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格爾回憶道：「當他聽到船要來了的時候，提瓦達會穿上褲子，開始刮鬍子，走出來家的時候，刮鬍刀還在手裡，在去往輪船的路上以及船在行駛的過程中，他還在刮，這一切都是為了能睡到最後一刻。對於一個律師而言，這是不同尋常的。他總是非常非常的狡猾。」狡猾意味著不循規蹈矩，不按規則出牌，尋找捷徑。
當回想提瓦達逃避艱苦的勞動時，索羅斯比其他人更能認同父親的生活方式。喬治·索羅斯後來承認，父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確很少工作。然而，這並不是件壞事。提瓦達能有更多的時間陪在自己身邊，索羅斯很喜歡這樣。他喜歡和父親交談，喜歡從與他的談話中學到東西。別人覺得提瓦達花錢大手大腳，但索羅斯卻不以為意。對於索羅斯來說，父親錢多錢少都無關緊要。提瓦達不經意間向兒子傳遞了一個資訊，而這個資訊伴隨他終生：「我所學到的經驗之一就是為了錢，而賺錢是沒有用的，財富對人來說，有時可能是個負擔。」
對於提瓦達這樣將物質的生存放在第一位的人來說，有太多的金錢反而可能會有負面的影響，會誘使人們渴望得到過多的財富。而財富太多可能會使人變得脆弱，生存就會變得更困難。提瓦達將自己的這些價值觀傳給了索羅斯，並且影響了他一生。後來，喬治·索羅斯擁有了人們難以想象的財富，但他卻對此毫無興奮感。
索羅斯潛心投入慈善事業，並且事必躬親，這充分證明了索羅斯對於賺錢沒什麼興趣，但是能親自深入地去解決世界上的一些困難，這讓他感到欣喜萬分。
提瓦達給小兒子最好的禮物就是給予他很多關注。提瓦達經常和索羅斯談話，向他傳授一些人生秘訣，索羅斯漸漸理解了這些秘訣，並感覺到自己的重要性。除了給兒子自我價值感，提瓦達也幫助孩子建立了自信心。他堅信，索羅斯終究會學會如何克服困境，如何應對混亂的局面，而且索羅斯還懂得了，在很多時候解決問題最好的辦法就是找到非常規的辦法。
在提瓦達教會小兒子生存藝術的同時，母親伊麗莎白向他傳授了對藝術與文化的品位。繪畫、雕刻、音樂和文學都是伊麗莎白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她也試圖培養兒子對於藝術和文化的熱愛。索羅斯對母親有著深深的依戀，他喜歡素描和油畫，不太喜歡音樂。而他後來對於慈善的興趣似乎也來源於伊麗莎白對於慈善的興趣。儘管，他的家人都說匈牙利語，索羅斯最終還是學會了德語、英語和法語。
西摩（yehudittesimo）是索羅斯童年時的夥伴，20世紀30年代她住在布達佩斯。她在20世紀90時年中期回憶起索羅斯時說，他是個非常可愛的小男孩。她在盧帕島時就認識索羅斯和他的父母。
據她回憶，伊麗莎白活得並不輕鬆。
提瓦達花錢很隨意，大手大腳，對工作漫不經心，這使得家裡總是充滿了緊張和壓力。儘管伊麗莎白儘量剋制，但是這種緊張還是時不時地浮現。伊麗莎白很小巧，看起來很文弱，淺色頭髮，是傳統的家庭主婦，她悉心照料著自己的兩個兒子，經營著家庭，而這個家不像猶太家庭，更像匈牙利家庭。就像很多居住在匈牙利的中上層階級的猶太人一樣，提瓦達和伊麗莎白都明顯地對自己的宗教感到不自在。索羅斯後來對人說：「我生長在一個猶太家庭裡，但事實上這個家卻是反猶太的。」
索羅斯的眼睛是藍色的，頭髮是金色的，這些像他的母親，不像黑黑的父親，因而索羅斯看起來不太像猶太人。當別的孩子告訴他「你不像猶太人」時，他會眉開眼笑。沒有什麼比別人說他長得不像猶太人更能讓他高興的了。
提瓦達很不喜歡猶太教，他甚至想成為一名基督教會成員。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讓索羅斯從士兵那裡要煙，然後提瓦達會把菸斗交給猶太人的店主。提瓦達這樣做完全是讓作為異教徒的自己表示出與猶太教的團結一致，對他來說這樣會更安全。
儘管喬治·索羅斯想努力地脫穎而出，但在童年時代朋友們的記憶中，他不是一個太突出的孩子。他可能將自己想象成神靈，但是他的朋友並不認為他有什麼神的特質，即使是作為一個人而言，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綜合所有人的敘述來看，喬治並不是一個天才，但是他很聰明，並且常常能展現出主動性。在他10歲的時候，他編輯了一份叫《盧帕之音》（lupahorshina）的報紙，並親自撰寫了報紙上所有的文章，在夏季裡，他將報紙賣給盧帕島上的居民，得到了一點點回報。內格爾回憶說，索羅斯敢於與長輩對抗，「他認準一個事，就會據理力爭。他個性很強硬，很專橫，咄咄逼人。」
