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中有些畫面在我腦中揮之不去，如影隨形，這是我不曾預料到的。那個男孩，一開始還吊兒啷噹——「嘿，那玩意兒有沒有在拍？我是不是該說點話？」然後，當這個死亡盛宴露出它猙獰面容時，男孩的驚愕以及最後他對發生的一切難以置信的表情。
中途，那個男人把手放男孩額頭上，溫柔多情地替他將頭髮向後撫平，接下來的過程中，他不時做這種動作，直到最後用慘無人道的極刑把男孩處決，鏡頭帶到離男孩雙腳幾尺遠的排水孔，排水孔我們都見過，但是，現在的這個特寫鏡頭，強迫我們看著黑白相間的西洋棋盤地板上，那一方網狀的排水孔。血，紅得就像皮衣女的嘴唇和她的長指甲，和她擦過胭脂的乳頭，匯注成一條血河，流過黑白相間的方格子，消失在排水孔之中。
這是最後一個鏡頭，鏡頭裡沒有人，只有地磚、排水孔和鮮紅的血液。接著，跳入空白的畫面，幾秒鐘之後，李·馬文再度出現，為了世界的和平安全以及民主自由而奮戰。
接下來幾天，大約有一個禮拜之久，我發現那些畫面始終在腦海打轉，我沒有采取任何行動，因為不知道該做什麼。錄影帶收藏在保險箱裡，沒再看第二遍——看一遍就夠受了——在這當中好像有什麼東西似乎是我可以掌握的，到底是什麼？說穿了，那不過是一盤錄影帶，有兩個身份不明的人發生性關係，之後又和第三個同樣身份不明的人性交，並且違反他的意志虐待他，甚至殺害他，沒有任何法子能夠查出他們是誰或者什麼時候乾的。
一天中午，聚會結束之後，我沿著百老匯大道一直走到四十二街，然後在百老匯大道上的不良場所消磨了幾個小時，在一家又一家的色情商店之間穿梭。一開始還有點尷尬，沒多久就習慣了。我慢慢地在虐待狂與被虐待狂的錄影帶區瀏覽。每一家店都有一些——奴役、監禁、虐待、用刑之類的帶子，封面會用幾句話介紹內容，並附加照片以迎合顧客的口味。
我並不期望會在出租的錄影帶中找到我們那部《衝鋒敢死隊》。時代廣場正是電影審查最松的地方，但是虐待與謀殺的內容仍被禁止，儘管我兩者全看到了。也許，那個男孩的年齡可以通過審查，甚至可以找一個好剪接把最可怕的地方剪掉，但是找到它的上市版本的機會，仍然微乎其微。
不過，還有一個可能。也許穿橡皮衣的男人和皮衣女還拍了別的片子，可能一起也可能分別拍，不知道我還認不認得出來，假若他們穿著同樣服裝，應該有可能認出來。這就是我要找的東西——如果我真在找什麼的話。
四十二街的街頭，大概是從第八大道向東走的第五家，有一家不起眼的小店，它和別家沒有什麼差別，只不過性虐待的那個區比例比較高，錄影帶的標價從十九塊九毛八分到一百元不等，還有一些叫《虐待乳房》之類的畫報。
看過了所有錄影帶，包括日本和德國拍的，以及一些粗製濫造的小電影，貼著用電腦打的簡陋商標，看到一半，我放棄尋找穿橡皮衣男人以及他沒心沒肺的另一半。我不再找了，只茫然地將自己浸泡在這個倏忽而至的世界中。它一直都在，離我住的地方還不到一里，我雖然知道它存在，卻從來不曾涉入，因為沒有涉入的理由。
