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九年、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一年，是奧地利戰後最艱難的三年。這期間，我是在薩爾茨堡與世隔絕的環境裡度過的。我已經放棄了重見世界的希望。戰後的大崩潰、外國人對德國人或用德語寫作的人所抱的仇恨、我國的貨幣貶值，都是災難性的，致使人們準備一輩子都待在自己狹小的天地裡。然而，一切都好起來了，人們重又吃得飽，重又坐在寫字檯旁不受干擾地去工作。已經沒有搶劫，也沒有發生革命。我生活著，感到自己精力倍增。難道我不應重新嘗試自己青年時代的愛好，外出去旅行？
我還沒想到遠途旅行。但義大利就在近處，只有八個小時或者十個小時的路程。難道我不該試一試？我是奧地利人，到了那裡可能會被看作「世敵」，雖然我自己並沒有這種感覺。難道我可以先不友好地把自己拒之門外？難道為了不讓自己的老朋友難堪，就該從他們身邊一擦而過？不，我非要試一試，於是一天中午，我終於越過了國界。
晚上，我到達了維羅納，走進了一家旅館。門房遞給我一張登記表，我填寫完畢，門房粗略看了一眼，當看到國籍欄內寫著「奧地利」時，他十分驚訝。「您是奧地利人嗎？」他問道。我當時想，他是不是要把我趕出門去。當我作了肯定的回答之後，他顯得十分高興。「見到您我很高興！終於來了一個奧地利人！」這是在「敵國」第一個向我表示歡迎的人，但再一次證實了我戰爭時期就有過的那種感覺：所有的煽動和仇恨的宣傳只會使頭腦一時發熱，而從未觸及歐洲真正的群眾。一刻鐘後，憨厚的門房親自到我的房間，看是否服務得周到。他熱情地讚揚我的義大利語，告別時我們親切地握手。
第二天我到了米蘭，我重又看到大教堂，在畫廊裡閒逛。在米蘭，我又聽到了舒暢的充滿魅力的義大利歌曲。我在熟悉的街道上漫步，欣賞有點熟悉的異國風光，不勝愉悅。我看到一棟大樓上掛著《晚郵報》的招牌，突然想到我的老朋友朱·安·博爾蓋塞就是那個編輯部的領導人。在柏林和維也納時，我曾經常和凱澤林伯爵、本諾·蓋格爾一起參加博爾蓋塞舉辦的社交活動，度過許多輕鬆愉快的夜晚。他是義大利最優秀最富於熱情的作家之一，在青年人中間影響很大。雖然他是《少年維特的煩惱》的譯者，又是德國哲學的狂熱信徒，在大戰中，他始終堅持反對德國和奧地利的立場。開始時，他緊密地同墨索里尼一起推行反對德國和奧地利的戰爭，後來又同他分道揚鑣。在戰爭期間我曾經有過一個怪念頭，找一個在敵方的老朋友充當調停人。現在，我更加迫不及待地想見見這樣一個「敵人」。我並不想直接到他那裡去，冒吃閉門羹之險。因此我給他留下了一張名片，寫上我的旅館地址。可我還沒有走下樓梯，就有人從身後衝到我面前，一張臉龐高興得春風滿面——正是博爾蓋塞。我們只談了五分鐘，就像往常一樣的誠懇，也許更加推心置腹。因為他也從戰爭中吸取了教訓，所以我們分別在此岸和彼岸的人比以前更親近了。
這種情況到處可見。在佛羅倫薩的大街上，我的老朋友、畫家阿爾貝特·斯特林加突然向我跑來，也不作任何介紹，一把把我抱住，嚇得我妻子還以為這個滿臉鬍鬚的陌生男人要謀害我呢。一切都和戰前一樣，不，比戰前更為誠懇。我舒了一口氣，戰爭已被埋葬，戰爭已經過去。
