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千禧之交，喬治·索羅斯的投資紀錄實在令人歎為觀止。
從1969年創立基金開始，直到2000年，索羅斯基金的平均年回報率是驚人的32%。如果有人在1969年在索羅斯的量子基金投資1000美元，那麼到了2000年，這位投資者可以賺400萬美元。累積年回報率為32%。
20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只有沃倫·巴菲特能與索羅斯的投資聯盟競爭。他們的投資策略是截然不同的：巴菲特似乎更實際，他住在離華爾街很遠的地方（奧馬哈，內布拉斯加州）。他是一個保守的投資者，購買超級穩定的公司的股票，其中包括可口可樂、迪士尼、美國廣播公司和《華盛頓郵報》，並且永遠持有這些公司的股票。相反，喬治·索羅斯是一個短期投機者，在金融市場上的走向上，下驚人的高額賭注。如果他認為自己的直覺是正確的，他會投更多的錢。索羅斯是一個冒險家。
索羅斯長期的業績是傑出的。但是在千禧之交，索羅斯卻遭受了挫折，20世紀的最後幾年，索羅斯遭受重創，2000年春，納斯達克崩盤，索羅斯的損失已達30億美元。
1999年，索羅斯打賭因特網股票會下跌，並且下了大注。他的猜測是對的，但是早了一年。媒體報道表示，索羅斯在2000年損失了7億美元，也是在這一年，斯坦利·德魯肯米勒離開索羅斯的對沖基金。索羅斯的同事說，索羅斯只在因特網股票上損失了幾千萬美元，而不是7億美元。
也就在那時，索羅斯宣佈，他計劃將量子基金從高風險的投機基金轉變為保守的企業。作家艾倫·多伊奇曼（alandeutschman）說，這就像美國棒球巨星貝比·魯斯（alandeutschman）發誓，他將只嘗試一壘安打。
索羅斯的很多基金都下滑了30%，他承擔不起利用大量的信貸槓桿和現金來獨立行動。1998年8月，索羅斯的業績處於巔峰時刻，價值達到220億美元，到索羅斯將基金管理公司進行重組時，基金的價值已經下降到144億美元。
索羅斯對基金管理公司策略的改變對他的200名交易者、分析師和基金經理有著深遠的影響。為世界上最有威望的對沖基金工作而獲利頗豐後，突然間，他們中的大部分人發現自己沒有了工作。索羅斯說，他不再渴望30%的年回報率了。同時，索羅斯發現要找到穩定的大賭注也越來越困難，他想要確保他的基金能夠生存下來，不僅僅是在他的有生之年。
索羅斯備受矚目的兩位基金經理開始處理他們自己的基金。斯坦利·德魯肯米勒從1988—2000年，一直負責索羅斯的旗艦基金——量子基金。現在，他也回到了自己在20世紀80年代創立的杜魁斯資金管理公司。公司搬到了曼哈頓，管理的資產達30億美元。根據媒體報道，德魯肯米勒離開索羅斯的原因是，他厭倦了老闆不斷吸引媒體的關注。
一個時代過去了。很多幫助索羅斯建立財富的人，現在從幕後走到了臺前。他們是最優秀的基金經理，在華爾街，這樣的經理人供不應求。
儘管索羅斯遭遇了金融挫折，他還是很有自信地分析了世界經濟的狀態。2000年12月7日，索羅斯出版了他的第四本著作《開放社會，改革全球資本主義》（opensociety，reformingglobalcapitalism）。他之前預言世界經濟不會安然度過1997年的亞洲貨幣危機，事實證明，他錯了。他承認了自己的錯誤，《開放社會》一書中，同樣寫到了他的錯誤。在這本新書裡，索羅斯傳達了這樣的資訊：如果下一次全球金融危機很快來襲，那麼美國會發現，自己太脆弱了，難以幫助世界其他地區抵制衰退。
在他的書中，喬治·索羅斯常常對美國的經濟前景做出悲觀的預測。關注索羅斯的人對此懷疑，他們在想，是不是因為「前景暗淡」的書總是比樂觀的預測賣得好，索羅斯試圖從書上獲利？但是對於一個擁有如此驕人金融記錄的人，想不聽從他的話，還是挺難的。
