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秋天，剛滿十八歲的米婭·賴特從伯特利帕克高中畢業，前往紐約美術學院就讀，此前她從未離開過賓夕法尼亞，離家時她帶走了兩隻行李箱和弟弟的愛，卻沒有得到父母的祝福。
直到錄取通知書寄到家裡，她才告訴父母自己申請了藝術學院。當然，父母對此早有預感，因為她從小就對那些別人根本不會注意的東西著迷。「整天就知道胡思亂想，」她母親經常這樣說，「坐在嬰兒車裡時候，你會望著外面的草坪出神。在浴缸洗澡時，你會拿兩隻杯子，舀著水倒來倒去，如果我不叫你，你會這樣玩上一個小時。」米婭記得，嬰兒車裡的她是在觀察青草的嫩葉，它們摸上去像天鵝絨，而杯子邊緣的水流會被切斷成水滴。她發現每種東西的形態都能變化，在清晨的陽光下，後院裡的兩塊大石頭有時會變成泛著白光的「銀塊」。她讀過的書裡面，每條河流都有一位河神，每棵樹都有樹精，每個老太太都是法術強大的仙女，每塊鵝卵石中都包裹著一個迷失的靈魂。總之，任何事物都有變形的潛力，她認為這是藝術的真諦。
似乎只有弟弟沃倫理解她看待事物的古怪方式，而且這種理解自他出生前就開始了。母親懷著弟弟的時候，米婭會拿一根手指敲敲母親的肚皮，對著他說話：「我的寶貝。」沃倫會在裡面踢腿回應。和母親去雜貨店買東西，米婭會指著她的肚子告訴店裡的陌生人：「這裡面是我的寶貝。」沃倫出生，父母抱著他回到家，米婭立即宣佈弟弟歸她所有。
「我的小鵪鶉。」她這樣叫他，不僅因為「沃倫」這個名字拗口，還因為這樣叫很適合他，因為他剛出生的時候就像一隻警覺的小鳥，喜歡歪著腦袋，兩隻眼睛又亮又專注，在房間裡搜尋她。他哭的時候，她知道用什麼玩具能夠安撫他。他不肯午睡，她就躺在他旁邊，把毯子團成鳥窩的樣子，給他唱歌，拍著他的小臉，直到他睡著。他從單槓上摔下來，會首先哭著找米婭，米婭拿出碘酒和繃帶給他包紮。
「不知道的人還以為你是他媽媽。」他們的母親曾經說，半是抱怨，半是歎服。
他倆還有彼此間的秘密語言：出於連他們自己也已經忘記的原因，姐弟倆把黃油叫作「乳酪」，把棲息在樹梢的鷯哥叫成「冰鳥」。「別告訴法國來的人。」向沃倫透露某個秘密之前，米婭會如此含蓄地提醒他。沃倫的回答則總是這樣的暗語：「連野生長頸鹿都收買不了我。」
後來，十一歲的時候——即將滿十二歲——米婭愛上了攝影。
沃倫那時剛剛十歲，不僅喜歡上了運動，而且已經變得十分擅長。他夏天時打棒球，秋天玩橄欖球，冬天打冰球，籃球則是從事三種專案之間的調劑。雖然他和米婭依然很親密，但他經常需要拿出許多時間來搞訓練，所以米婭自然會尋找適合自己的興趣。
在鎮上的舊貨店，她在角落裡發現了一臺老式的柯達布朗尼相機，閃光燈和頸帶已經不見了，但店主保證相機還能用。當米婭掀開銀色的鏡頭蓋，看到整座店堂都收進了取景框的時候，立刻想將它據為己有。她拿出小貓儲蓄罐裡存著的零花錢買下了它，然後帶著相機四處轉悠。但她只聽從直覺來拍照，從來不按照說明書上的建議使用它，還給柯達公司出版的書《怎樣拍攝好照片》寫信提意見。她用母親的舊絲巾做了一條頸帶，將相機掛在脖子上，開始到處拍攝奇怪（至少她父母是這麼覺得的）的照片：倒塌的破房子、生鏽的汽車、丟在路邊的垃圾。「你拍的東西真有意思。」有次為她洗照片時，沖印店的店員告訴她，那一次她在連續三天的時間裡拍了三張照片，拍攝物件是一隻躺在人行道旁的死鳥屍體，店員時常懷疑這個賴特家的女兒腦子可能有點兒毛病。