但是戰爭並沒有真正過去，只是我們不知道罷了。在善意的希望中，我們都常常欺騙自己，把我們個人的思想與世界的思想混為一談。不過我們不必為自己的錯誤而羞愧，因為那些政治家、經濟學家、銀行家所受的欺騙並不比我們少。他們在那幾年裡同樣被經濟復甦的虛假繁榮所矇蔽，為了國家安定疲憊不堪。實際上，鬥爭已從國家之間轉到社會內部。我在戰後的最初幾天見證的那個場面，我後來才懂得它的深刻意義。我們在奧地利並不大瞭解義大利的政治狀況，只知道戰後失望情緒嚴重，社會主義傾向甚至布林什維克傾向日益蔓延。在每堵牆上都可以看到用木炭和粉筆寫就的笨拙的筆跡：「列寧萬歲」。我們還聽說，在戰爭期間一個名叫墨索里尼的社會黨領袖宣佈與本黨脫離關係，建立了一個對立的黨派。但是人們對這種現象只抱著一種無所謂的態度。這樣區區一個小黨能翻起什麼大浪來？當時每個國家都有這樣的黨派，在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到處都有義勇隊員在列隊行走；在萊因蘭和巴伐利亞都成立了分裂主義政黨。到處都有遊行示威和暴動，不過每一次暴動都被鎮壓下去，因而，沒有人想到那些穿黑衫的「法西斯分子」——他們穿的不是加里波第義勇軍的紅色衣衫——在未來的歐洲發展中會成為重要因素。
在威尼斯，我突然對「法西斯」這個詞有了感性認識。一天下午，我從米蘭來到澙湖島上那座可愛的城市，到達後竟沒有看到一位搬運夫和一艘遊船。工人和鐵路員工無所事事地站著，雙手插在衣袋裡，正在舉行罷工。當時我拖著很重的箱子，環顧四周，想找人幫忙。我向一個年齡稍大些的人打聽，哪個地方能找到搬運工。他遺憾地說：「您來的真不是時候。不過我們現在經常罷工，這次是總罷工。」我不知道為什麼要罷工，也就沒再繼續問下去。我們在奧地利對罷工早已習以為常，每當社會黨人走投無路時就採用這種貌似最厲害的手段，可事後並無效果。我拖著箱子步履艱難地走著，直到我終於看見旁邊一條河裡有一個劃遊艇的人偷偷摸摸地向我招手，接著他把我和兩隻箱子弄到船上。船駛開時，有好幾個人向我的船主揮舞拳頭，因為他成了罷工的破壞者。半個小時後我們到了旅館。住下後，按我的老習慣一定要到外面走一走，我來到集市廣場。那裡極其冷清，大多數商店都緊閉著門，咖啡館裡空無一人。只有一大群工人三三兩兩站在商店的拱廊下，好像在等待什麼特別的事。我便同他們一起等。不一會兒，等待的事情突然發生了，一隊年輕人邁著整齊的步伐從一條巷子裡急促走出來，更確切地說是疾步跑出來，佇列整齊，以訓練有素的節拍唱著一首歌，歌詞的內容我當時不知道，後來才知道是那首《青年之歌》。罷工的人數超出這支年輕隊伍百倍，他們在罷工的工人擁來之前，就已經揮舞著棍棒從罷工人群前面飛奔而過。這支隊伍組織嚴密，懷著極大的勇氣。當罷工工人意識到這是對他們的一種挑釁時，他們已跑得無影無蹤，無法把他們抓住。工人們氣憤地聚集在一起，緊握著拳頭，但為時已晚，再也追不上那支小小的衝鋒隊。
凡是親眼看到的事始終是令人信服的。那時我才第一次明白，我幾乎一點也不瞭解傳說中的法西斯主義在現實中是怎麼回事。它是一股領導得非常好的力量。法西斯主義能煽起那些堅毅、勇敢的年輕人的狂熱崇拜。從此以後，我再也不能贊同佛羅倫薩和羅馬那些年紀較大的朋友的看法了。他們總是輕蔑地聳一聳肩膀，認為他們是一幫「僱用來的歹徒」，並以譏笑的口吻談論他們的「魔鬼老頭子」。出於好奇，我買了幾期《義大利人民報》，從墨索里尼的尖銳、簡潔的拉丁式文風中同樣感到那種和奔跑著衝過集市廣場的年輕人一模一樣的堅毅。我當然不會預見到這場鬥爭一年之後會達到什麼樣的規模。不過，從那時我就意識到，不僅在這裡，而且在世界各地仍然面臨著一場鬥爭，我們的和平還不是真正的和平。
