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德金說：「問你個問題，我一直不明白，自己怎麼會變成你的猶太牧師？」
「大概是因為你去上過猶太法典的課，」我說，「而且學了很久，很用功。」
「你知道，」他說，「我應該去當那種猶太牧師的。戴著無沿小圓帽，想不出答案的時候就捻捻鬍子。不知道現在改行會不會太晚。」
「我想必須是猶太人才有資格。」
「應該有別的門路吧，我才不相信有那麼嚴格。」他往後靠在椅子上，雙手疊在頸後。「不過說真的，」他說，「為什麼選我當你高層的朋友？當你的絛蟲，深入紐約市警局官僚體系的內臟？」
「絛蟲，」我說，「老天爺！」
他笑了。「你喜歡這個說法嗎？我猜你會喜歡。我本來想說我是你的貓爪子，替你火中取栗子，不過我更喜歡絛蟲。」
我們在中城北區分局的小組辦公室裡，喬旁邊的桌子是空的。隔了兩張桌子，矮胖的黑人警探貝拉米正在訊問一個瘦小的少年，那孩子是西班牙裔的，尖尖的下巴上掛著一把山羊鬍，他正在抽菸，貝拉米則不停的煽著，想把煙霧從眼前趕走。
「四起兇殺案，」德金說，「最早的一起是十二年前，最近的是在二月。過去十二年多的時間裡，有四個男人和一個女人被不同手法殺害，分佈在全市不同的區域。我問自己，這些案子可能有什麼共同點嗎？你想知道我的想法嗎？」
「什麼想法？」
「所有的被害者都死了，沒有人復活，就跟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一樣。你記得電視節目《週末夜現場》播過嗎？」
「有點印象。」
「從馬德里現場轉播——佛朗哥將軍已死，沒有復活。」他翻翻桌上的檔案，「有了。卡爾·烏爾，在他西二十二街的公寓被情人殺害，被害人是同性戀，公寓現場顯示出性施虐和受虐的生活方式，死者被手銬和皮帶綁住。有多處傷口，生殖器和胸腔器官都被切掉了。這些資料你全要嗎？」
「不，」我說，「大部分我都知道了，只是細節不太清楚而已，但我稍後可以看紀錄。我想知道的是——」
「你想知道結案了沒有，是吧？答案是沒有。第十分局的人查過幾個烏爾的熟人，不過那些傢伙都被排除了涉案的可能性。他們偶爾也會逮到一個搞這套同性戀把戲玩得過火、把人家給整死的混混。然後他們就翻出所有沒結案的檔案，找出類似的受害者，想往那些嫌犯頭上套。但到目前為止，卡爾·烏爾還是跟誰都不吻合。為什麼？誰知道第十分局那些傢伙為什麼破不了案？」
「別管這些了。」我說，「兇手是這樣找上烏爾的嗎？就在西街的那些酒吧釣他？」
「不知道。也許兇手是揹著魔術袋爬下煙囪的，我們不會想知道他是誰，除非他又再犯一次。可是他不了，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說不定他死了。」
「你怎麼會這樣想？」
「我怎麼會這樣想？因為十二年前他就從事高風險的性行為，當時艾滋病毒在浴室和密室酒吧裡到處傳播，可是沒人知道那是什麼，更別說要提防了。那個殺了烏爾的人說不定早就感染了病毒，就像他用小刀殺害人一樣的死過五十次了，等他感染並且到處散播時，他自己也因此而死了。」
「他有精液留下嗎？」
「沒有，他打包回家餵狗了。」他拿起報告掃視一眼，「據說被害者的腹部有精液，可能是烏爾的，反正和他的血型符合。但當時沒有dna測試，這些年辦案科學已經進步得多了，老兄。」
「是的。」
「這也是謀殺案再也不能逃過法網的原因。你剛剛問什麼，問兇手有沒有留下精液是吧？你有什麼線索嗎？」
「什麼也沒有，」我說，「只是很好奇，不知道有沒有任何具體證據，可以證明他們有過性關係。」
