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對量子基金來說是個不錯的年份，基金增長了39%。到了1996年，良好的業績卻沒有延續下去，上半年，基金只增長了5.7%，到了1996年末，只比上半年的增長多了1.5%。儘管如此，索羅斯仍然驕傲地誇耀說，人們普遍認為，在投資基金中，擁有27年曆史的量子基金保持了最出色的投資記錄。
1996年，索羅斯決定將自己一半的收入（3.5億美元）捐獻給他的慈善事業。
1996年，喬治·索羅斯已經65歲了。他依然沒有放慢自己的腳步，無論是他的投資還是他的慈善，而且他根本沒有想過要放慢腳步。20世紀90年代的10年中，只要他的健康狀況良好，他都和早年一樣地努力工作。
索羅斯的好友拜倫·韋恩在2008年春總結了索羅斯的生活和工作狀態。在他看來，索羅斯的工作總是沿著一個向上的軌道前進。「當我在20世紀60年代見到他時，他只是華爾街的一個分析師。但到了60年代末，他創立了自己的基金，20世紀70年代，他渴望成功，並且做到了。」
韋恩回憶說，到了20世紀80年代，索羅斯逐漸名聲顯赫。「他創立了開放社會研究所，他仍然在創造輝煌，但現在是作為兼職的慈善家在努力打拼。20世紀80年代，他業績十分輝煌。」
向投資界展示他具有吸引公眾注意的特別能力的關鍵點是，他在1992年狙擊英鎊中獲得的暴利。韋恩補充說：「在贏了那場巨大的賭博之後，索羅斯成為金融界和慈善界的重要人物，他開始考慮成為影響世界事務的人物，他開始拓展自己的開放社會研究所。」
他在世界範圍內建立了開放社會研究所。他的確沒有指望自己退出之後，這些研究所還能繼續運作下去。在他的心中，唯有他有能力維持這些研究所需要的資金支援。但到了21世紀初，索羅斯改變了他的想法，他開始考慮如何能夠讓自己的兒子管理生意，如何使得開放社會研究所不會僵化，可以及時調整以適應新的變化。
1988—2000年的12年間，索羅斯一直在思考，自己退出之後，曾並肩作戰的斯坦利·德魯肯米勒將會接管基金。但報紙上的報道暗示，德魯肯米勒已經厭倦了索羅斯給基金、給自己以及給他本人帶來的種種宣傳。2000年，德魯肯米勒離開索羅斯基金，索羅斯自己在基金中的作用也在減小。此時的他開始認真地考慮，自己去世之後，索羅斯帝國會發生什麼事情。索羅斯讓很多人來經營業務，作為挑選接班人的實驗。
威廉·斯塔克（williamstack）曾是德盛環球投資公司（dresdnerrcmglobalinvestors）的首席投資官，他在索羅斯基金只待了一年。索羅斯在2002年初宣佈，馬克·施瓦茨（markschwartz）將接替威廉·斯塔克。馬克·施瓦茨曾是高盛亞洲區的前任主席。索羅斯計劃在施瓦茨之後將業務交給其他人，但是他的兩個兒子表示，他們想要參與到業務中。
2004年10月，施瓦茨接班剛兩年，索羅斯就宣佈，讓自己的兩個兒子羅伯特和喬納森在基金管理業務中擔任高階職位。看起來，索羅斯做出這一改變可能是想表示，他想要實施接班人計劃了。
索羅斯基金的投資者收到一份備忘錄，其中提到當時41歲的羅伯特·索羅斯將成為首席投資官，而34歲的喬納森·索羅斯將和他的兄長一同擔任索羅斯基金公司的副主席。那時，索羅斯基金管理著128億美元的資產。
為了穩定基金，索羅斯必須考慮，有一天他可能要回來經營業務。「他變了。」拜倫·韋恩說：「他從賺大錢，擴大基礎轉變到保留基礎，保留基金的購買力。他想要做的是價值100億美元的業務。索羅斯想每年大約捐出基金資產價值的5%，那差不多是4.5億美元。他過去捐3億~5億美元，現在他每年捐出6億美元，我覺得沒有人比他捐得多了。」
投資成為喬治·索羅斯生活中越來越不重要的一部分，他把更多的心思放在了推動慈善事業上。20世紀90年代，索羅斯每年捐出一半的年收入。
20世紀90年代，索羅斯對世界事務十分著迷，德魯肯米勒似乎將基金打理得井井有條。用拜倫·韋恩的話說，因為有德魯肯米勒作為候選人，可以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或者此後的某個時候接管基金，所以索羅斯想象自己可以成為「全職的伯納德·巴魯克，我認為索羅斯不想成為國務卿，他想做國務卿的顧問」。
