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通貨膨脹結束的那一年（一九二三年）可以說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用令人眩暈的一兆馬克兌換一個新馬克的時候，也正是一切都恢復正常之日。事實上，隨著通貨膨脹泛起的汙泥濁水從此迅速消失，酒吧、小酒館也消失了，社會秩序日趨正常。現在，每個人都能清楚地算出自己的得失。大多數人，即廣大人民遭受了損失。可是，這種責任沒有讓那些挑起戰爭的人去負，而是要那些本著犧牲精神恢復新秩序的人來負，他們不但得不到感謝，建立新秩序的責任也落在他們的肩上。再也沒有什麼能像通貨膨脹那樣使全德國人民變得如此充滿仇恨、如此充滿殺機——這是需要我們永遠引以為戒的。因為戰爭是殺戮的工具，但人們卻以勝利的號角和鐘聲歡呼勝利的時刻。德國作為一個根深蒂固的軍國主義國家，曾為自己一時的勝利無比自豪，與之相反，通貨膨脹卻使德國感到自己受到玷汙、屈辱和欺騙，國家的聲譽遭到損害。整個一代人不會忘記和原諒德意志共和國時期那些苦難的日子，他們不願受屈辱，寧願回到大肆殺戮的時代。不過，這一切離我們還很遙遠。到了一九二四年，從表面上看，這種混亂不堪的局面，猶如飄忽不定的鬼火，似乎已經過去。光明的日子重新到來，秩序得到恢復。我們的內心感激不已。我們再一次認為，戰爭永遠消失了。我們像以前一樣，又當了無藥可救的大傻瓜。但是，這種自欺欺人的幻想給了我們十年的工作、希望和安全的時間。
在今天看來，從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三年短暫的十年時間，是德國通貨膨脹結束到希特勒攫取政權的這十年，我們這一代人作為見證人和犧牲品，這十年是自一九一四年所開始的一連串災難後出現的一段平安無事的安全時期。並不是說這十年裡沒有出現過任何緊張局勢、動盪不安和危機——特別是一九二九年的經濟危機。不管怎麼說，這十年裡歐洲的和平得到保障，僅僅這一點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在這十年裡，德國被光榮地接納為國際聯盟的成員，利用貸款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實際上是秘密擴充軍備），英國裁減了軍備，義大利的墨索里尼接管了對奧地利的保護。世界好像要重新建設自己。巴黎、維也納、柏林、紐約、羅馬，無論是戰勝國的城市還是戰敗國的城市，都變得比以往更加美麗。飛機加快了速度。辦理護照的規定已經放寬。貨幣比價的大幅波動已經停止，人們可以知道收入和支出的具體數字，注意力已不再熱衷於那些瑣碎的表面問題。人們能夠重新工作，集中精力去思考文學藝術等方面的事情。人們甚至在夢想一個統一的歐洲。好像那十年時間，雖然不過是世界上的一瞬間，卻重新把一種正常的生活賦予我們這一代經受考驗的人。
在我的個人生活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在那幾年中，有一位客人來到我家，並友好地留了下來，那是我從未期待過的客人——成就。不言而喻，談論我的書取得的表面成就對我來說並不愉快。在一般的情況下，我也不會留下那些可能被看作沾沾自喜或自吹自擂的粗略說明。但是，我有一種特殊的權利，甚至可以說我是在強迫自己對我一生中的歷史事實不再保持緘默。因為七年以來，即自希特勒上臺以來，我的成就已經成為歷史。我的數十萬冊甚至數百萬冊書曾在當時的書店和無數家庭中有過穩固的地位。可是在今天的德國，我的書一本也買不到；要是誰還有我的一本書，就要小心謹慎地藏起來。我的書在公共圖書館裡始終被塞在所謂的「毒品櫃」裡，在極少的情況下，除非經過官方批准，才有人為了「學術上」的需要去看那些書籍——大多數是為了批判辱罵。我的讀者，我的朋友們給我寫信時，在信封上早就沒人敢寫上我那已列入另冊的真實姓名。更有甚者，在法國、義大利以及所有目前被奴役的國家，我的書同樣根據希特勒的命令遭到禁止。而在當年，我的書的譯本在那些國家屬於讀者最多之列。如我們的格里爾帕策所說，今天我作為一個作家，是一個「在自己的屍體後面行走的人」；四十年來，我在國際上所創作的一切，或者說幾乎一切，都被那隻拳頭擊得粉碎。因此，在我談論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時，我說的並非今天屬於我的東西，而是過去屬於我的東西；正如我的家、我的祖國、我的自信心、我的自由、我的沒有偏見一樣，都已屬於過去。如果我事先沒有指出我在被人推入深淵之前所達到的高度，就無法形象地說明我和其他無數相同的無辜者以後又被人推落到有多深。我也無法說明我們整整一代文學工作者是如何一下子被徹底消滅的，因為我不知道歷史上是否還會有第二個例子。