但對於米婭而言，攝影只是她表達自我的方式之一。她很快又對改造照片產生了興趣，比如把墨水和洗衣液之類的東西塗抹在上面觀察效果，還會用相機給改造過的照片再次拍照。布朗尼相機都具有虛化拍攝的功能，也有避免多重曝光的快門鎖——說明書認為，這個功能給使用者提供了便利，你只需要看著取景器，按下快門，就能得到一張照片。可米婭偏偏喜歡玩花樣，她喜歡從不同的高度和角度取景，還會用半透明的蠟紙遮住鏡頭，她嘗試過在大霧和暴雨中拍攝，也會跑到煙霧瀰漫的保齡球場休息室裡尋找素材。
「浪費錢。」當米婭帶著一沓又一沓的或模糊或清晰的照片回到家時，她的母親如此評價女兒的愛好。
隨著經驗的積累，她開始精通拼湊照片之道：該怎麼拼，不該怎麼拼，何種程度的誇張與扭曲才算是恰到好處。雖然當時她尚未意識到，但所有這一切練習都是在為她將來成為獨一無二的攝影師作準備。一筒膠捲只能拍十二張照片，她學會了謹慎構圖，相機沒有光圈控制和自動對焦，她學會了以創造性的方式操縱鏡頭和攝影物件。
賴特家的鄰居威爾金森先生住在附近的小山上，他發現米婭有時會一連幾周帶著相機在附近遊蕩，不時地拍拍這個，照照那個。米婭和沃倫只知道威爾金森先生是個玩具採購商，他的工作是參加各種玩具展銷會，研究參展的商品，給總部打報告，指出哪些玩具有商機。每隔幾個月，威爾金森太太會召集鄰居家的孩子們，把他積攢的玩具樣品分發給他們。這些玩具都是精品：製作聖誕裝飾的模具套組、土星花紋的彈力球、戴頭巾的金髮娃娃、一盒裝在小拇指大小的玻璃瓶裡用於調配的香水。「這是為了清理我家的地下室。」威爾金森太太笑著說。她會保證每一個孩子都分到點什麼，哪怕是隻悠悠球。威爾金森家的兒子那時已經長大成人，住在馬里蘭州的什麼地方，不再需要玩具了。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這是米婭對威爾金森先生的唯一印象：介於馬可·波羅和聖誕老人之間，喜歡用寶藏填滿他的家。但是在她剛過完十三歲生日不久，一天下午，威爾金森先生站在他家的前廊裡，一臉嚴肅地叫她過去。
「我發現你在這一帶晃盪了快一年了，」他說，「我很想知道你究竟都在幹些什麼。」
米婭嚇了一跳，第二天早晨，她把一摞照片帶到威爾金森先生家去。除了沃倫，她從沒把自己拍的東西給別人看過，沃倫自然會誇張地表示讚美，可威爾金森先生是個成年人，她幾乎不認識他，他也沒有理由無緣無故地讚賞她的作品。
米婭按響威爾金森家的門鈴，威爾金森太太領她走進書房，威爾金森先生坐在一張大桌子後面，用一部奶油色的打字機打字。看到米婭進來，他把擱打字機的架子一轉一拉，摺疊起來推進書桌裡面的小櫃子，打字機彷彿瞬間被書桌吞進了肚子裡。
「好了，」他把掛在脖子上的半月形眼鏡架到鼻樑上，米婭緊張得膝蓋打戰，「我們來瞧瞧。」
原來，威爾金森先生本人就是個攝影師——但他更偏向於風景攝影。「我不喜歡風景照裡出現人物，」他告訴她，「比起拍人，我更願意拍樹。」每次出差他都會帶著相機，抽出旅途中的半天時間進行探索，他從一隻資料夾裡掏出一沓照片：黎明時的紅杉林、河流蜿蜒穿過露珠晶瑩的草地、三角形的湖泊一隅探入遠方的深林……米婭意識到，威爾金森家走廊裡掛的那些照片全部都是他的作品。
