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曾告訴我，在詐騙遊戲中有兩種基本的行動模式：短詐騙與長詐騙。短詐騙通常發生在街頭或酒吧裡，完成的時間介於5秒鐘到5分鐘之間，屬於低風險低報酬的詐騙。長詐騙則要花很長的時間，就算花上六個月甚至一年來執行都算正常。長詐騙涉及詳盡的規劃、偵察、準備，要投入大量的資金，高風險則以潛在的高報酬來平衡。
還有第三種詐騙模式：子彈詐騙。這是把長詐騙濃縮在短時間內，介於兩天到一個星期之間。子彈詐騙的關鍵在於速度，也是目前為止風險最高的做法。你沒有什麼時間進行沙盤推演，無可避免地，大部分時候你只能憑感覺走。沒有人會選擇採取子彈詐騙，除非有天大的餡餅掉在他們懷裡，好到他們捨不得放棄，好到難以抗拒，例如：有個嗜賭成性的有錢目標飛到你所在的城市，但他只會待一週；或是有一幅天價的名畫為了緊急清潔，出乎意料地從原本戒備森嚴的存放處移出來。那一類的生意，迅速，複雜，且危險。
我聽老一輩的說，之所以稱之為子彈詐騙，是因為啟動的速度太快了──就像扣動扳機。不過在現實中，這名稱的由來是，如果行動失敗，騙子就要做好吃子彈的心理準備。
在聖派翠克節前一天的早上8點15分，我開始進行我生涯中的第一次子彈詐騙。它就和大部分高明的詐騙一樣，由微小的動作開始。起初是一連串簡單的動作與手勢：這是騙子的工具，用來引目標上鉤、使他擔心、使他冒汗，然後騙子再大搖大擺地登場，手握一張金色票券，它能解決目標的所有問題。
那天早晨，我走進曼哈頓地方法院地下室的拘留室時，右手心藏著一張折起來的20美金鈔票。我事先把鈔票弄皺，好讓它能緊密貼合我的手掌。我的腳步聲在光滑的地板上回蕩。經過的那一排鐵欄杆，將我與等著出庭的被拘留者分隔開來。我用眼角餘光在人堆中挑出我的目標。他坐得離其他囚犯很遠，窩在角落，垂著頭，手捂著臉。我直視獄警，他懷裡抱著一把獵槍，握有這座圍牢的鑰匙，圍牢裡有我的目標，以及另外三十個等著被傳訊的男人。
那天早上出現在牢裡的男人，大部分都是因為毒品、酒、精神問題、貧窮或幫派而被關，但我的目標則不同，大大不同。他是裡頭個子最低的，而且差人家一大截。他看起來很健康，就是有一點瘦。橘色連身囚衣鬆鬆垮垮地掛在他的骨架上。有人拿走了他的鞋子，我能看見他的白色運動襪。獄卒會沒收有鞋帶的鞋子，以防某個囚犯試圖用鞋帶上吊或勒死別人。他們在耐克或匡威鞋被收走之後，會領到黑色橡膠運動鞋。我的目標什麼鞋也沒穿，顯然是圍牢中的某個人搶走了他被逮捕時穿的鞋子，那裡面沒人會想偷囚犯穿的運動鞋。他那一頭蓬亂的焦糖色鬈髮和金屬框眼鏡讓他看起來有點可笑，稍微偏向科技宅不酷的那一端，不過我很懷疑有人告訴過他這一點。
如果你是億萬富翁，別人會突然對你很有禮貌。
負責管理這裡的獄警名叫尼爾，他聽到我的腳步聲，便挪動了一下懷裡的獵槍。對辯護律師來說，拘留室是打廣告的好機會。那些傢伙會冷眼旁觀誰獲得保釋，誰沒獲得保釋，誰很快就敲定審判日期，他們有沒有逃過一劫。坐在那座圍牢裡的人有大把時間可以聊天。尼爾管理圍牢的資歷已有二十年了。我以前的搭檔以優惠價幫尼爾打離婚官司，換來尼爾向牢籠裡的常客散播資訊。
見鬼，那渾蛋怎麼能獲得保釋？
艾迪·弗林，全靠他。
圍牢裡的噪聲震耳欲聾，有人在罵髒話，有人在尖叫，有醉鬼在唱歌。在這司空見慣的混亂中，沒人會注意到我和尼爾的對話。我在幾個小時前就告訴了他，於是我們設計了這天早晨我登場的小小流程，目的是吸引目標的注意。
我走到尼爾面前停下來，對他眨眨眼睛。他用一枚子彈給12號口徑的獵槍上膛。那個聲音，那毋庸置疑的一卡一拉，足以讓任何人停止原本在做的事。即使背對牢籠，我也能感覺到每個囚犯都在瞪著我。我的右手動作流暢地伸向前，與獄警握手，站姿微微往左偏，讓我的目標能看見我在耍什麼把戲。我的手指張得夠開，好讓那個億萬富翁看見鈔票轉手。尼爾面露喜色，讓每個人都能清楚地看見他把鈔票塞進胸前的口袋。他為我開啟牢門，這是嚴格禁止的行為，我就這麼走進鯊魚缸。現在只剩下一件事，那就是在水中撒餌。
波波是我的毒蟲委託人，現在他鬱悶地點了一下頭，算是跟我打招呼。波波是洛杉磯人，他在那裡是專業告密者，後來弗雷斯諾市對他來說變得太危險，於是他搬到這裡。以他這種狀況的人來說，他看起來氣色還不錯。他的牛仔褲有一邊扯破了，背心上有各種食物汙漬。他散發著陳年老屎和香菸的味道，消瘦的軀幹上覆著一層厚厚的汗水，那汗水錶明他正因為停止吸食海洛因而受到初期的折磨。波波穿著廉價的懶人運動鞋，這樣他被逮捕時就能保有自己的鞋子，而被逮捕對他來說是家常便飯。他的本名叫代爾·巴恩斯，他總是對警方報上這個名字──但他太常向警方告密了，別人便給他取了「波波」這個外號，意思是「波麗士大人」。這個簡稱的起源已不可考，不過似乎是從加州開始的；那些並肩騎著腳踏車巡邏的警察，t恤背後就印著「波（po）」的大寫字母，代表「警察」。從他們背後看過去，就是「波波」兩個字。對一個告密者來說，這種外號可不利於他做生意。
波波張開皸裂滲血的嘴唇說話：「律師男，你跑哪兒去了？」
聽起來他對我有點不爽，正如我們事先講好的一樣。