「他覺得自己還沒達到目標。他有機會影響克林頓政府，但沒有機會影響布什政府。他寫的每一篇專欄文章，人們都會讀。他對那些重要輿論製造者的影響比人們想象的要大得多。」
2008年秋天，78歲的索羅斯依舊在尋找能發揮更大影響的途徑。
1996年2月，一場風暴正酣，美國最有才能的哲學家、政治科學家聚集在喬治·索羅斯在韋斯特切斯特郡的鄉村寓所中。風暴帶來的大風極為強勁，連窗戶都劇烈地搖動起來。
這樣的週末有很多，被稱為「索羅斯的隱退」，目的是幫助索羅斯考慮，如何捐出更多的財富。1994年，索羅斯向自己的慈善事業捐贈了3億美元，他想捐出更多。
索羅斯舉起酒杯向客人們敬酒。索羅斯給他們提出了一項挑戰：如果他將自己的慈善事業擴充套件到美國的話，他們會建議把焦點放在哪裡？
在花費幾十億美元幫助世界其他地方之後，索羅斯現在非常擔憂，美國自己的社會開放性正受到侵蝕。
看到美國沒有抓住柏林牆倒塌和前蘇聯解體的機會，索羅斯感到很失望。索羅斯覺得，美國應該花大量資金來支援東歐和前蘇聯的民主力量。美國對南斯拉夫的種族屠殺的後知後覺又讓索羅斯感到很憤怒。1993年，索羅斯人道主義基金會通過聯合國向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提供了5000萬美元的人道主義援助。
1994年，保守的共和黨在國會選舉中的勝利也讓索羅斯惱怒不已，因為他覺得，通過排斥民主黨人，美國人放棄了對貧窮的公民和移民的義務。結果，索羅斯越來越為美國擔憂。他開始更多地關注美國，因為他感覺人們在美國享受的開放社會正岌岌可危。
索羅斯計劃將自己的慈善努力集中於美國，因為美國的社會明顯需要幫助。對於索羅斯來說，美國是創造全球開放社會的最佳場所，因為美國已經明顯成為世界的主導力量。
索羅斯也確實將慈善的焦點放在了美國。1996年，索羅斯的開放社會研究所正式設立美國專案，致力於兒童的校外教育、法律公平、生育權和其他問題。
1996年，索羅斯的美國專案承諾3年捐贈1200萬美元，用於代數專案（algebraproject）。該專案是發展內城和鄉村地區數學教育的。同一年，索羅斯的「犯罪、社群和文化中心」也提供了140萬美元給30個專案，幫助囚犯自我改造。
索羅斯認為，開放社會的主要敵人是一個新的、內部的威脅，索羅斯稱之為「過度的個人主義」。
自從20世紀50年代起，索羅斯就居住在美國。索羅斯變得富有不僅僅是憑藉自己的投資天賦，還因為美國給他提供了賺錢的自由。這一切索羅斯都清楚，他讚賞美國的自由和開放，還有創業精神，這些使美國人在全世界勇往直前。「在這一方面，美國和世界其他地方有著巨大的區別，」索羅斯在2008年5月的一則採訪中說道，「而且，在美國，你還能發現巨大的多樣性，內容極其豐富。」
當然，美國也有讓索羅斯不喜歡的地方。
「一個開放社會不可能是盡善盡美的，可能最讓我煩惱的就是人們為了成功而崇拜成功，不尊重所謂的內在價值——過去稱之為‘公民道德’或者‘對真理的追求’。」
20世紀90年代中期似乎是一個好時機，索羅斯可以將注意力集中在美國亟待改進的地方。索羅斯不同意對某些社會問題的官方處理策略，他希望根據自己的想法，重新處理。
因此，索羅斯開始在美國擴充套件他的慈善事業，首先是關注減少非法藥物使用和無效的毒品政策帶來的危害，改善美國的臨終關懷處理方式。
1994年，開放社會研究所在美國專案上的開支為195000美元，捐給林德·史密斯中心（lindesmithcenter）（毒品相關的）和美國的死亡專案。
1998年，研究所總的開支增長到5.747億美元，其中美國專案佔了1.185億美元。2007年，美國專案支出為7790萬美元。
1996年12月以前，索羅斯對通過政治來改變美國表現出的興趣很小。索羅斯自己沒有捲入美國的政治中。他很少為候選人或主要政黨捐錢。1996年，索羅斯給出的最大政治捐贈就是捐了10萬美元給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他也給三位參議員候選人捐了5000美元，給25位國會候選人每人捐了500美元，大部分是民主黨人，有少數自由的共和黨人。和他的實力相比，這些捐款的數目太小了。
索羅斯幫助美國社會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毒品問題。他強烈地感覺到，美國處理問題的方式削弱了對毒品的打擊。
