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三六年，如果沒有義大利政府的許可，你不能從任何義大利領空飛過。你應該在跨國邊境上通過海關檢查，此話不假，但義大利人想的卻不是這麼回事。
義大利人的想法建立在帶著渴求的疑慮之上，也就是說，他們認為沒有任何外國人（當然包括英國人）在飛越利比亞的時候會受得了那裡新建立的法西斯堡壘的誘惑，而不拍下幾張照片作為紀念。墨索里尼統治下的義大利人要是知道一個飛行員（事實上大多數都是如此）其實對一塊肥皂和一缸熱水的方位更感興趣，他們一定會覺得受到了傷害。官方的推理似乎是這樣的：如果飛行員對要塞表露出興趣，那就是犯了間諜罪；如果飛行員對要塞沒有興趣，那就是犯了不敬罪。對衣冠楚楚的海外兵團來說，後面一項罪行更叫他們不快。
宏偉的沙漠堡壘、閃閃發光的飛機、粗眉大眼的戰艦，這些代表戰爭的事物大大啟發了羅馬帝國的後裔們，就算沒讓他們變得驍勇善戰，也起碼讓他們擁有了戲劇化的行事風格，反正在義大利人眼裡這兩者都是一回事。有時候，我覺得讓義大利人面對敵人不可動搖的勝利史，一定是對他們耐心的極大考驗。他們接受檢閱時的隊伍可是非常華麗壯觀。但這也沒什麼好抱怨的。
要說這其中的緣由，一定是這片卡魯索的故土已經享受了太久的象徵式生活，難以分辨那些花腔的虛實。如果一曲詠歎調可以撫慰一顆好戰的心靈，一條掛在任何胸膛上的綬帶都可以讓將軍心滿意足，那麼，所謂勝利的定義，也不過就是勝利本身。
但我認識的一個人曾極大地提升了義大利的地位，我敬重他——所有認識他的人都敬重他，他就是剛去世的巴爾博將軍。巴爾博將軍是法西斯陣營中的紳士，也正因為如此，他的逝世無疑是命運為貫徹該陣營的整齊劃一而做出的安排。
我和布里克斯飛往英國的時候，他還在擔任的黎波里塔尼亞的地方長官，但他去南部沙漠做例行視察了，所以無法幫助我們儘快離開埃及前往利比亞，以前他幫過我兩次。
不管義大利軍方的效率有多差，但是橡皮圖章和矮小的義大利軍官後面依舊存在真正的強權。他們把我和布里克斯扣留在埃及，拖了一天又一天，就是不簽發允許我們經過邊境進入利比亞的許可。他們沒有理由，也說不出什麼所以然，而他們除了扣壓我們的護照外什麼事都不做的瘋狂勁兒，讓布里克斯得出了頗有深度的結論：「不確定性」比地獄還可怕，手握三分錢職權的義大利人則會對社會造成莫大威脅。
這段經歷帶給布里克斯的收穫不止這些，還有一段小插曲，能使不夠堅定的人嚇得魂飛魄散。
布里克斯每天晚上吃過晚飯都會離開謝菲德旅館，一頭扎進蜂巢似的開羅。他是個愛交際的人，喜歡呼朋引伴，憎惡孤家寡人。他的人生無數小悲劇中的一項就是：無論夜晚降臨時的友情多麼令人歡愉，沒過幾個小時他就會再次陷入孤獨——起碼是精神上的孤獨。他的朋友們仍在他身旁，圍坐於一張放著酒瓶的桌子，但他們都懶洋洋地東倒西歪，一言不發。他們不再舉杯了，也不再低聲抱怨世事無常，或者高歌活著的喜悅。他們沉默、疲憊、傷感，而他們的愁雲慘霧中坐著鐵打的布里克斯——一座為清醒而建的悲劇性的紀念碑，像突出海面的岩石一樣蒼白。最後布里克斯離開他們（在付完賬單之後），到夜晚的喧囂中尋覓安慰。
一天，布里克斯在開羅遇見了一位老友，一位履歷過硬的紳士。他是約翰·埃爾科克船長的弟弟（埃爾科克船長則和阿瑟·布朗上尉一起完成了首次飛越大西洋的飛行），更重要的是，他還是皇家空軍的戰鬥機飛行員，小埃爾科克似乎從未被任何酒瓶中倒出的液體擊垮，他也是布里克斯最渴望征服的終極目標：一個從未喝倒的人。
在某個酒吧——我不記得是哪個，要是問布里克斯和埃爾科克，他們未必記得更清楚——開始了一次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歷史性會晤，時間和空間即刻化為烏有。在兩位好友間的桌面上，整部人類歷史被肢解，它發黴的殘骸被裝在空空的冰桶裡扔掉。國際爭端在談笑間灰飛煙滅，透過兩個倒扣的酒杯，他們還預見到了世界的命運。這是一場輝煌的冒險，但我的參與部分要到黎明時刻才到來。
