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納事件無疑讓索羅斯感到，他和他的名聲受到了很大的攻擊。這些尖刻的話語，特別是批評他的毒品政策，開始給他造成負面影響。「我受到了一些圍攻，」索羅斯告訴《時報》雜誌：「我過多地暴露在公眾視線中，為太多的陣線戰鬥，這是一個錯誤。」
索羅斯的第二個慈善追求——改變美國人對待臨終者的方式再度引起爭議。回想起父親去世的經歷，索羅斯發誓，他會盡自己的所能改善臨終者的命運，在他們最後的日子裡給他們一些慰藉和尊嚴。
1993年，索羅斯召集了一組專家到他的韋斯特切斯特郡的鄉村寓所中，鼓勵他們設立美國的死亡專案。
出席這個週末會議的人中，包括凱瑟琳·福利（kathleeny）醫生，她是一位神經腫瘤醫生，也是一位高階疼痛專家，自1974年一直在位於紐約的斯隆凱特琳癌症中心（memorialsloan-ketteringcancercenter）工作。她一直在做臨床研究和培訓專案，主要關注對癌症患者的疼痛治療和臨終關懷。
索羅斯的助手要求福利加入其他的臨終關懷專家，向索羅斯簡要介紹她的專業領域，這時她完全不知道索羅斯是誰，但是她同意與索羅斯見面，她很樂意與任何願意並能夠給予幫助的人討論她的專業。
在週末會議上，索羅斯回憶起1968年父親去世的情景，他沒能以一種恰當的方式和父親說再見，這讓他一直非常難過。他還提到了1991年母親的去世。這次，令他寬慰的是，母親是在家中舒適的環境中去世的，他一直都拉著她的手。
福利醫生說，很多人都是在醫院裡去世的，沒有得到恰當的臨終照顧。他們不想在醫院裡離開人世，但是70%以上的晚期病人都是在醫院中去世的，只有很少的人得到了安養院的關懷和照顧。「在我們的文化中，談論死亡是一種禁忌，」福利醫生在2008年接受我的一次採訪中說道，「通過開展對死亡和臨終關懷的討論，我們為改善臨終者的狀況提供了機會。」
當這個週末結束的時候，索羅斯問專家們：「好，現在你們打算怎麼辦？」這是典型的索羅斯式的問題。索羅斯傾向於讓專家們決定如何繼續，用他的經濟力量來保證專案的啟動，並支援下去。
這一組專家中沒有人知道，設立一個專案需要多少錢。索羅斯催促這些專家儘快組織起來，以改善臨終者的命運。他沒有提到錢，但是他給人的感覺是，一旦這個專案組織起來，他們將會得到索羅斯的慷慨捐贈。
美國的死亡專案建立起來了。索羅斯承諾捐1500萬美元給這個專案。最終，他將在9年時間內捐出4900萬美元。
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宣佈了這一專案，他選擇凱瑟琳·福利來牽頭該專案。此後，福利擔任專案主管，直到2008年夏天。到那時，這個專案已經擴充套件到了28個國家。該專案也遭到了人們的批評，指責這個專案中包括了醫助自殺和安樂死。然而，批評者們誤解了，醫助自殺和安樂死並不是專案的一部分。福利沒有將這兩個具有爭議性的行為納入專案，因為她擔心，它們導致的爭議會使專案偏離所追求的更高的目標。
喬治·索羅斯預言，在他去世後，他的基金會只能維持10年。他希望從基金會的日常監控中抽身出來。他在投資方面就是這麼做的。索羅斯希望能建立一個組織，沒有他，這個組織依舊能夠運作下去。他覺得自己正在逐步實現這個目標。但他還沒有準備完全放手基金會的總體戰略規劃。
2001年9月11日，美國遭到恐怖分子襲擊。這個事件發生之後，索羅斯認為，美國人正在偏離建立一個最偉大的開放社會的目標。他發現，自己在放寬毒品政策和改善臨終關懷兩方面的努力之間有一定的聯絡。
「我感覺，當局在利用人們對毒品的恐懼，」索羅斯在2008年5月的一則採訪中說道，「特別是父母害怕自己的孩子使用毒品，害怕他們成為毒品濫用的受害者。這使得布什政府採用了會產生相反效果的政策，導致問題變得更加嚴重。這兩個專案可以與反恐戰爭聯絡到一起，因為政府都是在利用人們對於死亡的本能恐懼。這種本能的恐懼不是美國所特有的，但是，它是美國這種社會型別所特有的。」
