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歡。」珀爾說，大家都看向她。
「喜歡什麼？」萊克西問。
「成為記者，」珀爾說，「調查一切，講述別人的故事，尋找真相，把它寫出來。」她的語氣裡帶著只有青少年才有的那種熱誠，「你是在用文字改變世界，我也喜歡這樣。」她抬眼看著理查德森太太，對方第一次意識到珀爾的眼睛大得出奇，「我想要做你正在做的事。」
「真的嗎？」理查德森太太說。她確實被珀爾打動了，有那麼一會兒，她覺得珀爾似乎只是萊克西的朋友，是來慶祝她女兒的成就的，而她本人也十分願意幫助這個充滿潛力的年輕人。「太好了，你應該試著給《西克爾報》寫寫文章，為校報工作能學到許多基礎技能。然後，等你準備好了，我可以幫你找地方實習。」她突然閉上嘴，這才想起自己邀請珀爾過來吃飯的真實目的。「你可以考慮下。」她用力攪了攪杯中的飲料。「伊奇，你怎麼就吃了這麼點兒？麵包和果凍？你在家裡不也能吃到這些東西嗎？」
理查德森太太打了許多個電話才聯絡到舊金山檔案館。檔案館的電話接通後，不到十分鐘，工作人員二話沒說就把一張出生證明調閱申請表傳真給了她。理查德森太太在表格中填寫了珀爾的名字和出生日期，還有米婭的姓名。當然，父親姓名的那一欄沒有填，但工作人員說，即使缺失了這一項，他們也會找到正確的檔案，因為出生證明是重要的公共記錄。「兩到四個星期——找到之後，我們會發給你。」她保證道。理查德森太太又填了自己的地址，附上一張十八美元的支票，把信封塞進郵箱。
五個星期後，出生證明寄到了理查德森家的郵箱，然而結果有點兒令人失望，證明的「父親」那一欄明確地打了「未知」兩個字，理查德森太太失望地努起嘴巴。她猜測珀爾是私生女，她的身世可能是個不可告人的秘密，假如她的出生堂堂正正，又有什麼必要隱瞞父親的姓名？而且，事實已經證明米婭是個騙子，對她而言，說謊是家常便飯，她還隱瞞了什麼？理查德森太太想，她覺得米婭就像那種出售二手車卻不打算給買家提供汽車維修保養記錄的傢伙，完全不尊重別人的權利，假如沒有這份記錄，買主就不知道確切的車況，萬一出現安全問題怎麼辦？與此同理，作為僱主和房東，她也有權知曉僱員和房客的來歷。
無論如何，她至少得到了一條新資訊：米婭的出生地——賓夕法尼亞州的伯特利帕克，這個地名就寫在出生證明上的「米婭·沃倫」這個名字旁邊。
伯特利帕克人名地址庫的工作人員告訴她，有五十四個姓「沃倫」的當地人記錄在案。理查德森太太想了一會兒，打給了伯特利帕克的檔案部門，可對方並不像舊金山檔案館那樣好商量，電話那頭的女人堅稱，沒有米婭·沃倫的記錄。
「那麼米婭·賴特呢？」理查德森太太問，女人敲了幾下鍵盤，給出了肯定的回答：「有個米婭·賴特出生在1962年，噢，還有個沃倫·賴特，1964年出生，不知道你找的人是哪一個。」
理查德森太太道了謝，掛掉電話。
花了好幾天時間，運用謹慎的調查技巧和高超的問話術，理查德森太太終於找到了解開謎題的鑰匙：1982年2月17日的《匹茲堡郵報》上登載的一篇訃聞。
本地去世高中生追悼儀式將於週五舉行
2月19日週五上午11時，本地十七歲高中生沃倫·賴特的追悼儀式將在布朗斯維爾路5636號沃爾特·e.格里菲斯殯儀館舉行。賴特先生的父母喬治·賴特及其妻子健在，是伯特利帕克的長期居民，姐姐米婭·賴特1980年畢業於本地中學。逝者家屬建議到場賓客以捐助替代鮮花，為伯特利帕克高中橄欖球隊慷慨解囊，賴特先生曾在該球隊擔任跑衛。