「買早餐給你。」我說，並遞給他一個藏在資料夾底下的布袋。我在波波左側的長椅上坐下來。波波是離目標最近的囚犯，那人坐在波波右側一兩米外，在長椅的末端。這天稍早之前我跟尼爾談過後，他讓我跟波波通電話，我要我的委託人跟那個科技宅模樣的白人打好關係。他用顫抖的手指開啟布袋，開始狼吞虎嚥地吃漢堡。我讓他吃。他拿出另一個漢堡請坐他右手邊的男人吃，不過被拒絕了。這時候我就在想，他們是多麼古怪的對照組，都是22歲，都在同一座城市出生，現在都住在同一座城市，都讓同一張監獄長椅把他們的屁股變冷，然而他們就像是兩個不同星球的人。一個來自富星球，另一個來自窮星球。
我的目標叫大衛·柴爾德，他擁有史上成長得最快的社交網站──瑞樂。自從三年前這個網站上線，它使大衛·柴爾德的身家超過10億，臉書（facebook）相比之下就像過氣的myspace。幾乎每個月，瑞樂或大衛都會因某種新聞事件而登上頭條。現在他把頭抵在胸前，頭髮被汗浸溼，我幾乎認不出他來。近距離觀察，我並不覺得他像是會涉入卑劣行為的那種人，他看起來奉公守法。不過話說回來，很多守規矩的男人也有殺人的能耐。這小子是個天才，但我想不通他跟哈蘭與辛頓會有什麼瓜葛。他是那家事務所的客戶，不過他們之間難道還有什麼別的關係？肯尼迪說這孩子是唯一能帶他們找到錢的人，我不懂，至少目前還不懂。我看著坐在同一張長椅上的大衛和波波。在某種意義上，犯罪真是讓眾生平等的有力工具。
「所以這次要多久，艾迪？」波波問。
我從齒縫間吸氣。這可不是任何委託人會想獲得的反應。
「嗯，我們這裡是沒有所謂的三振出局的規則，不過你已經差不多被四十三振了，我得說，大概半小時，頂多45分鐘吧，到時候我應該已經說服檢察官撤銷告訴，你就能離開了。」
當我告訴一個毒蟲慣犯，我會在1小時內把他弄出去時，牢中響起了此起彼伏的嗤笑聲。大衛轉過頭來，直直地盯著我。我刻意避免與他對視，只是若無其事地望著我的委託人。
「我不是跟你說了嘛，艾迪最棒了。」波波轉身友善地戳了一下大衛的肩膀。「你最好說到做到，艾迪，我還要去別的地方趕場呢。」波波對我說。
「我會盡力而為。我沒辦法制造奇蹟。我應該可以在10點半以前把你弄出去，但我不保證任何事。」
他微笑。真相是，波波每隔一週的星期天晚上都會被捕。這是條件。兩個月前他犯下搶劫案被逮到，面臨嚴重的刑期，他唯一的選擇是跟警方合作，而在我的協助下，他跟警方談成了協議。如果你是領酬勞的線人，你有兩種收款的選項：每週領63.6美金，或是國家付錢僱用你所挑選的律師代表，時薪最高可達150美金。相對於一般由慈善捐款或國家部分補助所聘請的公益律師，這個付款僱用私人律師的試驗性計劃，用意是減輕公設辯護人與其他過度法律扶助計劃的負擔，並且避免公設辯護人辦公室間的利益衝突問題。畢竟公設辯護人同時作為告密者以及被告的律師代表，並不是罕見的情況。雖然這計劃是個好主意，但大多數人還是會選擇領63.6美金。
波波可不一樣。
通常波波每隔一週的星期天會因持有毒品被逮捕，而我則開出6小時的賬單，並在隔天把他弄出去。不知怎的，他那被毒品搞得亂七八糟的腦袋老是忘記他是警方的線人，搞得我每次都要在星期一來法院解決一切，並領取150美金的鐘點費。你要在毒品圈裡臥底，不可能不隨身攜帶一點毒品──所以撤銷他的罪名是小事一樁。儘管如此，我通常不會急著讓波波被釋放。在波波的協助之下，我每個月向司法部請款的金額大約是1500美金，50美金是中央拘留所值班警員的回扣，500美金分給波波，他再把錢付給本地的毒販當保護費，以免因為當告密者被殺掉。頂著波波這種名號的人，需要各種幫助才能在街頭活命。毒販給波波提供辦事不力的員工名單，讓他們被警察抓走，這樣就能再招募更廉價的新鮮血液。要知道，如果你沒辦法在紐約街頭一天賣掉價值2000美金的毒品，你就不適合幹這一行。在我看來，這是所有人都有好處可拿的好交易。大家都分到錢，犯罪資料看起來比較漂亮，公設辯護人辦公室也能稍微清閒一點。沒有人受傷，所有都由市政府買單。
一場完美的小小不法勾當。
「不要心急。我跟檢察官談過了，她是我朋友。她會先叫你的案子，讓你能快點離開。」我說，然後一掌拍在波波汗溼的背上。
我站起身，對委託人提出幾句最後的建言。
「在10分鐘之後做好準備，什麼都別說，讓我來負責講話，懂嗎？」
他點點頭。我滿意地轉身準備離開。我原本預期走到牢門那裡才會聽到大衛叫我，結果我才跨出第三步時他就出聲了。
「不好意思，律師先生，你有空嗎？」大衛說。
我停下腳步，但沒有轉身。
「公設辯護人晚點會進法院。我不負責法律扶助或公益服務，朋友。」我說。
「不……不……啊……你不明白。我已經有個律師了……我只是……」
我半轉身，打斷他的話，「那你並不需要我。」
「不，等一下，請不要走。我只是想問你一件事，拜託。」他兩手手指在下巴底下交錯合掌，用口形一再地說「拜託」。雖然他焦急地想和我說話，卻不想站起來；他對於從長椅起身而吸引牢友注意的恐懼勝過了迫切的心情。
「放輕鬆，沒關係的。欸，我是不是認識你？」
他似乎縮小了，整個人抱住自己的身體。他最不希望的就是被認出來。
「我不認為我們見過面。」他說。
「我能如何為你效勞？」我走向他。
「我的律師昨天晚上說今天早上會來這裡，但他沒有出現，我很擔心。我……我並不習慣……」
「我懂了，你沒被逮捕過。你的律師是誰？」
「傑瑞·辛頓。」
「哈蘭與辛頓的那位？」
「是啊。你好像很驚訝。」
