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的幾周，穆迪每天都會問珀爾同樣的問題。兩人去他的母校費諾韋小學玩，在操場上爬單槓，走獨木橋。他帶著珀爾到德雷格買熱軟糖聖代，像小孩那樣在蹄鐵湖爬樹和餵鴨子。坐在「真情」餐館的高背木椅上吃薯條和培根，往點唱機裡投幣點歌，聽《大火球》和《嘿，裘德》。
「帶我去看看西克爾教徒吧。」有一次，珀爾向穆迪提議，穆迪笑起來。
他說：「西克爾高地現在沒有西克爾教徒，他們已經死絕了，因為他們認為性是邪惡的。他們只給這個鎮留下一個名字。」
然而穆迪只說對了一半，他和鎮上的大多數孩子都不怎麼了解當地的歷史。西克爾教徒確實很久以前就離開了這片曾經屬於他們的土地，直到1997年夏天，全世界僅剩十二位教徒，但建設這裡的時候，西克爾高地的規劃者所採取的原則與多年前在此生活的西克爾教徒的理念大同小異——他們都認為規則是秩序之母，是營造和諧的關鍵，因此一切都應該得到管理：比如早晨幾點起床，窗簾該是什麼顏色，男人的頭髮該留多長，禱告時如何交叉雙手（右手拇指壓在左手拇指上方）。西克爾教徒相信，假如他們做到每個細節都有規劃，就能創造出人間天堂、世外桃源，而在描繪西克爾高地的宜居情景的廣告中，後來的規劃者也將此地形容為「克利夫蘭山巔的彩虹」，在這裡居住，好比從聖潔的雲端俯瞰克利夫蘭的骯髒濁世。總之，「一絲不苟」是西克爾人追求的目標，這四個字早已深入人心，甚至滲透到土壤之中，把這片土地上長起來的一代代人全部培養成了完美主義者，對任何缺陷與不足都採取零容忍的態度，甚至連西克爾高地的青少年——他們與西克爾教派的唯一接觸就是在音樂課上演唱該教派的代表歌曲《樸實無華的禮物》——都能感受到迴盪在空氣中的那種追求完美的激情。
幫助珀爾熟悉西克爾高地的同時，穆迪也在瞭解米婭的藝術，還對沃倫一家變幻莫測的複雜財務狀況漸漸產生了認識。
穆迪從來不擔心錢不夠用，因為永遠沒有必要。當他按下開關，燈總會亮起；擰開水龍頭，水總會流出；冰箱裡的食物定期補充；飯桌上準時出現一日三餐。從十歲起，他就有了零花錢，起初是每週五美元，後來根據通脹率和年齡的增長穩步增加，一直達到目前的二十美元。除此之外，親戚送的生日禮物裡面經常有摺疊起來的鈔票，收到的書多得看不完，有時也會收到cd和新的吉他弦。總之，他從來不會為了生活的需要發愁。
米婭和珀爾過的則是節衣縮食、精打細算的日子，以省錢乃至不花錢為目標。搬來不過幾周，她們就打聽到了克利夫蘭地區每一處救世軍商店、聖文森特修會和古德維爾慈善超市的地址。剛搬來的那周，米婭已經在當地的中餐館「幸運宮」找到了工作：每週的下午和晚上在前臺打包外賣。她們很快了解到，論中餐館，雖然西克爾的每個人都更願意去幾個街區之外的「東方明珠」就餐，但「幸運宮」的外賣生意很好。除了米婭的小時工收入，服務員們還分給她一份小費收入，假如食物出現剩餘，她可以帶一些回家——包括涼掉的米飯、賣不完的咕嚕肉和青菜——這些吃的足夠她和珀爾支撐大半個星期。雖然擁有的物資少得可憐，但米婭十分擅長重新調配各種資源，比如帶回家的撈麵只有面，缺少醬汁，她就加一些義大利麵的醬汁，放幾片牛肉拌著吃；從二手商店買來的舊床單可以改成窗簾、桌布或者枕套。這讓穆迪想起數學課上講到的概念「實用組合」：可以用多少種方法組合木薯煎餅和不同的餡料？米飯、豬肉和胡椒又有多少種不同的組合方法？
「你媽媽為什麼不去找一份真正的工作呢？」有天下午，穆迪問珀爾，「如果每天多工作幾個小時，她肯定能賺到更多的錢，哪怕是在‘東方明珠’之類的地方找份正職也好啊。」瞭解到米婭的工作之後，對於這個問題，他已經思考了整整一週：假如她每天多工作幾小時，就能買得起真正的沙發和像樣的食物了，說不定還能負擔得起電視機呢。
珀爾皺起眉頭盯著他看，彷彿根本聽不懂他的問題似的。
「可她有工作啊，」她說，「她是個藝術家。」
