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一段時間，委員會不再向他提供資助。於是，他給委員會寫了一封「感人肺腑」的信，告訴他們，雖然這樣他也不至於餓死，但是他覺得很受傷，難道這就是一個猶太人對待處於困境中的同胞的方式。
這封信有了答覆。索羅斯的信讓他如願以償，委員會又恢復了他的每週補助，而且，最棒的是，這次的錢直接郵寄給他，而不需要他再費勁地爬上3樓的辦公室。他很高興地接受了這些錢，但是仍然對早些時候受到的無禮待遇耿耿於懷，於是在他腿上的夾板取下之後，他搭便車去了法國南部，回來之後才通知委員會可以不用再寄錢過來了。
猶太人保護委員會對他的態度讓他很不滿，過了很長一段時間後，他仍然對所有的慈善機構心存怨恨。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在建立自己的慈善專案之前，他先要克服自己對慈善機構的「相當大的成見」。
在倫敦經濟學院的學習幫助索羅斯克服了一些孤獨。他仍然很貧窮，但看起來過得比以前開心了。有一年暑假，他在倫敦一個較貧窮的地區找到一份做室內游泳池服務員的工作。因為來游泳的人寥寥無幾，所以索羅斯有足夠的時間去旁邊的公共圖書館閱讀。他在圖書館裡度過了這個夏天的大部分時間，閱讀書籍，暢遊在知識的海洋裡。後來，他說這段時間是他人生中「最快樂的夏天」。他的職業目標尚未確立，但是他很享受暢遊在思想的世界裡，他喜歡寫作。或許他可能成為一位社會哲學家或一名記者，但那時的他，還不太確定。
索羅斯很容易想象到自己繼續留在倫敦經濟學院，成為大學教授，或許就像卡爾·波普那樣的哲學家。如果他能像波普那樣把自己的見解呈現給全世界，就像弗洛伊德或愛因斯坦那樣，那該多好啊！有時候，他又夢想著自己成為另一個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maynardkeynes），達到這位舉世聞名的英國經濟學家的高度。這就是喬治·索羅斯努力取得知識成就的開始，知識成就成為他人生和職業生涯中的主題之一。不幸的是，索羅斯的成績不夠好，他的學術抱負似乎要失敗了。
1952年末和1953年初，他都在苦苦思索著一堆哲學問題。他對認知與現實之間的差距尤其感興趣。他甚至提出了自認為非常傑出的發現：「我得出了一個結論，基本上我們所有的關於世界的看法都有缺陷，抑或是歪曲的，爾後我就專心研究這種歪曲對於塑造事件本身的重要性。」
他開始寫一本書，書名叫作《意識的負擔》（theburdenofconsciousness）。在這本書中，他闡述了開放社會和封閉社會的概念。但因為對自己寫的東西並不太滿意，他將手稿擱置下來。十幾年後，他想重新拾起這本書，當他覺得「我理不出以前寫的東西的頭緒」時，就又放棄了。
索羅斯知道，這不是一個好兆頭。他不太可能成為教授了。索羅斯認為，這次寫書的失敗使得他決心放棄哲學而轉向賺錢。
無論索羅斯多麼想從教，他都得謀生，而且是儘快賺錢。他現在已經22歲了，儘管他渴望對人類的知識做出巨大的貢獻，但他必須先填飽肚子。經濟學的學位對此卻沒有什麼幫助。他做了一切自己所能找到的工作，第一份工作是手提包銷售員，地點在英國的海濱度假勝地布萊克浦（blakpool）。
生意十分難做。為了吸引顧客，他必須先讓別人相信自己和其他銷售員並無二致，但是這對一個帶有濃重口音的外國人而言是相當困難的。向店鋪批發自己的商品也讓他很苦惱，店家可能都不需要這些商品。有一次，他跟一個小店老闆做成了一筆生意，可是這家店裡雜亂地堆滿了沒賣掉的商品。索羅斯心想，這人完全不需要我的手提包，然而，他還是壓制住自己的這些想法，並且告誡自己不能流露出個人感情。他把商品賣給了這個老闆，但是他心裡的內疚卻久久地拂之不去。
可以說，對於索羅斯這樣最終從事投資的人來說，倫敦經濟學院是個很好的培訓基地。然而，關於金融市場，索羅斯在學校卻什麼也沒學到，只知道金融市場的存在，僅此而已。但在畢業之際，他已經感覺到投資是個賺錢的好領域。為了跨入倫敦投資銀行的門檻，他給倫敦所有的投資銀行都寫了封信，希望他可以轉運。當sf銀行（singer&friedlander）給他提供了一個見習生的工作時，他欣然接受了。
這家公司的股票操作十分繁忙。索羅斯覺得很有吸引力，於是成為了一名專做黃金和股票套利的交易員，這個職位要做的就是從不同的市場差價中獲利。事實上，他的表現並不出色，但他喜歡金融世界，金融市場的交易讓他興奮異常。或許對他來說成為一名社會哲學家或記者可能會更刺激，但是此時的他更需要養活自己。在這裡前景很樂觀，索羅斯發現這個世界越來越引人入勝了。
索羅斯在倫敦的這段經歷一般被認為大部分是失敗的，這一點連索羅斯本人也不否認。但是，有一個人卻要為他辯護，這個人就是埃德加·阿斯泰爾（edgarastaire），倫敦股票經紀人，在那時他們倆就認識了，後來他又成為了索羅斯在倫敦的合夥人，「他從來沒有安定下來。他當時只有二十五六歲。在這個行業中你什麼也做不了，年輕人不允許做任何事情。」
不管怎樣，1956年，這位年輕的投資銀行家相信，是時候繼續前進了。於是，他遠赴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