「這個嘛，是有一點。我太太是哈蘭與辛頓旗下的律師，我以為他們是很嚴謹的公司。」
「傑瑞和我是老交情了，我信任他。你今天早上見過他嗎？」他因為喉嚨太乾而破嗓，音調忽高忽低。尼爾告訴我，大衛幾乎整夜都在哭，直到波波設法讓他平靜下來。這麼做很明智，籠子裡的男人隔著老遠就能嗅出軟弱的氣味。
「不，我今天早上並沒有見到傑瑞，不過我相信他很快就會到了。」
我注意到他的手小而柔軟。它們因恐懼而顫抖，同樣的恐懼正威脅著要徹底征服他。他的下巴像手提鑽一樣抖動，瞪大的眼睛隱隱發紅。在我轉身要走的時候，他伸手抓住了我的手腕。
「喂！不要動手動腳！」獄警尼爾暴喝。
我的目標放開手，臉皺成一團。
「請等一下。你能不能查查傑瑞到了沒？我不能打給他，而他現在應該要在這裡才對。我會付你鐘點費。也許你可以打給你太太，問她有沒有見到他？」
波波沒有銀行賬戶，除了身上的衣服之外也沒有任何錢或財產。肯尼迪告訴我，大衛的資產淨值高達19億美金，他擁有一艘遊艇、好幾輛轎車、三棟房產，以及一支籃球隊。在這當下，大衛和波波卻沒有什麼差別。兩人都迫切需要某樣東西，波波需要的是海洛因，我的目標需要他的律師，他們的痛苦讓兩人平等，這是隻有死亡或疾病才能相提並論的。
「克莉絲汀的老闆是本·哈蘭。我不知道她是否能經常見到傑瑞·辛頓，不過我還是打個電話給她好了。」
我拿出手機假裝打給克莉絲汀，同時看了一下手錶。我來法院之前，已經趁著戴爾和聯邦探員不注意，試著打給她五六次了，她都沒有接。老實說，我不知道如果她接了，我要對她說什麼。我想我會叫她待在家裡，但我不認為她會聽我的，除非我向她坦白一切。後來我做了決定，戴爾可能是對的──她知道得越多就越危險。
「他大概塞在路上了，我相信他會來的。等他到了以後，他會向法庭書記官報他的姓名，登記為你的備案律師，領取案件記錄，然後聯絡檢察官。聽著，我會請尼爾打給書記官，幫你確認一下。」
「謝謝你。」我的目標說，他閉上眼睛，期盼等他睜開眼睛時，我已經找到他的救星了。
我合上手機，說：「她手機關機了，大概在開會。」
我把尼爾喚到欄杆旁，要他打給書記官丹妮絲，確認一下傑瑞·辛頓到法院了沒。尼爾打電話的時候，我對大衛露出安撫的微笑。尼爾大概是打給他的頂頭上司了吧，他絕對沒有打給丹妮絲，沒這個必要。我頗為確定在這個時間點傑瑞·辛頓究竟在什麼地方，而假如一切都照計劃走，傑瑞·辛頓打死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趕到法院。
我走進牢房的1小時前，傑瑞·辛頓應該正坐在一輛1968年出產的勞斯萊斯銀影的駕駛座上，塞在美洲大道的車陣中。戴爾告訴我，辛頓蒐集的車款會逼哭傑·雷諾，而且辛頓喜歡開車。他曾像大多數頂級律師一樣聘用司機，不過六個月前買下這輛勞斯萊斯後，他就解僱了司機。
此時，開在他前面的那輛老舊福特皮卡車會開始在傑瑞這一道上不斷切出切入。傑瑞會看出車上的一對男女在爭吵，他可能會對皮卡車按一兩次喇叭，並且試圖超車。皮卡車的司機亞瑟·波多斯克可不會容許他這麼做。亞瑟的體重大約有170公斤，五十來歲，有哮喘，而且是我合作過的數一數二厲害的精準司機。那傢伙可以在一秒之間把車停住。亞瑟會借變換車道來阻止傑瑞超車，然後在恰到好處的瞬間，在訊號燈轉為紅燈的那一秒用力踩剎車。傑瑞絕對沒有機會停住，他的古董車絕對會撞上老皮卡的屁股。傑瑞大概會下車對著亞瑟破口大罵，這狀況不會持續太久。當皮卡車的駕駛座車門開啟，亞瑟把他巨大的屁股挪到馬路上時，他會佯裝心臟病發作。我想象愛琳就和平常的她一樣歇斯底里起來，對著傑瑞揮動她那粗壯的膀子，短短幾秒內，整個局面就會完全陷入混亂。最大的風險在於傑瑞用手機打回辦公室，派另一個律師去法院服務他的委託人。這部分我也考慮進去了。幸運的是，有輛紐約市警局的巡邏車會剛好經過，目睹整起事故，其中一名巡警會用對講機呼叫急救人員，另一名巡警會把傑瑞拖下勞斯萊斯，將他臉朝下按向引擎蓋，給他戴上手銬，然後把他塞進巡邏車的後座，等急救人員來了以後再處理。這一切都得搶在傑瑞撥號求援之前。
這絕對不是簡單的佈局，但我有幫手，能安排一輛巡邏車跟著傑瑞，並在他打出電話前拘留他。只要是他們認為必要的事，他們基本上都辦得到。
所以，傑瑞今天早上能及時趕到法院的機率為零。
「你的這位客戶對你讚譽有加。」大衛伸手指指波波。
「我跟他說了，我的艾迪老兄最棒了。」波波牙齒打戰地說。他開始出現嚴重的戒斷症狀。
我直直地盯著大衛，好像我現在才真正好好看他。他的臉被眼淚弄得髒兮兮的，頭髮粘在額頭上。
「嘿，我真的認得你，你是……」
「不要在這裡講。」他的眼神在牢籠內到處瞟，還用力抓住膝蓋來抑制手的顫抖。他的腳抬了起來，在察覺我的目光後，又把腳藏到長椅底下。
我沒有料到大衛會失去他的鞋子，有時候你只能隨機應變。有些最巧妙、最有說服力的騙局之所以會成功，全是因為騙子看出他有機會自我推銷，讓別人相信他是個老實人。讓目標信任你是最大的障礙，所以當你能鞏固與目標之間關係的機會浮現時，一定要把握住。我們這一行稱這種小手段為「遊說」。不管成功的機率有多高，你都絕對不能放過機會。大衛失去了鞋子對我來說就是天賜良機，讓我能向他證明我說話算話。
「嘿，你的鞋子怎麼了？」