與此同時，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會擴充套件到很多國家。在有些地方，索羅斯受到人們的敬畏，在另一些地方，他則受到人們的鄙視。索羅斯向人們傳達了政治多元化和媒體自由的資訊，這讓東歐和前蘇聯的很多人激動不已，但同時也激怒了這些國家的右翼分子。
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阿爾巴尼亞以及吉爾吉斯斯坦的專制領導人攻擊索羅斯，控告索羅斯基金會保護間諜，違反貨幣法。索羅斯的職員們遭到人身侵犯，受到要被囚禁或經濟制裁的威脅。攻擊最嚴重的是在白俄羅斯，索羅斯被迫在1997年夏天中斷了基金會的運作。白俄羅斯希望關閉索羅斯基金會——這個國家最大的獨立非政府組織。索羅斯基金會被指控違反貨幣交易法，白俄羅斯據此罰款300萬美元。
索羅斯的慈善帝國面臨的壓力不斷增大，但索羅斯沒有屈服。索羅斯的慈善帝國僱用了1300名員工，分佈在24個國家。1997年，索羅斯在中亞地區設立了5個辦事處，分別在蒙古、烏茲別克、塔吉克、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此外，索羅斯還在瓜地馬拉設立了一個辦事處，這也是他第一次在拉美地區設立辦事處。2008年，開放社會研究所在亞洲擁有4個基金會。
這並不是說他要削弱在其他國家的慈善投入，恰恰相反，特別是在前蘇聯所包括的國家。1997年10月，索羅斯宣佈，在接下來的3年內，對俄羅斯的捐贈將高達5億美元，用於改善醫療、增加教育機會，幫助軍人接受復員後的技能培訓。
索羅斯的捐贈使他有資格成為俄國領先的慈善家。他的捐贈超過了美國政府的捐贈，美國政府同期只給了俄國9500萬美元的外援。
索羅斯知道，捐這麼多錢可能只是讓他成為一個「大錢袋」，2008年他在我的採訪中用了這個詞。「有時，我感覺自己像一個巨大的消化道，從一頭吸進錢，從另一頭擠出去。」索羅斯在他發表於1998年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危機四伏的開放社會》（thecrisisofglobalcapitalism：opensocietyendangered）一書的序言中如此寫道：「但實際上，這兩頭是由很多的想法連線起來的。」
1997年2月，索羅斯繼續從投資基金中拿錢。量子基金這一旗艦基金的資產為49億美元，索羅斯金融帝國的資產在150億美元。根據《福布斯》雜誌，索羅斯自己的資產達到25億美元。
索羅斯對俄羅斯產生了巨大的興趣。1997年，索羅斯進入俄羅斯市場，總統鮑里斯·葉利欽身邊的年輕改革派減少了索羅斯對這個國家的擔憂。同年3月，索羅斯借給俄羅斯政府幾億美元，幫助其解決過期的養老金支付問題。那年夏天，俄羅斯負債累累，政府腐敗，到了無力償還的地步，索羅斯成為俄羅斯最大的個人投資者。
1997年8月末，索羅斯宣佈他在俄羅斯的投資損失了20億美元。但是對於挺進俄羅斯，他絲毫不後悔。他將這些努力看作是促使俄羅斯轉變為開放社會的部分嘗試。他知道，他沒有成功，但是他已經努力了。但作為投資者，索羅斯非常遺憾。他在俄羅斯的經歷表明：在投資者和慈善家的角色之間尋求平衡是多麼的困難。
他在俄羅斯的最大一筆投資是為一家通訊公司投資了10億美元，索羅斯的合作伙伴是俄羅斯強大的「寡頭」弗拉基米爾·波塔寧（vladimirpotanin），年紀輕輕的波塔寧已是規模巨大的俄羅斯銀行的主席了。
寡頭在俄羅斯很有聲望，他們尋找私有化中可以獲利的機會，但用來控制大公司的策略卻存在問題。索羅斯認為這是他投資俄羅斯的最佳時機，正如他所說，強盜資本主義就要轉變為合法的資本主義。