2001年1月22日，索羅斯在接受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臺的採訪時，他已經退出了對沖基金的日常運作達12年之久。索羅斯在採訪中解釋說，他並不後悔當初放棄對沖基金的管理：「我已經70歲了，在過去的12年裡，我基本上沒有運作我的公司。因為要運作一個對沖基金，你需要百分百地投入進去，不能東奔西跑、做慈善事業，試圖拯救世界。你要麼待在對沖基金，要麼做其他事情，所以我做了抉擇。」
記者胡安·威廉姆斯（juanwilliams）開玩笑地問索羅斯，高風險的華爾街賭博是否使他對真正的賭博有了興趣。索羅斯的答案是否定的。威廉姆斯追問原因。索羅斯說：「因為我更喜歡在我對機率有較好把握的地方下注。」
即使從華爾街隱退之後，索羅斯依然對世界有很大的影響。
到2001年，索羅斯已經投入了28億美元到他的基金會中。他的資產價值仍然有50億美元。索羅斯計劃將來逐漸捐出他其餘的財富。
2001年發生的一件事幫助索羅斯明確，接下來的幾年他要把錢捐在哪裡，如何捐。對於幾百萬美國人來說，這一事件具有重大的影響，對喬治·索羅斯也是如此。在此之前，索羅斯在美國社會的許多問題上投入了大量資金，但沒有一個焦點或目標。
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持美國民航客機，撞擊紐約世貿中心和華盛頓五角大樓，墜毀在賓夕法尼亞州尚克斯維爾鎮，共計有2819人遇難。
「9·11」事件使得索羅斯將焦點放在喬治·布什總統身上，相比之下，索羅斯對發動這起襲擊的基地組織或者窩藏恐怖分子的阿富汗塔利班的關注更少。
索羅斯想盡全力在即將到來的2004年總統競選中將布什選下臺。雖然兩人素未謀面，但索羅斯就是不喜歡這個總統。他在將「9·11」事件應歸咎於誰的問題上猶豫不決，是布什及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還是副總統迪克·切尼？
2001年9月11日，索羅斯身處北京，他看著電視裡世貿雙塔轟然倒塌，被極大地震動了，他對恐怖分子的殘忍所感到的驚駭絕不亞於任何其他美國人。
在接下來的日子裡，索羅斯聽著布什和他的助手發表宣告，這讓他想起納粹統治下的德國。對於索羅斯來說，這聽起來像是同樣的宣傳，表明危險正逐步擴大，大家要團結起來。這讓索羅斯想起醜陋的戈培爾（josephgoebbels，納粹德國時期的宣傳部長）的演說，讓德國人民與納粹分子站到一起。這是喬治·索羅斯第一次將美國政治領導人的行為比成納粹的行徑，這樣的對比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是個禁忌，他們被深深地激怒了。索羅斯鄙視布什總統對「9·11」事件做出的回應，認為這個總統在快速地侵蝕美國的傳統價值。
對索羅斯來說，「9·11」事件應該使美國政府有勇氣保護美國的自由和開放社會。相反，布什鎮壓異議，將批評者們定為不愛國，監禁那些聲稱自己是恐怖分子的人，剝奪了他們享有的美國公民權利。
對於喬治·索羅斯來說，有一個關鍵的時刻讓他最終決定反對布什，這個時刻就是「9·11」事件發生9天后，布什在國會兩院聯席會議上發表的講話：「我們將追究那些向恐怖主義提供幫助和安全避難所的國家。每個地區的每個國家現在都要做出抉擇。你們不是站在我們這一邊，就是站在恐怖主義分子那一邊。從今以後，任何繼續庇護或支援恐怖主義的國家都將被美國視為敵對政權。」這是索羅斯厭惡的那種專制主義者的論調。
接著，布什政府又採取了一個方案，讓索羅斯極為震驚：2001年10月26日，布什簽署美國愛國者法案（patriotact）。該法案擴大了美國執法機構的權力，以打擊恐怖主義活動，他們可以監控電話、郵件、醫療、財務和其他記錄。
