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家雜誌也提出了另一個可能讓索羅斯陷入困境的方式。根據《金融世界》的說法，到了1993年底，量子基金已經拖欠索羅斯的資產管理和諮詢費共計1549570239美元，佔基金淨資產的25%。只要基金運作良好，索羅斯沒有試圖通過收回債務來減輕自己的損失，那麼這筆「債」
就不是問題。
媒體鍥而不捨地攻擊索羅斯。11月末，報道指出，量子基金1994年的淨資產價值收益僅增長了1%，和過去相比，交易量也大幅下降。1993年12月31日，股票的淨資產價值是22107.66美元，到了1994年11月初下降到了17178.82美元。股份市場價值的關鍵指標是資產價值以上的溢價。1994年初，溢價是36%，但是到了11月初，直線下跌到16%。暗含的意義顯而易見：投資者不再準備支付額外的錢給索羅斯基金。
為索羅斯辯護的人試圖讓人們正確看待溢價的下降。總體來說，對沖基金在1994年面臨巨大的壓力。但即使在這樣可怕的情形下，索羅斯做得仍比其他對沖基金經理人出色，再者，由於媒體對喬治·索羅斯的大肆宣傳，量子基金的溢價在以前一直被人為誇大了。
1994年年底，越來越少的人會問：喬治·索羅斯是不是太強大了？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的業績不如前幾年輝煌，這似乎直接回答了這個問題。但是，即使是1994年經營慘淡，這也沒有損害索羅斯對沖基金之王的美譽。由於他年復一年的投資記錄，被誇大的超級投資家的形象，以及他在對沖基金領域毋庸置疑的領袖地位，索羅斯仍然被看作是王者。
事實上，儘管1994年遭受了挫折，索羅斯的影響仍然很大。在索羅斯宣佈不再親自處理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的日常事務很久之後，在他轉向東歐和前蘇聯地區，幾乎全職地投身於慈善事業多年之後，他仍然被視作華爾街和倫敦城中最有影響力的人。如果你問任何一個紐約或倫敦的資金經理人：索羅斯是否還值得跟隨？答案總是肯定的。
但是人們心中還有揮之不去的擔憂，索羅斯以及其他主要對沖基金經理人變得太強大了，他們的基金規模太大了。人們不斷認為，光是他們的規模和集體行動，不管是多麼的不一致，都會對金融市場產生影響。
舉個例子，1994年秋天，對沖基金集體擁有的美元資產規模如此龐大，他們棄船而逃的願望又是如此強烈，以至於在交易者看來，索羅斯和其他對沖基金實際上加劇了美元的疲軟。他們聲稱，對沖基金經理幾乎在每一次美元開始反彈的時候賣出美元，這進一步削弱了美元。
如果華爾街有些人認為索羅斯太強大了，索羅斯並不太在意，他更加在乎的是華盛頓的政府官員如何看待他。索羅斯的確認為，他對世界某些地區的專業知識應該引起資本決策制定者的興趣。但喬治·索羅斯發現他們對自己這位外交政策專家根本不感興趣，這讓他十分吃驚。
1994年初，索羅斯在贏得了國會委員會的讚賞之後，開始相信，可能有些合適的人最終開始傾聽他、認真對待他了。
索羅斯不瞭解，世界上最自負的金融機構的頭目們並不希望別人告訴他們做什麼。人們有一種感覺，索羅斯對德國中央銀行和英格蘭銀行施加影響的時候，他超越了限度。
「假如你是英格蘭銀行的一位高階管理人員，年薪大約是45000美元，獲得過3個學位，著有學術專著，在過去一年半的時間裡，你一直聽喬治·索羅斯先生說你是個笨蛋，你會作何感想？」《格蘭特利率觀察報》的編輯詹姆斯·格蘭特如是說，他指出「索羅斯先生已經激起了全球監察界的公憤和敵意」。
索羅斯明白，他還沒有得到同行完全的尊重。「他很難影響政策制定。」拜倫·韋恩承認這點，他說：「索羅斯發表了講話，但他感覺到‘他們仍沒有聽我說話。他們沒有按照我告訴他們的做’。這裡存在‘非我發明症’的問題。」