「很敏銳，」威爾金森先生說，「你有出色的眼光和出色的直覺。看到這張了嗎？」他點了點最上面的那張照片——沃倫坐在一棵梧桐樹的矮枝上，背對鏡頭，在天空的大背景上留下逆光的剪影，「這張很不錯，你是怎麼學會構圖的？」
「我不知道，」米婭承認，「我只是覺得這樣做才是對的。」
威爾金森先生眯起眼睛審視另一張。「很好，保持下去，相信你自己的眼睛。」他又翻出一張照片，「看到這個了嗎？你想抓拍那隻松鼠，對不對？」米婭點點頭，當時松鼠沿著籬笆頂部向前跑，彎曲起伏的體態和靈動的尾巴讓她看得著了迷，毫不猶豫地按下快門，但拍出來的效果很模糊，對焦在籬笆上，而不是松鼠，松鼠反而變成了模糊的一團。米婭想知道威爾金森先生是怎麼猜出她的意圖的。
「我覺得就是。你需要更好的相機。你那臺更適合初學者或者生日派對和聖誕節的時候用用，不適合你。」他敞開櫃子，在一堆舊外套和肥大的連衣裙裡翻找起來，「因為你想要拍出真正的照片。」過了一會兒，他拿出一隻盒子，「所以需要真正的相機，而不是玩具。」
那是一臺尼康f，銀黑相間的小巧機身，拿在她的手裡卻結實沉重。米婭摩挲著機殼上的紋路：「可我不能要。」
「我不是送給你，而是借給你，你想不想要？」不等她回答，威爾金森先生就拉開書桌上的一隻抽屜，「反正我也不用它了，但別的人可能用得到。」他從抽屜中取出一筒膠捲，扔給米婭，「況且，」他說，「我很想看看你是怎麼用它的。」
那天下午米婭回家的時候，已經學會了如何將膠片捲到相機內部的卷軸上，如何對焦，如何調整鏡頭，那些奇怪而令人生畏的新詞在她頭腦中旋轉：光圈值、孔徑……她一次又一次地舉起相機，透過取景器向外窺視，纖細的十字準星對準的地方，每一件東西彷彿都會變形。
威爾金森先生教她如何從相機中取出膠捲沖印，米婭喜歡上了顯影劑營造的效果，他還教她如何通過觀察膠片表面的銀色光澤來判斷顯影是否完成。如同駕駛戰機練習俯衝拉桿的飛行員，她會刻意拍攝不對焦的照片，選擇錯誤的快門速度或者錯誤的感光度，看看會發生什麼。就像音樂家瞭解樂器的複雜性那樣，她學會了通過控制光源和相機來獲得想要的效果。
「可是，怎麼才能……」拿沖洗出來的照片與心目中期待的理想作品相比較時，她總會這樣問。起初威爾金森先生答得出來，比如「偏移鏡頭」「虛化背景」「調整焦距」什麼的，但是，很快她的問題就變得更加複雜，他不得不去查閱書架上的《攝影技術》雜誌。
「年輕的女士需要更大的景深，」一天下午，他自言自語道，那時米婭已經十五歲了，「年輕的女士得換一臺大畫幅相機。」
米婭還是第一次聽說這種相機，但是，過了不久，她就拿出所有打工收入（在迪金森藥房做收銀員和在汽車餐廳端盤子的收入），準備買新相機。她會捧著威爾金森先生的相機產品目錄和攝影雜誌研究，一看就是好幾個小時。
「你在選相機上投入的時間比拍照的時間還多。」威爾金森先生揶揄她，但她最終選定了一臺心儀的——graphicview2——連威爾金森先生都佩服她的眼光。
「這臺機器很可靠，」他說，「物有所值。好好愛護，它會陪伴你一生。」graphicview2（米婭從郵購目錄上買的二手貨）送到了，像一把小提琴那樣包裹在精緻的盒子裡，米婭立刻意識到威爾金森先生說得沒錯。
