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場一片沉默。
過了一會兒，有兩三個人舉起了手，但一看，大多數人都沒舉手，他們也趕緊把手縮回去了。
餘濤點點頭說道：「謝謝各位的誠實。能不能因為各位沒有舉手，就界定各位不愛這個國家，不愛我們這個正在新建的工業園區？當然不能。大家沒有舉手，是不是因為你們都不懂怎麼計算銀行的利息？當然也不是。因為在座不少同人來自名牌大學經濟系。幾乎所有的同人也都和銀行打過交道。但在我們這兒，在這塊土地上，為什麼就幾乎看不到，或者說很少能看到這樣一種動人的分秒必爭、斤斤計較的景象呢？」說到這裡，餘濤停頓了一下，很嚴肅地掃視了一下在場所有的人。最後他把目光停在了那個承諾安裝盥洗池的那個年輕人身上。
餘濤看著那個年輕人說道：「對不起，我又要拿你這件事來說道說道。」
那個年輕人漲紅了臉，有些慌張地站起來辯解道：「我……我……下午……已經把水池裝起來了……已經能用了……」
餘濤問：「小夥子，哪個大學的？」
年輕人臉更紅了，低著頭，不說話。
坐在餘濤身邊的一個領導起身，湊近餘濤的耳根輕輕地說了句什麼。
餘濤點點頭說道：「哦，那也是個名牌大學嘛。是不是因為讓你去安裝一個盥洗池，覺得大材小用了？」
年輕人忙抬起頭說：「不是。」
餘濤又問：「是不是覺得，一個盥洗池無足輕重，什麼時候幹完都無所謂？」
年輕人忙搖頭：「不是……」
餘濤再問：「那是因為什麼才這麼拖拖拉拉的？」
年輕人無語。
餘濤說道：「我想，你自己也說不清楚，對不？」
年輕人紅紅臉，默默地點了點頭。
餘濤又問：「老師沒教你這樣。對不？你爹媽更沒讓你這樣對待領導交辦的工作。對不？」
年輕人紅著臉，又點了點頭。
大家笑了。但笑聲是有節制的。他們從餘濤的問話中，似乎感覺到自己身上也被什麼刺激了一下似的。
餘濤對那年輕人說道：「你自己在顯意識的層面上，肯定也不會認為自己這麼拖拉是應該的。對不？但你還是這樣做了。為什麼？這一路上我總結了一個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幾十年來，我們這兩三代人，端著鐵飯碗，吃大鍋飯，把我們慣的。這毛病已經帶到我們的潛意識裡去了，甚至都帶到遺傳基因裡去了。幹多幹少，怎麼幹，反正影響不了自己那點固定的收入和生活質量。盥洗池早一天晚一天安裝好，跟你個人也沒多大的關係，大不了，我上外頭公共廁所或者隔壁辦公室去洗手嘛。就是這個單位垮了，共產黨還是得給我一口飯吃。不管吃好吃壞吃多吃少，社會主義肯定不能讓我餓著凍著。否則怎麼叫社會主義呢？對不？從這裡，我想到我們工地上的工人兄弟。我們老在責備他們，為什麼不多推幾車土啊？為什麼一天只推二十車三十車土啊？但如果把問題換一個角度來問，會得到什麼結果？他們為什麼要替你多推一車土？因為中國曾經出過一個叫雷鋒的解放軍叔叔，出過一個叫王鐵人的工人老大哥，他就得天天學雷鋒、學王鐵人，為你不計報酬地多推土？雷鋒生活在全供給制的軍隊裡，他衣食無憂，他辦事可以不計報酬。王鐵人的事蹟產生在一個特殊的年代和特殊的歷史時刻。在特定的一個歷史瞬間，我們可以期待一個特殊的人物閃現出一種特別耀眼的精神火花。但是，你怎麼可以據此去要求億萬普通勞動者天天為你不計報酬地去多推土，天天發出那種高尚無比的精神火花，而這些工人農民兄弟家裡都有需要他們扶養的妻兒老小……」
在場的一箇中年人好像有點不同意餘濤的這種說法。他說道：「我們並沒有要求工人兄弟無償勞動。他們的每天勞動，我們都付酬了……」
餘濤說：「你是付酬了。但你付出的報酬量是固定的。對不？」
那個中年人不作聲了。
餘濤又說：「你付的報酬是固定的，為什麼要求他必須每天替你多幹？就因為你的旗幟上寫著‘社會主義’幾個大字？」
那個中年人怯怯地反問：「如果每多推一車土，就要多收一份錢，這符合社會主義精神嗎？」