絕對不是巧合，理查德森太太想。米婭·賴特，沃倫·賴特，米婭·沃倫。她再次打給伯特利帕克人名地址庫，查到了喬治·賴特和瑞吉娜·賴特的地址——北嶺路175號，還有郵編和電話號碼。
弄清一個人的來歷簡直易如反掌，做完這些，她幾乎有點兒不屑地想。它們就在那裡，所有關於這個人的資訊，只要你認真尋找就能有所收穫，付出足夠的努力，你可以瞭解一個人的全部。
理查德森太太找到米婭的父母的時候，小美玲/米拉貝爾的監護權爭奪戰仍是熱點新聞，甚至有更加白熱化的趨勢。沒錯，全國上下現在都被總統的緋聞挑起了興趣，但現在並無總統出軌的實際證據，而且事件本身也不好笑。對於這條傳言，克利夫蘭的本地人有幾個普遍觀點：一、總統的私生活與其執政方式無關；二、每個總統都有緋聞；三、誰在乎？另一方面，公眾——尤其是西克爾的公眾——卻非常關心米拉貝爾·麥卡洛的監護權爭奪案，因為比起實習生的緋聞，這件案子更為重要。
幾乎每天的晚間新聞都會向大家播報案件的進展，三月還會舉行「周訴凱霍加縣案」的法庭聆訊。由於案子牽涉到了西克爾這個一向以嚴格遵守本地價值觀為榮的地方，這引起了每一個當地人的注目。而且，對於此事，他們都有自己的看法：母親有權撫養自己的孩子；拋棄孩子的母親沒有資格得到第二次機會；白人家庭收養華裔兒童，是割裂孩子與她的文化背景之間的聯絡；美玲有權知道自己的生母是誰；接納了小米拉貝爾的麥卡洛夫婦才是她真正的家人。
支援麥卡洛家的人堅稱，麥卡洛夫婦是在營救米拉貝爾，他們會給這個被拋棄的孩子更好的生活，他們是英雄，通過跨文化收養，打破了種族主義的藩籬。「我認為他們的行為很了不起，」一位路人告訴街頭採訪的記者，「我的意思是，這是文化的進步，對不對？總有一天，我們會消除種族的隔閡。」麥卡洛家的一位鄰居表示：「你能從她低頭看著孩子的樣子看出來，在她眼裡，這並非什麼華裔嬰兒，只是一個嬰兒，就是這麼簡單、純粹。」
貝比的支援者則表示，問題就出在這裡。「她不僅僅是個嬰兒，」第五頻道的記者在「亞洲廣場」（克利夫蘭當地的華裔購物中心）採訪時，一個女人抗議道，「她還是個華裔嬰兒，長大之後，她會不知道自己的祖先是誰，甚至無法接受自己的出身。」那天上午，塞麗娜·王的母親恰好在華裔超市買東西，她義正詞嚴地告訴記者（母親的發言讓塞麗娜既驕傲又尷尬，緊張不安地在鏡頭邊緣晃動）：「假裝這個孩子只是一個嬰兒——假裝此事並不牽扯任何種族問題——是不誠實的。請注意，我絕對不是在‘打種族牌’，不妨問問你們自己：假如這個孩子是白人，今天還會有這場白熱化的辯論嗎？」
與律師商議之後，麥卡洛家的人同意高調接受第三頻道的獨家專訪。於是，第三頻道派出攝製組和一位製片人，進駐麥卡洛家的起居室，麥卡洛夫婦抱著米拉貝爾坐在熊熊燃燒的爐火前，製片人坐在鏡頭之外。「我們當然理解周小姐的感受，」麥卡洛太太說，「可我們才是米拉貝爾一直以來的家人，她只記得我們，我覺得米拉貝爾就是我的親生女兒，她以這種方式來到我們家，不是沒有原因的。」
「當時沒有別的人想要幫助這個孩子，」麥卡洛先生補充道，「難道在一個父母雙全的穩定家庭裡成長，對米拉貝爾而言不是一件更好的事情嗎？」
「有人覺得米拉貝爾會脫離她出身的文化，」製片人說，「你們怎麼回應這樣的問題？」
麥卡洛太太點了點頭。「我們會非常注意的，」她說，「我們家裡的牆上添了許多亞洲風格的藝術品，」她朝掛在壁爐旁邊的幾幅水墨卷軸揚了揚手，爐架上還擺了一尊唐三彩馬，「我們保證，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讓她經常接觸自己出身的文化。而且她已經愛上了米飯。其實，她最開始吃的固體食物就是米飯。」