對她的父母來說，這臺相機就沒有那麼大的吸引力了。「你花了多少錢買的？」她母親問，她父親則在一旁搖頭。在他們看來，這東西就像來自維多利亞時代的古董，安置在細長的三腳架上，皺巴巴的機身像一臺手風琴，米婭用它拍照時還得躲在一塊黑布後面。她試圖向父母解釋相機的工作原理，但一提到「偏移」和「傾斜」之類的術語，他們就會開始走神，連她心愛的沃倫也聽不進去。「我不需要知道它是怎麼工作的，」他表示求饒，「我只想看到你用它拍出來的照片。」自此，米婭意識到，以後的攝影之路都得她一個人走了。
她拍過公園裡的樹林、夜晚的街燈、園林工人砍倒被雷電劈中的橡樹。她拖著大畫幅相機，到市中心拍攝一座橫跨三河交匯處的生鏽的大橋。她拍過沃倫的橄欖球賽，從看臺俯視球場，球員們就像火車模型裡的微型人偶。「那是我？」沃倫凝視著其中的一個小人偶問。「就是你，小鵪鶉。」米婭說。她突然覺得自己像個女巫，對著球場魔杖一揮，少年們就變成了豌豆大小的塑膠娃娃。
第二天，她把這張照片拿到威爾金森先生家，準備給他看，可開門的是一個陌生的女人——威爾金森先生的兒媳。「黛拉昨晚去世了，」兒媳掃了一眼米婭脖子上的相機和手中的照片，問她，「你有什麼事嗎？」葬禮結束後，威爾金森先生的兒媳和兒子勸說他搬到了銀泉的退休之家，因為那裡離他們住的地方更近，米婭甚至沒有機會和威爾金森先生道別，更不用說給他看照片了。她揹著她的相機，又成了一個人。
1979年秋天，讀高三的米婭申請了紐約美術學院，申請材料中附上了她在鎮子附近的一座廢棄建築中拍攝的一組照片。趁感光劑沒有乾透的時候，她拿溼布擦拭相紙表面，用針尖颳去照片中的影像，只留下像針一樣細的白色線條，營造出一種翻轉過來的貝雕的效果：工人的身影如同幽靈在廢棄工廠門外的臺階上徘徊，傑米森汽修廠的液壓起重機頂部停著一臺只有輪廓的轎車，兩個幽靈般的小孩手拉手爬上煤渣山。沃倫曾經仔細打量照片中的這兩個小孩，發現其中一個頭頂翹起一撮頭髮，很像他本人，另外那個脖子上繫著絲巾，應該是米婭，絲巾上掛著的相機很沉，壓得她的腰稍微有點兒彎。雖然兩人不曾有過這樣的合影，但這幅作品讓人覺得他倆經常在這座公園裡的煤渣山上玩，彷彿將姐弟倆的童年定格，意欲挽留過去的時光。「等他們把照片寄回來，可以把這一張給我嗎？」他問。
兩人的父母卻不覺得這些照片——還有米婭的其他作品——多麼有魅力，他們甚至不把女兒所做的事稱為「工作」或者「藝術」，認為那是不務正業。他們是中產階級，在一座保守淡漠的中產階級城鎮住了一輩子。在他們眼中，「工作」是一種務實的行為，目的是修復或者製造有用的東西，假如製造出來的東西沒有用，那就沒有做這件事的必要。因此，所謂「藝術」是有錢有閒的人才玩得起的遊戲，不過是一種奢侈的消遣。其實，也不能為此責怪她的父母，賴特先生的本職是修理工，一手創辦了賴特維修公司，有時給教堂修理屋簷（一窩松鼠在教堂房頂挖洞，碰掉了一塊屋簷板），有時為鄰居家的水槽疏通生鏽的u形管。賴特太太在醫院做護士，職責是數藥片、抽血、換便盆，最熟悉的莫過於值夜班和兩班倒。他倆都是長期勞作的人，攢下的錢用來還房貸和兩輛別克的車貸，還得養育兒女，對於兩個孩子，賴特夫婦可以自豪地說，姐弟倆什麼都不缺，更難得的是，他們從來沒有被寵壞。