「哦，他們談起這些話題可不像在聊天氣。這些玩性施虐和受虐遊戲的傢伙，他們所說的性可能跟你我的概念不同。我碰過一個案子，兩個男孩兒有關係，他們的做法是，其中一個會到另外一個的公寓，聽話地脫光衣服清洗馬桶。不是用舌頭或什麼的，就是用清潔劑和一卷紙巾清馬桶而已。而另外一個坐在客廳看歐普拉談話秀節目。之後他會檢查馬桶，罵那個清馬桶的幾句難聽話，然後把他趕走。這就像你我請清潔工來，等她做完不給錢，還罵她是個蠢貨，叫她趕快滾。」
「我可不敢，」我說，「上回我請她擦窗子，她做得夠糟了，我都沒敢這麼對她。」
「至於烏爾的情況嘛，」他說，「的確有過性交，因為烏爾肚子上的精液可不是自己長在那的。要不就是烏爾自己的精液，因為他的朋友掏出刀子來之前，他的確很過癮，否則就是兇手的血型跟烏爾一樣。這有什麼差別嗎？」
「對我來說沒差別。」我表示同意。
「那我們可以繼續說下去嗎？六年後的一九八七年，博伊德·希普頓和妻子黛安娜在他們市中心休伯特街的樓裡被謀殺。這個案子可以有兩個推斷，一個是他們進屋時，小偷正在偷裡面東西。」
「我看報紙的印象也是如此。」
「嗯，還有一些事情沒報道出來。這個罪案的兇殘手法，顯示很可能是出於私人動機。」
「他是被毆打致死的，她則是被強姦後勒死的。」
「他被毆打，可是不是打死就算了。連腦漿都出來了，頭蓋骨破碎得無法復原，臉也完全無法辨認。」
「可那一定是他。」
「是啊，他們用指紋確認身份。可是碰到這種情況，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要是有人告訴我死者的臉完全無法辨認，我心裡想到的第一個問題——「對，我懂你的意思。可是無疑的就是他。然後他太太被電線勒死，臉部發紫，腫得像個排球。至於強姦，呃，我不知道能不能叫強姦，不過那肯定是一種暴力行為，她被壁爐的撥火棒從陰道直插到腹部。」
「天哪。」
「如果說有區別的話，就是當時她已經快死了。不讓媒體知道撥火棒的原因很明顯，不過當時就算他們知道也不敢提。要是換成今天，我就不敢保證了。」
「今天他們什麼都敢登。」
「新聞有沒有提到一些繪畫被蓄意破壞？不過他們沒說的是，那些畫上都被塗了撒旦的符號，某些專家認為——」他轉轉眼珠，「——這不是真正崇拜撒旦的邪教教徒所為。我想，真正崇拜撒旦的邪教教徒會對希普頓做一些可怕的事情，反之，這些假邪教徒只是開些無聊的玩笑而已。」
「兇手有幾個人？」
「最可能是兩個或三個。」
「一個人可不可能獨立犯下這個案子？」
「你可以自己分析，」他說：「東漢普頓警方找到過一個嫌疑犯，是當地的一個建築承包商，跟希普頓太太有染，或者是反過來，博伊德搞過那傢伙的老婆。這案子可能是一個人單獨乾的，先溜進去，等他們夫妻進門，先敲昏博伊德的腦袋，然後拿起電線，纏住博伊德太太的脖子勒死她，再回過頭把博伊德的腦袋打出腦漿，最後用那個壁爐的撥火棒玩他那個愚蠢的小花招。」
「警察還在懷疑那個建築商嗎？」
「不，他的不在場證明無可挑剔，挑不出任何毛病。有太多可能性了，希普頓是個著名藝術家，他太太曾是芭蕾舞演員，他們非常富有，在市中心有一樓層，東漢普頓還有個海灘別墅，明擺著有錢又有才。這讓你想到什麼？」
「我不知道。可卡因嗎？」
「媒體大都這麼猜測，也派了很多警察去調查，在市中心和漢普頓都有，我也被派去查了。可卡因？我想他們偶爾來一點，不過我沒聽說毒品是主要的行兇原因，我昨天談過的那個傢伙也沒提到。怎麼了？」
「沒什麼。我知道沒有逮捕任何人，但是警方認為是他們的熟人乾的嗎？」
他搖搖頭。「看不出來，」他說，「呃，線索太多了，但是每條線索都沒有下文。怎麼？你的線民說了些什麼？」
「什麼線民？」
「你的線民啊。誰讓你這樣對著四棵不同的樹狂吠？他跟希普頓夫婦有什麼恩仇嗎？」
「喬，我沒有線民。」
他看著我。兩張桌子外，貝拉米把菸灰缸裡面一個正在燃燒的菸蒂挑起來擰熄。「嘿，」那個留著山羊鬍的男孩說，「那不是我，老兄。」貝拉米告訴那人，他該慶幸不必用前額去擰熄香菸。