「同時，」麥卡洛先生說，「我們希望米拉貝爾像個典型的美國女孩一樣長大，我們希望她知道，自己和大家完全一樣。」螢幕上又出現了麥卡洛夫婦站在米拉貝爾的嬰兒床邊的畫面，採訪錄影到此為止。
連理查德森家的孩子們都分成了兩派。理查德森太太自然堅定地支援麥卡洛一家，萊克西也是。「瞧瞧米拉貝爾現在的生活，」二月中旬的一天晚上，萊克西在飯桌上叫道，「在大房子和院子裡玩，兩個裝滿玩具的房間，她媽媽可沒法給她這樣的生活。」理查德森太太表示贊同：「他們非常愛她，他倆等了那麼久，一直想要孩子，而米拉貝爾剛出生就去了他們家，早就忘記了她母親，馬克和琳達是她記憶中唯一的父母。現在把孩子從這對模範父母手中帶走，是相當殘忍的做法。」
穆迪和伊奇卻傾向於支援貝比。「她不過是一時糊塗，犯了個錯。」穆迪堅稱，珀爾已經把貝比的故事告訴了他，而穆迪無論什麼時候都會站在珀爾那邊，「起先，她覺得自己不能照顧寶寶，可後來情況變了，她又可以照顧了，而且要回孩子並不意味著把她永遠帶走。」伊奇的評論更簡單：「她是媽媽，他們不是。」這件案子彷彿在她內心深處燃起一道小火苗，雖然她尚未意識到這一點，也暫時沒有能力將當下的感覺表達出來。
「克里夫和克萊爾昨晚為了這事吵架了。」一天下午，布萊恩告訴萊克西，他倆躺在布萊恩的床上，衣衫不整，布萊恩這天沒去參加曲棍球訓練，反而跑到床上來和萊克西練習另一種運動。「他們以前從來沒吵過架。」布萊恩父母的爭吵是從晚飯時開始的，他去睡覺的時候，父母又展開了一言不發的冷戰。「我爸覺得她最好留在麥卡洛家，他認為有貝比這樣一個母親，孩子沒有未來。他說，貝比是那種會把貧窮傳給下一代的母親。」
「那你是怎麼想的？」萊克西問。布萊恩猶豫了。他父親當晚的慷慨陳詞被他母親打斷了——雖說她經常這麼幹，但從未像昨晚那樣激動。「既然如此，你覺得讓那些黑人小孩都去白人家怎麼樣？」她說，「這樣就能打破貧窮的惡性迴圈嗎？」她猛地把鍋子丟進洗碗池，濺起一大片水花，「既然他們這麼希望幫助黑人群體，為什麼不首先改變有弊端的社會制度呢？」布萊恩覺得父親的論斷更合乎邏輯——孩子被白人家庭收養可以獲得更多的機會，但與他母親一樣，麥卡洛太太蒼白修長的胳膊抱著那個棕色的小身體所形成的色彩對比又讓他覺得刺眼，甚至遷怒於始作俑者——貝比。
「我認為她應該學會小心一點兒，這樣就能避免現在的情況，」他不自在地說，「比如別忘了用安全套，這很難嗎？去藥店裡買幾盒，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了。」
「你最擅長答非所問，布萊恩。」萊克西站到地板上，抓過牛仔褲。
布萊恩扯掉她手中的褲子。「別去想了，又不關我們的事，對吧？」他摟著她，萊克西很快便忘記了小米拉貝爾和麥卡洛夫婦，除了布萊恩貼在她耳朵上的嘴唇。
在艾德·林的幫助下，貝比正式提交了申請書，法庭授予她臨時探訪權，每週可以看望女兒一次，為期兩小時。麥卡洛夫婦暫時保留嬰兒的監護權。
沒人對這個安排感到滿意。
「我們只能在圖書館或者‘公共場所’見面，」貝比向米婭抱怨，「她都不能到我家來，我只能在圖書館裡抱抱我自己的孩子，社工還得坐在旁邊，一直看著我，好像我是個罪犯，會傷害親生女兒。麥卡洛家的人說，我可以到他們家去看女兒，他們是不是覺得我坐在偷走自己女兒的人家裡也能笑得出來？而且他們家壁爐前面掛的全都是另一個女人抱著我的孩子的照片，我能在那裡坐得住？」
