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穿越黑暗的飛行結束之時，有種已成定局的決然感。在數小時遠離塵世的轟鳴聲中與你切膚相伴的一切，戛然而止。飛機前端向下，兩翼緊拽著地面上更牢不可破的氣流簾幕，機輪觸地，然後引擎嘆息著陷入沉默。當生長在世俗世界裡的牧草與盤旋的塵埃出現，在蹣跚而行的人類與紮根的樹木無限的耐心面前，飛翔的夢想突然消失。自由再次棄你而去，片刻之前你曾擁有的雙翼不亞於獵鷹，甚至比鷹翼更為迅捷，如今它們再一次還原為鐵與木，呆滯而沉重。
距離破曉還有一小時，南格威的空地出現在地平線上。隔著一千英尺的距離看來，搖曳不定的火把光只不過劃出了一條窄窄的跑道——蔓延不絕的廣袤原野上一條細小的傷疤。
我盤旋了一週，看著火焰屈服於漸長的風勢，以推斷風向。移動的人投下陰影，交錯在空地上，變幻不定，最終定格。
輕輕牽引油門，讓引擎發出放鬆的低鳴。我將機頭對準指路的火光，直到地面在機身下漸漸加速，然後機輪觸到堅硬的土壤，在一團混亂的煙塵和閃爍的橙色光芒中，飛機被猛然推向跑道。我熄掉引擎，在座位上稍作休息，讓耳朵適應寂靜的空茫。
因為生命正消逝其間，所以空氣凝重不堪。人聲穿過跑道傳來，越來越響。習慣了飛機深沉的轟鳴，它們聽來就像蘆笛尖銳的顫音，或是竹林裡的哨聲。
我爬出駕駛員座艙，看著一群模糊的人影背對跳躍的火光走近。以他們的舉止和衣著判斷，我能看出他們中大多數都是黑人——卡韋朗多人，他們半裸著健壯的大腿。跟在他們後面的兩個白人則踩著更為快速迫切的步伐走過空地。
有輛老爺車在某處轟鳴著發動了引擎，老舊的活塞和軸承的聲音像敲擊的鼓點。炙熱的晚風在空地周圍的刺柏和灌木叢間徘徊不去，夾雜著沼澤地與維多利亞湖的味道，還有野草叢、酷熱曠野與紛亂灌木叢的氣息。它抽打著火把，緊攥住機身。但這風裡還夾雜著孤獨以及迷惘，彷彿它的經過只是無果的過場，甚至都沒帶來有關雨水的承諾。
我靠在機身上，看著一個矮胖的人在搖曳不定的火光中走來，他的臉逐漸變大，最終定格在我的面前。那臉長在灰髮下，肌肉鬆弛，一雙棕色的眼睛像是困在皺紋織成的蜘蛛網裡。
這張臉的主人微笑著伸出手來，我握住了。
「我是醫生。」他說，「是我發的訊號。」他朝站在他手肘邊的另一個白人側了下頭：「這位是艾伯特。有什麼需要都找他：茶、食物，隨便什麼。都算不上好貨色，但你請便。」
我還沒來得及回答，他已經轉過身，嘟噥著去料理患者了。夜色中，箱型福特車正緩慢踉蹌地穿過跑道，過來裝載氧氣。在他的帶領下，走來半打卡韋朗多人，隨便哪個都強壯得足夠拎起小個子的醫生，其實單手就能抄起他，就像抄起只小山羊。但他們都盡職地垂首站在他身後，相隔一小段距離。我想這距離保持得如此精確，一定是出於純粹的畏懼與誠摯的敬重，這兩者完美地摻和在一起。
「你來得很早，」艾伯特說，「很及時。」
他高大瘦削，穿著帶汙漬的灰色襯衫與打了很多補丁的寬鬆燈心絨褲子。他的語氣中帶著道歉的意味，好像我這個來自遙遠而浮華的內羅畢文明的訪客，有權覺得自己受到的招待遜色於預期。
「我們修理了跑道。」他說，「盡我們所能。」
我點點頭，看向一張清瘦而黧黑的臉龐。
「幹得不錯。」我想讓他寬心，「比我料想的要好。」
「我們還裝了個風向袋。」他揚手指向一根纖細的杆子，底下圍著半打火把。杆子頂部掛著一個由廉價「美國」棉布縫製的圓筒，顫巍巍的，看著像條被鋸下來的睡褲腿。
在這樣的風力下，風向袋應該完全鼓起，但相反，它藐視基本的物理定理，只是垂著，對風力與風向顯示出不知羞恥的漠然。
走近些我才發現，風向袋的底端用針線儘可能牢地縫住了，如此這般，作為一件本該用來指示風向的工具，它還真不如一條睡褲來得有用。
我向艾伯特解釋了這個技術性失誤，在火把暗淡的火光中，滿意地看到他的臉龐放鬆下來，展露出我懷疑是許久以來的第一個微笑。