索羅斯後來將他與波塔寧合作的大投資描述為他的職業生涯中最糟糕的一次。除了對波塔寧的投資，索羅斯還持有俄羅斯的股票、債券和盧布。1998年夏天索羅斯試圖資助俄羅斯，他的立場可能並非是中立的。
索羅斯聯絡了美國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roberte.rubin）以及財政部資深官員戴維·利普頓（davidpton）。索羅斯還給兩個非常有影響力的人打了電話，他們是從前葉利欽政府的成員——葉戈爾·蓋達爾（yegordar）和安那託利·丘拜斯（anatoliubais），以徵詢他們的意見，詢問自己如何才能阻止俄羅斯發生經濟崩潰。索羅斯奮力爭取國際救援。
1998年8月13日，索羅斯在《金融時報》上發表了一封信，其中說道，俄羅斯金融市場的崩潰已經到了最後階段。他呼籲應立即採取行動，包括貶值貨幣，建立貨幣委員會，該體制使得國家根據最富有的貿易伙伴的貨幣價值確定自己的貨幣價值。這個計劃將奪取俄羅斯中央銀行對貨幣政策的控制。
這封信在俄羅斯引起了一陣恐慌，這讓人們對索羅斯的動機產生了懷疑。那一天稍晚的時候，索羅斯發表了一項宣告，說明自己並沒有賣空盧布。索羅斯後來又補充說，他沒有在這場危機中交易任何俄羅斯的證券。
到了週末，俄羅斯步入了拖欠國內、外債務的境地。貶值似乎迫在眉睫。國際投資者紛紛開始逃離俄羅斯。全球金融恐慌接踵而至。
索羅斯否認私利在他的金融外交中發揮作用。他的確深入其中，但是他的建議對自己並沒有好處，他補充說，他的建議或許可以解決危機。
自從1992年狙擊英鎊之後，索羅斯已經成為了一個神話式的人物。他讓總統和總理們忐忑不安，擔心索羅斯會狙擊他們的貨幣，擔心華爾街和金融城會緊隨其後，導致嚴重的貶值和經濟危機。
到了1998年，索羅斯陷入困境，根據媒體的報道，俄羅斯拖欠的債務讓索羅斯損失了20億美元。與索羅斯關係密切的同事表示，索羅斯的損失遠沒有那麼多，只是在通訊公司的投資上損失了幾億美元。
幾十億美元的資產鼓勵著索羅斯，他也確定自己擁有預測經濟繁榮和衰退的天賦，喬治·索羅斯毫不畏懼地批評國際金融體制。1998年，索羅斯出版了《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危機四伏的開放社會》一書。在書中他警告人們，金融災難即將來臨。很多金融界的人認為索羅斯很掃興，指責索羅斯，意圖通過自己的書籍來阻止他人變得同他一樣富有。問題是，事實證明索羅斯是正確的：2000年，網際網路泡沫破滅引發了一場全球經濟危機。
索羅斯厭倦了聽別人指責他說，因為他賺了很多錢，所以當他開始指出概念性的東西時，就不應該認真對待他。事實正好相反，索羅斯對cnn說：「我掙了很多錢的這個事實就是市場不完美的證據。我意識到這點，並且充分利用它，這就是我如何發家致富的。」
到了1997年，索羅斯的經濟力量變得如此強大，人們將幾乎任何一種有投機者參與的金融危機都歸咎於索羅斯。最好的例子就是1997年夏天的亞洲金融危機。客觀的觀察者認為，下滑的亞洲貨幣應該歸因於「內在的腐敗」。但是仍有人責怪喬治·索羅斯造成這個地區的經濟衰退。
1997年初，索羅斯利用基金的資金做空泰銖和馬來西亞的貨幣林吉特。索羅斯打賭，這兩種貨幣都會貶值。1997年7月，泰國貶值泰銖。這引發了馬來西亞和其他地區的貨幣貶值，導致了經濟下滑。
各國貨幣貶值的時候，索羅斯說，他的基金是這些貨幣積極的買家。他相信，這些貨幣已經見底了。但是，這些都沒有讓索羅斯免於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蒂爾·穆罕默德（mahathirmohamed）的指責：「猶太人把巴勒斯坦人的一切都搶去了，但是在馬來西亞，他們不能這樣做，於是他們就讓林吉特貶值。」幾天後，索羅斯在華盛頓的一次演講中做了回應，他批評馬哈蒂爾和他的政策，表示首相執政不力，應該下臺。
