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端起他的杯子，喝了口啤酒，「它們不見了。」
「那些賬本？」
「約翰星期六早上來店裡，還把上個星期的賬整理了一下。在這個星期六以前，一點徵兆都沒有。前天，他想查一點東西，去找賬本，賬本不見了。」
「兩種版本都不見了？」
「不是，只有給自己留存的那本不見了。」他又喝了一點啤酒，用手背抹了抹嘴唇，「約翰花了一整天時間去找，找得快要發瘋了，直到昨天才告訴我。我當然也煩得要命。」
「情況到底有多糟？」
「他媽的。」他說，「糟透了。我們可能因此關門。」
「真的？」
他點了點頭，「從我們開張、賺進第一筆錢的陳年老賬，全部都在那本賬冊上。我不知道為什麼，在我們附近也開了一家酒吧，我們苦幹實幹，把他們的生意搶得差不多了。如果那本賬本落在他們手裡，我們就完蛋了，你知道了吧？這種事能用錯誤來形容嗎？我們所有的秘密都白紙黑字寫在裡面。有關單位有了這組資料，再一查我們的退稅記錄，馬上就知道我們在幹什麼了。你都沒法子編個理由騙他們。你唯一要知道的是你會在哪裡落網，是亞特蘭大還是其他地方。」
我倆相對無言好一會兒。我喝了點咖啡，他點了一支菸，朝天花板吐菸圈。店裡仍然在放古典音樂，兩支木管樂器相互唱和。
我開口說：「你要我做什麼？」
「查出賬本是誰拿走的，把它們找回來。」
「也許是約翰一時糊塗，把賬本放到別的地方去了。過兩天就……」
他頭搖得跟撥浪鼓似的，「我昨天下午把辦公室翻得底朝天，他媽的，就是找不到。」
「就這麼不見了？沒有強行闖入的痕跡？你把它們放在哪裡？上了鎖嗎？」
「應該上了鎖。不過，有的時候，約翰會隨手把賬本塞到抽屜裡。這麼久沒出事，當然會大意點，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反正就這麼回事，如果你有點急事，你不見得會把它放回原位。他告訴我說，星期六他的確上了鎖，但沒過一會兒，他又承認他也不記得到底上過鎖沒有。記賬是他例行的工作，他每個星期六都得做一遍，誰會記得到底上過鎖沒有。不過那有什麼差別？反正賬本就是他媽的不——見——了！」
「有人拿走了。」
「沒錯。」
「如果把那本賬本送到國稅局……」
「那我們兩個就死了。就這麼簡單。報紙訃聞版會把我們兩個人的名字放在蒂勒裡太太的旁邊。你錯過我們葬禮的話，沒有關係，不要擔心，我明白你意思到了。」
「沒有丟別的東西嗎，斯基普？」
「好像沒有。」
「那這個賊是衝著你們來的。有人溜進你的辦公室，拿走賬本，跑了。」
「沒錯。」
我思索了一會兒，「你有沒有什麼仇家？比如說，被你開除的人懷恨在心？」
「是啊，我曾經想過這一點。」
「說不定他們向聯邦政府告密。你知道的，過兩天，有兩個穿西裝的傢伙，走進你的酒吧，亮出他們的證件，把你們所有的資料、跟銀行往來的記錄一古腦兒全部帶走，那就有你好受的了。」
「你接著說好了，馬修，你真的讓我心情愉快。」
「也許那個人不是想找你麻煩，只是想弄兩個錢花花。」
「你是說靠賬本圖利啊？」
「沒錯。」
「想辦法叫他賣給我們。」
「你真是個精明的顧客。」
「我跟卡薩賓都這麼想。坐著等，他這麼告訴我，坐著等好了，不管是誰拿了，他自然會來找我們，沒有什麼好擔心的。按兵不動，問題自然迎刃而解。如果只是逃漏稅，應該可以獲得保釋吧？」