她們已經這樣生活了許多年：米婭每天出門做幾個小時的兼職，賺一點僅夠兩人活下去的錢。從記事開始，珀爾就明白了一個事實：她母親的真正工作是藝術，出門賺錢是為了滿足基本的衣食需要，本質上不過是讓她的藝術事業得以繼續的手段。她母親每天都要投入若干小時進行藝術創作，儘管穆迪起初並沒有意識到米婭在做什麼：她有時待在臨時搭建的「暗室」——地下室洗衣間——裡洗照片，有時坐在那裡讀上一天書，有時站在起居室的視窗望著外面的樹木發呆。反正在穆迪眼裡，這些行為之間並不存在明顯的聯絡，如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烹飪雜誌、汽車說明書和從圖書館借來的埃莉諾·羅斯福的精裝硬麵傳記這三種東西一樣，完全不搭界，根本不會讓他想到她是在工作。有天上午，他過來找珀爾，看到米婭拿著個線圈在玩翻花繩，兩人回來時，米婭還在玩，只不過手上的花繩樣式比他們離開時繁複了許多，突然，她把手一鬆，花繩又變回了那個簡單的線圈，然後她繼續玩起來。「這是常規工作的一部分。」珀爾面無表情地告訴穆迪，顯然已經見怪不怪了。
有時候，米婭會揹著相機出去，但更有可能花上幾天甚至幾周的時間進行外出拍攝的準備，而真正拍照的時間只有幾個小時。穆迪發現，米婭並不把自己視為攝影師，她認為攝影的本質是記錄，他很快意識到，在米婭眼中，攝影無非是一種工具，對她而言，相當於畫師手中的筆和雕塑家的雕刻刀。
照片沖洗出來之後，她會加以修飾。比如用華麗的狂歡節面具擋住照片裡的人臉，或者直接剪下上面的人物，給他們「穿上」從時尚雜誌上剪下來的「衣服」。有一張照片拍的是乾淨整潔的廚房，米婭在沖印好的相紙上灑了幾滴檸檬水，營造出廚房被「汙染」的感覺；還有一張拍的是晾衣繩上掛了一排衣服，她把漂白劑塗在上面，在晾衣繩周圍製造出幾團「鬼魂」般的白點，繩子本身也被扭曲了。另一組照片，每一張都小心地做過了雙重曝光處理：一座摩天大樓的遠景與她自己的中指的影像相重疊；一隻躺在人行道上、翅膀展開的死鳥與藍天重疊，除了眼睛是閉著的，它看上去真的像是在藍天上飛翔。
米婭的工作風格魄力十足，只保留她喜歡的照片，扔掉其餘的。靈感枯竭的時候，她就把每張照片都洗出來，毀掉所有底片。「我又不打算一照多賣。」穆迪問她為什麼不多洗幾張的時候，她漫不經心地回答。她很少拍人像——偶爾會給珀爾拍一張，比如女兒躺在草坪上的床板中間那次，但她從來不把珀爾的照片用於工作，也不用自己的照片。有一次，珀爾告訴穆迪，米婭做了一組自拍，在照片裡用不同的物品——黑色蕾絲花邊、馬栗樹的葉子、潮溼柔軟的海星——擋著臉，最後忙了一個月，把照片的數量精簡到了八張。它們既美麗又令人毛骨悚然，珀爾到現在依舊印象深刻：母親明亮的眼睛從海星的觸手之間向外窺探，好像一顆閃光的珍珠。可最後米婭還是燒掉了這組照片和底片，原因連珀爾都無法理解。「你花了那麼多時間，」珀爾問母親，「就為了‘叭’的一下，」她打了個響指，「把它們全都燒成灰？」
「我覺得效果不好。」米婭只回答了這一句。
而她真正保留下來並且賣掉的照片，都是相當令人震撼的作品。
住在安娜堡的豪華轉租房的時候，米婭把房東們的許多傢俱拆分成零件，再加上各種奇怪的裝飾——像她手指一樣粗的螺栓、原木橫樑、單獨的腳掌——組合成動物的樣子。比如把一張笨重的十九世紀書桌變成「公牛」，兩側的抽屜是粗壯的「牛腿」，抽屜上的鑄鐵把手是牛的「鼻子」「眼睛」和閃光的「陰囊」，一把呈扇形攤開的筆從桌子裡探出來，組成了新月形的「牛角」。在珀爾的幫助下，米婭將這些部件擺在奶油色的波斯地毯上，營造出霧氣蒸騰的背景，然後她親自爬上桌子，以俯瞰的角度拍照，然後把書桌重新拼好；她把一隻破舊不堪、已經碎成拱形金屬網的中式鳥籠組裝成一隻老鷹，它伸展的「翅膀」有著黃銅組成的骨架，彷彿正要起飛；她在一張沙發裡填充了許多東西，把它變得鼓鼓囊囊的，裝扮成一頭「大象」，象鼻子高高揚起，好像在吹奏管絃樂。這一系列照片既有趣又令人不安，動物的形象難以置信地精緻逼真，只有湊近了才能看出它們是什麼做的。通過朋友安妮塔——紐約一家畫廊的老闆——米婭賣出了不少這種照片。珀爾沒去過紐約，也沒見過安妮塔，米婭則討厭紐約，永遠不會到那裡去宣傳她的作品。「安妮塔，」有一次米婭在電話裡告訴這位朋友，「我非常愛你，但我不能去紐約做展示，不，哪怕這樣能賣出一百份作品也不行。」她頓了頓，又說，「我知道會有這樣的效果，但我不能去，你明白的。好了，你已經盡了力，我已經很滿足了。」儘管如此，安妮塔還是設法賣出了六七套照片，這意味著米婭可以在接下來的半年中留在家裡搞新專案，不用出去幫人打掃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