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艾伯特很失望，從他的表情看來，他和那個病人一樣，因為得不到「外面」的訊息——來自內羅畢的訊息而悵然。而在內羅畢，人們只想知道倫敦來的訊息。
無論你住在哪裡，彷彿都必須獲得來自別處的訊息，來自更繁華的某地。所以這個人，躺在維多利亞湖邊的沼澤地裡行將就木，卻並不關心來生，而更關心此世新近發生的事情。正是這點讓死亡如此艱難：尚有好奇心未滿足。
假如對死亡的蔑視可以被理解為勇敢，那麼艾伯特這位垂死的朋友是個大無畏的人。
他躺在行軍床上，蓋著一床氣味難聞的薄被子，面目模糊。瘧疾和黑水熱症狀對他身體的影響，就像埃及人用藥物處理屍體的手法。
我曾見過生動物皮被撐在木杆上，放在陽光下曬乾，但艾伯特讓我在小屋內看到的瀕死軀體比那些皮毛更加乾癟無肉。
這是間小茅屋，有扇圍著鐵絲網的尋常窗戶，尋常的茅草屋頂像棵腐壞的樹般掉著葉子，尋常的泥土地面上散落著燒過的火柴梗、紙張和菸草屑。
汙穢似乎從沒有存在的藉口，但有些時候，比如現在，就很難為整潔找到理由。「貧窮，」有句老話說，「是骯髒而非羞恥。」這裡的貧窮是缺乏女人的幫助，缺乏希望，甚至缺乏生機。據我所知，小屋裡可能埋有大把黃金。即便如此，那也是最為貧瘠的慰藉。
病人名叫伯格納，或許是荷蘭人，又或者是德國人。不是英國人，我想，不管他曾有過怎樣鮮明的種族特徵，如今都已從他皺縮的頭顱上那張近乎恐怖的面容上消逝了。
只有他的眼睛看來還活著。它們很大，在眼窩裡移動的時候好像不受身體的約束。它們從病榻上凝視我的樣子流露出趣味盎然的意思，幾乎算得上忍俊不禁。它們好像在說：「要如此這般才能得見一位內羅畢來的年輕姑娘啊——但你瞧，世事真難料！」
我微笑了一下，笑容有些蒼白，我想。然後向艾伯特轉過身去：他剛才還在那地方。艾伯特施展出可媲美最高階印度苦行僧的敏捷身手，沒了蹤影，留下我獨自一人和伯格納相處。
我在屋子中央站了一會兒，忘記自身，體會著當一個人聽見墓穴門在自己身後關上時感覺到的那種恐慌。
這比喻如今看來有些言過其實，但事實上，我這一生都對疾病心存厭惡，幾乎到了恐懼症的程度。
這事毫無緣由，不是怕感染，因為非洲已經讓我見識過瘧疾和其他疾病，時不時地，像是獲得某種補償一樣，我能抵禦這些疾病。我的恐懼是身體上對病人不可理喻的抗拒，而不是抗拒疾病本身。
有些人一想到蛇就會覺得毛骨悚然，我對疾病的懼怕如同這些人想起樹眼鏡蛇、巨蟒、鼓腹毒蛇，還有它們的兄弟們，它們都是我生活中的常客，要麼出現在林間小路上，要麼出現在捕捉大象的時候，又或者，出現在我兒時遊蕩的灌木叢裡。但當我學會了躲避蛇類，我自認為也從此具備了相關的第六感。我覺得，如果有必要的話，我能夠鎮定地面對樹眼鏡蛇，卻無法鎮定地面對一個被包裹在腥甜疾病氣息中、死亡只在須臾之間的病人。
身處這間小屋，站在這個纏綿病榻的陌生人身邊，我必須苦苦掙扎，才能不讓自己奪門而出，衝過跑道躲進避難所一般的機艙。一個念頭隨之而來，如果伍迪依舊奇蹟般地活著，那隨著太陽每上升一英寸，氣溫每升高一度，我多耽擱一小時，即便我的拜訪能帶給伯格納安慰，也無法沖淡可能產生的悲劇。