我們歐洲的表面似乎是風平浪靜的，可它的底下卻潛藏著危險的暗流，這給我敲起了第一次警鐘。第二次警鐘也沒有等好久。由於重新享受到旅行的樂趣，我決定夏天到北海之濱的威斯特蘭去。當時，對一個奧地利人來說，能到德國去旅遊是頗為誘人的。馬克和我們疲軟的克朗相比，依然保持著良好的信譽，看來，恢復工作正在全面進行。列車都正點到達，旅館裡窗明几淨，鐵路兩旁新住房和新工廠拔地而起。到處都在執行無可指責的規章制度，這種制度在戰前令人討厭，可在混亂時期卻受到讚揚。當然，德國國內仍存在一股緊張的空氣，因為全國都在等待著，在熱那亞和拉巴洛舉行的最初幾輪談判中，德國作為一個平等國家，能否實現減少戰爭賠償，或者至少能夠得到真正諒解的一般的承諾。領導那幾輪在歐洲歷史上具有紀念意義的談判的人，正是我的老朋友拉特瑙。他在戰爭期間充分發揮了組織方面的傑出才能；是他最早認識到德國經濟最薄弱的環節，即易遭致命打擊的原料供應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他及時（在時間方面他也很有預見性）把全部經濟集中到中央控制之下。而在戰後，需要一個人能與對手中最機智最富有經驗的人物去談判，這個外交部長的重任自然又落到他的身上。
我到了柏林之後，猶豫不決地給他打了一個電話。我怎麼可以去打擾一個正在造就時代命運的人呢？他在電話裡說：「是的，很難找出會面的時間。我現在為了公務不得不犧牲朋友之間的友誼。」不過，他具有充分利用每一分鐘的特殊技巧，很快就找到了我們會面的辦法。他說，他要到幾家使館去拜訪，他是從格魯內瓦爾德出發到那些使館去，要坐半小時的汽車，所以最可行的辦法是我到他那裡去，然後我們在車上聊半小時。他的專注力很強，能夠從對一個問題的思考很快轉到對另一個問題的思考，所以他在汽車裡和列車上的談話，事實上就像他在辦公室裡一樣準確和透徹。我不想錯過這次機會，而且我相信，他能和一個不介入政治但又是他多年好友的人來談談心，同樣會感到高興。那是一次內容豐富的談話。現在我可以證明，拉特瑙還不是一個完全超脫的人，因此他完全是在心情不輕鬆、沒什麼興趣和不耐煩的情況下接受外交部長這個職務的。他預先就知道，他接受的任務暫時還是一項無法完成的使命。在最好的情況下，他只能爭取到四分之一的賠償費，得到一些無關緊要的讓步，但是還不能指望真正的和平和寬宏大量的對待。他對我說：「也許十年以後吧，到那時我們這些人身體都不行了。尤其是老一輩的人已離開外交界，那些將軍們也只有自己的紀念雕塑默默地立在各個公共廣場上。」他清楚地意識到自己肩負著雙重任務，因為他是一個猶太人。也許在歷史上難得有這樣的人，內心充滿著無窮的憂慮，抱著十分懷疑的態度，去迎接自己的使命。他很清楚，這個使命不是他憑一己之力能夠完成的，而是隻有時代本身才能完成。他已預見到，這一使命還會給他本人帶來危險。埃爾茨伯格爾就是由於承擔停戰協議中令人不快的義務而遭暗殺的。而魯登道夫卻在接受此項任務之前就不聲不響地離開了德國。從此以後，拉特瑙毫不懷疑，作為謀求和解的先驅戰士，相似的命運在等待著他。