我的成就不是突然降臨到我家的；它是緩慢地、小心翼翼地來到的。在希特勒用法令的鞭子把它從我身邊趕走以前，它一直忠實地、頑強地與我相伴。我的成就一年比一年高漲。繼《耶利米》發表以後的第一本書，是我的《世界建築師》三部曲中的第一卷《三大師傳》，它為我開闢了道路；在此之前，曾出現表現主義者、唯意志論者和實驗主義者，不論是這個主義還是那個主義，對堅韌不拔的人來說，那條通向人民的路又暢通了。我的中篇小說《馬來狂人》和《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深受讀者的歡迎，達到了平常只有長篇小說才會有的程度。這兩篇小說被改編成戲劇，它們的片斷被公開朗誦，後來又被改編成電影。我的那本小書《人類群星閃耀時》成了所有學校的讀物，不久被列入「島嶼叢書」，印數很快達到二十五萬冊。沒幾年時間，我就獲得了在我看來是一個作家最有價值的成就，那就是：一個廣大的讀者群，一批可信賴的讀者，他們期待購買我的每一本新書。他們信賴我，我也不能辜負他們的希望。我的讀者群越來越大，我的每本書剛出版，在德國第一天的銷售量就可以達到兩萬冊，而且報紙上還沒有登過廣告呢。有時我故意避開這種成就，可是它卻出人意料地始終伴隨著我。所以，為了自娛自樂，我寫了一本《富歇傳》。我把書寄給出版商後，他立刻回信說要印一萬冊。我隨即覆信，請他不要印那麼多。我說富歇是個不會給人好感的角色，況且書裡也沒有任何描寫女人的情節，不會吸引讀者，所以最好印五千冊。一年之後，這本書在德國銷售了五萬冊。可是在同一個德國，今天卻不允許人們讀我寫的一行字。我以一種幾乎是病態的狐疑心情寫的悲劇《伏爾波尼》也遇到類似的情況。我原計劃把它寫成詩劇，於是先花了九天的時間用散文體寫出各場次，當然顯得有點鬆散和膚淺。由於德累斯頓宮廷劇院首演了我的第一部劇作《忒耳西忒斯》，我總覺得對該劇院欠了一份情，正巧就在那幾天，劇院偶然來信問我有什麼新的創作計劃，我馬上就把散文體寫的劇本初稿寄去，並表示歉意說：我所寄奉的只是我打算改成詩劇的散文稿。可是劇院立刻給我來了電報，說對我的劇本不需要作任何修改。後來，這個劇本就是以散文的形式登上世界各國舞臺的（在紐約，是由以艾爾弗雷德·倫特為首的戲劇公會演出的）。總而言之，我在那幾年取得的一切成就，總是受到日益增長的德語讀者忠誠的守護。
由於我為外國的作品或人物寫評論或傳記時，始終把探求這些作品或人物在其所處的時代裡發生影響或不發生影響的原因為己任，所以，我在思考過程中不得不反問自己，我的書之所以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就究竟是由於哪些特點。最終我才相信，那是由於一種個人的惡習，也就是說，我是一個急躁又易動感情的讀者。在任何一部小說、任何一本傳記裡，或者在一場思想意識的辯論中，任何冗長繁瑣、空乏鋪張、晦澀朦朧、含混不清以及一切畫蛇添足之處，都使我反感。只有每一頁都始終保持高潮，促使人一口氣讀到底的書，才能使我感到完全滿足。我發現，我手裡有十分之九的藏書都是描寫過多，對話囉嗦，有許多配角沒有必要，面鋪得太廣，因而使作品顯得不緊湊，沒有生氣，甚至一些經典名著也有許多拖泥帶水的地方，破壞我的情緒。我曾多次向出版商闡述我那項大膽的計劃，把全部世界名著，從荷馬、巴爾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直至《魔山》，進行徹底的縮寫，去掉個別累贅段落，出版一套簡明叢書。只有這樣，所有這些無疑包含著超越時代內容的作品，才能在我們的時代重新生氣勃勃地發揮作用。
