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是如此嗎？索羅斯不會說的。他急於打消別人覺得他只是個投機者的想法，繼續像個老練的政客：「我非常相信歐洲和歐洲匯率機制，參與者應該關心如何維持這個機制，而不是僅僅想著為自己謀利。」但是，索羅斯感覺自己不再置身事外了。
1993年8月4日，他發表了一篇關於德國馬克的公開宣告。索羅斯認為，德國中央銀行的政策正讓德國進一步陷入衰退，因此他丟擲馬克。「我自己將對馬克進行投機，丟擲馬克，買進美元和日元，」索羅斯在德國電視臺上說，「從長遠看來，這是對馬克應該持有的立場。」他補充說，德國中央銀行高利率政策弄巧成拙，必須通過降息來幫助恢復德國經濟。
起初，索羅斯似乎是正確的，當他第一次預言的時候，馬克兌美元的比價是1.625馬克兌1美元，到了7月下旬，比價降到了1.75馬克兌1美元。但是到了9月中旬，德國馬克對美元明顯變得堅挺了，達到了1.61馬克兌1美元。
直到這個節骨眼上，很少有人質疑過索羅斯就他的交易做公開宣告的權利。精神領袖就是這樣做的。但是人們越來越覺得，索羅斯給世界領袖提供建議也許太過了。例如，8月1日，索羅斯出現在英國電視節目中，為西方軍事幹預巴爾幹半島提供明確的理由。他主張，容忍種族滅絕標誌著文明的終結。但是，是誰委任他這麼做的呢？1993年8月5日，《每日電訊》在一篇社論中恰如其分地總結了很多人在那年夏天對索羅斯的模稜兩可的感覺：「自從索羅斯下了100億美元的賭注，打賭英鎊一定會撤出歐洲匯率機制，他的每句話都被奉為神諭，他在報紙中的每封信和每篇文章都被視為經典。」
「任何人都不應該希望索羅斯先生有病，那些歐洲大陸的政客和中央銀行的頭目們近來都將歐洲匯率機制的崩潰歸咎於索羅斯這樣的投機者，但是他們應該剋制自己的憤怒，過錯完全在他們自己身上。他們錯在試圖維持無法維持下去的匯率和利率。但是仍然有必要謹慎一些。」
「近來，索羅斯先生越來越誇張地對媒體發表言論，這使人覺得他有點狂妄自大。當我們這周讀到索羅斯先生支援空襲，來為薩拉熱窩解圍時，我們開始覺得他應該休假了。他可能相信，他能輕而易舉地決定外匯外交政策。但是即使世界自願依照索羅斯先生的每句話，也不應該使他愚蠢到對自己所說的話自以為是。」
2天以後，即8月7日，《經濟學家》甚至刊登了一篇名為「健談」的文章：「喬治·索羅斯是不是瘋了？報紙和廣播日益充斥著這位出生於匈牙利的紐約投資者的重大宣告，話題涉及任何事情，從銀行業到波斯尼亞。」
「近來，歐洲匯率機制陷入重重困境，索羅斯先生的觀點吸引到的注意力，至少和德國中央銀行的頭腦們一樣多。媒體對索羅斯先生感興趣，這不能說沒有道理，畢竟，他是打垮英格蘭銀行的人。但很多像索羅斯一樣有影響力的投資者，都傾向於保持超常的沉默，可為什麼索羅斯不那樣做呢？」
這家雜誌還問到，為什麼索羅斯經常公開地指手畫腳：「第一個原因肯定是索羅斯先生並不反對人們將他視作這個時代傑出的投資領袖，自己配得上這個榮譽。」
「另一個動機可能是索羅斯不再滿足於繼續做一個富有的綠色遮光眼罩，而是想影響當代的公共政策。這是令人欽佩的雄心，但是實現這一雄心更好的方式可能是通過他在東歐實施的慈善事業。」
「索羅斯先生明顯渴望宣傳的最後一個原因，可能是他對量子基金的日常管理沒有以前那麼關心了。」
那年夏天，《商業週刊》的一位記者有機會問索羅斯為什麼他變得如此「健談」。索羅斯答覆道：「我一般不想出現在公眾場合，除非我有話要說。如果可能的話，我更喜歡用自己的話來表達。因為我發現了一件確定無疑的事情——如果我接受了一個採訪，人們常常會斷章取義。雖然引用的都是我自己的話，但本質卻被歪曲了，和我的本意不同。」
「我和媒體之間沒有愛憎的關係，如果發生了什麼事，我保持很遠的距離。如果你現在寫了一篇譏諷批評我的文章，發現我的缺陷，或者挑出什麼毛病，這不會傷害我。所以，你大可以這麼做。」
索羅斯似乎在說，他並不是真的在意媒體，事實並非如此。索羅斯沒有一個龐大、老於世故的公關機構，他已經成為了自己最好的發言人。
索羅斯聰明地瞭解到，如果不接受報紙的採訪，而是給編輯發一個傳真或者寫一封信的話，他更有機會讓自己所有的觀點被人理解。一次又一次，這種方法行之有效。報社收到索羅斯的傳真或信，然後將全部的內容刊登出來。
索羅斯也知道，有時候要對媒體發表評論，有時候要保持沉默。當他採取了大膽的一步，僱用外部公關公司——享有聲望的紐約凱克斯特公司（kekst&co.）時，索羅斯決定，凱克斯特公司應該儘可能地少提到他。