索羅斯無法將布什從他的腦海中抹去。2002年6月1日，布什在西點軍校畢業典禮上，對989名畢業生髮表講話，確立新的「布什主義」，對任何被懷疑有恐怖主義威脅的國家，美國將會採取軍事行動。「布什主義」使布什和政府有了更廣泛的權力，可以對其他國家採取軍事行動，這些國家曾經是美國試圖結盟的國家。
在索羅斯看來，這些行動表明華盛頓在實施一種新形式的軍事主義。這讓他想起古羅馬，它曾經也是偉大的民主國家，後來變成了一個帝國。凱撒越過盧比肯河（rubicon），入侵其他國家，如今的美國可能在另一條盧比肯河邊。
索羅斯認為，恐怖分子就像門口的野蠻人（在華爾街，通常用這個詞來形容不懷好意的收購者），他們可能成為永久的威脅，不會消失。如果美國總是依靠軍隊來保護自己，對總司令的批評會削弱軍隊的力量，這樣美國的開放社會無疑會走向終結。用武力來傳播民主是不對的，而索羅斯發現，這正是美國在做的事情。只有當地方力量迫切想要建立民主的時候，民主才能真正的建立。
「9·11」事件過後的一段時間，索羅斯在西方媒體眼中始終是一個值得敬畏的、並且基本上是正面的人物。2002年3月14日的英國《獨立報》總結了索羅斯的人生，基調是讚揚的，標題是：「喬治·索羅斯，一個打垮英格蘭銀行的人。他的成名之舉就是在黑色星期三大賺了一筆，但喬治·索羅斯熱切渴望捐出他的幾十億美元。」
媒體深深地崇拜索羅斯，索羅斯擁有讓世界領袖認真對待他、傾聽他的能力。實際上，通過自己的外交政策，索羅斯成了最引人注目的普通公民。其他超級富有的慈善家，那些華爾街鉅子，如泰德·特納和比爾·蓋茨，也做了類似的事情，但是沒有一個像喬治·索羅斯那樣事必躬親。索羅斯知道，他是幸運的，當大多數慈善家處於被動位置，不知道如何實現自己的慈善抱負時，索羅斯知道如何明智地捐錢，以及捐在何處。
2002年，索羅斯被判犯有在法國進行內幕交易的罪行。所有美國主流金融媒體大肆報道了這個訊息，包括平面、電視和廣播媒體。900多篇文章蜂擁報道。索羅斯安然挺過了這些宣傳攻擊，很可能是因為美國審查這個案例的人斷定，索羅斯並沒有真的做什麼錯事。與索羅斯關係最密切的人說，如果索羅斯做了類似邁克爾·米爾肯（michaelmilken）和伊凡·博斯基（ivanboschi）那樣聲名狼藉的內幕交易，他的事業就毀了。
對於索羅斯來說，這個案子就像被蜜蜂蟄了一下，不會是結束職業生涯的重大打擊。索羅斯一開始就知道，如果他被宣告有罪，法院不可能判他入獄。他也知道，到2002年下半年，他的基金事業已經基本成為過去，所以在這個節骨眼上，內幕交易罪對他職業的影響比以前要小得多。
這個事件的起源是喬治·索羅斯於1988年購買了法國興業銀行和其他3家法國公司的股票，這些公司都是在此不久前私有化的。
一位中間人找到索羅斯並告訴他，有一位法國商人想要聯合一些投資者來購買私有公司的股份。索羅斯讓自己的顧問調查一下。索羅斯和他的顧問都沒有被要求籤署保密協定。很快，顧問向索羅斯建議說，這個商人提出的想法不合理。索羅斯接受了這個建議，拒絕了法國商人。
過了一段時間，到了1988年秋，索羅斯為量子基金購買了法國興業銀行和其他私有公司的股份。
索羅斯受到指控，說他知道這位商人帶領的一些投資者在買入興業銀行的股票，這會引起股票價格的上漲。法國當局說，索羅斯對這位商人計劃要做的事情知情，這構成了內幕訊息。
2008年6月27日，在我對索羅斯的法國律師羅恩·索弗（ronsoffer）的一次採訪中，針對這一指控，索弗說：「這樣的指控讓人非常震驚。索羅斯是在紐約交易的。他下令購買4傢俬有公司的股票，其中有一家是興業銀行。沒有人指控他違反了美國法律，大部分的股票是在倫敦交易市場上買入的，索羅斯沒有違反英國法律。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在法國購買的。倘若索羅斯的交易員是在倫敦完成所有的購買，那麼他不會有任何的問題。再者，按照法國當時的法律條例、法院和大多數學者對法律的解釋，索羅斯的行為並沒有違法。」
