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空蕩蕩的村子裡。一隻野狗在遊蕩。一個老年婦女領著幼小的孫兒，在田野裡撿拾沒人收割的莊稼。當她背起已經裝滿了的破口袋時，突然踉蹌了一下，差一點摔倒在地，掙扎著艱難地站穩身子後，她已經沒有力氣再去背起那個破口袋了。她只得黯然神傷地低下頭去看看孫子，又抬起頭茫然地看著遠方邊境線外那林立的高樓。
商店裡，貸架上空空蕩蕩。營業員無所事事地在聊著天。
而在另一個菜市場門前則排著很長很長的隊。人們在爭購一堆大白菜……
一些工廠的煙囪孤高地聳立在陰沉的天空上，噴吐著濃濃的黑煙。而有的煙囪則孤獨地聳立在天空上，完全無煙可噴，和那冷清破敗空無一人的廠區做著絕配般的映襯……
有一瞬間，唐惠年甚至懷疑這些照片是不是自己拍的。他問自己：你這個受黨教育培養多年的老記者，到基層去，怎麼只看到了這些陰暗面？作為中央黨報的記者，怎麼能只關注這些陰暗面？但是，故意迴避這些陰暗面，能不能說就盡到了「喉舌和耳目」的職責了呢？當相當數量的人民受難於這些「陰暗面」之中時，作為「喉舌和耳目」是不是應該突出地把它們呈送到中央領導跟前呢？我畢竟不是要將它們公之於眾去左右和影響輿論的導向啊。我只不過是想把它們呈報給中央領導。如果連這樣的呈報都不允許，都不必要，那中央各大媒體只要留兩個歌唱家，見天對著天安門、中南海唱唱《唱支山歌給黨聽》和《社會主義好》就行了，還要養那麼多的記者幹什麼？
白組長最後又說了一句：「老唐啊，你再慎重考慮考慮，再把你的決定通知我。行不？」說完他就走了。於是在北京這條著名的牛街上的一家不知名的清真小飯館的小包間裡，只剩下唐惠年一個人。桌上杯盤狼藉，放著兩瓶喝光了的二鍋頭空瓶。唐惠年顯然有點喝多了，眼神恍惚，神色沮喪，手頭放著那個牛皮紙大信封。我們可以看到，連同那個列印的調查報告副本，還有那些照片，全都在桌上放著。他略有些搖晃地站了起來向包間外走去。走到門口了，才想起，忘了拿那個列印的報告副本和照片，便又折回來把它們一一裝進那個牛皮紙大信封裡，苦笑了一下，帶著它，又搖搖晃晃地向門口走去。
唐惠年帶著那個牛皮紙大信封，向西衝著北京站的方向走了一會兒，走到一扇很大的櫥窗前站住了。櫥窗里布置著非常醒目的批判四人幫的宣傳板。還懸掛著華國鋒的大幅彩色照片。他在那些宣傳板跟前，怔怔地打量了好大一會兒，突然轉身走進大門。
大門裡有個挺敞亮的大廳。大廳裡排著兩條很長的隊伍。
他覺得這就是火車站了，便啥也不說地走到一個隊伍的末尾排起了隊。不一會兒，在他身後，又有不少人排上了隊。他木木地四下裡打量了一下，努力地想了想，覺得還是應該問清楚了再繼續排下去更為可靠，便轉過身來問排在他身後的一位女同志：「這……這裡……這裡賣火車票吧……」
那女同志笑了。隊伍裡許多人都笑了。
有一個排在前邊的年輕人回過頭來揶揄道：「哥兒們，您太英明瞭。這兒也不賣飛機票，更不賣輪船票。」
那女同志則善意地告訴他：「這兒是郵局。我們排隊等著打長途電話哩。您要買火車票，得上北京站，出了這門，上馬路對面去坐六路公交車。」
出了郵局的大門，唐惠年在街旁的槐樹下呆呆地站了一會兒，酒勁兒依然還沒有過去的他，步伐仍有些不穩，卻略有些蹣跚地向馬路對面走去。馬路上汽車不算多，但也不算少。最多的當然還是腳踏車。那時候，北京的腳踏車流，可以算得上是世界一景，尤其是上下班時分，不說是鋪天蓋地，也往往如洪水、如沙塵暴一般湧來。