麥卡洛太太也有自己的怨言。
「簡直難以想象，」她打電話告訴理查德森太太，「把你的寶寶交給一個陌生人，看著你不認識的女人抱著你的孩子走來走去，每次聽到門鈴響我都會抓狂，埃琳娜。她和社工抱著孩子離開之後，我都會跪下來禱告，希望她能遵守承諾，準時把孩子送回來。探訪的前一天晚上，我都睡不著覺，只能吃安眠藥。」理查德森太太同情地咂了咂舌頭，「而且每週的探訪時間都不固定。每次我都說，拜託，我們能不能選個固定的時間，求你了，每週選一天，至少讓我預先知道你什麼時候來，也好有所準備。可她偏不，每次都在探訪的前一天才通知社工，說她那時候才知道餐廳的排班。有天下午，我突然接到社工的電話——‘我們明天上午十點過去’，這次連半天都不到，我簡直快要瘋了。」
「不過是暫時的，琳達，」理查德森太太安慰道，「三月底就開庭了，州里當然會把孩子判給你。」
「但願你是對的，」麥卡洛太太說，「但如果他們決定……」她突然說不出後半句話，覺得喉嚨發緊，只能做個深呼吸來舒緩情緒，「這個結果我根本不願去想，也覺得他們不可能這樣做。」她的音調變得尖銳起來，「假如她連自己的工作時間都無法安排，又怎麼能給孩子提供穩定的成長環境呢？」
「這也是暫時的。」理查德森太太說。
理查德森太太的內心可不像表面那麼冷靜：越是想到米婭，她越是生氣，越生氣就越無法不去想米婭。
她在西克爾高地過了一輩子，西克爾的價值觀早已深入骨髓。她的童年記憶裡，主色調是廣袤的綠：寬闊的草坪、高大的樹木。是富裕安定的生活造就了這片綠色。綠色也是幾十年來克利夫蘭城市宣傳冊的背景色，彷彿在討好當地的那些正派居民，爭取他們的支援。這無可厚非，因為「正派人」是當地的主流，比如理查德森太太的祖輩。從西克爾高地建立居住區的時候開始，他們就在這裡生活。作為「正派人」的代表，1927年，他們來到還是一個小鎮的西克爾——但那時候這裡就被譽為「世界上最好的居住區」。她的外祖父在克利夫蘭市中心的「百萬富翁角」長大，他們家的豪宅與洛克菲勒家、美國電報業巨頭和美國國務卿家的房子同在一條街。然而，到了理查德森太太的外祖父那一輩——從事律師職業的他事業有成，準備帶未婚妻回克利夫蘭結婚——市中心已經變得嘈雜擁擠，空氣瀰漫的煤煙會弄髒女士們的衣服，所以外祖父決定搬到郊區。朋友們勸阻他，因為他們認為搬到遠離城市的地方實在瘋狂。但他熱愛戶外運動，未婚妻還是個出色的馬術師，西克爾高地有三條適合騎馬的山道，有適於垂釣的蜿蜒溪流，源源不竭的新鮮空氣，此外還有一條直通城市腹地的商業鐵路。夫婦倆在塞奇威克路買了房子，僱了女傭，加入了鄉村俱樂部。理查德森太太的外祖母為她的馬傑克遜修了一座馬廄，成為「花盆」園藝俱樂部的會員。
理查德森太太的母親卡洛琳出生於1931年，那時候的西克爾變得更像城市，但田園風光還在，當地已經有了九所小學和一座紅磚結構的高中（剛剛竣工）。新落成的豪宅比比皆是，但每一座都是嚴格按照當地的住宅風格和顏色規則建造的，並且受到「未經鄰居同意，九十九年內不得賣給任何人」的規定限制。居民們認為，規則與秩序不可或缺，是保持社群團結美麗的前提。
西克爾當然非常美麗，草坪與花園隨處可見，居民義務不可推卸——定期清除雜草，只能種花，不能種菜。那些足夠幸運、能夠在西克爾居住的人自然認為這裡是全國最好的社群，而且路不拾遺——某位居民在馬路上丟失了價值上千美元的鑽石婚戒，服務部門立刻派出鏟雪車，把路邊的雪堆原封不動地鏟走，運到市政車庫，用熱燈烤化，找到了戒指。卡洛琳小時候，夏天常在西克爾的湖邊野餐，冬季會去市區的溜冰場滑冰，聖誕節表演合唱。她在西克爾廣場的電影院看過《南方之歌》和《安娜與國王》，遇到特殊的日子——比如她的生日——父親會帶她到斯托弗餐廳吃龍蝦大餐。十多歲時，卡洛琳成為學校行軍樂隊的鼓手，在獨木舟俱樂部的停車場，她遇到了幾年後成為她丈夫的那個男孩。