他垂下頭，揉著後頸，腳緊張地微微顫抖，雙手扭絞在一起。他看著我，然後飛快地瞥向圍牢中央。我看到一個高大的黑人站在中心位置，好像他是這裡的老大。以一個充滿危險分子的牢籠來說，他的周圍有很大的空間。這傢伙位於食物鏈頂端。他穿著一雙嶄新的耐克訓練鞋，是紅色的懶人鞋款。它們對他來說小了好幾號，他的腳跟都漫到地板上了。
我不理會大衛做出的哀求手勢，以及他輕聲說的「拜託，算了」，徑直走向牢籠中央，朝我面前的巨人伸出手。我身高一米八，他比我還高出15釐米，體重大概比我多45公斤，而且那些額外的體重看起來都是結實的肌肉。他寬闊的胸膛上有一隻展翅的黑鷹刺青，我看到他的牙齦間閃著金光。
那大傢伙只是瞪著我。
「我叫艾迪·弗林。」我說，手仍然伸著。
毫無反應。
「我注意到你穿著我委託人的鞋，我想它們並不合你的腳，我想拿回來。」
大傢伙的眼中燃起怒火，我看得出籠內的其他人都在用手肘輕戳彼此，準備看一場好戲。牢籠內籠罩著沉重的靜滯，我能聞到那男人的汗味。我的手還伸著，目光始終沒有從他的臉上移開。
巨人沒有握我的手，而是迅速伸出右手臂，揪住我的領帶。若他不是打算把我拉過去掐死，就是隻打算威脅我。我沒給他任何機會，一把抓住他的右手，將其牢牢固定在我胸前。我的左手臂迅速舉向天花板，還順便帶著大傢伙的手肘一起。我讓他的手腕繼續固定在低處，手肘則被推向十點鐘方向，肩膀發出「啪」的一聲脆響。我看到男人的表情由憤怒轉變為訝異，再轉變為火辣辣的痛苦。手臂不是生來給人這樣亂折的。
「我只要把手臂再往上抬5釐米，你的肩膀就永遠廢了。那裡面有很多軟骨，會因為受到擠壓而斷裂。你會昏過去，等你醒來，你會寧願你死了。你是要把鞋子脫了，大家好好相處，還是你想每個月1號去領身心障礙者補助？」
他點點頭，我放手。他的手臂會麻痺兩三個小時；那裡頭的神經和肌纖維都一下子變成了廢物。我看得出他在考慮撲向我。
我露出微笑。
他脫下鞋子。
在全市最險惡的拳館長大自有其好處，即使是在律師這一行。
我把鞋子拋給我的目標，他的嘴張得大大的。尼爾打破現場驚呆的寂靜。「你知道嗎，我真的該去配一副新眼鏡了。」他邊說邊摘下眼鏡，舉起來對著光檢視。
他繼續說：「該你上場了，艾迪，你的小朋友是下一個。我打給丹妮絲了，沒有辛頓先生的蹤影。」
「謝了，尼爾。」我說。
大衛聽到傑瑞·辛頓沒有抵達法院時，簡直喘不過氣來，只能製造出短促而嘈雜的喘息聲，嘴唇向內凹進口腔，掙扎著要吸入不新鮮的空氣。他的鼻尖滴下汗水，和臉上新湧出的眼淚混在一起。
「你能幫我嗎？拜託？我不知道傑瑞怎麼了，他應該在這裡的，不過我跟你說，反正我也不可能獲得保釋。傑瑞說我完全沒有機會。只是我……我不能一個人上場。你可以當我的代理律師嗎？就這一次就好，拜託，我求你了。」
所有的計劃、所有的準備、我這天早上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誘導他提出這項請求。然而，當他真的說出口時，我卻什麼也沒說，因為我知道一旦答應了，我就沒有回頭路了。我的腦中再度分析起所有可能性。這十個鐘頭以來，我幾乎沒想過別的事。一切都沒有改變，沒有別的選擇，沒有別的出路。
另一個選項是我會來到一個和這裡一樣的牢裡，只不過不是去見委託人──而是去探視我的老婆。
「好吧。」我說。
他慢吞吞地撥出一口氣，笑了。我感覺有一副重擔用力朝我肩膀砸下來，開始慢慢壓垮我。
我朝他靠近一步，壓低音量。「我們就省略所有客套話吧。你是創立瑞樂的大衛·柴爾德對吧？」
「對。」他說。
「什麼是瑞樂？」波波問。
「類似推特（twitter），或臉書。」我說。
「什麼是推特？」波波又問。
我沒理他，把注意力轉向大衛。「如果要我當你的代理律師，我需要了解你這件案子的所有資料。一開始我覺得問這個不太禮貌，但現在我最好知道。你被控告了什麼罪名？」
他抹了抹臉，然後用上衣揩拭溼漉漉的手。他回答我的時候，語氣像是無法相信他說的內容，感覺說出這些話本身會使他產生新的醒悟。像是膝蓋受傷的人走路，本來已忘了傷勢，卻被那可恨的疼痛硬生生拉回現實。他最後終於勉強把話擠了出來。
「謀殺。」他說，「罪名是一級謀殺。我向你保證，我沒有殺她。」
他把臉埋進掌心。我需要知道更多，不過在這當下逼問他是沒有意義的。
「好吧，放輕鬆。我得先處理波波的案子，大概會花10分鐘。我會請法官等一小段時間再來處理你的案子，這樣你我就能私下談談了。希望這能讓傑瑞來得及趕過來。」
我說話的時候大衛沒有看我，他一直用手捂著眼睛。
我離開牢籠，在穿過通往法院樓上的安檢門前，我始終盯著他。我在等電梯時，從外套口袋拿出新手機，編輯了一條簡訊，點選傳送。
我入選了。至少再拖住傑瑞·辛頓1小時。
電梯抵達時，我收到回應。
你有40分鐘，頂多。
我的手錶顯示現在是9點15分。時間不夠。
萬幸電梯是空的。我按下按鈕，門關上，電梯開始上升，慢得讓人心焦。24小時前，我的人生似乎正在回到正軌。我在三個月前開了自己的事務所，最近兩週生意逐漸有了起色，感覺比較像在過正常的生活。我重整旗鼓，應付客戶、最後期限和透支額度，還開著一輛二手車──跟我以前的事務所生活像是兩個世界，但感覺比以前更好；感覺很真實。