那一刻，在南格威的另一端，某個地方，小個子醫生想必正將氧氣輸進另一個人的肺部，假如這個人還活著的話。
我拖過一把椅子，坐到靠近伯格納床頭的地方，想要找些話說，但他先開了口。
他的聲音輕柔克制，而且非常疲憊。
「我希望，你不介意到這兒來。」他說，「我離開內羅畢已經四年了，也沒什麼信。」他用舌尖舔了舔嘴唇，努力想擠出個笑容。「人們都善忘。」他接著說，「一群人很容易就忘記了某個人，但如果你身處這樣偏僻的地方，你會記得你遇見過的每一個人。你甚至會為從未喜歡過的人掛懷，你開始想念自己的敵人。這些是所有能想到的事，所有有益處的事。」
我點了點頭，看著汗珠從他的前額流下。他在發燒。我情不自禁地猜想，下一次不可避免的神經錯亂會在何時帶走他的神志。
我不知道黑水熱的專業說法，但非洲居民對它的稱呼再恰當不過了。
患瘧疾的人可能經歷數年的折磨才去世，承受著寒冷、高燒和噩夢。但是，假如某天，他發現自己的尿液變成了黑色，就知道自己再無可能離開那個地方了，無論他身處何地，也無論他想去往何方。他知道前面有怎樣的日子在等待自己，漫長、乏味、無始無終，晝與夜只是交替，不分顏色，不分聲音，也找不到意義。他將躺在病榻上，感覺分分秒秒都像由無盡痛苦交織而成的綢帶般，經過他的身體，因為彼時，時間本身已成為痛楚。光亮與黑暗也成了痛楚，他所有的意識只為感受這痛楚而存在，任其一次次不間斷地侵入他的意識，事實簡單明瞭：他要死了。
床上的男人正在這樣死去。他想說話，因為通過交談才可能忘卻自身，如果只躺著思考，就不可能做到。
「海斯廷，」他說，「你一定認識卡爾·海斯廷，他曾當過獵手，然後在恩貢山西面的咖啡種植園裡住了下來。我不知道他結婚了沒有。他曾說過永遠不結婚，但沒人相信他。」
「然而，他結婚了。」我說。我從未聽說過這個名字，但撒個有關這位素未謀面的卡爾·海斯廷的小謊似乎也無傷大雅——甚至，如果有需要的話，可以再給他安排個妻子。
在伯格納離開的這四年裡，內羅畢迅速發展，像成熟的果實般鼓脹開，它再不像過去那樣小巧宜人，不再雞犬相聞，互為知己。
「我就知道你認識他。」伯格納說，「所有人都認識卡爾。你再見到他時，告訴他他欠我五英鎊，某個聖誕節我們在蒙巴薩打過賭。他打賭說永遠不會結婚——反正不會在非洲結。他說，你可以到處吹噓，自己活在一個男性的國度，但你甭指望會在那裡找到一個能娶的女人！」
「我會告訴他的。」我說，「我可以讓他通過基蘇木公路把錢送來。」
「對啦，從基蘇木公路送來。」
伯格納閉上眼睛，薄毯下的身軀因為痛楚而顫動。他就像是個被困在暴風雨中的人，在迎面而來的颶風中尋找到一道庇護的牆，然後繼續快步趕路，直到下一陣狂風將他驅趕向另一個藏身處。
「還有斯坦利酒店的菲利普，」他說，「和湯姆·克勞斯莫爾。你該認識他們兩個，還有喬·莫里。我還想問問你好幾個人的事情，但不急在這一時。艾伯特說你要在這裡過夜。當聽見你飛機的聲音時，我幾乎想祈禱你爆了胎，或者飛機上的什麼東西出了問題——祈禱一切機緣能讓我見見新面孔、聽聽新聲音。這不厚道，但你要是住在這種破地方就會變成那樣——或者是死在這種破地方。」
「你不會死在這裡的。你會康復，到時候我回來接你到內羅畢。」