不過，他沒有結婚，沒有兒女，孤身一人。所以他說他沒什麼好怕的；而我也沒有勇氣去提醒他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拉特瑙在拉巴洛的談判中表現相當出色，在當時的條件下可以說是已取得最好的成果，在今天看來，依然如此。他具備及時抓住有利時機的出色才能和政治家的風度，再加上他個人的聲望，使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但是國內有些組織變得很強大。那些人詭計多端，他們認為，只要向戰敗國的國民宣告：我們根本沒有戰敗，任何談判和讓步都意味著對國家的背叛。這樣說的次數越多，就越能招徠更多的人。那些大搞同性戀的秘密團體勢力很大，是當時共和國的領導人所始料不及的。但是共和國的領導人以自由的觀念對那些要把德國的民主永遠消滅的人抱著聽之任之的態度。
我在外交部門前同他告別，當時我萬萬沒想到，那竟是訣別。後來，我在照片中辨認出，我們一起坐車行駛的那條街，正是不久後暗殺者伏擊的那條街，僅僅是由於僥倖，我沒有成為那場不幸的歷史事件的目擊者。所以我事後對那一事件感到特別痛心。隨著這一悲劇的結束，德國的不幸、歐洲的不幸也就開始了。
那一天，我已到了威斯特蘭，數以千計的療養旅客正在海濱快活地游泳。一支樂隊就像宣佈弗蘭茨·斐迪南被暗殺的訊息那天一樣，照樣為無憂無慮的避暑的人們演奏音樂。送報人像白色的信天翁一樣穿過林蔭道飛速而來，一邊高喊著：「瓦爾特·拉特瑙被暗殺！」人們驚慌失措，全國震動。馬克迅速貶值，一直跌到用數以兆計的瘋狂比例來計算為止。通貨膨脹的混亂局面剛剛開始。我們奧地利貨幣貶值的比例達到一比一萬五千時，就認為已是非常荒唐，現在與德國的通貨膨脹比例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如果能把馬克貶值的細節和那些難以置信的事例都寫出來，簡直能寫成一本書；而這本書在今天看來，好似童話一般。我經歷了那樣的日子：早上用五萬馬克買一張報紙，晚上就要用十萬馬克。兌換外幣不能一下子換完，只好按鐘點分幾次兌換，因為四點鐘兌換的比價可能要比三點鐘的多好幾倍，五點鐘兌換的比價要比四點鐘的多好幾倍。例如，我給出版商寄一部我寫了一年的手稿，為了保險起見，我讓他立刻預付給我一萬冊的稿費，當支票到手時，其面值還抵不上一週前寄稿件的郵資。電車票價以百萬計算。帝國銀行用卡車向各支行運送鈔票。十四天後，我在排水溝看到一張面值十萬馬克的鈔票，是一個乞丐看不上扔掉的。當時買一根鞋帶用的錢，在過去可以買一雙鞋子，不，可以買一間有兩千雙鞋子的豪華鞋店；修一扇打碎的玻璃窗比過去買一幢樓的價格還高。一本書的價格比以前一家擁有數百臺機器的印刷廠還要貴。用一百美元可以買到庫爾菲爾斯滕達姆林蔭道上一幢七層的高樓。幾個剛成年的小夥子在港口發現別人遺忘的一箱肥皂，就可以坐小汽車兜幾個月的風，因為每天只要賣出一塊肥皂，就可以生活得像貴族一般。而他們的父母，以前是富人，現在卻成了乞丐，處境艱難地到處奔走。送報人現在蓋起了銀行大樓，他在各種外匯兌換中發了橫財。他們中的佼佼者是那個名叫施廷內斯的大贏家。他利用馬克貶值的時機擴大自己的信貸業務，而自己只買進礦山和輪船、工廠和股票、城堡和農莊；但實際上所有的東西都沒花一分錢，因為每一筆錢，每一筆貸款最後都等於零。