索羅斯明智地知道，他要避免在自己不太瞭解或者沒有經驗的領域發表意見。但是，對於那些他有著實際操作經驗的領域，他曾坐下來與政治和經濟領袖談論的領域，他覺得自己理應被傾聽。索羅斯認為，西方對開放東方封閉社會的興趣不夠濃厚。「我們甚至沒有意識到用新的世界秩序代替冷戰的必要性，」索羅斯在1994年7月說道，「我們也沒有意識到沒有新的世界秩序，世界只會陷入混亂。」索羅斯讓自己聽起來好像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要繼續未竟的事業。「我發覺自己處在一個很奇怪的環境中，一個人比大多數國家為推動開放社會做了更多的努力。」
他指出，當他說德國中央銀行高利率的政策不明智的時候，市場壓低了德國馬克。「但是當我強烈抗議歐洲在波斯尼亞的政策時，我不是被忽略，就是被告知要專注於自己的專業領域，莫管閒事。」有時，他得以靠近權力的堡壘，但是還不夠近。1994年7月，索羅斯在華盛頓參加了一個國際會議。但是他沒有見到總統，也沒有見到國會領導人。
索羅斯告訴記者，他想見的是總統和國會領導人。他催促全世界主要國家達成一致，形成一個新的經濟合作體制，幫助穩定匯率。他說：「我們正處在非常嚴峻的形勢之下，不僅僅是貨幣領域，還有政治領域。」
索羅斯說，隨著前蘇聯的解體，西方國家開始分崩離析了。「我們現在沒有協調政策和穩定匯率的機制。」他對主要國家提出的實施貨幣目標區的想法不以為然。「所有的匯率機制都是有缺陷的，只能暫時發揮作用，接著就是崩潰。所以，我們要做的就是保持靈活性，不斷地調整政策。」
簡單而言，索羅斯想要的是權力。他已經嚐到了權力的滋味，並且非常喜歡這樣的經歷。「權力讓人陶醉，」他說，「我已經擁有了比我以前想象的更多的權力——即使這只是在硬通貨極度短缺的地方使用硬通貨的權力。」
但是這種權力，這種分配大量財富的權力對索羅斯來說還不夠。他想要更多的權力。「我希望人們能夠更多地傾聽我的言談。我有權被傾聽，但是除了我自己通過基金會做的事情之外，在西方對前蘇聯的政策上，我的影響很小很小。」他曾經說：「值得注意的是，白宮沒有利用手中為數不多的資源之一，那就是我。」
在索羅斯的摯友拜倫·韋恩看來，很明顯，這位投資者想呼吸一下白宮的醉人氣息。「喬治可能想成為伯納德·巴魯克（bernardbaruch）。伯納德·巴魯克是一個非常成功，而且非常精明的人。羅斯福總統都會跟他談談想法，傾聽他的意見和建議。索羅斯希望克林頓也能和他談論，並且傾聽他的意見和建議。或者沃倫·克里斯托弗（warrenchristopher，美國前國務卿），斯特羅布·塔爾博特（strobetalbott，前美國常務副國務卿）都會傾聽他的想法。」
1994年9月27日發生了一件事情，這件事似乎總結了索羅斯64歲生日過後一個月所感到的挫敗。那一天，匈牙利給索羅斯頒發了匈牙利共和國「中等十字勳章」，以感謝索羅斯為匈牙利的現代化建設做出的貢獻。這是匈牙利第二高的獎章，最高獎章「大十字勳章」是授予政客們的，給索羅斯的獎章是給「普通人」的。
普通人！對於喬治·索羅斯這個小時候就相信自己像神的人來說，「普通人」不是他追求的目標。對於自己出生的國家對待他的這種方式，索羅斯是什麼感覺呢？驕傲？當然。他在1947年逃離了這個國家，去尋找更美好的生活，並且他也找到了更美好的生活。他回饋了自己的故土。現在人們顯示出了對他的尊重，但這不是他一直尋求的尊重。他不想自己被別人作為一個「普通人」來對待。
註釋
非我發明症被公認為典型的管理病狀，指某個機構或團隊拒絕使用不是自己原創的技術。——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