一年半前，我停止了律師生涯。有一件案子出了差錯，很大的差錯。我害某個人受傷，不是因為詐騙任何人，或是從事任何不法勾當，而是因為我善盡職責。結果我失去了一切──我的老婆、我的女兒、我的生活。我頗為努力地用酒精慢性自殺了一段時間，後來我下定決心戒酒。我成功了，開始對未來有了新的展望，也受夠了原先的一切，決定放棄律師事業：不再跟委託人周旋，不再上法庭耍花招。但那都過去了。然後，半年前，我被迫代表俄羅斯黑幫的首腦出庭。我活著回來了，並且又回到律師這一行。
現在我在這裡，不只是即將捲入自o.j.辛普森以來最轟動的謀殺案，而且還要誆騙我的委託人，以挽救我的老婆，避免她被判刑。誆騙委託人來救克莉絲汀並不會太令我困擾。
我的新委託人是美國排名第四十五的富豪。
而就他們告訴我的，他罪證確鑿。我的心思暫時飄到戴爾身上。他失去了某個人，正承受著心痛──這似乎是夠明確的事實。這種心痛能產生兩種效果：你會想拯救別人，避免他們和你受一樣的苦；或是你會希望所有人都和你一樣受苦。我無法弄清楚戴爾是哪一種人，還沒辦法判斷。他把大衛被逮捕視為一個機會，我猜想有罪答辯足以滿足戴爾的良心，之後他就能利用大衛對付事務所，對付他希望受苦的人──本·哈蘭與傑瑞·辛頓。戴爾想要奪走這兩個男人的一切──他們的生活、他們的事業、他們的名譽，還有他們的錢。
錢。
一切歸根結底都是為了錢。
估計達80億美金的非法交易金額。我今天早上出發前，肯尼迪是這麼告訴我的。我得替大衛提出有罪答辯，戴爾才能和他談條件，用減少刑期換取那對合夥人，還有錢。我要說服大衛認罪，否則他們會讓克莉絲汀被終身監禁。先前在我的辦公室裡，我對這個佈局沒有疑慮，現在看到那孩子，我卻開始懷疑他怎麼可能朝女朋友扣下扳機。他看起來連拉開汽水罐拉環都需要人幫忙。我的腦海深處開始有種不安在擴散。我試著忽略它。
電梯「當」一聲變得更慢，然後開啟門。
40分鐘內要拿到目標的完整代理權。
然後有另外24個小時讓他提出有罪答辯。
我走進大廳，這裡滿是平素慣見的三教九流，個個都等著和法官「約會」。我靠在大廳角落的一根柱子上，以最好的角度觀察人群。有幾個律師在等待，其中我認得的人都不是哈蘭與辛頓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大廳裡的律師所穿的衣服沒有半點稱得上昂貴的。那家事務所自誇網羅了金錢能買到的最好的律師，而他們每個月都能領到2000美金的治裝費。女性律師偏好亞歷山大·麥昆，男性律師則喜歡阿瑪尼。我大部分的西裝都在乾洗店，因為我的辦公室有點潮溼，必須經常把西裝送洗來除異味。今天早上我身上的西裝價值300美金，而且它差不多是我現在擁有的最好的西裝了。
我正準備離開柱子走向法庭，這時，我看見了他。
不是傑瑞·辛頓，也不是哈蘭與辛頓的律師。
他看起來像西班牙裔，穿著黑色羊毛大衣，裡面是灰色毛衣、深色長褲以及黑皮鞋。他坐在中央樓梯井右側的長椅上，離我大概有9米遠。他用左手食指在智慧手機的螢幕上飛快滑動。為數不少的出庭者都在做同樣的事，低著頭窩在牆角或是長椅上，啜飲塑膠杯裡的咖啡，檢查虛擬生活中的大事小事。但我看到的男人不一樣。雖然他的手指在手機上動個不停，但他並沒有把注意力放在螢幕上。智慧手機已成為21世紀監視者用來當掩護的報紙。
這個男人密切注意著大廳裡的人，目光漫不經心地掃過我。他喝了一口外帶咖啡，然後望著周圍。當他仰起頭再喝一口咖啡時，我看到他脖子上有個刺青，但距離太遠，看不出是什麼圖案。他絕對不是聯邦調查局的人。我掃視人群，想看看能不能辨認出他的監視物件。沒有人特別惹眼。
有種感覺吸引著我，讓我將注意力轉回那個喝咖啡的人身上，幾乎就像有人拿針輕輕刮過我的後頸。
他正直直地盯著我。
我還小的時候，父親曾帶我去布朗克斯動物園搭乘野外亞洲列車。我們經過老虎谷的時候，其中一隻西伯利亞虎突然停住，抬頭盯著我所在的車廂。它直直地盯著我，沒有低吼，或是露出牙齒。只是盯著。即使我當時只是個10歲小孩，也能從那雙兇惡的眼睛裡看出，下頭那個180公斤重的猛獸想要把我開膛破肚。
這男人讓我有了相同的感覺。
他把咖啡杯丟進垃圾桶，走樓梯離開。我猜他原本並沒有在找我，但他察覺我注意到他了，這大概是他離開的原因。直到我開始走向法庭，才意識到自己呼吸得很用力。
而且我的手在顫抖。
無論那個男人是誰，我都永遠不想再見到他。
5分鐘後，我在辯方席坐好，迎來第一個好運──諾克斯法官拖著腳步進入法庭，入座，咳了兩聲，然後立刻表明他本日的計劃。
「各位先生女士，早安。在此知會辯方律師，我今天下午要打高爾夫球，所以我最晚要在1點半之前離開。如果屆時還沒有叫到你的案子，你的當事人將自動還押候審，等待下一輪。現在開始審理第一件案子。」
在約翰·諾克斯法官眼裡，正義是個屁。他喜歡高爾夫、威士忌，以及漂亮的女書記官。他最喜歡的消遣是恐嚇出現在他法庭內的律師。格蘭菲迪威士忌、高血壓和尖酸刻薄的個性，使他的臉頰和鼻子都染上淡淡的紅暈。他個子很矮，有嚴重的矮個子症候群。諾克斯會在法庭上坐兩三個小時，快速處理案子，然後休庭，將所有人送進監獄，把保釋申請當耳邊風。他過去曾遭到司法懲戒，也被上訴過好幾次，但他一點都不在乎。
法庭內看起來挺空的。大概有六名律師，他們所代表的當事人數量也差不多，這代表樓下的拘留室裡大概還有二十個傢伙在等公設辯護人。我已經安排好先叫波波的案子，再來是大衛·柴爾德的。我這天稍早打電話給書記官丹妮絲，告訴她我必須儘快把事情辦完走人，就當我欠她一個人情。她答應了。我在職員間的名聲還是很不錯的。
