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濤等乘坐的小轎車行駛到香港泰和律師事務所門前停了下來的時候，事務所門前已經停著一輛黑色的英國奧斯汀車了。讓餘濤等人感到不解的是，這輛奧斯汀車居然沒有關閉發動機。司機也正襟危坐地在駕駛座上等待著。精於算計的香港人怎麼會在停車等人時讓發動機空轉著呢？再看那司機，一身標準的侍從黑西服，打著蝴蝶結式的領帶，年紀總有四十來歲，那一臉既規規矩矩又煞有介事的神情，怎麼看也不像個「大陸客」啊。
餘濤下車後，看了一下手錶。手錶上顯示「一點五十五分」。然後他又打量了一眼那輛似乎在「臨危受命」的奧斯汀車，大步向事務所樓上走去。
餘濤等人走進會客室時，他們所買那個樓盤的香港業主已經在裡頭等著了。而且不止他自己，還有兩個助手模樣的中年人。
那個業主一見餘濤來了，趕緊上前跟餘濤握手，迫不及待地問道：「現金支票帶來了嗎？」
餘濤有點不高興了：「先生，你也不能這樣啊，一見面也不先問個好，就問現金支票？！顯見得你們香港人眼裡除了錢就啥也沒有了？！」
那個業主忙不迭地說：「抱歉啦。緊趕慢趕的，把頭都趕大啦。」
餘濤指著手錶：「我們可是完全按你們的要求，兩點前準時到達的。」
那個業主一個勁兒地點著頭：「好啦好啦……」
餘濤回頭示意了一下自己身後的一個隨從人員。那個隨從人員開啟手中的機要箱，從中取出一個牛皮紙信封，鄭重地交給那個業主。餘濤指著那個信封鄭重地告訴那個業主：「兩千萬！」那個業主一邊連連點點頭回應道：「兩千萬，兩千萬。」一邊把信封馬上交給自己身後的一箇中年助手。那個中年助手從信封裡取出那張現金支票，用一個專業的放大鏡認真驗看了一下，對他的老闆（那個業主）說：「沒錯。」餘濤的那個隨從人員從機要箱中又掏出一張公函信箋，放到那個業主面前：「請在這張收條上簽字。」那個業主認真讀了一下那張收條，接過中年助手遞給他的一支金筆，在收條上籤了字，立即轉身就向樓下跑去。
這時，餘濤真有點生氣了：「你們這算是怎麼回事？拿了錢就走啊？我們掏那麼些錢買你們這幢樓，總還有一些後續的事要談一談吧。」
那個業主忙解釋：「別誤會。別誤會。我肯定留下來跟你們談，但現在要派他們（那兩個中年助手）趕到銀行去辦一筆很重要的業務。有幾句話我得跟他們兩個單獨交代一下，馬上就來。馬上就來。」說著，他看了看手錶，催促那兩個員工：「趕緊走呀。這時候趕過去，可能還來得及。」
那兩個中年員工答應著，收起支票，就快步向樓下跑去了。
大約到傍晚時分，香港招商局駐廣州辦事處辦公室裡的老式電話機突然響了起來。
電話是從香港打過來的。打電話的是蛇口工業園區隨餘濤一起去香港辦事的另一位領導。他是在香港街頭一個公用電話亭裡打這個電話的。此時，香港街頭已是萬家燈火，流光溢彩了。
那個領導告訴駐廣州辦事處的工作人員：「我們和餘董還在香港。你們馬上給蛇口工業園區辦公室傳個話，說我們這就往回趕，讓指揮部所有人員都別走，餘董他有重要的話要跟大家說。」因為香港和深圳蛇口還不通電話，他只得把電話先打到廣州，讓廣州方面的同志去轉告。
「你得抓緊時間打，別等我們到了蛇口，你這個電話還沒打通。」那個領導再三叮囑道。這並非是他在「杞人憂天」。這樣的事已經發生過不止一回了。招商局總部的人在香港託廣州辦事處的同志帶話到蛇口。可是，往往人已經回到蛇口了，廣辦那邊給蛇口的長途電話還沒要通哩。真是讓人哭笑不得。
「行。我馬上就打。還有什麼話要交代的？」廣辦的同志也知道這些並非可笑的「趣事」的，一口答應。
「電話要打得順利，就讓他們替我們留幾份盒飯。」那個領導又叮囑道。
廣辦的同志一聽笑了：「到了香港，還回蛇口去吃盒飯？」
那個領導說道：「你以為呢？跟你這麼說吧，到現在為止，我們連中午飯都還沒撈到吃哩，甚至都沒上咱們招商局香港本部去喝口茶，歇個腳，現在是在路邊的公用電話亭裡給你們打電話！餘董特別關照，一定要把蛇口指揮部政策研究部的那幾個教授都叫上。」
餘濤這時正坐在那輛車裡，閉目養神。
他的汽車也沒有熄火，隨時準備啟動。
不一會兒，那個領導打完電話回到車裡，長嘆了一口氣對餘濤說：「總算打完了。這叫什麼事嘛？每一回都得先把電話打到廣州，再讓廣州傳話給蛇口。一個電話打下來，總得出幾身臭汗。太耽誤事了。你得跟市裡的領導好好說道說道，不解決這通訊問題真的是不行了。趕緊想想辦法吧。市裡要沒招解決這個問題，就讓我們蛇口自己來解決！」