我對所有的繁瑣和冗長所抱的反感，勢必會從閱讀外國作品轉移到自己的寫作上，同時教我養成一種特殊的警惕性。本著這種警惕性，我的創作刻意追求輕快和流暢。書的第一稿，我只是信手寫來，把心中所思傾瀉在紙上。同樣，在寫一部傳記時，我首先把一切想到的可供使用的文獻中的細節利用起來，如在《瑪麗·安託瓦內特》這部傳記作品中，我事實上把每一筆賬目都核算過，以確定她個人的開銷；我還研究當時所有報紙和小冊子，從頭至尾仔細研讀了所有的訴訟卷宗。可是在印刷好的書裡，卻找不到素材裡的任何一句話。因為一本書的第一稿剛剛謄清，對我來說正式的工作才剛開始，即進行壓縮和結構調整；我一遍又一遍地推敲各種表達方式，這是一項無止境的工作，一項不斷地去蕪存精，對內部結構進行精煉的工作。大多數人總是下不了決心對自己所知道的一些事保持緘默，而熱衷於在字裡行間將所知道的一切加以擴充套件；而我的看法是，絕不能只看表面現象，重要的是瞭解事物的內情。
這種對作品壓縮的過程，也是使作品更加戲劇化的過程，要在長條校樣上重複一次、兩次和三次，這種反反覆覆的工作成為一種興趣很濃的捕獵，即在不會影響作品的準確性，同時又能加快節奏的情況下，找出可以刪減的一個字，一句話甚至一大段。我的整個創作中，最使我感到有趣的就是這種刪節工作。我記得有一次，當我特別滿意地放下工作，站起來時，我妻子說我看上去分外高興，我自豪地回答她：「是的，我成功地刪去了一大段，這樣文章更緊湊了。」如果說，我的書被譽為情節緊湊和富有戲劇性，那麼這種特點並不是由於我天生的性急或者內心的激昂，而僅僅是因為我採用了去掉多餘的休止符和雜音的條理化的方法。倘若在已寫完的一千頁稿紙中有八百頁被扔進紙簍，只留下二百頁經篩選的精華，我絕不會抱怨的。我的書之所以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具備那麼大的影響，那是因為我嚴格遵循我的原則：寧可在形式上緊湊些，但內容必須是最重要的。我覺得非常幸運，由於我的寫作意圖從一開始就是面向全歐、超越國界的，所以國外的出版商，如法國、保加利亞、亞美尼亞、葡萄牙、阿根廷、拉脫維亞、挪威、芬蘭和中國的出版商，紛紛來信同我聯絡出書事宜。不久，我不得不購買一個特大的書櫃，以便容下不同譯本的樣書。有一天，我從日內瓦國際聯盟的《智力合作》的統計表上看到，我的作品是當時世界上被翻譯最多的（按我的稟性來說，我會認為它是一篇錯誤的報導）。又有一天，我收到了俄國出版社的來信，說該出版社要出版我的作品的俄文版全集，問我是否同意請馬克西姆·高爾基為全集寫序言。當我還是中學生的時候，我就喜歡高爾基的小說，是偷偷摸摸把書藏在長椅底下讀的，多年來我一直愛戴和敬佩他。但是，我從未想過他會知道我的名字，也沒想過他會讀我的一些作品。至於這樣一位文學巨匠認為有必要親自動筆為我寫序，我更是不敢妄想。還有一天，一位美國出版商帶著一封介紹信——好像非這樣不可似的——來到薩爾茨堡我的家，建議出版我的全部著作，並保留連續出版權。這就是瓦伊金出版社的本雅明·許佈施。從那以後，他就成了我最可靠的朋友和顧問。當希特勒踐踏了歐洲的一切，我失去了我真正的故鄉，德國故鄉和歐洲故鄉之後，是他為我建造了一個文字的故鄉。
這樣一種表面上的成就，很可能產生危險，使人飄飄然，更多地相信自己事先美好的打算，而對自己的能力和作品的效果卻想得很少。一個人不管以什麼方式出名，本身就意味著他自然平衡的狀態遭到了破壞。在一般的情況下，人的名字不過是一個標記，猶如雪茄的外殼一樣，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客體，它與真正的主體本來只有鬆散的聯絡。一旦這個名字取得了成就，這個名字就會身價百倍。名字就會脫離主體成為一種權力、一種力量、一種自在之物、一種商品、一種資本，而且在各種強烈力量的作用下，成為一種左右主體並使主體發生變化的力量。那些走運的、充滿自信的人，就會不知不覺地習慣於受這種力量的影響。頭銜、職業、勳章以及名揚天下，都會使他們的內心產生更大的自尊和自信，使他們錯誤地認為，他們在社會、國家和時代之中佔有特別重要的地位。於是他們為了用本人的力量達到他們那種外在影響的最大容量，就情不自禁地大吹大擂起來。不過，一個天生對自己持懷疑態度的人，他就會把任何一種外在的成就看作一種在那種微妙的處境中使自己保持不變的責任。