獄警把波波帶進法庭。他戴著手銬腳鐐，拖著腳坐進我左邊的座位。我能看到大約6米之外那一排囚犯，像坐著輸送帶一樣等著叫到自己的案子。大衛·柴爾德站在隊伍第一個，他環顧法庭的眼神就好像這裡是刑訊室。他的眼睛瞪得老大，即使隔得這麼遠，我都能聽到他身上的鏈子因為發抖而叮叮作響。
檢察官茱莉·洛佩茲跟諾克斯法官身高差不多：155釐米。她面前堆著至少三十個藍色資料夾，平均分成兩沓。茱莉和她的資料夾一樣，看起來總是井井有條；她的頭髮用筆綰成利落的髮髻，薄施脂粉，身上的深色套裝看起來一本正經，剪裁得非常合身。她拿取左邊那沓的第一個資料夾，開啟她的一天。
「法官大人，第一個案子是代爾·‘波波’·巴恩斯。由弗林先生代表被告。檢方撤銷所有告訴，法官大人。」
諾克斯不常負責這個法庭，所以他對波波並不熟悉。他一開始沒對檢察官說什麼，只是眯起眼睛，快速翻閱資料夾裡的檔案；他在讀時，臉上漫開某種表情，毫不掩飾他對我和我的委託人懷有明顯的輕蔑。
「洛佩茲小姐，我有沒有聽錯？檢方要撤銷所有告訴？」
「是的，法官大人。」茱莉說。
「但他身上的毒品量足以構成散佈毒品罪，更別說單純的持有毒品罪了。」
「是的，法官大人。」
「所以為什麼要撤銷告訴？」
除了之前提到的各種問題之外，諾克斯法官還挺笨的。茱莉看著我，聳聳肩；我回望著她，搖搖頭。有幾秒時間，我們只顧著對望，把法官晾在一邊。我們在商量該怎麼辦。在公開的法庭上宣佈波波是警方的長期線人，可以豁免於檢方提出的各種毒品罪指控，可這不是什麼好辦法。也許我以為「波波」這個名字足以透露玄機，但這對諾克斯來說似乎不管用。
大部分法官會接收到暗示，醒悟這傢伙會對紐約市警局掏心掏肺，但是儘管茱莉露出尷尬的笑容，諾克斯還是不為所動。
「我漏了什麼嗎？」諾克斯問。
大概50分的智商吧，我想這麼說，但沒開口。我的腦袋反而突然快速運轉起來，我看到眼前出現今早第二個創造遊說的機會。
「法官大人，我們能不能到法官辦公室與您討論這件事？此事涉及敏感議題。此外，我也希望利用這個機會私下討論您清單上的下一件案子。是一位柴爾德先生的案子。」我說出我的目標姓氏時，直直望向他本人，然後又將目光移回法官臉上。時間還有點早，記者們還沒坐滿旁聽席，即使後排座位有幾個犯罪線記者，他們也不會預期在法庭內看到大衛·柴爾德，所以這名字不會引起他們注意，而且除非他們坐在最前排，不然不會看到他的。此時前排並沒有任何記者。
諾克斯立刻就認出了他，不過很明智地沒有驚動任何正在法庭內的記者。他微微點頭，我們只需要這個就夠了。諾克斯起身，書記官說「全體起立」，接著茱莉和我就跟著諾克斯穿過法庭的後門，沿著一條窄窄的走廊，經過這個法庭專用的一間會議室，進入他的私人辦公室，這裡等於是諾克斯的小小王國。法院針對法官辦公室有相關規定，不過範圍不包括私人辦公室，所以諾克斯好好利用了這個漏洞。他以舒適的姿勢坐進椅子、整理法官袍時，我趁機打量周圍。這個小辦公室粉刷成奶油白，近年似乎所有辦公室都時興用這個顏色。房間四周掛滿諾克斯與知名高爾夫球選手的合照。後側牆邊甚至立著一套高爾夫球杆。放眼望去沒有家庭照。鋪著地毯的地板似乎飄散著一股既熟悉又難以定義的氣味，聞起來像蜂蜜、漂白水和麥芽威士忌。
「所以，先講波波，然後你們兩個要詳細告訴我柴爾德先生的事，讓我有愉快的一天。」諾克斯說，忍不住咧嘴而笑。
茱莉和我還站在諾克斯桌前兩張看來很舒適的皮椅旁。在法官辦公室，法官沒有請你坐下，你就不能坐下。據我所知，諾克斯從未請任何人坐下過。他就是那種渾蛋。
茱莉試著把一個藍色資料夾（關於波波的）在她面前的椅背上放穩，好讓她能開啟資料夾閱讀她的筆記。我既沒有整理出波波的資料夾，也沒有做任何筆記。我手邊是有幾份波波的舊檔案，不過我只是拿它來做做樣子。通常我不會印出波波的紙本檔案，因為那樣有可能被某人查賬，進而發現我工作的時數遠不及我向紐約市警局報賬的數目。沒有檔案，就無賬可查。如果國稅局問東問西，我會說檔案被錯放在某個地方了，而他們會姑且相信我。如果紐約市警局想看檔案，我會叫他們滾蛋；這是我委託人的檔案，受到律師及委託人之間的秘匿特權保護。
茱莉在看筆記時，我決定直接使出友善的奉承手段。
「法官大人，我的委託人波波是警方的線人。他必須攜帶和吸食毒品才能執行他的工作。地檢署知道這件事，為了更重要的利益而不予追究。我的委託人提供的資訊，已經協助警方逮捕了若干重要罪犯。」
諾克斯的脖子一下變成跟鼻子一樣的顏色。他差點在公開法庭上犯下愚蠢的錯誤，讓警方的線人曝光，這令他十分難為情。而我遞給他一條救生索，讓他看起來很聰明，能夠保住面子。
「弗林先生，我只是想跟檢察官確認一下，她從你的委託人那裡獲得的資訊，是否值得她撤銷所有告訴。」諾克斯說。
「我們和波波有持續性協議，他具備豁免條件。」茱莉說。
「嗯，在我們開始談柴爾德之前，我們都同意放波波走嗎？」我問。
「誰？哦，那個毒蟲，當然。跟我說說我們的億萬富翁。我瞄了一下檔案，他有答辯根據？」
「是的。」我說。
「檢方對保釋的態度如何？」諾克斯問，迅速將注意力轉向茱莉。
「我們反對保釋。」茱莉說。
「徹底反對？」諾克斯問。
「是的，法官大人。檢方認為，即使設下最嚴厲的交保條件，法庭仍然無法確保柴爾德先生會回來受審。」