年輕的索羅斯很擅長運動，特別是游泳、帆船和網球。盧帕島上有兩個網球場，供40個家庭使用。他不喜歡橄欖球，覺得那是一項中上層階級的運動，不適合他。他對各種各樣的遊戲有著濃厚的興趣。其中，有一種叫資本的遊戲尤其讓他著迷，這是匈牙利版本的大富翁遊戲。從7歲開始，他就和其他小夥伴玩這個遊戲，毋庸置疑，他玩得最棒。最差的則是喬治·利特文（georgelitwin）。後來，喬治·索羅斯成了金融巨鱷，而利特文則成為了一名歷史學家，童年時的夥伴們對此一點也不驚訝。資本遊戲中的長盛不衰讓索羅斯感到乏味，為了讓「遊戲」變得更刺激，他引入了新的規則。其中的一條便是增加證券交易，使遊戲變得更加複雜。20世紀60年代，已經成為了金融家的索羅斯回到匈牙利，他再次找到內格爾，當被內格爾問到如何謀生時，索羅斯笑著問他：「你還記得我們小時候玩的資本遊戲嗎？今天，我還在做著同樣的事情。」
在布達佩斯，年齡到14歲才能入學。對於貧窮的家庭，早一點送孩子上學是非常困難的。
米克拉斯·霍恩（miklashorn）是布達佩斯的一位經濟學教授，他和索羅斯一起上的小學。1940年他們初次見面，當時兩人都是10歲。同一年，他們轉到了國立學校，這所學校是專為中上層階級設立的，在接下來的6年裡，霍恩一直都是索羅斯的校友。
讀小學時，索羅斯熱情開朗，這也是為什麼他和霍恩不是好朋友的原因。「喬治非常膽大，又愛社交，而我當時很安靜。他喜歡和別的男孩打架。事實上，索羅斯學會了拳擊，學會了怎樣保護自己。」在索羅斯的學校，所有的年級都被劃分為兩個班級，猶太人在一個班，非猶太人在另一個班。喬治和霍恩當然都在猶太人的班級裡。霍恩清楚地記得，當時猶太和非猶太的年輕人發生過很多的摩擦和衝突。雖然，拳頭並不是反猶太情緒的產物，但是孩子們都記得大部分打架都發生在猶太人和反猶太人之間。米克拉斯·霍恩說：「你能感覺到爭鬥的背後存在的反猶太主義，這樣的打架其實是帶著政治意味的。」
年輕的索羅斯也參與了打架，但是他的校園暴力並不是對反猶太主義的回應。霍恩表示，喬治小心謹慎地讓自己不要和任何一邊走得太近，他和兩邊都維持著很好的關係。
儘管成年後的索羅斯喜歡將自己看作知識分子，但是他屬於大器晚成型的，他的同學和朋友們都想不起當時他擅長哪一門功課。據米克拉斯·霍恩說：「喬治並不是一個很突出的學生，屬於不上不下的那種，但是他能說會道。」
帕爾·泰坦伊（paltetenyi）當時也在這所國立學校上學，跟霍恩一樣，他記憶中的索羅斯也僅僅是個普通學生。有件事他至今記憶猶新，那件事發生在1942年春天，當時他和索羅斯都是12歲。
當時，索羅斯和泰坦伊參加了一個童子軍集會，在該會上宣佈成立世界語協會。有意參加該協會的人需要將名字寫在一張紙上，那張紙放在了一個長凳上。索羅斯很喜歡惡作劇，他一把抓起那張紙，讓泰坦伊沒法簽名。「索羅斯非常愛挖苦人。我怕他會取笑我，我想報復他，所以我們倆就打起來了。」他們倆在長凳下面扭打起來，但是很快他們就尷尬地發現，老師正站在他們的身後，怒視著他們。因為打架，每個人都得到一次書面警告。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1939年9月爆發了，當時的喬治年僅9歲。他的生活並沒有因此而改變多少。因為當時納粹對匈牙利還沒有構成威脅。布達佩斯的居民生活依舊。在前蘇聯軍隊入侵芬蘭後不久，喬治從當地的一家報紙上看到援助芬蘭的呼籲。喬治衝到那家報社的辦公室，要響應這一呼籲。這讓報社的編輯們印象深刻，一個9歲的孩子想為遠在千里之外的人們提供援助，這實在是不同尋常。為此，編輯們寫了一則報道，講述小小的索羅斯造訪報社辦公室的故事。
隨著戰爭愈演愈烈，德國入侵匈牙利的威脅也越來越大。喬治·索羅斯和其他在匈牙利的猶太人被迫捲入這場戰爭。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戰爭給他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