「當然可以。」
「那我只好流亡海外，到尼泊爾去賣點亂七八糟的玩意給那些嬉皮觀光客，了此殘生。」
「你真的覺得這種日子比較好過？」
「應該是吧。」他若有所思地看著手上的煙，隨手把菸屁股往沒喝完的啤酒裡一扔。「我最恨人家這樣子幹了。」他又不知道想到哪裡去了。「我最恨見到送回吧檯的酒杯裡漂著菸屁股。噁心死了。」他的眼睛盯著我，好像想要瞧出什麼端倪，「你能幫我點忙嗎？我可以僱用你。」
「我不大明白，你僱我要幹什麼？」
「你是說現在我只能等待嘍。我最恨等待了。我上高中的時候，跑步上學，四分之一英里。當然我那時候比較輕。我煙抽得很兇，我十三歲學會抽菸，在那個年紀，你什麼都敢做，天不怕，地不怕，好像什麼東西都保護著孩子，難怪他們都覺得他們永遠也不會死。」他從盒子裡拿出一支菸來，但只拿出一半，又推了回去。「我喜歡賽跑，但是我最討厭等待比賽開始的那段時間。有的人會吐，可我不會，因為我喜歡比賽。我只會想小便，比賽完之後，我也會跑去小便。」回想起往事，他不禁搖了搖頭，「我被派到海外也一樣。我不在乎打仗，可是等著上戰場的那段時光，我總是不免要胡思亂想，難熬得很。我現在又回想起那段時光，想起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其實，這跟現在的難題又有什麼關係呢？」
「我瞭解你心情。」
「等待，跟謀殺沒兩樣：他往椅背上一靠，「我要給你多少，馬修？」
「什麼多少？我又沒做什麼。」
「你給我不少建議啊。」
我勸他提都別提。「這杯酒就算你請客好了。」我說，「這樣就行了。」
「成交。」他說著，站起身來，「說不定將來我會有麻煩你的地方。」
「儘管說。」我說。
他出門時還跟丹尼斯聊了幾句，我把杯中的咖啡喝光。隔兩張桌子的女士已買單離去，報紙卻留在桌上。我把報紙拿過來看，又叫了一杯咖啡跟一杯波本，把波本倒進咖啡裡，讓咖啡有點甜味。
下午，等我把女招待叫過來的時候，酒吧裡的人已經多了起來。我給她一塊錢小費，請她把賬單給我。
「沒有賬單。」她說，「那位先生已經付了。」
她是新來的，所以不知道斯基普的名字。「他真的太客氣了。」我說，「可是在他離開之後，我又喝了一杯，這總該有賬單吧？」
「你去問丹尼斯好嗎？」她說。
在我還沒開口之前，她就去幫別的客人點東西了。我跑到吧檯，把手指往後一指，跟丹尼斯說：「她說我那桌沒有賬單。」
「她說的是實話啊。」他笑道。他常常笑，好像一天到晚都能看到很好笑的事似的。「德沃把所有的賬都付掉了。」
「不可能。不管怎麼說，在他走了之後，我又喝了一杯，我叫那個女服務員給我賬單，可是她卻叫我來找你。是又出了什麼事嗎？我到底有沒有賬單？」
他的嘴咧得更大了，「只要你想要賬單，我會給你一張，但是今天不行，你現在一張賬單都沒有。德沃先生付得乾乾淨淨。」
「總共多少錢？」
「八十塊出頭的樣子。如果你想知道詳細數字的話，我可以算給你看，要不要？」
「不要。」
「他給我一百塊錢付你們的酒賬。給莉迪的小費和撫慰我惶惑不安的心靈。我猜想你又點了幾杯喝的，但我知道一百塊是足夠了。」他又開始微笑，「所以你不欠我們一毛錢。」
我沒跟他爭。如果說我從紐約市警察局學到什麼東西的話，那就是人家給我什麼，我就拿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