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是星期四。中午以前我離開了哈森達爾的辦公室，然後試著規劃下一步該怎麼走。三個人我全見過了，他們都有所警覺，也都知道在哪裡可以找到我。我對「陀螺」這些交易多瞭解了一些細節，但是沒多多少。普拉格和伊斯瑞奇一點也不像知道陀螺已死，哈森達爾看到報導時則顯得十分震驚而沮喪，所以我只能說除了暴露自己的身份成為他們的靶子以外，什麼事也沒做成，也不知道這樣做對不對。我相信自己表現得像一個講理的勒索人。他們其中之一曾試過謀殺，但是沒有解決問題，所以也許兇手不想再試一次。那麼，我可以從貝弗利·伊斯瑞奇那兒得到五萬塊，從西奧多·哈森達爾那兒拿到十萬，還有亨利·普拉格的一筆還沒談好數目。這一切都太美了，只除了一件事——我要的不是發財，而是追査兇手。
週末很快到了。我花了點時間在圖書館的微縮卷資料室裡，盯著《紐約時報》的微縮卷看，找些關於他們三個人的親友交往資料。在亨利·普拉格投資購物中心的報導版面上，我突然看到了自己的名字。那是我離開警界前一年所辦的一件漂亮案子：我跟我的搭檔抓住一個海洛因批發商，他有足以讓全世界吸毒過量的貨。如果不是因為它的結果，我會對這件案子更為自豪。那個大毒梟有個好律師，整件事僅用一個專業術語就解決了。我認為至少該判二十五年才公平的。
你可以從這種事中學到哲理。事後我們雖然沒法把那個雜種關起來，但我們狠狠整了他。他失去了貨，那使得他不止收不到賣貨的錢，還要付出一大筆買貨的錢。看到他挨槍我會更高興，然而可以在自已能力範圍內讓他得到一些報應，這也算是公平了。
禮拜天我撥了一個熟悉的電話號碼。安妮塔來接的，我告訴她已經寄了一張匯票去。「我最近賺了點錢。」我說。
「好啊，我們會想法子用它，」她說，「謝了。你想跟孩子們說話嗎？」
我想又不想。他們正好到了我跟他們說話比較容易的年紀，但講起電話來還有點笨拙。我們聊了聊籃球。
剛掛上電話，我就有一種奇怪的想法，突然覺得我或許不會再跟他們聊天了。「陀螺」天生就是一個謹慎的人，他能讓自己毫不起眼。躲在暗處的生活反而覺得最舒服，但他畢竟還是不夠謹慎。我是習慣了公開現身，且事實上必須待在公開場所好引誘對方來殺我。如果殺「陀螺」的兇手決定給我一槍，他會很容易完成任務。
我想再打通電話和他們聊聊，應該有些比較重要的事跟他們聊吧，但我沒辦法集中精神去想到底要跟他們聊些什麼。幾分鐘後，想打電話的衝動就沒了。
那天晚上我喝了不少酒，就當沒人會來敲碎我的腦袋一樣，覺得很輕鬆。
星期一早上我打電話給普拉格，因為我留了一條非常松的皮帶給他，現在得猛拉它一下。他的秘書告訴我他正在講另一通電話，問我要不要等一下。過了一會兒，她回頭確定我還線上上，就把電話接給他。
我說：「我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了。警方一直想逮捕我，但他們永遠沒法掌握證據。」他不知道我以前就是警察。「我可以寫一份自白書，並附上足夠的證據。我會把自白書給你，做為我們交易的一部分。」
這跟我和貝弗利·伊斯瑞奇的協議差不多，他們的反應也一樣。他們都不想在交易中埋下變數。所以，我要做的就是承認犯了一項大罪，而且自白書要寫得跟真的一樣，使他們不會想拿槍指著我的頭。普拉格當然料不到這些，所以他喜歡我的主意。
他不喜歡的是我開的價錢。
「那是不可能的。」他說。
「那比零零星星地付出要容易。你以前每個月給雅布隆兩千塊，現在一次給我六萬，比給他三年的還少，而且就此永遠沒事了。」
「我籌不到那麼多錢。」
「你會有辦法的，普拉格。」
「我沒辦法。」
「別傻了，」我說，「在你那行裡，你是個重要人物，一個成功者。如果你不能弄到現金，一定有東西可以拿去抵押貸款。」
「我不能那麼做。」他的聲音幾乎要崩潰了，「我現在……財務有困難，有些投資該回收的沒回收，經濟不景氣，新建築少了，利率瘋漲，上禮拜基本利率還調到百分之十——」
「我不是來上經濟學課程的，普拉格先生，我要的是六萬塊。」
「我已經借了我能借到的每一分錢。」他停了一下，說，「我沒辦法，我已經沒有——」
「我必須立刻拿到那筆錢，」我打斷他，「我不想在紐約多浪費時間。」
「我不——」
「你動動腦筋吧，」我說，「我會再跟你聯絡。」
我結束通話電話，又在電話亭裡坐了一會兒，直到一個等著打電話的人不耐煩地敲門。我開啟門，站起來，那個人本來想說什麼，看到我就改變主意了。
我覺得不開心，因為我讓普拉格受到勒索。如果是他殺了「陀螺」’那麼他可能會再來一次；如果不是他，我讓他受的折磨就毫無意義了。想到這裡，我就覺得不舒服。
有一件事在我們的對話中凸顯出來：他很缺錢。假如「陀螺」也曾逼他拿出一大筆錢做最後的交易，趕著在被人幹掉前出城去，這很有可能使亨利·普拉格承受的壓力達到極限。
我在他辦公室見面時，幾乎要將他排除在嫌犯之外，那時看不出他有足夠的動機殺人，但現在他似乎是最有動機的一個。
而且我剛才又給了他另一個動機。
過一會兒，我打電話給哈森達爾，他不在，我留了電話號碼。大約兩小時後，他回電話來。
「我知道我不應該打電話給你，」我說，「但我有些新的訊息要告訴你。」
「哦？」
「我能夠跟你要求酬勞了。」
「你已經找到那些東西了？」
「對。」
「辦事真快。」他說。
「噢，只不過用了一點偵探程式，加上一點好運罷了。」
「我瞭解。可能得花點時間才能……呃，籌到那筆酬勞。」
「我可沒有多少時間，哈森達爾先生。」
「你要講理呀，你知道，我們談的不是小數目。」
「我知道你有不少財產。」
「是啊，但我沒有現金。不是每一個政治人物都有一個住在佛羅里達、家裡有大保險箱的有錢朋友。」他在電話裡笑了起來，聽我沒反應，又顯得有點失望。「我需要時間。」
「多長時間？」
「最多一個月，可能更短一點。」
聽到這樣的話，要演這個角色就更容易了。我說：「那還不夠快。」
「是嗎？那麼你到底有多急？」
「很急，我要離開這個地方，氣候不允許我再逗留。」
「實際上，過去幾天的天氣已經溫暖多了。」
「那就是麻煩所在，天氣太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