對於有些人來說，索羅斯就投資發表公開宣告時，他有點聰明過頭了。華爾街一位重要的資金經理很明顯被索羅斯這樣的行為所困擾，他堅持要求匿名。「我不明白所有這些公開宣告的原因，特別是當他們在市場上積極交易的時候。」這位經理覺得：「發表這樣的宣告是不合適的。在索羅斯的情況中，這不是一個法律問題，而是職業道德問題。」
到了8月底，索羅斯仍然喋喋不休。他再次在媒體上獲得成功，這一次他出現在《商業週刊》的封面上，換在過去，他可能將這個成就看作是死亡之吻。可他的一些助手卻為此感到極度憤怒。
看看這篇封面故事的開頭，就知道多麼讓人憤怒了。《商業週刊》的記者說，索羅斯將要給這家雜誌一個採訪機會。索羅斯的資深資產組合經理傑勒德·馬諾洛維奇（gerardmanolovici）為此感到不安。
「加里，」他對索羅斯的首席行政官加里·格萊德斯坦說，「我是認真的。你必須阻止這篇報道。」
格萊德斯坦轉向記者，抱歉地笑了笑說道：「我們不喜歡宣傳，我們希望保持低調。」
一位見多識廣的華爾街觀察者說道，像索羅斯這樣的人物會吸引公眾的注意，「這不僅僅是很魯莽的行為，也會帶來很多不幸。華爾街是一種非常俗氣的商業場所。」
「在喬治·索羅斯的投資操作中，他的身邊都是那些除了掙錢以外什麼都不關心的人。他們並不在意自己在歷史中的地位，但索羅斯在意。在華爾街，有一個很有事實根據的說法：一旦你變得很矚目，你就成為了歷史；一旦你登上了《商業週刊》的封面，你就得跟它說再見，而索羅斯剛剛上了封面。」
索羅斯從自己的助手那裡感覺到越來越多的壓力，其中包括斯坦利·德魯肯米勒。他們要索羅斯管住自己的嘴巴。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認為，索羅斯的公開宣告降低了基金的靈活性。
索羅斯以前的一位同事注意到：「索羅斯或許認為自己是上帝對一般投資者的恩賜，但當他的倉位很大時，他需要大量跟進買入來證實自己。就某種意義而言，索羅斯搖身一變成為了市場。他在貨幣、固定收入上的投資非常大，以至於基金失去了在市場上的靈活性。」
所以，經過了1993年夏天的「健談」之後，索羅斯採取了一個新的行動方針。當被記者提問的時候，索羅斯拒絕說自己喜歡或不喜歡什麼股票或貨幣。他似乎感覺到，自己的每句話都被人們密切監控。如果人們能夠賦予他權力，那麼這個權力也能與他為敵。索羅斯明白這一點，所以他不再像以前那麼健談了。
索羅斯試圖與一些歐洲政客建立良好的關係，但事實上，他很少能夠贏得這些人的稱讚。他們對索羅斯持續「干涉」歐洲貨幣感到非常惱火。
1993年9月底，時任歐洲共同體部長理事會的比利時外交部長威利·克雷斯（willyclaes）間接地指責索羅斯試圖暗中破壞歐洲統一大業。在法國週刊雜誌《觀點》（lepoint）的訪問中，克雷斯表示：「存在著一種陰謀。在盎格魯撒克遜的世界裡，存在著一些組織和個人，他們傾向於一個分裂的、扮演次要經濟角色的歐洲，而不是一個擁有自己貨幣和外交政策的強大的歐洲。」
索羅斯的發言人戴維·克隆菲爾德（davidkronfeld）對克雷斯的評論不屑一顧，他表示：「我們不會對這種關於盎格魯撒克遜陰謀的無稽之談做出回應。」他再次強調，索羅斯支援一個有效的歐洲貨幣體制，但是索羅斯確信，當該體制瀕臨崩潰時，它就不再對歐洲國家起積極的作用了。
總的來說，1993年對量子基金來說是非常好的一年，它的資產增長了61.5%，1969年投資於量子基金的10000美元，到了1993年升值為2100萬美元。而同期投資標準普爾500指數股票的10000美元，如今只增長至12.2萬美元，相比之下，後者的增幅簡直微不足道。
索羅斯的每一個基金的業績都十分出色。業績最突出的是量子新興增長基金，增幅為109%，其次是量子基金和配額基金，均增長了72%。自1969年起，索羅斯創造了約35%的年均複合增長率。而同期標準普爾500的年均增長率僅為10.5%。
索羅斯在1993年最後一個季度的最大一筆買入是派拉蒙傳播公司（paramountcommunications），第二大和第三大買入的都是計算機網路領域的：新橋網路公司（newbridgenetworks）和dsc通訊公司（dsccommunications）。索羅斯最大一筆賣出是邁多克藥房連鎖店（medcocontainmentservices）的股份，儘管其他大筆賣出都暗示，索羅斯正試圖從金融領域中解脫出來；在他的10大賣出中，有5筆是該領域的。
下圖顯示了索羅斯的幾個最大持股，索羅斯大約一半的資產是股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