最後，我走出了那家店。算算我在裡面耗了將近一小時，什麼都看但是什麼都不買，如果站櫃檯後頭的店員因此嫌我煩，那是他的事。他是一個來自印度半島的年輕人，皮膚黝黑，總是面無表情，一棒子打不出個屁來。事實上，店裡的人都不說話，不只是他，就連我和其他的客人都安安靜靜的，小心避免接觸他人的目光，進來出去，瀏覽或購買的時候，都假裝旁若無人，好像大家原本就不存在似的。偶爾，會有開門關門的聲音，偶爾，會有櫃檯一邊數一邊放零錢在客人手掌心的叮噹聲，或是換二毛五硬幣，以便用來看後面小隔間裡的錄影帶。除此之外，四周一片安靜。
回到旅館我便衝了個澡，感覺好了一點。可是身上還是帶有時代廣場的味道。晚上我去聚會，回來之後又洗了一次澡才上床。翌日早晨醒來，吃過簡單的早點並翻閱報紙後，我折到第八大道，在「迪尤斯」左轉。
當班的還是同一個人，他認不認得我是他的事，我徑自換了十塊錢的二毛五硬幣，走進小隔間裡把門鎖上。挑選哪一間並不重要，因為每一間的錄影機都連線在一個有十六個頻道的閉路系統上，可以任意轉檯，就像坐在家裡看電視，只是節目不同，而且一枚二毛五硬幣只能勉強看個三十秒。
我在裡頭一直待到硬幣用光為止，看那些男人女人用各種方法彼此虐待，那些被虐者好像還頗樂在其中，沒有人看起來真正痛苦，他們是演員，或自願演出的人，還有成人秀。
我看的這些片子，沒有一部像在伊萊恩家看的那種東西。
從那裡出來之後，我少了十塊錢，感覺上卻老了十歲。外面的空氣燠熱潮溼，連續一個禮拜都是這樣的天氣。我抹去額前的汗水，搞不懂自己為什麼要到四十二街來，這裡並沒有我要的東西。
然而，我卻離不開這個街區。我毫無興趣地走進一家成人商店，也不需要這裡所提供的任何服務，我不想買毒品或召妓，也不想看功夫電影或買雙籃球鞋，或某個電器用品，或一頂帽簷寬二寸的草帽。我可以買一把更換刀片式的小刀，它通常放在工具箱裡整套出售，否則就算違法，還可以買一張假身份證，黑白的五元、彩色的十元，當場就能印出來，不然打打電子遊戲，有什麼派克俠、快打旋風之類的，甚至去聽一個滿頭白髮的黑人吹牛皮，他言之鑿鑿地說耶穌基督是生在現代非洲加彭的一個有血有肉的黑人家裡。
我在街上走過去走過來，走過來走過去，穿過第八大道，到港務局汽車總站一角的午餐吧，站在吧檯要了一份三明治和一杯牛奶——那裡的空調真是舒服——吃過午飯，不知怎麼的，我又被拉回那條街。
有家戲院正在放映約翰·韋恩的兩部片子，《戰車》和《系黃絲帶的女人》，付了大概一塊還是兩塊吧，我進去看了第一部的後半段和第二部的前半段之後便出來。
然後繼續遊蕩。
正當我迷惘失神。心不在焉的時候，有一個黑人小孩走上前來問我在幹什麼，我完全沒有注意到他靠近我。我轉頭打量他，發現他的眼神充滿了挑釁。他約莫十五六七歲，和影片中被殺害的那個男孩差不多大，不過看起來世故多了。
「就是看看櫥窗而已。」我說。
「每一家的櫥窗都已經被你看遍了，這條街上上下下的，也不知道被你逛了多少回。」
「那又怎麼樣？」
「你到底在找什麼啊？」
「不找什麼。」
「你繼續走到拐角，到第八大道的拐角等我。」他說。
「幹嘛？」
「幹嘛？這樣別人才不會注意我們。」
我在第八大道等他。他一定繞了另一條路，或是從卡特飯店抄捷徑過來的，以前那邊是迪克西飯店，這家飯店的接線員接電話的方式很有名：「喂，迪克西飯店，你想幹嘛？」他們之所以改名，大概是因為吉米·卡特從福特手上搶走了總統的寶座。也許是我亂猜的，如果真是那樣，只能算巧合。