與此同時，那些投資者也在幾個月的時間裡購買了法國興業銀行的股票，法國公眾在媒體的暗示之下紛紛購買了大量股票。該銀行的股票在1988年夏天和秋天持續上漲。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oismitterrand）再度當選法國總統之後，法國金融媒體報道了新政府鼓勵前一屆政府私有化的公司的股東結構的變化。這些報道使得人們爭先恐後地購買這些股票。所以，索羅斯讓他的交易員購買這些公司的股票時，他做的事情和很多法國公民做的事情並無區別。
此後不久，索羅斯賣掉了持有的股份，獲利200萬美元。索羅斯交易一年後，公訴人揭露，他們發現法國興業銀行的股票交易中有異常。這個案件的調查花費了幾年的時間。1993年，他們將索羅斯進行司法調查，離正式控訴只有一步。這個案件拖了好幾年，因為法國的檢察人員很難從其他國家的司法機關獲得金融資訊，特別是從瑞士和盧森堡。他們還要求獲得其他被調查人員的資訊，索羅斯完全配合調查，自動提供所有與交易相關的資訊和檔案。
這個案件成為20世紀90年代法國最大的金融醜聞之一。十幾個人被調查了其中包括很多知名人物。因為拖延太久，遲遲不上庭，索羅斯的律師試圖否決這個案子，但沒有成功。
當法國當局調查索羅斯的時候，職能相當於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法國交易所運作委員會（commissiondesopérationsdebourse，cob）得出結論，索羅斯和其他人並沒有觸犯法律。但是他們的結論沒有法律效力，所以法國司法機關對索羅斯提起了正式起訴。
2008年6月，索羅斯在斯特拉斯堡的歐洲法院提出上訴。在索弗看來，關鍵的事實是法國交易所運作委員會的結論，即索羅斯沒有觸犯法律，也沒有違背任何道德準則。而且，最重要的是，法國交易所運作委員會認為，關於內幕訊息的法律規定本身並不清晰。索弗辯護道，那麼在這種情況下，為什麼索羅斯，一個在紐約交易的美國人應該比法國交易所運作委員會更瞭解法國法律呢？
索羅斯沒有被指控從法國興業銀行獲得任何內部訊息，他所掌握的訊息是和第三方的意圖相關的。他沒有被要求籤署保密協定，也沒有被告知這個資訊是秘密的。索羅斯否決了這個計劃，原因在於他覺得不合理。確實，事實表明，這個計劃以失敗而告終。
我問索弗，為什麼索羅斯能從這個案件中全身而退，保住他誠實和正直的名聲？「因為美國人知道，這個定罪是對1988年法國法律的曲解，正如法國交易所運作委員會的觀點一樣。」
「為索羅斯請求最低量刑的時候，甚至連檢察官也覺得這個案件有哪裡不對。有一位檢察官說，如果他在法律的允許下，可以對索羅斯減少罰款的話，他會要求法院象徵性地罰款，比如1歐元。」
「我覺得，這位檢察官意識到了索羅斯案件存在的不公正，檢察機關試圖通過司法解釋，擴大內幕交易法的應用範圍。在法國交易所運作委員會的要求之下，法國內幕交易法案隨後進行了調整和澄清。」
「索羅斯坐在紐約的辦公室中，他不可能想到法國內幕交易法比美國內幕交易法的應用範圍更加廣泛，也不可能想到1988年之前，法國監管機關、立法機關，以及很多法國學者和法官解釋這些法律的方式是完全錯誤的。因此，真誠善良的人在索羅斯的行為中找不到任何道德惡劣的地方。」
2002年11月，索羅斯出席，他告訴在座各位：「我一生都在做投資，我想，我知道什麼是內幕交易，什麼不是。」索羅斯聲稱，他購買了幾家法國銀行的股票，希望新的管理和所有制會提升績效。當他認識到這不可能的時候，他就賣掉了這些股票。
2002年12月20日，為了13年前的股票交易，索羅斯被判犯有內幕交易罪，並被罰款220萬美元，相當於他從股票交易中獲得的利潤。
索羅斯沒有到法國的法庭上去聽法院的判決。他在紐約發表了一項宣告，表示「他極為驚訝，非常失望，必要時會向最高法院上訴」。他說：「我絕對沒有法國興業銀行相關的內幕訊息。對我的指控是沒有事實根據的，也沒有法律依據。」