我這樣說，並不是說我對我的成就不感到高興。恰恰相反，我的成就使我歡欣鼓舞。不過，我的成就也僅僅限於那種脫離了我這個主體的產物，即我所著的書以及與書相聯的我的虛名。當我偶然在德國一家書店裡看到一個我不認識的小小中學生用一點零花錢買我寫的那本書《人類群星閃耀時》，那情景使我深受感動。當臥鋪車廂的列車員在登記姓名之後，十分尊敬地把護照交給我時，當義大利海關人員因讀過我的一本書而不再對我的行李作檢查時，我心裡也曾沾沾自喜。個人的作用日益擴大的時候，會使一個作家忘乎所以。有一天我到萊比錫去，正巧那天要發行我的一本新書。當我看到我用三四個月寫完的三百頁的書竟在無意中要花費那麼多的人力時，我內心無比激動。工人們用大木條箱把書捆裝起來，另一些工人唉喲唉喲哼著號子將木箱抬過來，裝上汽車，然後卡車將木箱送到發往世界各地的火車車廂裡。幾十名姑娘在印刷車間分層堆放紙張。排字工、裝訂工、搬運工和批發商從早工作到深夜。我自己計算了一下，那些書如果像磚塊一樣排列起來，就能建成一條相當壯觀的馬路。我從不因為自命清高而輕視物質利益。開始那幾年，我從不敢想我的書能賺錢，或者甚至靠版稅能夠維持生活。而現在，我的書給我帶來了可觀的而且是不斷增長的收入。這些錢似乎可以永遠消除我的一切憂慮——當時誰還會想到我們今天的時代呢？我還能夠慷慨大方地縱情於我青年時代的愛好：蒐集名人手跡，那些最精美最寶貴的聖人遺物在我這裡找到了妥善的歸宿。我能用我寫的，從更深的意義上說，相當短命的作品換來的錢，去換取那些不朽作品的手稿，如莫札特、巴赫、貝多芬、歌德、巴爾扎克的手稿。所以我認為，那種意想不到的表面成就竟無所謂地或者說內心並不情願地落在我身上，真是一種可笑的舉動。
不過，當我今天說，我只為我的書所取得的成就和我在文學界獲得的聲譽而高興，但如果好奇心轉移到我個人身上，那麼這種成就只會引起我的反感，我這是在說實話。從我少年時起，我心中最強烈的本能願望就是：永遠保持自由和獨立。我甚至感到，任何一個酷愛自由的人，如果到處刊登他的照片，他身上最美好的東西就會受到阻礙和歪曲。除此之外，我出於愛好而開始的事業，很可能會變成一種職業或企業形式的危險。郵局每天送來大批信件、請柬、通知和要求答覆的諮詢。每當我外出一個月，回來時就得用兩三天時間處理那些堆積如山的郵件，以便讓「企業」的工作恢復正常。儘管我不想這麼做，可由於我的書十分暢銷，使我陷入忙碌不堪的事務中。為了處理好各種事宜，我必須井井有條、統觀全域性、辦事準確、工作熟練，這一切可以說是非常受人尊敬的美德，可是與我的秉性卻格格不入，必將嚴重影響和威脅那種純粹的無拘無束的思考和夢想。所以，越是有人請我到大學講課，出席各種慶典，我就越深居簡出。我從不拋頭露面宣揚自己。我也從未克服那種幾乎是病態的靦腆。直到今天，我還有這種出自本能的習慣：在大廳裡、在音樂會上、在劇院看戲時，總是坐在不顯眼的最後一排；沒有比在臺上或者在拋頭露面的位置讓大家盯著我看更使我難以忍受的了。對我來說，各種形式的隱姓埋名是一種本能的需要。當我還是一個孩子時，我就始終不能理解，為什麼老一輩的作家和藝術家，像我尊敬的朋友阿爾圖爾·施尼茨勒和赫爾曼·巴爾，總是喜歡穿絲絨茄克衫，燙著鬈髮，讓鬈曲的頭髮飄落在前額上，或者留奇特式樣的鬍鬚，穿與眾不同的服裝，在大街上招搖過市。我深信，任何一個想以非常裝束使自己聞名四方的人，會在不知不覺中使自己的生活變成像韋爾弗爾所說的那種「鏡中人」。人的每一個姿態無不顯示出一個人的風格。過於注重儀表的多樣化，那麼內在的誠懇、自由和無憂無慮就消失殆盡。如果我今天還能重新開始，那麼我會用另一個名字，一個杜撰出來的名字，一個筆名發表我的作品，這樣我就能夠一箭雙鵰：既能享受文學成就帶來的幸福，又能享受隱姓匿名帶來的平靜生活。因為像這樣兩全其美的生活，本身就充滿了魅力和層出不窮的驚喜。
馬蒂亞斯·埃爾茨伯格爾（1875—1921），德國政治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任德國政府談判代表團團長，力主接受《凡爾賽和約》，後被狂熱的國家主義者暗殺。
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拉特瑙在去外交部的途中被德國國家主義者暗殺。
斯韋東（約70—140），羅馬傳記作家，他所處的時代正是羅馬帝國安東尼王朝的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