我站在一扇門前，看著他雙手插在口袋裡，歪著頭從四十三街，朝南向我走近，他穿著t恤、牛仔褲，外罩一件厚棉夾克。大熱天穿那種厚夾克，一定要被烤焦了，但他看起來好像一點也不在乎。
他說：「昨天就看到你，再加上今天一整天，看你在那裡走來走去，走去走來，大哥，你到底在找什麼啊？」
「沒什麼。」
「狗屎！每一個人上‘迪尤斯’來都有目的，剛開始我還以為你是警察，結果你不是。」
「你怎麼知道？」
「你就不是！」
後來他又仔細地打量了我一番，「你是嗎？搞不好你真的是呢。」
我笑了。
「你笑什麼啊？你很古怪啊，夥計。人家問你要不要買大麻。要不要買快克還是古柯礆，你搖搖頭不理人家，連正眼都不瞧一瞧，你到底在找哪一種藥呢？」
「沒有。」
「沒有？那你想泡妞？」我搖搖頭。「想工帥哥？還是俊男美女一起上？你是不是想看秀，還是想‘作’秀？告訴我你要什麼？」
「我只是來這裡隨便逛逛，思考一些事情。」
「胡扯。到‘迪尤斯’來思考。‘戴上我的思考帽，上街來打炮。’你如果不說你到底要什麼東西，又怎麼能搞到手？」
「我什麼都不要。」
「跟我說嘛，我替你搞到手。」
「不是跟你說過了嗎？我什麼都不要。」
「操！像我，我就想要很多玩意兒，這樣吧，你給我一塊錢。」
他的語氣中並沒有脅迫或是恐嚇，我問他，「我為什麼要給你一塊錢？」
「因為我們是朋友嘛。看在我們是朋友的份兒上，我可以給你一點藥嗑嗑。怎麼樣？」
「我不嗑藥。」
「你不嗑藥？那你嗑什麼？」
「什麼都不嗑。」
「反正你給我一塊錢，我不會讓你空手而回。」
我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起來，看看四周，並沒有引起別人的注意，便從錢包抽出一張五元紙鈔給他。
「這是幹嘛？」
「我們不是朋友嗎？」
「沒錯啊，但是你圖個什麼？要我跟你去什麼地方嗎？」
「不用。」
「你就這樣把錢給我？」
「對。沒有任何附帶條件，除非你不想要——」
我伸出手去，他笑著閃開了。「你不能給了又拿回去。你媽沒教你嗎？」說完把錢塞進口袋裡，然後他歪著頭看著，「真是搞不懂你。」他說。
「沒什麼好傷腦筋的，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什麼？你為什麼想知道我的名字？」
「沒為什麼，沒有任何理由。」
「你可以叫我tj。」
「很好。」
「那麼你又叫什麼名字？」
「你可以叫我‘布克’。」
「你說什麼？布克？」說完他搖搖頭，「狗屎，你腦子有毛病吧，什麼布克，你根本不叫布克。」
「我的名字叫馬修。」
「馬修。」他一邊說一邊點頭，「沒錯，這個名字棒，馬修，馬修，叫馬修就對了。」
「那是真名。」
他抬起眼來，「嘿，你喜歡不喜歡斯派克·李啊？他的片子你看過嗎？」
「當然。」
「我發誓你真的很難搞懂啊。」
「沒什麼要搞懂的。」
「你心裡有事，但我就是猜不出來。」
「也許我心裡根本沒事。」
「來這兒的人會沒心事？」說完，他荒腔走板地開始吹起口哨。他有一張圓臉，塌鼻子，眼光很有神，不知道那五塊錢能不能讓他吸一頓快克，吸快克的腦袋通常沒那麼胖，而且他也沒有吸毒者殘敗的模樣，話說回來那種樣子是日積月累的。
「在‘迪尤斯’，」他說，「每個人都有所企圖，有人想吸快克，有人想打架，還有人想打炮，想錢，想一步登天，或是想放鬆下來，如果有人不存任何企圖，那他上迪尤斯干什麼？」