剛走到馬路中間，一輛反向馳來的汽車快速從他身旁掠過。由於感覺和反應都比較遲鈍，他差一點被車撞倒，踉蹌了兩下，總算站住了身子，手裡的那個牛皮紙信封卻掉在了馬路上。
好幾張照片都從信封裡掉了出來。
那輛車的司機丟下句話：「兔崽子，活膩歪了？！」一加油門，揚長而去。
也許經這麼一驚嚇，唐惠年的頭腦反而給激得清醒了一點。他再次打量了一下四周，趕緊去撿拾起信封、文稿和照片，躲過來往的車輛，向馬路對面的公共汽車站快步走去。馬路對面果然是個公交車站。在一根鏽跡斑斑的圓鐵柱上，掛著不少的公交路牌。因為頭仍然有點暈，便用手扶住那鐵柱，抬起頭，仔細找了一會兒，卻沒找到那個女同志說的「六路公交車」。正要開口打聽，卻見一輛加長的六路公交車搖搖晃晃地開了過來，並在前方五六十米處停了下來。原來六路車站還在那邊。唐惠年便趕緊跑了過去。
白組長回到辦公室，組裡當值的一個同志告訴他：「有人找你。好像挺急的。已經打了不止一個電話來找了。一再說，請您回來後，務必給他回個電話。」
白組長端起茶缸，喝了一大口涼茶，問：「誰啊？留回電號碼了沒有？」
值班的同志答道：「他也沒說名字，只說是廣東省委的。從留下的電話號碼看，是從京西賓館打出來的。說不定還是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同志。」
白組長一震，忙放下茶缸，去撥電話。
給白組長打電話的是宋梓南的秘書小馬。從白組長那兒得到唐惠年的下落後，宋梓南馬上趕到鍾靈的房間裡，向書記報告道：「找到那個唐大記者的下落了。據新華社內參組的同志說，他已經到北京了，也找過他們內參組。但後來，好像發生了某種誤會或者是變故，他突然改變了主意，準備帶著所有的文稿和照片，要回廣州去。」
鍾靈放下手裡正在批閱的檔案，問：「哦？走了嗎？」
宋梓南說道：「估計還沒走掉。我已經讓省駐京辦趕緊派人去火車站和機場去截他了。」
駐京辦的同志兵分三路，一路去首都機場，一路去北京站，第三路則去那個招待所再核實一下，唐記者是否已經退房離去。去機場和車站的兩路人馬都帶著寫有唐惠年名字的木牌牌，準備在候車和候機大廳裡周詳地展示一下。但不管他們怎麼地舉著牌牌走動，始終也沒有找到這個唐大記者。去火車站的同志查詢到了當天開往廣州的那趟車次，進了站臺找，也沒找到。其實當時唐惠年確實在火車站，而且也上了趟開往廣州的火車。駐京辦的同志之所以沒能找到他，是因為，他躺在某節臥鋪車廂的一箇中鋪上，悶悶不樂地翻看一本《紅旗》雜誌。當駐京辦的那兩個女同志舉著木牌走到這一節車廂的車窗前，踮起腳尖，向車廂裡張望的時候，唐惠年用雜誌蓋住自己的臉，已經暈暈地睡著了。雙方都不可能看到對方。
最後一遍開車鈴響起後，列車員紛紛關門收梯。省駐京辦的那兩個女工作人員焦急萬分地衝到一節臥鋪車廂前，懇求列車員：「能讓我們上車去找一找嗎？」
那個年齡已經不算小的女列車員板著臉：「那怎麼可以？火車是你們家的？隨便進出？」
女工作人員忙解釋：「我們是廣東省駐京辦的，要找一位重要客人。」
那個女列車員斜瞪了那女工作人員一眼：「駐京辦？北京的駐京辦多了去了！都這麼來找人，鐵路不成了遊樂園了？有市公安局和公安部開的特殊證明嗎？沒有？對不起！」說著，把這兩位女同志推下車，「咣」的一聲，車廂門就關上了。