「是‘短襪’這個詞，」他說，「讓我們弄不明白了。我們沒法想象，一雙像樣的襪子腳趾上會有洞——就算是風向袋也不應該啊！」
在陷入深思的小個子醫生的幫助下，我們解開了氧氣瓶的帶子，從前排駕駛室將它抬了下來，放到地上。它雖不是重得可怕，但卡韋朗多人歡快地撿起它朝福特車走去的樣子，讓那隻厚金屬做的氣瓶看起來輕得像一卷鋪蓋似的。
正是這種身體的強壯和對勞動的自願，讓卡韋朗多人成了東非最馴良可靠的勞動力。
他們的原始居住地邊界模糊，原本自埃爾貢山向南，延伸約兩百英里，直到維多利亞湖東岸，但他們四處遷徙，一路交友、打工、歡笑，使得原本偏僻羞怯的小部落成為現今到處可見的種族，眼力不好的遊客到了東非，還以為所有土著都是卡韋朗多人。這種誤解本身並無害處，但最好別被納迪人、索馬利亞人或者馬塞人這些火暴脾氣撞上，這些人的種族主義虛榮心可絕不亞於英國人最引以為豪的自尊。
雖然卡韋朗多人並無種族意識，卻有起碼的知足常樂意識，且單從這樂觀的認知中就能獲取源源不斷的快樂。他們是非洲的腳伕、全能勞力、享傻福的傻人。其他更有信念的部落指責他們不僅不實行割禮，還吃未經過合法屠宰的肉。他們帶著溫和的漠然。他們對白人文化入侵的抵抗是消極的，主要策略就是痛快地吃、儘量地生。或許有一天，人們會發現這才是令人生畏的妙計。
我運送的氧氣卸下了，然後看著這麼一群高大強壯的人將我的飛機團團圍住，帶著叫我受寵若驚的好奇打量著機身上的條紋。其中最高大的那個，張嘴盯著飛機足有一分鐘後，突然仰頭大笑起來，那聲量要是沒讓最靠近的土狼驚起，也讓它顏面無光。
我用斯瓦希里語讓他解釋這個笑話，他受到了深深的傷害。根本沒有什麼笑話，他說，只是飛機這麼光滑，機翼又這麼有力，讓他想笑！
我不由得想到，要是有如此體格的卡韋朗多人具備與之相應的智慧——或者我該說，和他們的白人兄弟同樣的狡猾，非洲將會是什麼模樣。
我猜，通往南格威的道路會寬闊敞亮，沿途設有加油站；維多利亞湖邊會佈滿休閒度假村，由鐵路與內羅畢和海岸相連；競爭激烈的鐵路公司大概會大肆宣傳自己為卡韋朗多線或者基庫尤線。未開發的鄉野將由蠻荒之地變成滿是郊區民宅、海濱小屋與熱門沙灘的樂園，在炎熱的天氣裡，它們全都散發出芬芳氣息，那種歐洲式的微妙香氣。但變化的精髓所在是時間，我們只能等待。
據艾伯特——我的這位依舊帶著歉意的東道主說，小個子醫生起碼還要開一小時的車才能到達真正的南格威礦場，他的病人就躺在那兒的茅草棚裡，病得太重，無法移動。
我們聽著福特車的聲響漸漸消失。「醫生試了所有辦法。」艾伯特說，「節食、藥物，甚至巫術，我想。現在又是氧氣。生病的傢伙是個挖金礦的，肺完了，心臟很弱。他還活著，但上帝知道還能活多久。他們源源不斷地來到這裡，又陸陸續續地死掉。這兒是有金礦，但不會興旺發達的——除了喪葬業。」
如此悲觀的預言似乎並沒有答案，但我覺察到，說這話的時候艾伯特至少帶著近乎酸澀的微笑。我又想起了伍迪，尋思著在回內羅畢的路上是否有哪怕渺茫的希望能夠找到他。或許沒有希望，但我已經下定決心，一旦可以得體地抽身，我就立即離開。
我看見飛機穩妥地停在跑道上，接著，我和艾伯特一起經過火把走向停靠點，晨曦中火光已變成萎靡的粉紅色。
灰色的光線正要撕開黑暗，不消片刻我就能看清顯現在荒涼的開闊與幾乎無畏的孤寂中的幾間茅草棚、幾件老舊的儀器，還有瓦楞鐵皮蓋的儲藏室。癟著肚子的狗無精打采地在塵土中伸懶腰，穿過周圍那些刺柏樹糾纏的樹枝，曠野像遭遺棄的舞臺背景，汙穢泛黃。
我沒看見婦女，也沒看見孩子。在毒辣的非洲烈日下，這片土地沒有人類社會的暖意，整個區域甚至沒有笑聲。
艾伯特帶我走進最大的一間茅草棚，許諾要去沏茶，滿懷希望地表示，我或許不會覺得茶太糟糕，因為，僅在八個月以前，他的倉庫剛接到來自基蘇木一家印度商店的補給。
