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醫學有這樣的不確定性，既然硬膜外穿刺如此「任性」，我為什麼非要冒險嘗試呢？答案又繞了回來，因為我要做剖宮產。為什麼要做剖宮產呢？因為我的骨盆測量不合格。是不是骨盆測量不合格的孕婦，都必須做剖宮產呢？
實際上，很多歐美國家，乃至我國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的多家醫院，早已不在孕期常規測量骨盆大小。產科學在根本上認為，一個身體健康的女人能懷上孩子，就能把孩子生下來。女性骨盆的形狀和大小多和她的身材成比例，人高馬大的歐美女性胎兒的平均體重大，產道也寬大，嬌小瘦弱的亞洲女性產道不太寬裕，但是懷的孩子也小。所謂大馬路走路虎，小馬路過奧拓，母親的身材、骨盆大小、產道的寬敞程度和胎兒大小基本匹配。
而且，骨盆大小也不是順產與否的唯一決定性因素。胎兒能夠順利分娩，除了產道是否寬裕、胎兒大小是否合適、胎位是否正常，還包括一個重要因素，那就是母親的產力。有時候產道不太寬裕，孩子又偏大，但是母親身體強壯，產力超常，照樣能把孩子順利生下來。換句話說，產道寬敞，胎兒不大，胎位也不錯，但是產力太差的「柔弱」母親，照樣無法將胎兒順利娩出。自然界是殘酷的，優勝劣汰的生存法則不允許沒有體力耐力或者病懨懨的動物擁有可能同樣孱弱的後代，分娩是新生命降臨之前的一場生死考驗。
實際上，即使骨盆出口狹小，胎頭仍然可以利用會陰後三角部位的空間娩出。胎頭的最大特點是可以塑形，它會像變形金剛一樣適應母親產道的形狀，保證胎兒順利降生。無可否認，在能否順產這件事上，我個人沒有做到百分百的努力和嘗試，就直接舉手投降了，直接去做貌似可以「一刀解千愁」的剖宮產了。我早早叛變，必須承認是因為內心深處，一個婦產科醫生對分娩過程的極度恐懼，知道越多的人，往往越膽小，就像審訊室裡的書記員，因為見過太多嚴刑拷打，被捕的時候最有可能第一個成為叛徒。而且，和人世間大多數人一樣，我總是心存僥倖，認為那些可怕的併發症或者意外不會出現在自己身上。
這一切將我一步一步推向之後的剖宮產、硬膜外麻醉、穿刺失誤、頭痛、臥床，乃至現在還要考慮是否需要通過另一次穿刺，去挽救前一次穿刺失敗所造成的後遺症。
老百姓不懂這些，也不做產前檢查，更沒有醫生給她測量骨盆，她就知道女人都會生孩子，別人能生，我也能生，肚子一疼就往產房跑，說不定還順產了。而我這個婦產科醫生，因為知道太多，又有偏倚和盲點，反而此刻躺在床上備受煎熬，世事無常，可能說的就是我現在這個狀況。當然，不做產前檢查絕不值得提倡，不出問題則已，出了問題就是「一屍兩命」，悔之晚矣。
「打穿了」是一次醫療意外，如果再穿刺一次，會不會發生同樣的意外，或者發生另外一個更可怕的意外？例如脊髓周圍感染或者血腫，向上引發腦部感染，向下引起下肢癱瘓，到時候別說再當醫生，我可能徹底變成一個廢人。
用一個有創傷的方法去解決一個因為創傷導致的創傷，就有可能發生新的創傷，這條法則對所有人適用，醫生也不例外。
二次穿刺，做，還是不做？
醫生，這個每時每刻都在做判斷、都在做主、都在做決策的職業角色，使我多年來都在內心的世界裡一意孤行，很少將求助的目光真正望向他人。現在，也只有一個人安靜下來，仔細想想，何去何從。
當晚，我想到曾在一本書中讀過的一個真實案例。
一個三十幾歲的男性，已經有了三個健康的孩子，夫婦二人決定不再生育，於是丈夫選擇了輸精管結紮術，也就是男性絕育手術。
這是泌尿外科小得不能再小的手術，安全性已經得到全世界的肯定和論證。在門診就可以進行，熟練的醫生幾分鐘搞定，病人不需要住院，手術後稍事休息，就可以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