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喬治·索羅斯一直希望政客們能夠注意到他，現在，政客們終於開始注意他了。但索羅斯本來希望得到的是他們的尊重，而不是他們的疑心。事實上，他只得到了後者，這無疑充滿了諷刺的意味。
索羅斯1993年的舉動令人眼花繚亂，加上他在1992年掙了6.5億美元的新聞，都使得政客們躊躇起來。他們清楚地記得20世紀80年代發生的事情——邁克爾·米爾肯、伊凡·博斯基和其他收購時代的明星們是如何聚集財富的。
收購時代給政客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實際上米爾肯、博斯基和其他不太耀眼的投資者都是通過內部資訊獲利的。起初，每個人都對這些傢伙的聰明感到驚訝。到了最後，事實證明，這些20世紀80年代的商業巨星們並不如他們表現得那麼智慧過人。
現在，政客們認為，他們應該把目光投到喬治·索羅斯以及整個對沖基金上。他們沒有理由相信索羅斯會像米爾肯和博斯基一樣行事，索羅斯的罪過就在於他掙得錢太多了。華盛頓瀰漫著一種不安的情緒。
這些金融家賺了鉅額的財富，但在華爾街之外，有時甚至是華爾街內，沒有人知道這些金融家究竟在做什麼，以及他們是如何賺錢的。有一種觀點逐漸在華盛頓站住了腳，即應該對索羅斯和其他對沖基金經理盤根究底，讓他們給予一定的解釋說明。
於是，眾議院銀行委員會主席亨利·岡薩雷斯（henrygonzalez）在1993年6月宣佈，計劃要求聯邦儲備委員會和證券交易委員會仔細審視量子基金的外匯交易。岡薩雷斯在眾議院發言時表示，他對索羅斯如何賺取鉅額利潤感到很好奇。他希望發現索羅斯的資本有多少是來自銀行貸款，美國的銀行在多大程度上對索羅斯基金開放。
這位立法者承諾：「近期，我將要求聯邦儲備委員會和證券交易委員會檢查一下索羅斯先生對外匯市場的影響，以便做出判斷，像索羅斯先生這樣的個人是否有可能操縱外匯市場。」
「操縱」這個詞太重了。對索羅斯來說，這並不像在公園裡散步那樣輕鬆。
岡薩雷斯補充說：「充分了解索羅斯先生操縱外匯市場的方法，是符合聯邦儲備委員會和其他中央銀行最佳利益的。畢竟，他們在和索羅斯競爭，努力操縱各種貨幣的價值。」
聽證會在近一年之內不會舉行，但岡薩雷斯的宣告給所有的對沖基金投資蒙上了一層陰影。索羅斯和對沖基金界的其他投資者觀望著，不知道等待他們的會是什麼。
儘管如此，1993年夏天，索羅斯自我感覺依然良好。他看起來很安逸。索羅斯泰然自若地接受了關於市場精神領袖的談論。他看起來比十幾年前更加快樂。索羅斯的倫敦合夥人埃德加·阿斯泰爾發現，索羅斯比早年對自己更加滿意了，那時「他非常陰沉，悶悶不樂，對人很冷淡。現在，所有關於他能夠推動市場，他是一位精神領袖的言論，都深深地感染著他。他更加開朗，開始享受生活，笑得也比以前多了」。
索羅斯似乎很喜歡對他的這些關注，但他也感到這只是稍縱即逝的現象：「我沒有操縱市場，但是我不能否認，暫時有一種市場支配者的神秘感籠罩著我。現在，人們非常關心我在做什麼。而在我購買了紐蒙特公司的股份之後，黃金上漲了15美元（1993年5月中旬），這個事實確實和我的買入有點關係。但在我失手幾次之後，人們也會平靜下來。」索羅斯非常聰明地應付著媒體。
在引起了媒體的興趣之後，索羅斯知道，他必須抵制記者們蜂擁而至的問題，關於他在市場上做什麼的問題。索羅斯想讓人們把關注的焦點放在他的資助專案上，並且他也非常成功地做到了這點。1993年到1994年，大部分關於索羅斯的文章都主要關注他的慈善事業。記者覺得自己有必要提一下索羅斯的投資，但是他們只能給出非常少的有用資訊，浮光掠影地提了一下這個話題。當發覺宣傳能夠有助於資助專案的時候，索羅斯感到了媒體親切的一面。
1992年9月狙擊英鎊後，索羅斯坐下來接受了更多的採訪，並且也因此得到了很多正面的媒體報道，特別是在英國。例如，1993年1月10日，《觀察家》對索羅斯的報道標題為「打垮英格蘭銀行的人」，3月14日，《倫敦標準》（londonstandard）對他的報道標題則為「宇宙的主宰者」。來自英國和美國電視臺的人想請索羅斯合作拍攝一部關於他職業生涯的短片。索羅斯第一次允許他們在他的紐約投資辦公室以及他躲避納粹時藏過的布達佩斯地窖裡拍攝。對於索羅斯來說，這當然是值得的。
1993年12月13日，在abc電視臺播放的一個電視紀錄片中，索羅斯說道：「（我的基金）規模已經變得非常巨大了，但是除非我能好好地利用資金，否則這沒有意義。似乎賺錢比花錢更容易。我似乎在賺錢方面比在做出正確的花錢決策上更有能力。」
索羅斯沒有遭遇更多的認同危機。他看起來非常滿足。但是，他仍然渴望從生活中得到更多，正如1993年7月他在《領導》（leadership）雜誌的一期採訪中所表明的那樣，那時，距他63歲的生日還有一個月。