餘濤索性把身子轉過來，正對著那個中年人，說道：「我覺得，這個問題恰恰要反過來問才對：如果多推一車土，我們不多給一份錢，這是否符合真正的社會主義原則、社會主義精神？社會主義為什麼就不能給多推土多幹活兒的人多付報酬？為什麼不能讓多幹活兒的人比少幹活兒的人活得更好一些？為什麼社會主義要養懶人？更何況我們這個社會主義還比較窮，還沒那麼個本錢去養這些懶人。」
那個中年人不說話了。
現場的氣氛有一點緊張起來。
餘濤回過身來對著在場所有的人說道：「香港老闆的精明算計，固然有他香港人的商業傳統在這裡起作用，有他利潤至上的本性在起作用，但歸根結底還是他們的一些有效的規章制度起了重要作用，這些規章制度的本質就是：誰多幹，誰就能多得。幹多幹少在他們那兒，對任何一個人來說，結果都是不一樣的。這一點，本來應該是我們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啊，怎麼就讓資本主義獨佔去了呢？」
會場上所有的人都直直地看著餘濤，等著他繼續往下說。
餘濤卻停頓了下來，這一瞬間，似乎陷入了一種自言自語的狀態中。他抬起頭，眼睛看著天花板，沉吟了一下，自問自答道：「在蛇口，我們當然還要堅持學大慶、學王鐵人、學雷鋒，但是，除此以外，我們是不是還需要提倡一點別的精神，喊一點別的口號？幾十年來，我們就是沒搞懂一個如此簡單的真理：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你們說呢？」
說完後，他很銳利地向在場所有的人掃了一眼。
但現場沒有一個人回答他。全場保持著一種異常的沉默。這種沉默是受了震動後的本能反應，也是一個群體的自我保護的本能反應。在場所有的人，不管是年輕的還是年長的，從小都是在「必須仇視金錢」的教育下長大的，最起碼也是反覆被灌輸「不能為金錢而活著」，突然地從一個領導嘴裡聽到把「金錢」和「真理」聯絡在一起，他們都有一種被打蒙了的感覺。
吃飯時，隨餘濤去香港的那幾個同人見餘濤一邊吃，一邊在一張紙上寫著什麼，便勸道：「餘董，趕緊吃吧，還寫啥呢？一會兒不是還要跟政策研究部的那幾個教授開個小會嗎？」餘濤沒作聲，繼續在那張小紙條上寫寫畫畫。
過了一會兒。餘濤忙把那張小紙條遞給那幾個領導：「你們都看看，能不能在我們蛇口公開提出這樣幾句口號……」
一個領導接過紙條，看了一眼，見紙條上寫著：「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安全就是法律。顧客就是上帝。」他沒吱聲，又把紙條傳給另外一個領導。
另外那個領導看了後，也沒表態，只是把紙條傳遞給第三個人。
這第三個領導是在場的最後一位領導了。
他剛看完，餘濤就迫不及待地問：「怎麼樣？咱們能不能提這樣的口號，並且把它們做成大標語牌立在我們蛇口的大街上，讓所有的人都天天看到它，想到它。蛇口人一定要學會算經濟賬……」
那位領導看著那張紙條，躊躇著，過了一會兒，他說道：「雖然只是一個標語牌的事情，但立到大街上，別人就會誤認為這是我們工業園區黨委的指導思想了。」
餘濤說道：「啥叫‘誤認為’？它就是我們的指導思想啦！我們就是要把它作為我們工業園區的指導思想提出來嘛。」
那位領導又猶豫了一下：「可是，上邊還在提工業學大慶，提無私奉獻、鐵人精神……我們這兒只說金錢和效率什麼的，會不會讓人覺得我們和中央不保持一致？甚至說我們故意和中央唱對臺戲？包括文字表達上是否準確，比如說，能不能把安全和法律等同起來？什麼問題涉法，什麼問題不涉法，這得由全國人大來定，這不是我們說了就能算的。我看，還是等一等吧。應該找些專家來仔細推敲一下，再把它們公佈出去。」
餘濤愣了一下，只是看了看那位領導，再沒說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