在這個完美的地方，她過著自己能想象到的完美生活，西克爾高地的每個人亦有同感，所以他們也自然而然地覺得其他地方是不完美的。當「布朗訴託皮卡教育局案」「蒙哥馬利公交車抵制事件」「小石城九人事件」在別處掀起軒然大波時，包括卡洛琳在內的每一個西克爾居民都充滿了優越感。畢竟，作為全世界最聰明、睿智、周到、富有和開化的居民，保持榜樣地位、啟發他人是他們的責任；作為精英階層，他們有義務將自己的福祉與那些不那麼幸運的人分享。卡洛琳的母親就總是提醒女兒要多為他人的需要著想，她本人更是親力親為，組織聖誕節玩具慈善捐贈，加入當地兒童權益維護協會。在她的監督下，協會編寫了一本營養食譜，銷售食譜的收入全部用於慈善用途，她還把自己製作糖蜜餅乾的獨家秘方貢獻了出來。每當外部世界出現的麻煩——比如某位黑人律師的家裡被人放了炸彈——被西克爾人所感知，他們會立刻用行動表明這種事不會出現在西克爾，比如成立鄰里互助協會，鼓勵社群以西克爾特有的方式融合：向白人家庭提供貸款，鼓勵他們搬進黑人鄰居中間，向黑人家庭提供貸款，鼓勵他們搬進白人鄰居中間；制定規則，禁止白人家庭賣房子，以防白人居民搬離，這條法令實行了幾十年，始終不曾廢除。卡洛琳——作為擁有房產的白人和帶著一歲的理查德森太太的年輕母親——積極響應，立刻加入了新成立的「社群融合促進協會」。幾年後，她驅車五個半小時，把女兒放在後排座，前往華盛頓，加入「工作與自由大遊行」，聲援黑人。理查德森太太永遠記得那一天：陽光照得她睜不開眼，參加遊行的人擠在一起，大腿碰大腿，汗水蒸發的白霧從人群中升起，華盛頓紀念碑屹立在遠處的地平線，像一枚意欲穿透雲層的長釘子。她兩手緊緊抓住母親的手，生怕兩人會被人潮衝散。「多麼壯觀啊，」她母親望著遠處說，並沒有看向身邊的女兒，「記住這一刻，埃琳娜。」埃琳娜記住的是母親臉上的表情——把世界變得更完美的渴望，似乎這件事與拉小提琴異曲同工，只要適當調整琴絃，就能奏出美妙的旋律，正如她母親深信的那樣，只要足夠努力，世上就沒有什麼難事。
然而，作為敬畏秩序與規則的第三代西克爾人，埃琳娜卻對母親堅信的理念產生了懷疑。1968年，十五歲的她開啟電視，發現混亂如野火燎原，席捲全國。馬丁·路德·金一馬當先，鮑比·肯尼迪緊隨其後，哥倫比亞大學學生暴動，芝加哥、孟菲斯、巴爾的摩、華盛頓特區先後亂成一團，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也不安寧。她的內心深處同樣燃起一股小火苗，這道火焰後來還蔓延到了伊奇身上，但伊奇的母親知道火苗出現的原因：它象徵著為公義而戰，與不公正鬥爭。然而，儘管如此，電視上的畫面仍舊讓她擔憂：雜貨店陷入火海，屋頂冒出濃煙，火焰吞噬牆壁，被砸碎的窗戶的鋸齒狀邊緣像暗夜中的野獸露出的獠牙，荷槍實彈計程車兵走過藥店和洗衣店，壞掉的交通燈下是阻塞十字路口的吉普車……難道只有燒掉舊的，才能得到新的？她腳下的地毯很柔軟，屋裡的沙發有著美麗的玫瑰圖案，屋外的喂鳥器上站了只咕咕叫的鴿子，一輛莊嚴大氣的凱迪拉克緩緩停在街角，再看看電視螢幕，她很想知道哪一個才是現實世界。