儘管很多人受到調查，但只有索羅斯一人被定罪。在宣告他的判決時，其他兩人被宣佈無罪，一位是法國財政部高階官員，另一位是黎巴嫩商人。這一定罪並沒有給索羅斯造成負面的影響。他仍然是華爾街精明的投資者。
當我問索羅斯，為什麼他的聲譽沒有受到內幕交易案的影響時，索羅斯不同意我的提法，索羅斯認為這個案件在美國引起了很大的關注：「我的敵人最大限度地利用了這個案件。」這個案件雖然受到很多的關注，但是索羅斯仍能繼續交易，媒體上會繼續出現有關他的正面報道。
索羅斯稱這個定罪是「審判不公」。索羅斯說，他的法國律師告訴他，已經結案了，當時也確實結案了，但是14年後，又被重新調查。索羅斯說：「其實，根本沒有什麼案件。就是他們想拿走我在這樁交易上賺取的利潤。」
與此同時，布什政府也即將做出決定，基於薩達姆·侯賽因與基地組織的聯盟，美國準備進攻伊拉克。布什認為，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可以發動生化戰爭，甚至是核戰爭。布什開始相信，薩達姆·侯賽因對美國構成了直接的威脅。
2003年3月，美國對伊拉克的進攻在開始時是成功的，美軍佔領了巴格達，薩達姆躲避起來。同年11月，薩達姆被美軍抓獲，並最終由新的伊拉克政府處決。
面對新的反叛威脅，擔心勝利可能會變為失敗，布什選擇了讓美軍留在伊拉克，參與國家建設，成本高達幾十億美元。
與此同時，索羅斯為幫助俄國轉變為開放社會而進行的長期的、起起伏伏的鬥爭也接近尾聲。
2003年6月，索羅斯宣佈他正在大幅消減對俄羅斯的慈善捐助。索羅斯在一個新聞釋出會上說，「我在俄國的慈善活動沒有干涉這個國家的主權。俄羅斯處在崩潰邊緣，我想幫助俄羅斯的知識分子渡過難關。」他強調自己會減少投資，從一年2500萬美元減少到1500萬美元。同時，他不會完全關閉基金會在俄羅斯的運作。他留下了15個專案，儘管從那時開始，開放社會研究所需要自力更生，自己吸引資金。
2003年11月，俄國當局強迫開放社會研究所的工作人員離開他們的辦公室，他們再也不可能繼續工作了。
索羅斯批評俄羅斯對石油巨頭尤科斯（yukos-mikhailkhodorkovsky）的監禁，並稱之為「迫害」。索羅斯進一步發出警告，俄國可能正進入國家資本主義階段，資本所有人會意識到，他們依賴於國家。這些評論可能讓俄羅斯政府做出這樣的決定——讓索羅斯的日子儘可能地不舒服。
對於喬治·索羅斯來說，美國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世界其他地區的想法是完全錯誤的，索羅斯準備進入一個全新的領域——試圖讓總統下臺。
幸運的是，索羅斯不需要通過捐錢給民主黨來促使總統下臺。旨在禁止政黨以外的團體直接向候選人捐款的選舉法改革，留下了很多漏洞，外部力量可以間接地捐錢支援總統競選運動。
索羅斯最終捲入政治。他參與民主黨的同盟，包括工會工人、環保運動、女性團體，為建立非營利政治組織網路提供機會。到了2004年底總統競選時，索羅斯已經投入了2700萬美元給左派，用於推翻喬治·布什。
索羅斯保持著耐心剖析的一貫策略，他決定尋找一個最佳政治顧問。
2003年春天，民主黨資深官員羅伯特·斯坦恩（robertstein）和新民主黨網路（newdemocraticnetwork）主席西蒙·羅森伯格（simonrosenberg）希望通過私人途徑，增強民族黨的力量。他們希望喬治·索羅斯能加入。
斯坦恩和羅森伯格整理了一個30分鐘的幻燈片介紹，提供了一系列易於理解的圖示，一步步地展示了在過去的30年裡，保守主義者是如何成功地建立起價值3億美元的「資訊機構」，來宣傳他們的主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