門上的第一聲巨響傳來時，我正在謝菲德旅館的房間裡睡覺。要在平時，我早該從床上爬起來，摸黑找到我的飛行服。要在平時，那陣敲門聲該意味著有人在某片棉田裡迫降了，可能是烏干達中部，然後他們聯絡內羅畢，要求飛機備用零件。但這是在開羅，那陣急促的敲門聲一定來自布里克斯的拳頭。
我摸索著開了燈，披上一件長袍，小聲詛咒了幾句。但當我開啟門時，站在我面前的卻不是醉得東倒西歪的布里克斯，他甚至都沒有搖晃。我很少看見這麼清醒的人。他很嚴肅，很蒼白，像帶體溫的死神。他在瑟瑟發抖。
他說：「柏瑞爾，我真不想這麼做，但是我必須叫醒你。一顆腦袋滾得離身體有八英尺遠。」
對付說這種話的人有幾種辦法。最有效的辦法可能就是拿過一個鎮紙（能找到羅丹的「沉思者」微縮版尤其好）敲打他們的後腦，然後尖叫——永遠都別忘了，尖叫的作用僅次於鎮紙。
謝菲德旅館是開羅最開化的旅館之一，它應有盡有：電梯、餐廳、一個寬敞的大堂、雞尾酒吧，還有一個赫赫有名的舞廳酒吧。但它沒有準備鎮紙，倒是有一個埃及風味的綠色花瓶，只是我夠不著。
「那群傻瓜傻站在那兒，」布里克斯說，「就知道盯著血泊。」
我回到床頭，坐了下來。這是我們在開羅的第六天，布里克斯和我幾乎每小時都打電話詢問前往利比亞的簽證是否已經蓋章，每次都得到一個「沒有」作為回答。這正讓我們逐漸崩潰，經濟狀況和神經系統都是如此。但我原本以為，「非洲最令人敬畏的白人獵手」還能撐得稍微再久一些。而當我坐在床頭，布里克斯只是靠在牆上，一身皺巴巴的衣服正等著酒店僕從的精心打理。我懷著對這種狀況的滿腔傷感嘆息了一聲。
「坐下，布里克斯，你病了。」
他不肯坐。他用手搓了把臉，然後盯著地板。「於是我就拿起頭，」他喃喃地說著，聲音很低，「把它送還給身體。」
他真這麼做了，可憐的人。最後他終於找到一把椅子，當天色漸亮，他的意志也愈加堅強，直到後來，我終於弄明白這出悲劇的來龍去脈。但這事發生在布里克斯與埃爾科克相逢後回到旅館的路上，所以，居然有了點喜劇的意味。
那晚上布里克斯並沒有落單。酒一杯接一杯，話一句連一句，他終於遇見了臭味相投的同類。凌晨四點，兩個不知是否還能站直的人握手道別。布里克斯的一面之詞表示，他徑直走向謝菲德旅館——就算一個完全清醒的人也不敢冒這樣的風險。布里克斯表示，他的意識很清醒，但思緒相當複雜。他說，他不相信幻覺那一套，但有兩三次踩到了擋道的小型不明動物，只是在回頭看的時候才意識到，燈光昏暗的街道上，陰影竟然會如此戲弄人。
等他走到距離謝菲德旅館兩個街區遠的地方，正走得好好的，卻看見有個人頭在他腳邊，已完全脫離了身體。
遊獵時，布里克斯的鎮定就沒離開過他，那當口也同樣如此。他只是覺得，歲月不饒人，徹夜買醉也讓他比以前晃得更厲害了一些。他挺起胸膛，準備繼續前行，這時發現還有其他人正圍成一圈站在水泥人行道上：他們正盯著那顆腦袋，傻兮兮地議論著。這讓布里克斯驟然醒悟過來，人和腦袋都不是幻覺：有個人在電車快速通過時摔倒在電車軌道上，身首異處。
沒有警察，沒有救護車，沒有人想做些什麼努力，只是目瞪口呆地站著。布里克斯雖習慣了暴力，卻無法習慣悲劇面前的冷漠。他跪在人行道上，抱起那顆頭，將它歸還給它的身體。那是一具埃及勞工的屍體，布里克斯站在他旁邊，用瑞典語對著那幫看客破口大罵，就像一名勃然大怒的預言家痛斥他的信徒。等到有關當局抵達後，他才離開自己可怕的崗位，悄悄穿過人群，緊閉雙唇走向謝菲德旅館。
他癱倒在椅子上給我講這個故事，窗外，開羅清晨的車流開始嗡嗡作響。
過了一會兒，我叫了咖啡。喝著咖啡，我心想，只要人的基本禮教端正得還能戰勝六小時的朗姆酒帶來的惡劣影響，那麼這個世界畢竟還存著些希望——要應付朗姆酒這種惡魔可比別的酒要難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