第二年春天，反戰抗議爆發時，她並沒有開車過去加入他們，而是給當地報紙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呼籲停止戰爭，她在背包上縫了一個和平標誌，在頭髮上別了幾朵花。
她沒有參加抗議並非因為害怕，而是因為比起理想主義，西克爾高地更推崇務實精神，不做無用功，實用主義和對舒適生活的追求像一床沉重的厚毛毯，讓她裹足不前。假如跑到華盛頓加入那些抗議者，她要在哪裡過夜？如何保證安全？別人會怎麼看她？她會不會被學校開除？將來上大學會不會受影響？高三那年春天，某天的歷史課結束後，傑米·雷諾茲把她拉到一邊。「我打算輟學，」他說，「去加利福尼亞，跟我來吧。」自七年級起她就很崇拜傑米，當時傑米在英語課上稱讚了她寫的一首十四行詩，現在即將十八歲的他留著一頭長髮和落拓不羈的絡腮鬍，一副鄙視權威的派頭。他說，他倆可以住在他的大眾麵包車上。「就像野營一樣，」他說，「比野營還要好的是，我們可以去任何地方。」她非常想和他一起去，而且做夢都想親吻他那張微笑起來有些靦腆的臉，可他們用什麼買吃的？在哪裡洗衣服？怎麼洗澡？她父母會怎麼說？鄰居、老師和朋友們又會怎麼看？她親了親傑米的臉頰，哭了起來。後來她再也沒見過他。
幾個月後，進入丹尼森大學的她和同學們坐在公共休息室看電視上的越戰徵兵抽號直播，傑米的生日——三月七日——被列入徵兵範圍。這麼說，他會成為第一批受到徵召的人之一，她想，不知他現在去了哪裡，是否知道什麼樣的命運在等待著自己，聽說這個訊息之後，他會應徵入伍還是逃跑？坐在她旁邊的比爾·理查德森用力握著她的手，他的生日是最後一批被抽中的，不過，他還沒有畢業，可以延期服役——她意識到，他是安全的，等他們畢業時，戰爭極有可能早已結束，她會和他結婚、買房子、安定下來。她告訴自己，沒有什麼可後悔的，她和傑米結束了，小火苗也早就熄滅了。
她始終覺得，那種如同火焰的衝動是種極其危險的東西，很容易失去控制，甚至能推倒牆壁、越過鴻溝，以極快的速度擴散，哪怕只有一絲微風，也能讓火勢延燒若干英里。因此，最好還是小心控制這些小火苗，像儲存奧運火種那樣，謹慎地傳給下一代——抑或是隻適合把它們留存起來觀賞，提醒人們，衝動必須加以馴化，火苗必須得到控制，發出適當的光和熱已經足夠，沒有轉成燎原之勢的必要。她認為，預防火苗引發的火災才是關鍵。
這正是她的處世哲學。她覺得這套哲學非常實用，因為人生中經常需要放棄一些東西，從而讓那些更為重要的東西得以保留：比如美麗的房子、穩定的工作、親愛的丈夫、健康快樂的孩子。由此看來，這筆交易顯然十分划算。規則的存在是有原因的：遵守規則的人功成名就；違反規則的人則有可能將全世界都付之一炬。
然而現在來了個米婭，琳達的麻煩全部是她惹出來的。她一心想要剝奪別人做母親的權利，自己卻是個不稱職的母親：帶著個沒有父親的孩子東奔西跑，從事各種不體面的工作，卻還要自我催眠——也給別人催眠——說服自己，這一切都是為了藝術；搬弄是非、煽風點火，插手別人家的閒事，像個危險的縱火犯。最讓理查德森太太憤憤不平的是米婭那股隨心所欲的勁頭，簡直是個不顧後果的瘋子。老朋友的遭遇也讓她心碎，這件事對於每個人來說都是災難。你可不能想怎麼樣就怎麼樣，她想，既然大家都無法率性而為，米婭又怎麼能夠例外？
為此，理查德森太太迫不及待地要為老朋友討回公道，正是這種急迫促使她越過了底線：她決定一有時間就動身前往賓夕法尼亞，拜訪米婭的父母，查清這個女人的底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