他消失在房間後面的出口，我靠在椅背上四處打量。
防風燈放在被當作桌子的長木板中央，煙囪破了，佈滿煤煙。長木板由兩個反扣在泥地上的大桶支撐，木板後面的架子上稀稀拉拉地擺著些牛肉罐頭、蔬菜罐頭和罐頭湯，絕大多數是美國出產。木板一頭堆著幾本舊《笨拙》，在我座位對面的椅子上放著一本《倫敦新聞畫報》，上面的日期是一九二九年十月。
有臺無線電，但想必已經靜默了數月：真空管、電線、電容器以及調節器都帶有頻繁卻顯然不見效的修理痕跡，最後一股腦堆在板條箱裡，箱子上寫著：途經蒙巴薩。
我看見裝著黑砂的罐子，砂裡應該含有黃金，或者含有如此的希望。別的罐子上標著我不認識的神秘符號，但怎麼看都是空的。一面牆上釘著張設計圖，一隻蜘蛛從茅草屋頂上垂下來，然後又回到它呈完美幾何圖形的網內，並未被打動。
我起身走到窗前，窗戶不比一隻小茶盤大多少，下半部分裝著鐵絲網。陽光下，零落的灌木與叢生的野草在地上投下交錯的陰影，就在陰影最濃密的地方，一條胡狼正在垃圾堆裡滿懷希望地搜尋食物。
我回到座位上，情緒低落，還有些許憂慮。我又想到了伍迪——起碼是對伍迪的事覺得納悶，因為實在沒什麼事情好想。
那條胡狼讓我想起一個並不讓人寬慰的結論：在非洲絕無半點浪費。尤其是死亡，從來不是浪費。獅子留下的會成為土狼的盛宴，之後的殘羹冷炙則會成為胡狼、禿鷲，甚至蝕人烈日的佳餚。
我從飛行服口袋中掏出一支香菸，點燃，想要試著擺脫襲來的睡意。但這只是徒勞，好在艾伯特不久就回來了，端著放滿茶具的托盤。我睜開眼睛，看著他忙碌。我注意到他的神色再次變得憂鬱而深沉，好像在他離開這間屋子的時間裡，某種舊的愁緒，又或者是某種新愁緒開始在他的腦海紮根。
他把托盤放在長木板上，摸索著從架子上拿下一罐餅乾。陽光，濃郁而強烈的陽光，開始為小屋內寡淡的色調增添暖意。我俯身吹熄了防風燈內的火焰。
「你聽說過黑水熱吧。」艾伯特突然說。
我從椅背中直起身來，將菸頭在泥土地上踩熄。我的記憶閃回到恩喬羅農場的童年歲月。正是在那些時日里，「瘧疾」與「黑水熱」這類詞彙第一次出現在我的意識中，隨之而來的是晚到一步的果阿或是印度醫生，當地土著們驚恐地散播瘟疫的傳言，死亡，還有黎明到來前，在我們矽鎂礦和圍場邊雪松林裡進行的無聲葬禮。
那是陰鬱氣氛瀰漫的黑暗時光。童年時代的所有微小快樂：遊戲、與納迪玩伴之間的友情，全都黯然失色。光陰變成了重負，直到屍體都被挪走，青草重新在墓地的新土中紮根，女人們清掃乾淨死者留下的空屋，直到能重新看見陽光。
「我們這兒有個人，」艾伯特說著將茶遞給我，「得了黑水熱。請你幫忙帶氧氣來要救的那個人或許還有一線生機，但這個人沒可能了。醫生無計可施，也不能移動得了黑水熱的人。」
「對。」我將茶杯放回桌上，記起得黑水熱的人要是被挪動就會死亡，但如果被單獨留下，基本上也一定會死亡。
「我感到非常難過。」我說。
一定還有些別的話可說，但我不知說什麼了。我所能想到的是，我曾將一名患黑水熱的病人從大象聚集的馬松加萊尼運送到內羅畢的醫院。
我永遠都不曾知道，那段航程中有多少小時是和一具屍體同行的，當我降落的時候，那人已經死了很久。
「有什麼可以效勞嗎……」所有的話在這種場合都是陳詞濫調。惟有那些老套又無用的話才最可靠：「非常難過」，還有，「有什麼可以效勞嗎……」
「他想和你說話。」艾伯特說，「他聽到了飛機的聲音。我告訴他你可能要在這裡待上一天，明天早上走。他可能都活不了這麼久，但他想和外面來的人說說話，我們南格威這兒的人都有一年多沒去內羅畢了。」
我站起身來，都忘了喝茶：「當然，我會和他說說話。但我不能留下，有個飛行員在塞倫蓋蒂的某個地方失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