到機場去「攔截」唐惠年的同志遭遇到的情況似乎也不比她們好到哪兒。他們先是請機場的同志幫著在旅客名單裡查詢有沒有一個叫唐惠年的人。查詢下來，沒有。駐京辦的同志還是不死心，請他們再查一下有沒有《人民日報》駐廣州記者站開出的購票證明。民航的工作人員就已經有點不耐煩了。那個年代，乘飛機的和管理飛機的似乎都是具有特殊身份的「高等華人」，再加上機票十分緊俏，所以民航方面的工作人員自我感覺特別好，尤其是他們中視窗行業的工作人員，對待一般來辦事的平民百姓，常常持一種居高臨下的傲慢態度。當駐京辦的同志第二遍求他們再查詢一下名單時，他們已經表現得非常不耐煩了，「今天從北京飛廣州，一共就這一個航班。全部旅客名單都在這兒。你們還要我們怎麼查？」
省駐京辦的同志謙和地說道：「能讓我們自己來檢視一下嗎？」
民航票務處的工作人員冷冷一笑道：「你們自己查？那不行！你們應該知道，目前允許乘坐我們民航班機的都是各方面擔負重要任務的工作同志或領導幹部。因此，航班旅客名單和他們的去向，是絕對保密的。你們有公安局或其他內衛部門開的特許證明嗎？」
省駐京辦的同志：「沒有……」
對方立即站了起來，一邊合上了旅客名冊，一邊做了個送客的手勢，說了句：「那隻能對不起了。」就要讓駐京辦的同志走人了。
後來還是去火車站「攔截」的同志，情急之下，找到列車長，說明事情的重要性，搬出「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廣東省委和省政府主要領導需要找到這個記者」這樣的理由，列車長才覺得事情不像他們想象的那麼簡單，便立刻親自到列車廣播室，讓播音員播出了這樣一條通知：「現在廣播緊急尋人，現在廣播緊急尋人。哪位叫唐惠年的旅客注意了，哪位叫唐惠年的旅客注意了，請你聽到廣播後，立即到七號車廂列車廣播室來；聽到廣播後，請你立即到七號車廂列車廣播室來。」這才驚起了昏昏沉沉睡著的唐惠年。
根據中央的安排，由率領中共黨政高階幹部出國考察訪問的谷牧等同志，在中南海懷仁堂向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同志介紹他們在西歐五國和港澳地區、南斯拉夫、羅馬尼亞等地的所見所聞。宋梓南饒有興趣地趕了去。但沒聽多大一會兒，他便發現，鍾靈和省裡好幾位一起來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領導卻都沒在會堂裡。以前也出現過這樣一種情況，省裡有個別領導同志要去中央某個部委商談某個專案，或者他分管的某個工作口裡突然出了什麼緊急事要他馬上去處置，有可能缺席在一次小組會，或者是全體大會，但是像今天這樣，省裡所有與會的領導全體都缺席——當然是除了宋梓南，還是絕無僅有的。「一定是出了什麼事了……」宋梓南猜測道，「什麼事，會跟其他所有的省領導有關，偏偏跟我沒有關係呢？」稍稍往深處想一想，宋梓南有點不安起來。正為此感到疑惑時，鍾書記的秘書老夏稍稍走進會場，走到宋梓南的身旁，低聲對他說：「鍾書記請您馬上到他那兒去一下。」宋梓南反問了一下：「現在？」老夏點點頭：「現在。」看來，省裡的確出了什麼重大的事。宋梓南沒有再多問，立即起身跟著老夏，悄悄往外走去了。
走出懷仁堂，一輛紅旗車已經在不遠處的松樹下等著了。
汽車直接把宋梓南拉到京西賓館。宋梓南隨夏秘書匆匆走進鍾靈的大套間。果不其然，省裡所有來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領導全都在這兒。
鍾靈笑著對宋梓南說：「就缺你一個人了。快請坐。剛得到通知，中央主要領導，包括小平同志和葉帥，對我們省委那個‘全國改革，讓廣東先行一步’的想法很感興趣，讓我們馬上到他們那兒去做一次詳細彙報。那個唐記者找到沒有？」
宋梓南應道：「還在找。」