可現在米婭卻變成這樣。她在地板上一趴就是好幾個小時，先給沃倫照一張全身相，然後把他的形象剪下來，貼在舊鞋盒的表面，做成立體模型，把模型擺在一圈橡果中間，看上去就像被巨型橡果包圍的小矮人。這樣的創意固然有趣，但父母認為不值得女兒浪費這麼多的時間。有時賴特先生下班回到家，鞋還沒有脫，手上的油汙也沒來得及洗，米婭就跑過去懇求父親給她幾美元買膠捲，嘴裡說著「我會還你的，我保證」，可實際上她卻很少還錢。母親給她錢買新校服，米婭會把舊衣服上的破洞補好，省下這些錢買膠捲，穿著因為身高增長而短得過分又洗得發白的裙子到處跑，拍攝更多的照片。雖然在汽車餐廳找了個服務員的工作，但米婭不會用賺來的錢買衣服或者二手車，而是攢下來買攝影器材，買的相機也很奇怪，家裡的其他人根本不會用——每當米婭給他們講解使用原理，他們會立刻失去興趣。不過，高三時，米婭倒是給一家四口拍過一張全家福，她母親給照片鑲框，掛在起居室的牆上。儘管如此，看到裝在旅行袋裡像公文包那麼大的那臺相機，父母還是會覺得失望：花了那麼多的錢，就買來一件這麼小的東西。
正如前面說的，也不能怪米婭的父母不理解她。他們出生在戰爭年代，他們的父母則是在大蕭條時期長大的，連發了黴的食物都不捨得扔，他們本人則記得破布條可以變為軍用物資，罐頭盒和廢鐵能製作成子彈和炸彈殼。「務實」一詞早已深入他們的骨髓，他們什麼都不浪費，尤其是不浪費時間。
所以，在申請大學方面，他們希望米婭選擇一所傳授實用知識的高校，比如匹茲堡大學或者賓州州立大學，學習商科或者酒店管理。他們以為女兒的攝影愛好只是青春期的心血來潮，早晚會失去興趣。賴特夫婦覺得學藝術就是浪費錢，所以，假如米婭選擇了美術學院，他們不會為女兒支付學費，她得自己想辦法。米婭的父母堅信，自己的做法並非小氣，而是理智——通過經濟威脅，他們希望女兒放棄學藝術的想法。父母告訴米婭，他們並沒有生氣，但學藝術完全是浪費時間，他們對她很失望，所以不打算為她交學費。「我們把你養大，是為了讓你變得更聰明的。」她母親怨懟地說。
米婭傷心地聽著，但父母的反應在她的預料之中，她早就知道他們不會贊成。十八歲以前，他們縱容她沉迷於自己的興趣，而成年之後就不一樣了，父母期望她變成熟，拋棄幼稚的想法，不再任性。米婭覺得，假如父母全力支援她學藝術，這才是怪事。好在紐約美術學院對她提交的申請材料印象十分深刻，願意為她提供獎學金，她還可以做些兼職賺錢。聽了女兒的計劃，父母面面相覷，知道女兒無論如何都不會聽勸，只好沉默地接受了這個訊息。
米婭去紐約上大學的前一週，沃倫出現在她的房間門口。
「我一直在想，」他說，看到沃倫一本正經的表情，米婭差點兒笑出聲來，只見他從褲子後袋裡掏出一沓鈔票，「我認為你應該拿著這些，應該足夠支付大部分學費的。」
「你不要車了，小鵪鶉？」米婭問。沃倫一直在攢錢買車，經過認真研究，他決定買一輛大眾「兔子」。她沒料到沃倫會選擇這樣的車，還以為他會買特蘭斯-艾姆或者雷鳥那一型別的——華而不實但是有趣。可當時每加侖的油價已經漲到1.1美元，「兔子」的油耗小，他能負擔得起，而且廣告上也承諾說，這種車跑三十八英里才會消耗一加侖汽油。現在沃倫竟然也沾染了務實精神，知道精打細算了，米婭覺得很有意思。
她攥住他拿著鈔票的手，輕輕推到一邊。「去買你的車吧，小鵪鶉，」她說，「等我回家時，你可以開著它去車站接我。」