不久，四分之一的德國財富都掌握在他的手中。德國人總是對看得見的成就洋洋自得，於是對他推崇備至，甚至把他捧為天才，熱烈歡呼。這當然是不正常的。成千上萬的失業者到處都是，他們向黑市商人和坐在豪華汽車裡的外國人揮舞拳頭，因為他們把整個街道的東西全買光了，就像買一盒火柴那麼簡單。凡是能認字能寫字的人都做起買賣來，想辦法投機倒把，不過每個人的心裡都有一種感覺：大家都在相互欺騙，同時又被一隻為了使國家擺脫負債和義務蓄意製造這種混亂局面的黑手所欺騙。我自信對歷史瞭解得很清楚，據我所知，歷史上從來沒出現過與此類似的瘋狂時代，通貨膨脹的比例會如此之大。一切價值都變了，不僅在物質上如此；國家的法規遭到嘲笑；所有的道德規範遭到鄙視；柏林成了世界上罪惡的淵藪。酒吧、遊藝場、小酒館像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相比之下，我們奧地利出現的那種混亂局面不過是在群魔狂舞面前的一次小小的前奏，因為德國人把他們的全部熱情和一絲不苟的作風都搞顛倒了。穿著緊身上衣、塗脂抹粉的年輕人沿著庫爾菲爾斯滕達姆林蔭道游來逛去，不僅是有職業的年輕人，就連中學生都想掙錢。在昏暗的酒吧間裡，可以看到政府官員和大金融家恬不知恥地向喝醉酒的海員獻殷勤。甚至在斯韋東的羅馬也沒有見過像柏林那種舞會上互穿異性服裝狂熱放蕩的場面。上百名男青年穿著女人的服裝，女青年穿著男人的服裝，在警察讚許的目光下跳著舞。在一切價值觀跌落的情況下，那些迄今為止生活秩序並沒有被波及到的市民階層也遭受到一種瘋狂情緒的襲擊。年輕的姑娘們把不正常的兩性關係引以為榮，當時在柏林的每所中學，如果一個女孩到了十六歲還是處女，就會被視為不光彩。每個姑娘都願意將自己的風流事張揚出去，越有異國情調越好。但是，這種色情本身最令人反感的是它可怕的虛偽。事實上，這種伴隨通貨膨脹而迸發出的德國人的恣意縱慾無非是一味追求時髦而已；那些出身正派的市民家庭的女孩子，她們原本寧願將頭髮簡單地梳向兩邊，而不願意梳男孩子那樣光溜溜的髮型。她們原本寧願用小勺吃蘋果餡餅，而不願喝烈酒。可是每天都遇到的通貨膨脹像脫韁的烈馬一樣飛奔，全國人民都無法忍受，人人都神經緊張。被戰爭弄得滿目瘡痍的國家，實際上都在渴望秩序、平靜、安寧和法紀。整個民族在暗地裡都非常憎恨這個共和國，卻不是因為共和國粗暴地壓制了放縱的自由，恰恰相反，共和國把自由放得太鬆了。
誰經歷過世界末日似的可怕歲月，都會有這種感覺：事物發展到極限必然產生反彈，而德國正處在這一可怕的過程中。那些使德國陷入亂世的幕後人物，手裡正拿著鐘錶笑嘻嘻地等待著：這個國家情況越糟，對他們就越有利。他們得勢的時刻即將到來。一股反革命勢力已經明目張膽地聚集在魯登道夫周圍，希特勒當時還未掌權，當然擁戴他的人更少些。那些被人扯下肩章的軍官組成秘密團體。那些眼看自己的積蓄被人騙走的小市民悄悄進行聯絡，準備隨時響應任何能恢復正常秩序的號召。對德意志共和國來說，再也沒有比這個更具有災難性的了：共和國本著理想主義的意圖，既給人民以自由，也給敵人以自由。由於德國人民從來都是講秩序守紀律的民族，所以對政府給的自由不知該怎麼辦，正急不可待地盼望有人出來剝奪他們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