索羅斯認為，宣告濫用毒品違法的弊大於利，阻礙了有效的治療，把太多人送進監獄。索羅斯提議在美國毒品政策上進行根本的變革，這一想法遭到了華盛頓政客和媒體專欄作家的攻擊。但是索羅斯沒有被嚇到，他期待有一天，美國的毒品控制政策能更好地反映一個開放社會的理想。
自1993年起，索羅斯為倡導改變美國毒品政策的基金會和團體捐贈了1500萬美元。由伊桑·納德爾曼（ethandelman）成立於1994年的林德·史密斯中心，是喬治·索羅斯開放社會研究所的一個專案，旨在支援毒品政策改革的研究。該中心一直運作到2000年。
2000年，研究所為毒品政策花費了560萬美元。2000年7月，林德·史密斯中心從研究所分離出去，與毒品政策基金會聯合形成藥物政策協會網路（drugpolicyalliancenetwork）。
通過研究所的美國專案，索羅斯的開放社會研究所繼續支援不同的毒品政策改革，2007年的預算為400萬美元。
索羅斯說，和東歐慈善努力相比，他在美國的慈善事業的效果不太明顯。「我感覺，在前社會主義國家，我做出的貢獻更大，因為我的立場獨特。」索羅斯在《慈善紀事報》（chronicleofphilanthropy）1996年9月5日的那一期中說道：「在美國，我的立場並不獨特。我只是眾多參與者中的一個。在東歐，我們是在開闢道路；在美國，我們是加入群體。」
索羅斯過分謙虛了。他的確是很多努力解決美國社會問題的參與者之一，但是，他捐了這麼多錢，吸引了這麼多關注，從這點上說，他又是獨一無二的。
索羅斯捐了100多萬美元給州表決提案，建議加利福尼亞和亞利桑那州實施更為寬鬆的毒品法律。這些提案希望擴充套件毒品在醫療上的使用。加利福尼亞州提議的法案是允許任何人種植和使用大麻，亞利桑那州提議的法案是允許醫生為病情嚴重或者晚期病人開一種被禁止的毒品，包括大麻、迷幻劑和海洛因。兩個提案都於1996年11月通過。索羅斯被認為是帶領這些提案走向成功的人。
索羅斯越多地使用金錢的力量，反對他的聲音也越大、越尖銳。保守的政府官員和毒品專家厭惡地大聲叫嚷，說大麻在醫療上的使用是一個自大的社會實驗，會導致大麻和其他毒品的合法化。但是這些批評都沒有讓索羅斯放慢腳步。1997年8月，索羅斯的開放社會研究所宣佈捐贈110萬美元給舊金山潮汐基金會（tidesfoundation），為吸毒者提供清潔的注射器，阻止艾滋病的傳播。
2004年，史蒂芬·斯坦納（stephensteiner）與喬治·索羅斯在毒品使用問題上有了一次接觸，這也是唯一的一次。2001年，因為過量使用毒品，斯坦納失去了年僅19歲的兒子兩年以後，斯坦納獲悉索羅斯贊成並資助毒品政策自由化，這位失去親人的父親猛烈抨擊索羅斯。「我覺得這簡直駭人聽聞。」斯坦納告訴我：「我跟索羅斯說，毒品合法化是不可取的，這樣不會達到他的目的——減少犯罪。我責怪索羅斯和他的部下，他們不應該說如果毒品合法化，犯罪就會自然消失。」
斯坦納說，即使能夠減少犯罪，我們也已經看到了酒精合法化後帶來的傷害。他繼續說道：「如果你看一下索羅斯對英鎊、對法國內部交易的所作所為，你會認為，人們應該會排斥他，你會覺得永遠不會有人去傾聽他的想法。但是，這個人擁有太多的金錢。因為他的金錢和媒體的自由，他能夠繼續留在華爾街。這是一個邪惡的傢伙。」
斯坦納知道，和索羅斯的一些衝突在所難免。2004年10月29日，索羅斯在華盛頓的國家新聞俱樂部（nationalpressclub）發表演講，斯坦納去聽了。「我決定，我要站出來，公然指責索羅斯，努力引起媒體的注意。」
斯坦納拿著自己兒子的照片走上了講臺。「我拿著麥克風，開始自我介紹，譴責索羅斯，‘我的名字叫斯蒂芬·斯坦納。我失去了年僅19歲的兒子。喬治·索羅斯關於毒品自由化的政策是錯的。他是一個邪惡的人。’」
「他的保鏢對待我有點粗暴。他們將我扔出了演講廳。他們沒有對我提出控告。我被攻擊了，我的肩膀脫臼了，所以我會控告他們。我沒有向他們吐唾沫（像一些人說的那樣），也沒有向他們扔餡餅。」媒體完全忽視了斯坦納的努力。當時，那裡有15臺電視攝像機，但是沒有一家電視臺播放這次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