法官將身子往前傾，兩手呈塔式手勢抵在下巴處。他蒼白的舌尖從嘴唇間微微露出，很快諾克斯又把舌頭收回去，製造出響亮的吸吮聲。這動作來得突兀，有點像爬蟲類動物。他假裝思考檢察官剛才說的話。
「弗林先生，你的委託人能答應什麼樣的保釋條件？」
這是想要抄捷徑，省掉保釋聽證會的步驟。如果我告訴他能接受的條件，他會准許保釋，不過條件會設定得比我所說的更嚴格。等我回答他之後，他會試探茱莉，弄清楚如果他想准許保釋，她會提出什麼條件。諾克斯可以藉由這種方式，讓辯方和檢方都同意保釋條件，那他就完全不必舉行聽證會了。屆時辯方和檢方都會不開心，但誰也不會質疑他的決定，因為我們都擔心會失去自己取得的小小優勢。諾克斯的理解速度或許稍慢，但他學會了一兩招審判的伎倆。
「恐怕我得向委託人詢問保釋條件的事。」
「很好，」諾克斯說，「給你10分鐘。」
我看看錶，估計我還有14分鐘左右的時間，然後傑瑞·辛頓就會衝進法庭，到時候一切還沒開始就已經結束了。
我已經知道故事的來龍去脈了，大約9小時前，戴爾對我詳細說明過。儘管如此，我還是想聽聽委託人自己是怎麼說的。每個故事都有好幾種版本，我們各自是個小小的星球，因此我們都只能從自己的角度看事情，那包括我們的偏見、我們的劣根性、我們的天資，以及我們受限的觀點。沒有兩個人會看見同樣的事情。如果再加上一個條件，那就是任何一個人都會對同一件事做出不同的敘述，這取決於他們敘述的物件是誰，你就能體會事件的版本有可能撲朔迷離到什麼地步了。一個人講述同一個故事時，會因為聆聽者是男是女、大學教授或計程車司機、警察或律師，而呈現不同的樣貌。我們會無意識地修飾我們說的話及肢體語言，來博取聆聽者的同情與理解。所以你需要所有的資訊才能針對事實真相作出客觀判斷，這還不考慮對你說故事的人究竟誠不誠實。
有一些簡單的技巧是專門設計來取得原始資料，而不是潤飾過的說辭的。
我運用這類技巧中最簡單的一種來誘使大衛·柴爾德開口。我們坐在一間狹小的灰色調會談室裡，一張深色桃花心木桌將我們隔在兩邊。那張桌子傷痕累累，源自回形針、小刀和圓珠筆的刻蝕，過往的重罪犯用這類工具在桌面鑿出他們的名字。
我坐下，沒告訴柴爾德我剛才跟諾克斯法官談話的任何內容。
「所以，發生了什麼事？」我問。
「法官怎麼說？」
我靠向椅背，不發一語。我的手擱在大腿上。我不能手臂環胸，必須保持開放的姿勢，這樣才能將潛意識維持在「接收」的狀態。
「他說什麼？」
我的頭往右偏。
「弗林先生？」
在靜默中，幾秒鐘過去了。柴爾德望著地板。當有人耐心地等著你開始說話時，要保持沉默就變得挺困難的。他猛然抬起頭，以哀懇的目光迎向我的視線。我挑起一邊的眉毛。
「大衛，發生了什麼事？」我重複。
他點了兩三下頭，然後舉手投降。
我沒有問柴爾德他為什麼被逮捕，或是他為什麼被控告謀殺，或是警察掌握了哪些對他不利的證據。我問的問題儘可能開放而廣泛，這樣我能得到更多資訊。
「天哪！」柴爾德說，兩手撫過頭皮，「我愛克萊拉，我從未認識過像她這樣的人。她很完美，太完美了。我永遠不會知道她怎麼會和我這樣的廢物在一起。現在我真希望我沒有認識過她，那她就還會活得好好的。」
他哭了起來，淚水泉湧而出。從他眼周的腫脹判斷，這幾個小時他時常在哭。他彎下腰，大口吸氣時背部顫動，再把空氣硬吐出來，同時伴隨著低喊。雖然據說他富可敵國，可此時滿臉鼻涕和淚水的他，看起來只是個悲傷的少年。
我什麼也沒說。
我沒有伸出手臂摟著他，沒有說些安慰的話，只是保持放鬆與沉默。
如果我同情他，那就不是幫他，而是在害他。我會把我剩下的8分鐘用來看他哭、看他擤鼻涕。讓某個人停止哭泣、開始說話最快的方法，就是保持沉默。一般人會覺得難為情，不該在陌生人面前如此宣洩情緒。
柴爾德用他的連體服袖子抹了抹臉。
「對不起，對不起。」他說。
我不說話。
剩7分鐘了。
「大衛，發生了什麼事？」
他轉了轉脖子，呼了幾口氣來穩住呼吸，然後回答我的問題。
「她因為我而死。」他說。
他說話的時候沒有看我，目光一直低垂，望著桌面。他說話的語氣是那種就事論事的，好像他剛才告訴我的是他的住址或出生日期。這不是衷心的自白，而是單純的陳述。
律師通常不會質疑委託人是否說了實話，那條路通往瘋狂。你要做你該做的事，並且信任司法系統。所以，有罪之人認罪，清白之人辯護，讓陪審團來決定。如果這個過程帶來真相浮出這個副產品，那就這樣吧，但真相不是這過程的目的，裁決才是。審判中沒有真相的容身之地，因為沒人在乎查出的真相，尤其是律師或法官。
然而，在我過往的職業生涯中，在我成為律師之前，真相一直是我的目標。身為騙子，你向目標展示絕對的真相，能決定你是生是死。當然，不是真正的真相。不，是適合那場騙局的某個版本的真相，但那個故事、那句臺詞，不管是什麼，都必須成為目標眼中的真相，感覺起來、嚐起來都是真實的。
憑我的經驗，通常我隔著老遠就能識破謊言。我原本預期柴爾德是個高明的騙子，我得先研究他一番，才能夠看穿他的破綻。我低估他了。他簡直是緊張、震驚、愧疚的綜合體，這使他該死地幾乎無法被解讀。所以我只能仰賴我的直覺。
我的第一印象──這男人不是殺人犯。但我曾經看走眼過。
還剩6分鐘。
會談室內迴盪著「當」的聲音，那是隔壁走廊的鐵柵欄門關上的聲音。即使這個房間沉重的門牢牢緊關，仍不足以把那些聲響隔絕在外。哭聲、歌聲……