記者問索羅斯，此刻他如何看待自己。索羅斯回答說：「我在不斷地進步，我對事情的進展感到相當滿意。相比當初純粹掙錢的時候，我更喜歡現在的自己。現在，我覺得自己更加完整。如果我能更深入地瞭解事情是如何綜合在一起的，這會給我帶來巨大的滿足感。」
簡而言之，他仍然希望得到所有與「存在」相關的問題的答案。20世紀50年代早期，當他還是個學生的時候，他就對這些問題充滿了好奇。記者問索羅斯，他是否有一個終止點，大概指的是退休。
索羅斯的答案是否定的：「我覺得那是一種失敗。但我想將事情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內，以使我不會邁向那個階段。很明顯，總有事情多得我應付不了的時候。」
他是否感到自己不中用了？所有有錢人都可能會時不時地有這樣的想法，索羅斯呢？「不會，我感覺我善於認識到風險，然後避免它。我把它看作是遊戲的一部分。」
記者又問：「你談到了擁有這麼多錢以及以一種不被看作是一個自私自利的人的方式很好地處理這些錢的責任，這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嗎？」
索羅斯：「我並不是真的在意。我確定，即使事實還沒有被寫出來，將來也會被寫出來的。我認為自己沒有什麼好辯護的。問題出在別的地方。我是自己成功的奴隸，還是自己命運的主人？」
「有這樣一種狀態，你可能覺得自己太成功了，以及為了成功你需要做許多事情。我需要在這兩者中間找一個平衡點，不要被自己的成功弄得搖擺不定。我不能被捲入超出自己能力以外的事情，這才是我人生中真正的競賽，這才是有風險的那部分。」
接著記者問了一個非常好的問題：「如果你沒有賺這麼多錢，沒有捐這麼多錢，那麼你可能在做什麼？」
索羅斯承認，他自己也思考過這個問題。20世紀60年代初期，當他第一次回到匈牙利時，他就問自己這個問題，「我得出的結論是，我可能會成為一名計程車司機，載著遊客觀光，僅僅為了賺一點外幣。」
索羅斯本可以將自己描述為一個生活富足的中產階級商人，但他沒有。他這是在暗示，如果事情有不同的發展，他可能會去做一名普普通通的司機，為養家餬口而奔波嗎？
到了1993年夏天，索羅斯成為金融界越來越大的一個謎。那時，距離1992年狙擊英鎊已經有9個月了，索羅斯在人們的心中幾乎是個神話，他的每一句話都被看作是市場跟隨的訊號。但是，這個夏天，歐洲共同體動盪不斷，一些觀察家發現，越來越難看穿索羅斯頭腦裡在想什麼，越來越難判斷索羅斯喜歡金融市場的哪一方面了。索羅斯似乎是坐在蹺蹺板上，這一分鐘上去，下一分鐘下去。對於那些試圖跟隨他的人來說，這常常讓人感到深深的挫敗。
每個人都想弄清楚，歐洲匯率機制似乎瀕臨解體時，索羅斯會採取什麼行動。索羅斯曾經在歐洲匯率機制上打賭，並且贏了。現在，人們又開始擔心他會捲土重來。
法國法郎的壓力越來越大，德國的高利率將資本吸引到德國馬克，資本從法郎中抽走，這導致法郎降低到歐洲匯率機制允許的最低水平，投機者紛紛丟擲法郎。然而，法國卻絲毫不願意貶值。
7月26日，星期一，索羅斯告訴法國《費加羅報》（lefigaro），他沒有投機法郎，理由是他不希望被別人指責他破壞歐洲匯率機制。其實，索羅斯給法郎投了信任的一票，表明法郎會渡過目前的動盪，法國不需要退出歐洲匯率機制。
索羅斯似乎想遠離這場紛爭，但是當德國中央銀行否決了改變關鍵的貼現率時，索羅斯非常惱火，好像他被人出賣了。「我覺得這個體制將要解體。」他這樣預測。
7月30日，星期五，索羅斯給倫敦的路透社傳真了一份新聞稿，他在其中宣告：「在德國中央銀行決定不會降低貼現率之後，我覺得不用再受制於我在《費加羅報》上的宣告瞭。當歐洲貨幣機制的支柱——德國中央銀行不顧其他成員的利益行事時，想通過避開貨幣交易來保護歐洲貨幣機制是徒勞的。」
索羅斯將法國中央銀行比作是被打扁了的妻子，儘管飽嘗拳腳之苦，這位妻子仍然與丈夫廝守在一起，在這裡，丈夫便是歐洲匯率機制。「我並不指望現在的安排在星期一的早上就會產生效果。」他宣告，現在感覺可以恢復在法郎上的交易了。金融界一片混亂，大家都不知道喬治·索羅斯在做什麼，他想要表達什麼。當歐洲部長們在布魯塞爾瘋狂地試圖挽救歐洲匯率機制的時候，索羅斯卻很超然，想給人們鮮明的印象：他是超然於紛爭之上的，這一次，對另一個歐洲匯率機制危機他漠然處之。
《紐約時報》的一位記者給索羅斯打電話時，他正在南安普敦家裡的游泳池邊懶洋洋地躺著。《紐約時報》的記者說，索羅斯聽起來更像一位老練的政客，而不是一位貨幣交易者。「正是因為我不想讓市場陷入瘋狂，所以我不準備說出我在做什麼。」他告訴記者。索羅斯沒有洩露任何秘密。他所說的就是，在星期五中午之前，他還沒有投機歐洲貨幣。這聽起來好像在那之後他就開始交易法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