米婭乘坐「灰狗」長途汽車前往費城，然後轉車到紐約，只帶了一箱衣服和一臺相機。在學校的公告板上，她找到一條格林尼治村的公寓出租資訊，房子離學校不遠，而且她可以和另外兩個女孩合租。她在中央火車站附近的一家小餐廳找了個服務生的工作，同時也在蘇荷區的迪克布里克畫材商店做服務員。她來到西十七街的攝影器材店，用最後一點積蓄買了膠捲和紙張，男店員頭上的猶太小帽令她很是好奇。帶著這些裝備，她開始學習各種課程：初級人物畫、初級光影與顏色、初級藝術鑑定、藝術批評導論，還有——最令她激動的——攝影學導論，授課教師是著名的波琳·霍桑。
事實證明，雖然反對女兒學藝術，但父母無意間引導女兒養成的習慣，讓她非常適應美術學院的學習生活。
米婭每天早晨四點半起床，趕到餐廳上班，給趕地鐵的上班族顧客送咖啡，從廚房裡端出來的熱盤子在她的小臂上燙出弧形的傷疤。她做護士的母親在醫院照顧病人時，喜歡邊幹活邊陪他們聊天解悶，哪怕在兩班倒的時候也不會冷落他們，和病人們談論他們的女兒最近參加的舞蹈表演，兒子如何開車闖禍，分享寵物的趣事——經過多年的耳濡目染，米婭也從母親那裡學來了這種一心多用的本領：記得誰的咖啡加奶，誰的加糖，誰喜歡吃雞蛋配番茄醬，誰不吃麵包皮，下次這樣的顧客來餐廳時，會驚喜地發現米婭貼心地幫他們把麵包皮切掉了。她學會了如何預估別人的需要：就像她母親知道什麼時候該給病人注射嗎啡或者清空便盆那樣，米婭知道什麼時候該給顧客的咖啡續杯。通過察言觀色，她看得出哪些顧客趕時間，哪些想要多坐一會兒，從而知道什麼時候該走過去幫他們買單。正因如此，上班族們都很喜歡她，總是多給她小費，有時甚至額外給到五美元。趁經理不注意，她也會溜進廚房，吃沒賣掉的食物，而不是把它們丟掉——這是她的早餐。
早班結束後，她走進員工浴室，換下工作服和圍裙，卷好後才塞進背包，這是為了防止它們起皺，因為她沒有熨斗，這樣處理可以幫她省下洗衣熨衣的錢。然後她會穿著牛仔褲和t恤去上課。
從她父親那裡，米婭學會了給汽車換機油，給燈座接線，使用鑿子和鋸子——而且達到精通的水平，與專家無異。她知道如何恰到好處地切割電線和金屬板，如何把銅管彎曲成精確的角度。從母親那裡，她學會了和布打交道——從輕薄的紗布到厚重的帆布——如何充分利用它們的柔軟度、強度和延展度，如何適當地使用剪裁工具，如何避免在布料上留下處理的痕跡。所以，在課堂上，老師要求他們用金屬材料製作椅子時，米婭已經知道如何把椅子做得更加堅固；老師要求學生加工布料時，她知道——只需感受一下布料的材質——怎樣將柔軟的纖維轉變成六英尺高的「樹木」，連老師都佩服她的手工技藝。米婭知道如何控制顏料的濃稠度，讓它既能毫無阻礙地流動，又能像黏土一樣牢固地與畫布黏合。在人物繪畫課上，當模特解開腰帶，脫下浴袍之後，米婭是唯一一個沒有臉紅馬上投入工作的學生，她的素描準確地捕捉到模特修長的四肢和身體的曲線：這得益於她在醫院給母親幫忙的時候，早就見過許多病人的裸體。
下午三點，當天的課程結束之後，她繼續回去工作——每個星期到迪克布里克上兩次班：賣畫材給和她差不多的藝術生，幫庫房補貨。她會和高年級學生討論藝術，他們會告訴她自己的研究方向，為什麼比起畫筆更喜歡刀子——或者比起油性顏料更喜歡丙烯，比起柯達更喜歡富士膠捲。在庫房裡，她的老闆——他有個女兒與米婭同齡，所以很照顧這個身兼數職賺取房租的女孩——允許米婭拿走那些搬運時不慎折斷的鉛筆和油畫棒、破漏的顏料、磕碰出凹痕的筆刷。米婭把這些不能再出售的東西一股腦兒地拿回家，修好了再用：破碎的畫布可以拿膠帶粘好，筆桿兒上的裂痕用砂紙磨掉，兩截折斷的鉛筆可以綁在一起，通過這些辦法，她得到了不少免費的材料。
