驅使喬治·索羅斯前進的動力是什麼？
金錢？很少有他的朋友或合夥人會這麼想。他的摯友拜倫·韋恩曾說：「如果再賺上10億美元，也不會讓索羅斯感到多麼快樂。他賺第一個10億美元時，就沒有感到很快樂。」
當然，賺錢肯定能帶給他一些樂趣，但不會很多。喬治·索羅斯是個很複雜的人，他思考的不僅僅是金錢和財富。不管有多少錢流進他的銀行賬戶，他都永遠不可能滿足於做一個簡單的、有錢有閒的人。從這點上看，他和20世紀90年代的許多富豪是相同的。
前幾代人中，有錢人常常重視閒暇時間，他們儘可能地無所事事。但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一切都變了，正如英國作家安東尼·桑普森（anthonysampson）所指出的：「富人不再渴望擁有悠閒的生活，而工作已經成為象徵他們身份的一個重要部分。」
說到人們所推崇的身份象徵，奢華的酒店套房、遊艇和私人飛機早已取代了美輪美奐的住房和景色迷人的花園。但是，新富一族與之前的富人間最大的區別在於流動性。索羅斯追求悠閒生活以外的一些東西，他覺得在私人飛機上比在遊艇裡更舒適，而酒店套房比大房子更有用，滿世界忙碌比坐在泳池邊更有收穫。
然而，索羅斯和許多當代的富人還是有著顯著的區別，那就是他對智慧生活的追求。除了卡爾·波普的作品以外，還有兩本對索羅斯影響最大的、晦澀難懂的書，一本是道葛拉斯·霍夫施塔特（douglashofstadter）的《哥德爾、艾舍爾、巴赫：集異璧之大成》（godel，escher，bach），另一本是葛雷格里·貝特森（gregorybateson）的《朝向心智生態學》（stepstoonecologyofmind）。索羅斯將自己看作是一個投機者，同時還是一個哲學家，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個碰巧成了投機者的失敗哲學家。
「我很願意被看作是一個務實的哲學家，」索羅斯這樣說道，「但是如果說我是一個受挫的哲學家，我也很高興。」在1992年秋天，他成為英國牛津大學贊助委員會委員時，他要求人們把他稱為「一個金融和哲學探索者」。
然而，到20世紀90年代，他已經成了億萬富翁。而且不管他在金融界之外做了什麼，人們常常稱他為「匈牙利企業家」「理財大師」「億萬富翁投機家」，甚至有次他被稱為「全球金融業的壞小子」（《華爾街日報》，1994年6月1日）。他想擺脫這些稱號。索羅斯在基金會向新聞界推出的報道上，將自己描述為「國際慈善家」。他等於在說：如果我不能被稱為一個哲學家，至少不要說我是金融家。
索羅斯更渴望得到別人的尊重，尊重他的思想、他的見解以及他通過慈善活動對社會的貢獻。如果他稱自己為慈善家，但自己卻不名一文，那麼沒人會認真對待他的話。他不止一次說過，在華爾街上的成功至少給他提供了被人聆聽的機會，而被聆聽則是被尊重的開始。
他將自己看作是具有歐洲傳統的知識分子。華爾街是個賺錢的好地方，但是除此之外，索羅斯對華爾街以及以辦公室為家的人毫無興趣。「我沒有花很多時間與股市裡的人泡在一起，」他向記者丹·多爾夫曼坦言道，「我覺得他們很乏味。」他說，他感覺和知識分子在一起遠比與商人們在一起更自在。
他可能嚮往放手所有的投資活動，做個全職的哲學家，但這是不可能的。他在華爾街太成功了。因為賺錢確實給他提供了一些機會，而這些機會是端坐在象牙塔裡的哲學家很少能獲得的。
不論他對自己在華爾街上的成就多麼滿意，他絕不喜歡在日常投資決策中的種種痛苦：「我真的是在冒險，這是個非常痛苦的經歷。一方面，當決策失誤時，我經歷了難以想象的精神打擊；另一方面，我不想以賺錢來判斷自己的成功，我必須否認自己的成功，這樣才能維持成功的原則。」
他在另外一個場合中提到，在投資時感到痛苦源於金錢的損失。他想要指出的是，如果想賺錢，你就必須要承擔風險。在20世紀80年早期發生的「認同危機」，就是因為他感覺僅僅是賺了很多錢的人生是不圓滿的。
正如經常思考的人一樣，索羅斯常常會擔憂錢財的積累會產生負面的影響，擔憂人們關注他僅僅因為他賺了很多錢。「我必須同時接受成功所帶來的權力和它所產生的影響。我面臨的最大風險就存在於承認金錢使我變得更強大、更有影響力的過程中。」「認同危機」的到來給他帶來了解脫。
他享受著優越的生活。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他有4處住所，分別在曼哈頓、長島的南安普敦、紐約的貝德福德和倫敦。但是，他比其他有錢人謙遜得多。他既不抽菸也不喝酒，也不喜歡享受很多的美食。
他的倫敦合夥人埃德加·阿斯泰爾常常在辦公室外面看見索羅斯。索羅斯的品位不是用來炫耀的：「他喜歡戲劇和音樂。他不喜歡收藏。他有幾件匈牙利藝術品。他喜歡服裝，他總是穿著得體。」
每次出國去他的慈善基金會的時候，特別是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索羅斯總是不用私人司機和保鏢。有時參觀大學校園的時候，他待在學生區。他自己叫計程車，或者從城鎮的這頭走到那頭，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對於索羅斯如何拒絕過億萬富翁的生活，他的很多朋友都有一些趣談。蒂伯·瓦莫斯（tiborvamos）是一名匈牙利知識分子，隸屬於索羅斯在布達佩斯的慈善基金會，他回想起有次和索羅斯坐在匈牙利科學院的大樓裡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