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身去紐約時，喬治·索羅斯很認真地對自己說，他很看重金融領域的職業，成為哲學家的夢想仍然只能是個夢。
來到紐約使他比別的同事更有優勢。儘管他在倫敦並不成功，但至少他了解歐洲的金融市場。倫敦這方面的專家比比皆是，但在華爾街，人們卻對歐洲市場知之甚少。從他來到美國的那一刻開始，索羅斯就被定為這一領域的專家。
索羅斯去紐約的時候，自己帶了5000美元。一個親戚曾給他1000英鎊，讓他幫著投資。這5000美元是他從那筆投資中得到的報酬。
同一年，即1956年，提瓦達和伊麗莎白離開匈牙利來到美國，同兩個兒子會合。提瓦達在康尼島（coneyisland）開了一家咖啡館，對這位偉大的生存藝術家而言，開咖啡館的日子並不是很愉快。小生意經營不下去，提瓦達只好退休。20世紀60年代早期，提瓦達得了癌症。此時的提瓦達一貧如洗，喬治·索羅斯不得不找一位可以提供免費治療的外科醫生。
到美國後不久，索羅斯就通過一位倫敦的同事找到了一份工作。那位同事幫索羅斯給邁耶合夥公司（mayer）打了個電話，索羅斯成為該公司的一名套利交易員。儘管在20世紀80年代，套利成為熱門的金融交易，但是在30年前，這個行業相當不景氣。沒有人願意冒險進行大筆投資，從公司收購中獲利百萬美元。這種投資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開始風行。在乏味的20世紀50年代，像索羅斯這樣的交易員，通常對不同市場進行仔細的研究，買賣不同市場上的同一支證券，希望從細微的差價中獲利。
一段時間後，索羅斯成了分析師，為美國的金融組織提供關於歐洲證券的建議。正如他所預料的，華爾街對歐洲的投資趨勢有興趣的人屈指可數，更不用說會有多少人對這個領域有著強烈的直覺了。20世紀50年代的情形，同今天貿易全球化相去甚遠，直到很久以後，美國投資者才認識到，原來還可以在地球的另一邊賺錢。索羅斯是個先驅，他走在了時代的前面。
自1988年就成為索羅斯得力助手的斯坦利·德魯肯米勒說：「索羅斯35年前做的事情到了最近十幾年才在這裡風行。」索羅斯也微笑著回憶道：「在20世紀60年代沒有人知道歐洲證券的事情，所以我可以從對歐洲公司的一知半解中獲益，這就好像瞎子在給盲人引路。」
索羅斯在這個時期遇見了一位擁有歐洲背景的女孩，並與她結婚。這並不奇怪。他初來乍到，認識的美國姑娘沒幾個。他在緊鄰西漢普頓的長島遇見了自己未來的妻子，德國出生的阿娜麗絲（annalise）。他們在1961年結了婚，同一年，索羅斯成為美國公民。夫妻倆住在一個小公寓裡，而索羅斯繼續在哈耶合夥公司工作。索羅斯夫婦於1978年分開，3年後離婚。他們育有3個孩子。1983年，索羅斯再婚，新娘是蘇珊·韋伯（susanweber），比他小25歲。他們在南安普敦結的婚。1985年，蘇珊生了他們的長子格雷戈李（gregory），索羅斯第4次成為父親，1987年，二兒子亞歷山大（alexander）誕生了。
1956年，索羅斯轉投沃特海姆公司（wertheim&co.），他繼續從事歐洲證券業務。沃特海姆公司是為數不多的經營海外業務的美國公司。幸運的是，索羅斯仍然是能在倫敦和紐約之間做套利的少數幾個華爾街交易員之一。
1960年，索羅斯第一次成功地突襲了外國金融市場。當時，索羅斯意識到，由於德國安聯保險公司（allianz）的股票和房地產組合升值，德國安聯保險公司（allianz）公司出售的股票價值大大低於資產價值。索羅斯寫信給其他人，建議他們投資安聯。摩根信託和德萊弗斯基金（dreyfusfund）都很認可他的想法，開始購入大量的安聯股票。安聯的老闆卻對此不高興，他們寫信給索羅斯的上司，大意就是你的人作了錯誤的推斷。實際上，索羅斯並沒有錯。安聯股票的價值翻了3倍，索羅斯因而名聲大振。
1961年1月，肯尼迪政府上臺後，索羅斯期待著好運能繼續。但後來的事實證明，對於年輕的索羅斯來說，肯尼迪是塊巨大的絆腳石。肯尼迪上任之後，修改了利息平衡稅（interestequalizationtax），不允許美國投資者購入國外證券。政策的改變對於索羅斯來說無異於晴天霹靂。但是這還不足以讓他捲鋪蓋走人。1961年12月18日，索羅斯成為美國公民，他要繼續待在美國。