「那你呢？tj。」
他笑著說：「我想知道別人想幹什麼。我一天到晚都在挖別人心事，那就是我想要的，馬修。」
我又和多混了幾分鐘。
他是五塊錢能買到治療四十二街憂鬱症最好的特效藥了。當我往回程的路上走時，籠罩我一整天的陰霾煙消雲散了，我洗了澡，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餐，然後去參加聚會。
第二天早上正在刮鬍子時，電話鈴響。我搭地鐵到布魯克林去見一位名叫德魯·卡普蘭的律師，他的客戶是一件死亡交通事故的肇事者，被控撞人後逃逸。
「他發誓自己是無辜的。」卡普蘭說，「我個人認為他滿口謊言。可是，萬一他對律師說的全是實話，我們總得給他機會，查檢視是否有目擊者證明撞死那位老太太的另有其人。怎麼樣？有沒有興趣？」
那件事花了我一個星期。後來，卡普蘭又跟我說算了，他們給那名被告一個機會，以過失肇事又離開現場的罪名起訴他。「至於殺人的罪名會被撤銷，我個人強烈建議他接受這個提案，他也終於明白，只有這樣才能免除他的牢獄之災。大概判了六個月吧，不過我知道法官會同意緩刑，明天我就得去回覆接受提案了。除非，上次我們談過之後，你已經找到某個有力證人。」
「我今天下午找到一個人。」
「是個神父嗎？是個左右視力二點零，手上捧著國會榮譽勳章的神父嗎？」他說。
「不，是一名有力的目擊者，是這樣的，他很確定的確就是你客戶乾的。」
「我的天哪。對方知不知道這件事？」
「兩小時前還不知道。」
「這樣吧，看在上帝的份上，我們不要告訴他們。」他說，「我明天就去結案。喏，你的支票，按照規矩是應該寄給你的，你還是沒執照？報告你也不肯寫。」
「除非你要存檔留底？」
「事實上，」他說，「這件案子最怕的就是留底，所以你不必交報告，我也會忘掉今天的談話。」
「我同意。」
「太好了。對了，馬修，你遲早該去申請執照吧，有好多工作等著你，可是你如果沒有執照，有些案子我不能交給你辦。」
「我一直都放在心上。」
「你的身份若是有所改變，記得告訴我。」
卡普蘭的支票相當慷慨。我租了一輛車，帶伊萊恩到伯克許花了一些。回來之後，華利從可靠偵探社打電話來，接下來我花了兩天去和一名保險業者交涉。
那部影片已成為過去，它在我情緒上的糾結也逐漸淡去，之所以會受影響完全是因為看了影片的緣故。對我個人來說，或是我與片子之間毫無牽連。隨著時間流逝，我的生活習慣慢慢回到常軌，老實說在我的腦海中，它只是為這個無法無天的世界再添上一筆罷了，每天早晨攤開報紙，一定會有新的暴行從舊傷口中忽地冒出來。
偶爾，影片中的一些片段，會忽而飛掠腦海，但已經不像先前那樣令人無力抵抗。我沒有再去四十二街，也沒有再碰到過tj，甚至於很少想到他，他是個有趣的傢伙，然而在紐約，形形色色的人四處充斥，他們無所不在。
歲月持續流轉。大都會隊在季賽中所向披靡，而揚基連邊也沾不上。冠軍賽中，兩支來自加州的隊伍狹路相逢，而最有趣的莫過於舊金山大地震了。十二月舊金山迎接它的第一任黑人市長上臺，接下來那個禮拜，阿曼達·瑟曼在西五十二街一家義大利餐館樓上被姦殺。
然後我看到一個男人的手，把男孩的淺棕色頭髮向後攏順，所有的事情全都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