「或者乾脆到倫敦。」伯格納微笑了，「然後我們可以試一下巴黎、柏林、布宜諾斯艾利斯，還有紐約。我的前途越來越廣闊。」
「你忘了好萊塢。」
「沒有忘。我只是覺得，一口氣期望這麼多太過奢侈。」
我留意到，儘管他意志堅強、勇敢無畏，但他的聲音越來越微弱，越來越不確定自己的音量。他僅僅依靠意志力支撐著自己，這努力讓小屋內的氣氛緊繃著。
「那麼，你會留下來過夜的吧？」他的問題帶著突如其來的緊迫。
我不知該如何解釋自己必須離開，感覺到他不會相信我的理由，因為神志不清和頑疾帶來的猜忌，會讓他以為我只是想逃跑。
我嘟噥了幾句，說什麼能留下來該多好，如果我能，我會多待一段時間，但還有別的事情——一個飛行員墜機了，飛機要補充燃料……
我猜他根本沒有聽到這些話。他再次開始出汗，雙腿在毯子下猛烈抽搐。唾沫湧上他的嘴唇。他開始說些毫無意義的斷續話語。
我不能聽清楚所有他說的話，但即便是胡言亂語的時候，他也沒有怎麼哭泣或抱怨。他喃喃地說著些微不足道的事，他認識的朋友、非洲的一些地名，有一次他幾乎用清楚的句子說到了卡爾·海斯廷和內羅畢。我必須靠近病榻，俯身聆聽，感到自己體內湧出陣陣不適。為了讓他安靜下來，我說著話，但這努力白費了。他伸手抓住我寬鬆的飛行衣，想拉著衣襬從床上起來。
我想叫艾伯特來，隨便什麼人都行。但我什麼都不能說，也沒人會聽見。所以我坐在那裡，雙手按著伯格納的肩膀，感覺他肌肉的顫抖傳過我的指尖，聽著他殘存的生命從毫無意義的斷續語句間流逝而去，未帶走任何秘密——或許他根本沒有秘密。
最終，我離開他，躡手躡腳穿過小屋的門，反手快速將它關上。
後來，伯格納可能還活了一段時間，還有南格威那個小個子醫生為其訂購氧氣的人也是一樣。但我自此再沒有去過那裡，所以也無從得知。
數年後，我確實在一個雞尾酒會上遇見了一個叫卡爾·海斯廷的人。在那種場合，遇見的人與說過的話到晚飯時間就已從你的人生和記憶裡消失。
「有個叫伯格納的人，」我開口道，「是你的一個朋友……」
海斯廷先生高大瀟灑，儀表堂堂。他舉起酒杯，在杯沿後皺起眉頭。
「你是說伯納德？」他說，「拉爾夫·伯納德？」
「不是。」我搖了搖頭，「是伯格納。你一定記得，蒙巴薩的聖誕節，打了一個關於結婚的賭？我在南格威見過他，是他告訴我的。」
「嗯。」海斯廷先生抿了抿嘴唇，苦苦尋思起來。「關於人的事情很有意思。」他說，「非常有意思。你遇見那麼多，記得的卻很少。如今說到你講的這個人……你剛才說他的名字叫巴克？」
我的手邊有一托盤的雞尾酒，所以我伸手拿過一杯。
「乾杯！」海斯廷先生說。
我抿了一口酒，記起從南格威起飛的情景，再次看清它的樣貌，每個細節都歷歷在目。
那裡有幫忙抬氧氣瓶的卡韋朗多人，有依舊帶著歉意與些許失望的艾伯特，還有那個無精打采的風向袋，它的下端依然被縫著，從木杆上耷拉下來的樣子彷彿它是某個小領地可悲的旗幟，那領地太小了，都沒人會多加理會。
在這一切之上，是足夠的風力與太多的陽光，還有飛機強有力的轟鳴。再過一小會兒，斯皮克灣就將出現，像天空一樣深且藍。然後，就是塞倫蓋蒂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