此時的索羅斯已經33歲，他還在為選擇當哲學家還是投資家而搖擺不定。肯尼迪的政策又給了他一次機會，再去嘗試一下自己最摯愛的事情：思考和書寫人生的基本問題。
1961年，索羅斯開始將晚上和週末的時間都用來重新起草《意識的負擔》，希望經過潤色之後可以找到出版商出版。這一次比最初寫書的時候更困難。最終在1963年，他將手稿送給卡爾·波普審閱。如果能得到大師的認可，這無疑是至上的榮耀。贏得波普的贊同是出版此書的關鍵一步。
儘管波普想不起來索羅斯這個人，但是他還是熱情地回應了這份手稿。當波普知道索羅斯來自東歐國家，他承認他很失望。他原本以為索羅斯是個美國人，因為如果一個沒有經過極權主義統治的人能夠理解他的觀點，這才會讓他感到很激動。發現索羅斯是個匈牙利人，並且曾經親身經歷了納粹的統治，波普就對手稿不再那麼熱心了。他鼓勵索羅斯繼續思考他的想法。
寫作這本書曾經是，並且一直都是索羅斯喜歡的一項工作。他從來沒有透露自己後來是否將手稿交給過出版商。他唯一說過的是，這本書還有欠缺，因此沒有出版。所以，索羅斯又回到華爾街賺錢了。然而，賜予人靈感的冥思並沒有完全拋棄他。在以後的歲月裡，他幾本書的主要思想均來源於這本小的、沒有出版過的書，而且後幾本書都出版了。
1963年，索羅斯開始在阿諾德·萊希羅德公司（arnold&s.bleichroeder）就職。這家公司是美國經營外國證券業務的領先機構，對於索羅斯來說，阿諾德·萊希羅德公司就是他的家。這家公司起源於德累斯頓（德國薩克森州的首府），建立於19世紀初期。索羅斯的僱主斯蒂芬·凱倫（stephenkellen）和公司的其他員工一樣，都帶有濃重的歐洲口音。儘管街道標誌顯示這裡是華爾街，但是索羅斯時常會有回到歐洲的感覺。
從一開始凱倫就很讚賞索羅斯：「我總是希望我僱用的人都很優秀，而索羅斯無疑是傑出的。」索羅斯被僱為分析師，開始主要處理外國證券業務。索羅斯在歐洲建立了很好的人脈，又能說很多種歐洲的語言，包括法語和德語，所以索羅斯自然而然地在這個領域進行著投機。
做套利需要知識和勇氣。大多數交易員思想狹隘，不願主動開闊視野，既缺乏知識又缺乏勇氣。美國人喜歡拋售美國的股票，因為他們至少能夠叫出這些美國公司的名字。對他們來說，歐洲公司卻不是這樣。索羅斯和其他的美國交易員不同，他不但能夠叫出這些公司的名字，而且認識這些公司的老闆。1967年，他成為阿諾德·萊希羅德公司研究部主管。
在美國摸爬滾打，索羅斯一直想出名，在和同事相處時，他常常流露出一種不安全感。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同事回憶說，索羅斯有一個習慣，交易成功的時候，他會覺得是自己的功勞；但交易失敗的時候，他就把責任推到其他人的身上。
埃德加·阿斯泰爾是1994年索羅斯在倫敦的合夥人，她從20世紀60年代就認識索羅斯，覺得他是一個複雜的傢伙，神神秘秘的：「你看到的索羅斯是個很聰明的人，能幹、喜歡動腦、非常自信。他外表看起來並不特別，甚至有點害羞，但你卻不知道他腦子裡在想什麼。他是一個很好的心理學家，感覺敏銳。因為害羞，為人很低調，他不想讓別人弄清楚自己的個性。為此他常常會說一些看似矛盾的話，他也會自大地說些沒意義的話，有時，這些話只是說給他自己的。他不是一個可愛的人。」
他不可愛，但精於投資分析。亞瑟·萊默（arthurlemer）在20世紀60年代和索羅斯同在阿諾德·萊希羅德公司工作，他還記得和索羅斯接觸時的印象。1964年，萊默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後就到紐約銀行（bankofnewyork）的研究部工作。萊默追蹤的一個行業就是貨運業，而那正是索羅斯在阿諾德·萊希羅德公司負責的區域，作為銀行的經紀人，索羅斯偶爾會去拜訪萊默和他的老闆麥克·丹科（mikedanko），討論購入什麼股票。不知何故，索羅斯經常轉移話題，將談話從貨運業這個狹窄的領域轉到「世界局勢」。索羅斯總是談論大話題。
外國證券業務取得的成就增強了索羅斯的自信。他開始考慮建立自己的投資基金，試圖為別人賺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