柴爾德抹了把臉，吸了吸鼻子，坐直身體。
「在我離開公寓之前，我就知道有壞事要發生了。我用手機檢查了電子信箱，收到17封新郵件。是奇數。我不喜歡奇數，所以我知道會發生壞事，而那會是我的錯。我知道這很瘋狂，但我一直都有這個……嗯。醫生診斷出……」
「大衛，我們時間不多，我們可以之後再探討細節。只要告訴我你女朋友出了什麼事的基本資訊就好。」
「我把克萊拉留在我的公寓裡──那天她才搬進來。我在去公司的路上──我在離我住的地方兩個街區外停下車等紅燈。每個星期六晚上8點半，我們瑞樂都會開會；我們會檢視該周的統計資料，調整營銷計劃，還有腦力風暴。變綠燈了，我的車越過白線。我通過十字路口後前進了大約6米，有個渾蛋撞上了我。他闖紅燈，撞上我的布加迪超跑。他一下車，我就聞到他渾身酒臭，然後他威脅我。警察來了，他……他問我發生什麼事。我對他說了，然後那個警察告訴我，對方司機看到我車內腳踏墊上有槍。我跟他說這是誤會，但那個警察走向我的車子。我向你發誓，弗林先生，我從來沒見過那把槍。我沒有槍。他要我出示持槍許可，我根本沒有。我告訴他那槍不是我的，他就逮捕了我。我以為我會被罰錢什麼的，我們只在警察局待了兩三個鐘頭。他們拿走了我的衣服，用棉花棒刷過我的臉、手臂、手，然後採了我的指紋。我以為這都是例行公事。我打給傑瑞，他趕到警局。當天深夜，他們告訴我克萊拉死了，她被槍殺了。她死在我的公寓裡……我……我……」
驚慌哽住他的喉嚨，我看到他的眼淚開始積蓄。
「我大約是8點鐘離開的，留她一人在公寓裡，我與她吻別。我出門的時候她還活著，我發誓。」
「所以你被審問，傑瑞陪著你。你跟警方說的內容和你告訴我的一樣？」
「是啊，我告訴他們實話。我沒有任何需要隱瞞的。」
如果他在撒謊，那他就是天底下最厲害的騙子。
「你剛才為什麼說她是因為你而死？」
「那該死的奇數，我知道是這樣。一定有人闖入我的公寓要找我，要搶我的錢──結果他們……他們找到了她。我沒有殺她，我沒有槍。不是我做的……我……不……不是我……我不可能啊。」
他的胸腔開始劇烈起伏，眼神變得呆滯。他的手激烈地顫抖，臉變得死白，然後他吐在桌面上。接著他的頭猛然垂下。我趕在他摔下椅子前接住他，讓他側躺在地，踢開會談室的門大聲呼救。
他斷斷續續地呼吸，還掙扎著把話硬擠出口：
「傑瑞……傑瑞……告訴……我……不能保釋……不能保釋……不要讓媒體……保釋不了……可能要逃走。」
「冷靜一點，別說話，呼吸。」
一名警衛衝進來，跪在柴爾德旁邊，望著我。大衛快要休克了。
警衛很年輕，有一雙和善的大眼睛，他離開後很快又帶著呼吸罩和小型移動式氧氣瓶回來。我們合力讓大衛坐起來，背靠著牆壁。他就著吸入器奮力吸了兩口氧氣，然後警衛把氧氣面罩戴在大衛臉上。我們陪他坐了幾分鐘，讓他自行恢復。過了一會兒，他的呼吸變得比較深也比較緩。
他把面罩拉下來掛在胸前，說：「傑瑞說我沒有保釋的機會。」
我的機會來了。我站起身，開啟檔案，把一份四頁的檔案放到檔案頂端，然後整個放在大衛的膝蓋上。
「這是什麼？」
「委任契約書。你在這上頭簽名，我就成為你的律師了。我會讓你保釋，也會防止訊息見報。你只需要簽名就成了。」我說，並且把筆遞給他。
「可是傑瑞說我申請不到保釋。我有四架私人飛機，我有逃走的可能。而且如果有人申請保釋，媒體……他們會……會大肆報道。」他說，恐懼似乎使他的胸腔有罷工的危險。
「籤就對了。你在監獄裡撐不過一天的。我可以把你弄出來，但我需要用合法的方式。簽了這份檔案，我就會照顧你，大衛。」
他用顫抖的筆匆匆簽下名字。我拿起檔案和筆，交給他身旁的警衛。
「因為他狀況有點不穩定，請你替我見證這份檔案。」
警衛看著那張紙的眼神就好像它是炭疽病毒，他抬起一隻手。
「聽著，這是為了保護我。」我說。
「你就籤吧。」尼爾站在門口說。他是來確認我一切安好的。
我看看警衛的名牌──達瑞·懷特。我讓達瑞在檔案上籤全名、姓名縮寫以及日期。
「醫生在嗎？」我問。
「他在看一個慣犯。」尼爾說。
「你可以讓他儘快來看一下這個孩子嗎？也許給他一點藍色藥丸讓他平靜一點？」
「當然好。來吧，孩子，現在有人照料你了。」尼爾說。
我們合力拉著大衛站起來。達瑞個子比我小，不過連他都能一手提起那小子。大衛的體重大概只有50公斤，手肘的骨頭感覺很尖銳，幾乎沒有肌肉組織，他就像是用肌腱和膠水固定成形的。
大衛坐在醫務室裡，頭往後仰，眼睛瞪大，彷彿想利用它們把空氣吸進肺部。他說話了，輕聲細語。我沒聽清楚。
「放輕鬆。醫生馬上就來了。」我說。
大衛從氧氣機用力吸了一口氣，製造出嘈雜的聲音，然後他把面罩推到一旁，說：「我可以叫你艾迪嗎？」
「當然可以。」我說。
「好。我簽了你的契約書，那代表你是我的律師了，對吧？」
我點點頭。
「拜託，艾迪，幫幫我。我沒有殺克萊拉。幫幫我，我求你了。」
這就是了，他在懇求。一個嚇壞了的孩子在呼救。
我的手機在震動。
戴爾發來另一條簡訊。
傑瑞·辛頓剛走進12號法庭。
在12號法庭內，公設辯護人辦公室的一位女律師正趁著短暫休息的空當，與檢察官茱莉·洛佩茲快速協商案件。兩位律師在諾克斯法官面前你來我往地針對審判討價還價，他卻只是快速翻閱桌上的資料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