方案，供大家參考，並直接派人到德國，義大利進行考察。經過一段時間的策劃，最後決定，仿效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黨的模式，建立組織，以便將國民黨改造成德國、義大利式的法西斯式的政黨，擁護蔣介石為國民黨領袖，使之成為中國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實行「一黨專制、領袖獨裁」的專制統治。
這樣，在陳果夫與陳立夫的主持下，以cc派骨幹為基礎，成立了兩個小團體，一個為「青天白日團」（簡稱「青白團」），一個為「中國國民黨忠實同志會」（簡稱「同志會」）。這兩個組織的章程大同小異，政治綱領的主要內容為：擁護蔣介石為國民黨惟一領袖；執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鎮壓愛國民主運動等等。兩個組織，實際上是一套人馬，所以，開張不到半年之久，「青白團」就乾脆取消，只剩下「同志會」一個組織了。
這兩個組織都擁蔣介石為最高領袖，在領袖之下設幹事會，幹事長為陳果夫，副幹事長為陳立夫，常務幹事則有張厲生、張道藩、餘井塘、葉秀峰、徐恩曾等人。由於二陳平日高唱反對在國民黨中建立派系，而且總是以反對派系為藉口攻伐別人，因此，他們對自己建立的這兩個組織總是諱莫如深，不僅對外多次申明無此組織，就是對沒有加入這兩個組織的一般cc派分子也是絕對保密的。他們發展成員，都有極其嚴格的手續，而且都是在秘密狀態下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