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喬治·索羅斯註冊成為倫敦經濟學院的一名學生。眾所周知，倫敦經濟學院是英國一家享譽盛名的教育機構，無論是想要尋得一份好工作，還是開始個人學術生涯，這裡都是理想的去處。這所學校吸引了眾多的留學生。一般人認為這所學校有社會主義傾向，這主要是因為社會主義理論家拉斯基（haroldlaski）在該校授課。喬治·索羅斯既希望得到務實的經濟學訓練，同時又迫切地希望研究國際政治的趨勢。
索羅斯聽過拉斯基的幾次課，而且選了約翰·米德（johnmeade）的一門課程，約翰·米德後來在1977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但索羅斯後來承認：「我並沒有從那門課上學到很多東西。」這所學院也是很多非主流的政治保守主義者的家園，比如主張自由市場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vonhayek），以及著名的哲學家卡爾·波普（karlpopper）。這2位大師對於索羅斯後來走上知識分子的道路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促使了索羅斯在20世紀80—90年代，積極地推動著將封閉社會轉為開放社會的計劃。
這所學校的老師中，對索羅斯影響最大的是卡爾·波普。儘管波普以科學方法的理論聞名，但是他發表於1951年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theopensocietyanditsenemies）一書為索羅斯的知識生活奠定了基礎。
對於年輕的索羅斯而言，閱讀這樣一本探索人類社會本質的書的時機已經成熟。他經歷過納粹的獨裁統治，現在，他在英國初次嚐到了民主的滋味。他急於將自己的個人經歷放到知識背景中進行審視。而波普的書正好為他提供了這樣一個框架。
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中，波普認為，人類社會只可能有兩種命運，一種是成為「封閉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每個人都被迫相信同樣的事情。第二種便是「開放社會」，這樣的社會中的居民沒有民族主義和種族戰爭，而這兩樣都是典型的封閉社會的產物。在開放社會中，不管面臨什麼樣的壓力，相互衝突的信仰都不必相互調和。波普指出，不管開放社會如何「不確定、不安全」，都要比封閉社會優越得多。
索羅斯僅僅用兩年的時間就修完了本科課程，但是他決定繼續待在倫敦經濟學院，直到1953年春天拿到學位。鑑於自己比較熟悉《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索羅斯找了波普做導師，他希望能夠從這位大師身上學到更多的東西。他提交了幾篇文章給波普，兩人一拍即合，波普成了索羅斯的導師。
1994年春天，已是92歲高齡的卡爾·波普接受了筆者的採訪，他回想起40年前，喬治·索羅斯出現在他辦公室面前的情景：「他走進我的辦公室說，‘我是倫敦經濟學院的學生，能請教您一些問題嗎？’他是個非常好學的學生。我寫了一本關於開放社會的書，顯然，他對此印象深刻，他經常跑來和我交流，跟我說他的想法，我不是他正式的導師。如果今天他稱我為他的導師，那這是他人好。」
雖然索羅斯對波普很崇拜，但是這位年輕的學生卻沒有給老師留下多麼深刻的印象：波普回憶說：「我聽著他要說的，但是我沒有問他任何問題，我沒怎麼聽說過他。」
波普對於索羅斯最大的影響在於，他鼓勵了這個年輕的學生認真思考世界是如何運轉和發展的，並用可能的哲學思想來對此進行解釋。
波普這位哲學大師想將自己的智慧傳給一位初露頭角的知識分子，他沒有興趣幫助索羅斯在現實世界中獲得進展。哲學並不能指導人們在現實世界中賺錢，不管是卡爾·波普還是其他人的哲學。
但是，對於喬治·索羅斯而言，哲學恰恰就能達到這個目的。假以時日，他將會從抽象的理論轉到實際問題的解決。他會研究關於知識的理論，他關心人們如何思考，人們為什麼這樣想而不是那樣想。從這些理論中，他又會創立新的關於金融市場如何運轉的理論。
在以後的人生中，索羅斯不斷地提到卡爾·波普，將波普視為啟發他在東歐和前蘇聯推行開放社會事業的根源。波普的理論無意中幫助他形成了用來在華爾街賺取財富的理論。
這時的索羅斯沒有財富，身無分文的他不可避免地遇到很多尷尬和難堪。索羅斯覺得自己別無選擇。為了在學習時能夠得到經濟資助，索羅斯找到了猶太人保護委員會。可是該委員會拒絕了他的請求，他們的理由是猶太人保護委員會只援助有收入的工作者，不會向學生提供援助。面對這樣的解釋，索羅斯覺得根本沒有道理，卻也無可奈何。
接著，在一個聖誕節假期，索羅斯來到火車站，當夜班搬運工，很不幸，他折斷了腿。現在的索羅斯很需要錢，考慮到這次他在火車站有了一份工作，他當然有資格從猶太人保護委員會那幫「混蛋」手中拿到錢。
他又回到了猶太人保護委員會，這次他已經事先編好了一個故事。他告訴委員會，自己身處困境：腿斷了，但因為自己屬於非法務工，所以不能申請國家援助，實際上自己還是個學生。委員會勉強同意給他一些幫助。為了拿到資助，他被迫拄著柺杖爬上3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