從來遇事總是很從容不迫的鐘靈，這時也表現出一點急迫的情緒來了：「趕快找到他，並且一定要儘快拿到他那份調查報告。深圳寶安和香港兩地緊臨，但人民生活水準存在如此大的差距，這個實際情況有助於中央下決心同意我們實施這個‘廣東先行一步’的想法。」
宋梓南忙應道：「行。我馬上再給省駐京辦打個電話，讓他們趕快再想想辦法。」
然後，鍾靈就帶著省裡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全體人馬，趕往西山，去見葉帥。
一見面，葉帥就問：「‘廣東先行一步’的理由和條件是什麼？」
鍾靈：「理由就是一個，我們的家鄉實在是太窮了。必須趕快把經濟搞上去。」
葉帥笑了：「這個話挺耳熟啊！」
鍾靈：「是啊，這是您葉帥說的嘛。您這句話說出了我們廣東大多數同志多年來積攢在心底的願望，也可以說非常準確地表達了我們全黨的共同願望。說到條件，全國各省有的，我們都有，但是我們這兒有一條得天獨厚的地緣條件，那就是我們緊臨香港和澳門。我們只要開開窗，南風就吹進來了。」
葉劍英默默笑了一下道：「你們這扇‘南風窗’也不是可以隨意開得的哦。它也是一把雙刃劍哦！」
鍾靈應道：「我們省委有針對性地研究了一下，計劃先在深圳、珠海、汕頭劃出一塊地方來做試驗，用各種優惠的條件吸引外資，把國外先進的東西吸引到這幾個地方來。再說，這幾個地方地處粵南粵東，偏於一隅，萬一事情沒辦好失敗了，對全省全國影響也不會太大。」
宋梓南：「如果中央同意，我願意回汕頭去搞試驗。我是汕頭人嘛。將來要殺頭，就先殺我的頭！」
葉劍英頷首笑道：「你這個話，我已經聽你說過不止一次了。古話雲：‘軍中無戲言’哦！」
宋梓南：「今天鍾書記也在場。我表這個態，當然不是戲言。廣東自然資源如此豐富，地理人文環境又那麼優越，廣東人自古以來就敢想、敢幹、敢闖，有不甘於現狀的好傳統。有這麼多有利條件，我們廣東的許多地方，居然還那麼窮，我們這些在廣東手握生殺大權的‘封疆大吏’可以說無顏見江東父老。拿自己的腦袋博廣東的明天，是我們的職責所在，也是一個共產黨的黨性所在。這不光是我一個人的心願，也是我們省委省政府所有成員的決心。請葉帥無論如何也要替我們到中央去爭取這個優惠條件。說起來，您也是我們廣東老鄉哦！」
葉劍英大笑道：「宋梓南，你要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拉一個廣東幫出來，那可不行啊！」然後他又轉過身來問鍾靈，「你們辦這樣一個試驗區，叫什麼好呢？你們想過沒有？」
鍾靈答道：「我們正為這犯愁哩。想了好幾個名字，覺得都不怎麼妥當。」
一個省委領導補充道：「我們也設想過，叫它‘自由貿易區’，怕別人會誤會我們就是衝著資本主義去的。叫‘出口加工區’吧，又讓人覺得是跟臺灣學的。叫‘貿易出口區’吧，還是不很確切，因為我們的試驗肯定不能僅僅侷限於外貿。研究來研究去，勉強定下一個‘貿易合作區’，好像也不是很理想……」
葉劍英想了想：「叫‘貿易合作區’，不理想。中央不是一直讓進出口委員會在過問這件事嗎？你們可以找谷牧嘛，找找具體負責的江澤民，讓他們給出出主意。當然，最重要的，還是要儘快直接給小平同志做一個彙報。聽聽他在這方面的想法。」
宋梓南忙問：「這些枝節問題上，我們能去打擾小平同志嗎？」
葉劍英笑道：「這怎麼算是枝節問題？改革開放搞試驗，任何小事都是大事。當然要聽聽小平同志的看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