讓這件事更加錯綜複雜的是，媒體大肆報道喬治·索羅斯可能損失了20億美元，看起來索羅斯不可能從「引發」這場危機中獲益。索羅斯和我說起這件事的時候，亞洲金融危機已經過去了11年了，對於自己在林吉特上損失了多少，他的記憶似乎很模糊。「我損失了一點，不過不是很多。」我問他：「一點是多少？」「我不清楚，」他回答說，「但是損失很小。」他說在印尼損失更多。索羅斯表示，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從林吉特中獲利或虧損了多少。「我們盈虧平衡，或者賺了一點，或者虧了一點。我害怕他們會控制資本市場，資金會被凍結，所以我清倉了。他們確實開始控制資本市場，所以這是撤出的好時機。」
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前，索羅斯基本上被媒體忽略了。後來，媒體開始試圖在弄清索羅斯到底是誰，他如何賺了那麼多錢，以及他生活和職業的方方面面。1997年11月5日，《晚間熱線》（nightline‘s）的主持人泰德·考佩爾（tedkoppel）將索羅斯描述為「世界上最富有、最慷慨的人之一，也有人說是不計後果的慈善家之一」。當提到抨擊索羅斯的話時，考佩爾只願意用「有人說」。他不想把批評之詞放在他的名下。
像考佩爾這樣的記者們對索羅斯有著勉強的崇拜。憑藉鉅額的收益，索羅斯似乎獨樹一幟。考佩爾說道：「索羅斯先生擁有這麼多財富，並且事實證明，他也有能力掙更多的錢，將他的行為和抱負與其他有錢人進行比較是很困難的。索羅斯運用財富的範圍使人們很容易將他與政府比較，他有時資助了，有時又威脅了政府。」
這個問題一直懸而未決：索羅斯是英雄還是惡棍？大多數人認為他是一個英雄。憤世嫉俗者提出，索羅斯慈善活動的目的在於動搖政府的地位，破壞政府的穩定，結果導致混亂，而他藉機從中漁利。有人說，為了掙錢，索羅斯必須擾亂經濟。吹毛求疵者主張，儘管索羅斯宣傳開放社會的優點，他的資助往往是給民族分離主義者，比如波斯尼亞的穆斯林和馬其頓人。索羅斯目睹著暴力接踵而至，而他一直利用他的投資造勢，並從中漁利。
斯特羅布·塔爾博特（strobetalbott）是克林頓總統在牛津大學時的室友，在1994—2001年，擔任克林頓政府的副國務卿。20世紀80年代，他和索羅斯初次見面。他們對俄羅斯的未來都有著強烈的興趣。後來，塔爾博特總是願意和這位國際金融家見面，因為索羅斯通過金融力量做了很多事情。
塔爾博特崇拜索羅斯，因為他認為索羅斯對外交和金融世界都很瞭解，「索羅斯能夠將智慧、行動主義，對形勢的把握和金錢進行有效的組合。通過開放社會研究所，索羅斯投入到前蘇聯各個國家的錢比美國政府投入的還要多。這意味著索羅斯在當地擁有巨大的影響力。索羅斯的基金會是草根組織，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當地的人才。和我們（美國政府）與不同國家的交易相比，索羅斯僱用的地方人才更廉價，而且跟地方關係也更密切。」
索羅斯被准予參與美國政治，成為重要的參與者。塔爾博特說：「我帶索羅斯與希拉里聊天，將他引薦給克林頓總統，與總統談論俄羅斯經濟，還將他介紹給美國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
對塔爾博特來說，索羅斯是個國寶。「索羅斯的外交政策和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不完全相同，但是是相容的。和他合作就好像是和一位友好的、同盟的獨立團體合作，我們試著在對前社會主義國家，對德國、法國和英國的態度上與喬治·索羅斯保持一致。」
註釋
指葉利欽時代在俄羅斯形成的、建立在寡頭政治基礎之上的資本主義。在這種制度下，極少數有權有勢者盜用國家資源大發其財。——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