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副市長說：「可我們到這個會上，是去和中央對話，不是去和那些人對話。」
宋梓南說：「不管和誰對話，也得實事求是地對待特區這幾年的工作，特別是要堅持高舉改革開放這面大旗。」
宋梓南這樣回答，讓周副市長感到非常意外，他悄悄愣怔了一下後再勸道：「總書記已經兩次把省裡的任書記找到北京去談話了。我們都知道，‘文革’期間，那麼大的壓力，任書記都從不寫檢討，最近他根據中央的要求，為這一時期在沿海地區出現的各種問題做了兩次檢討。從這一點看，我們也應該可以覺察出，中央這一回的確是下了很大的決心要解決改革開放中已經出現的實際問題。這次座談會主要不是讓我們去擺成績的。我們硬頂是沒有好結果的。」
宋梓南固執地說道：「我沒有硬頂，也不會硬頂。但是特區的成績必須談夠。這不是我宋梓南的成績，也不只是深圳幾百萬人的成績，它是黨的成績，鄧小平思想的成果，是全國人民求變求改革的結果！如果不充分認識到這一點，中國還是有可能走回頭路的。而一旦走回頭，中國就完了！！」
周副市長不說話了。他憂慮地看著這位老領導，真是有點不明白，這麼簡單的一筆「政治賬」，擱到任何一個政治新手面前，都能算得清楚，都不會如此固執己見，為什麼他一個在領導崗位上已然輾轉幾十年，不僅身經百戰，而且也戰果輝煌的老同志，竟然會這樣的轉不過彎來，要硬碰硬上？也許，宋書記執著這麼幹，真有他的遠見謀略？周副市長忐忑。
是的，固執己見有時是讓眾人感到非常頭疼的一種毛病。中國曆來時興「中庸」。「中庸」的一個副產品就是「得過且過」。當我們真心尋找一度強盛的中國在近現代數百年曆史上為什麼會落後於歐美強國，甚至落後於日本那樣的東亞「小國」的根源時，往往忽略了「中庸」這個老病根兒。我們視偏激為「洪水猛獸」。且不知，歷史的進步往往是在偏激（先知）和固執（執著）中找到必需的突破口和得到必需的激情和動力的。那天，在貨運編集站馮寧住的小工房裡，再次發生的一場爭執，同樣表明了這樣的一種人文衝突，在中國當代幾乎無處不在。為了推銷那批電子元器件，馮寧決定不惜工本，要去參加一個全國性的電子元器件經銷洽談會。這當然要開支一筆經費。老主任覺得冒這樣的風險，對於他們這樣一個小公司，代價太大。
主任說：「有必要花那麼高的成本，到全國的洽談會上去活動嗎？」
馮寧說：「有必要。」
主任說：「你真是一根筋！」
馮寧卻說：「你答應過我，一年內不干預我的經營活動。」
主任說：「我不是在干預你，馮寧，你想明白看清楚了，我這是在挽救你……」
馮寧說：「我現在算是明白了，為什麼前幾任經理都沒本事辦好這個公司，甚至包括你那個準女婿。因為他們都沒能擺脫了你這種一次次誠懇的‘干預’和‘挽救’，所以最後走向了‘死亡’。這和中國足球為什麼老是踢不出名堂來是一樣的道理，行政干預！一幫不懂足球的人在操縱足球……」
主任立刻變色：「別跟我說什麼足球！你馮寧嘴硬，你有能耐。行行行，你有能耐。一年後，我再跟你算總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