每星期有三個晚上，米婭會乘地鐵前往第116街，換上與餐廳不同的工作服，在哥大附近的一家酒吧做侍應生。來酒吧的大學生要麼傲慢得令人反感，要麼猥瑣得讓人討厭，而且越到深夜越放肆，但他們都會給她小費。生意好的時候，一晚下來，她圍裙口袋裡的小費能達到三四十美元。她會撿拾顧客吃剩的漢堡、薯條和小菜當晚餐，把掙到的所有現金塞進牛仔褲口袋。
就這樣，她熬過了大學的第一年，甚至在付清房租之外存下了一點錢。每次往家裡打電話，她和她父母彼此間的措辭都格外客氣，彷彿為了表明互相之間並無惡意，父母會禮貌地問她學業如何，然後（可能是真心也可能是假裝地）對她的回答表現出興趣。沃倫問米婭去了美術學院之後是否覺得後悔——姐弟兩人中，他是個性格被動的樂天派，而米婭是個主動好強、雄心勃勃的規劃師。
「不後悔，絕對值得。」她向他保證，然後給他講了許多班級裡的事，她研究了哪些畫作、最喜歡什麼作品，以及她每天早晨四點半起床、晚上熬夜的真正原因：為了成為攝影師。
談到波琳·霍桑時，從米婭的語氣裡可以聽出，她崇拜波琳的才華和獻身藝術的決心。波琳的第一節攝影課上，學生們坐得筆直，每人面前的桌上都放著一臺35毫米相機和兩本筆記本——這是波琳要求的。上課鈴響起，波琳大步走到教室後側，關掉電燈，她並沒有自我介紹，而是開啟了幻燈機。攝影師曼·瑞的作品出現在幕布上：一個性感女人，背部變形為一把大提琴，琴上的兩個f形音孔是彩色的。房間裡鴉雀無聲。五分鐘後，大提琴女郎換成了安塞爾·亞當斯的風景照——聳立在純白色湖面上的麥金利山。還是沒有人說話。波琳再次按下按鈕：多蘿西婭·蘭格拍攝的《乾旱地區的女人》出現在幕布上，女人的頭髮位於陰影區域，嘴角微微翹起，似乎在笑。整整兩個小時裡，幕布上的照片不停變換，學生們把各種風格的作品快速瀏覽了一遍，但沒有多少時間細看（波琳一定注意到了這一點）。不過，米婭早已在圖書館見過這些照片，每一張她都熟悉，在投影幕布上再次看到，她對照片中的人物更是產生了一種親切感。
兩小時過去了，波琳關掉幻燈機，燈光重新亮起，學生們紛紛眨眼。「下一節課，把最讓你覺得驕傲的照片帶來。」波琳說，然後就離開了教室。這是她在這節課上說的唯一一句話。
經過深思熟慮，下一次上課時，米婭帶來一張她用大畫幅相機拍攝的照片，按照老師的要求，她選擇最讓自己驕傲的個人作品：弟弟沃倫在後院裡玩曲棍球，他們家的房子和鄰居家的房子在他身後形成了一道微型佈景。這張照片是米婭爬到屋後的山頂上照的。走進教室時，學生們發現牆上貼著寫有每個人姓名的索引卡，每張卡片下方都彆著一支回形針。上課鈴響後，過了兩分鐘，波琳走進來——這一次仍然沒有自我介紹，大家先後交上自己帶來的照片，波琳逐一點評它們的構圖或技巧，學生們小心翼翼地回答她提出的關於視角和色調方面的問題。這些照片裡面，有的以突出風景為主，有的則更強調藝術性：比如以巨大的電影銀幕為背景的女孩的剪影和絞纏在聽筒上的電話線的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