對這個「我們蛇口自己來解決」的提議，餘濤沒任何反應。蛇口和深圳市的關係向來比較微妙。從行政隸屬關係來說，蛇口自然屬深圳市管轄。但是，作為中央改革開放的另一個試管區域，蛇口又具有它很大的獨立性。它需要擁有一定的獨立處置事情的權力。為此，在中央的默許下，它和深圳同樣享有某種「特殊政策」。有些事情，它是可以不經「直屬領導」深圳市的批准就去做的。但到底哪些事情蛇口是可以「斬而不奏」，或「先斬後奏」，哪些事情是必須「奏然後才可斬」，省裡和中央也沒有劃分得、規定得十分明確，更多的甚至可以說根本就沒有規定。說實話，中央和省裡也沒法給劃分和規定得那麼明確，因為，深圳和蛇口本身都是「新生事物」，它們之間到底會產生什麼問題、那些問題又是什麼性質的問題、應該怎麼處理這些問題才有利於中國的改革開放，是誰也不可能預料得到的。這樣，在一些問題上就產生矛盾了：在深圳市看來，這些事情應該「先奏後斬」，但在蛇口看來，完全可以「斬而不奏」或「先斬後奏」。於是，時間稍稍一長了，外間的輿論就出來了，說蛇口「不服深圳市的領導」，說餘濤想搞「獨立王國」……餘濤很不願意讓自己戴上這樣的「大帽子」，並視之為禁區。只要手下有人談及蛇口和深圳的關係，一般情況下他都不插話，不作反應。不給無聊的「碎嘴婆」們增添「報料」，也不給自己心裡再添堵。
一路上還算順利。餘濤等人回到工業園區臨時指揮部，那兒已經按餘濤的指示，集合好所有該集合來的人了。辦公室裡「人頭攢擁」，連窗臺上都坐得滿滿騰騰的。聽到餘濤等人乘坐的汽車聲由遠及近，再聽到他們一下一下往裡走的腳步聲，一直在說說笑笑的那些年輕人立刻正經起來，坐在窗臺上的也都跳下地，嗑瓜子吃零食的也都收起了這些小零碎。
很快，餘濤等人大步走了進來。幾乎所有人都起立迎候了。
餘濤很正經地說道：「不是不讓你們起立的嗎？」
一個年輕人笑道：「您不是說只要自覺自願，就可以起立迎候嗎？」
餘濤笑了笑：「真都是自覺自願的？好吧，那就算都是自願的吧。反正我不會領這個情，更不會因此請你們上飯館吃飯的。我自己還餓著哩！」
大家都笑了。
一個工程師問道：「你們是先吃飯還是先發表講話？」
餘濤回頭問同去香港的那個領導：「這麼多人看著我們吃，你咽得下去嗎？」
那個領導笑道：「反正我已經餓過火了。怎麼著都行。」
餘濤立即說道：「那咱們就先說事，再吃飯。」
那個領導說道：「聽你的。」
餘濤忽然回過頭來問大夥兒：「你們都吃了沒有？」
大夥兒異口同聲地叫了一聲：「吃了。」
餘濤笑道：「那行，飽漢聽餓漢嘮叨兩句，天下暫時還不會大亂。那咱們就先說說。政策研究部的那幾位教授來了嗎？」
坐在一角的兩三位年齡並不太大的學者向餘濤揚了揚手。
餘濤對他們招招手：「來來來，你們幾位往前坐。你們坐在我瞧不見的地方，我心裡不踏實。」
大家又笑了。
那幾位教授只得起身往前挪了挪。
餘濤習慣性地隨手把自己面前的墨水瓶、筆插、檯曆等小玩意兒擺放得更整齊一些，然後說道：「緊急召集你們開個會，要跟大家說一點今天去香港的感受。你們都知道，我們在香港買了個樓，今天下午去交定金。沒想到，那個香港老闆給我們上了很好的一課。起碼可以說是給我上了很生動的一課。所以趕緊回來跟大夥兒唸叨唸叨，希望為我們這個蛇口工業園區的制度創新、觀念創新提供一點新鮮東西。中午沒動身前，我們一直很納悶兒，今天是週末了，那位香港老闆為什麼跟催命鬼似的，非逼著我們一定要在下午兩點前把兩千萬現金支票交到他手上？我們緊趕慢趕，提前五分鐘趕到我們雙方約定的那個律師事務所，他已經帶著兩個財務人員在那兒等著了。辦完應辦的手續，那個香港老闆立刻就讓他手下那兩個財務人員拿上支票往樓下跑，真跟火燒屁股似的，一分一秒都沒敢耽擱。你們說他們去幹啥了？後來我們才知道，他們是去銀行存那兩千萬現金去了。因為明天是禮拜六，是他們的假期，銀行關門，辦不成事。後天是禮拜天，銀行也關門。而今天是週五，按慣例，香港銀行到下午三點就要停止營業。所以，如果不能趕在今天下午三點以前把這張現金支票存到銀行去，就只能等到下週一去存了。這樣，這個老闆就要白白損失三天的利息。今天香港銀行的浮動利率是十四釐。按此計算，兩千萬存款，三天下來他就要損失將近三萬塊的利息。所以他根本就沒這個心思來陪我們聊大天，也沒心思來吃我們為他準備的什麼海鮮大餐。這一路上我一直在想，如果換了我們，我們會為了單位，為了國家，為我們這個蛇口工業園區，去斤斤計較這三天的利息，為這三天的利息去讓自己做如此精密細緻而又萬分緊張的安排嗎？並且為此還會讓自己放棄一頓豐盛的海鮮大餐？誰說他一定會這麼做的，請舉手示意。但我請各位注意，一定要說真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