德金說：「好吧，暫且放下這樁不提。下一樁案子是四年前，一九八九年，湯姆·克盧南，正派的愛爾蘭人，開計程車度日。沒有人綁住他，沒有人強姦他，也沒有人朝他屁股插撥火棒。跟你說，我很驚訝你這樣種人會對他有任何興趣。」
根據湯姆·克盧南的工作日誌，他是在星期二晚上十點三十五分搭載最後一趟客人。把客人到雪莉-尼德蘭飯店後，往市中心開了幾個街區想接生意，過了聖帕特里克大教堂往北轉，日誌上寫的目的地是哥倫比亞長老醫學中心，就在華盛頓高地。
他是否到達了目的地已無從得知。十二點十五分左右，勤務中心接到匿名電話，三十四分局派巡邏車過去，在一七四街附近的奧德邦大道上，發現克盧南的計程車停在防火栓旁邊。五十四歲的克盧南倒在方向盤後面，頭部和頸部都有槍傷。急救人員趕來時宣佈他已經死亡。
「近距離發射兩發子彈，兇器是點九○口徑手槍，即使當場沒有死亡，也差不多了。皮夾不見了，零錢不見了。現場沒有兇器——不意外——唯一的問題是，兇手是一路從聖帕特里克大教堂開車跟著他過來，還是克盧南放棄大老遠開車去哥倫比亞長老醫學中心，就在案發現場想搭載他永遠載不到的客人？答案已沒人在乎，因為案子已經結了，而兇手正在阿提加監獄服至少二十年的徒刑。」
我臉上一定顯得很驚訝，因為我還沒開口，他就回答了我下一個問題。「不是因為克盧南的案子，」他說：「事情是，九○年和九一年有一股風潮，有些無執照的計程車司機在哈林區或布朗克斯區那種紐約的第三世界被射殺。結果布朗克斯和上曼哈頓的五個分局就組成了一支警力，進行了幾次誘捕行動，最後逮到了這個埃爾多尼亞·米姆斯，顯然是個挪威人。」
「是啊，永遠都有會惹麻煩的民族。」
「我知道，那些挪威佬還有操他媽的愛沙尼亞人。他們認為米姆斯干了六起殺人案，然後用證據最充分的一件起訴他，那件案子有實質性證據，還有證人。控方給他的條件是，他用二級謀殺的罪名認下這六件案子，服刑可以六合一同時執行。」
「很慷慨嘛。」
「但他拒絕了，用來起訴他的案子是曼哈頓的謀殺案，所以不會讓那些積聚了三百年種族壓迫感的布朗克斯居民組成陪審團。法官和陪審團都做對了，埃爾多尼亞想假釋的話，至少得在牢裡住上二十年，如果他僥倖獲得無罪判決的話，還可以用其他被殺害的計程車司機命案來起訴他，這個狗孃養的。」
「他們用克盧南的案子起訴了嗎？」
「他排在名單的後頭呢。你知道，既然逮到一個嫌犯，你就會想盡量把案子都給結了。」
「可是你不知道是不是他乾的。」
「我什麼都不知道，老兄，因為這一切都發生在華盛頓高地和操他媽的布朗克斯區，所以我能知道個什麼呢？我聽說的是，作案手法不太一樣，沒有人能確定是米姆斯殺了克盧南，不過讓他認下這個案子，讓警方好過一點，又有什麼損傷呢？」
「你提到無執照的計程車，」我說，「如果克盧南是在第五大道載客，他開的不是有牌照的計程車嗎？」
他點點頭。「他開的是有牌照的黃牌計程車，其他被害人開的是無牌計程車。而且他是被點九○口徑手槍射殺的，其他的則是點二二。不全是同一種槍，有很多種，但口徑是一樣的。」
「聽起來他們好像硬把這個件案子安在米姆斯頭上。」
「哦，我不知道，」他說，「總之，這些案子很相似。都是計程車司機，而且都死了。」
「米姆斯當然會說他沒幹這件。」
「米姆斯說他什麼都沒幹。如果讓米姆斯去懺悔，他唯一會說的就是他只是思想有罪，然後一直喊著天主。馬修，像搶劫和竊盜這類常見輕罪，你要真正逮到一個人的機會大概只有五十分之一，於是你就把五十個案子全結了，都算在他頭上。這是平均數，如果你不這麼做，你的破案率看起來就會像一團狗屎。」
「我懂那回事。」
「你當然懂。」
「我只是覺得兇殺案不同。」
「是不同，」他說，「也沒人把命案當成入室盜竊或集團扒手那樣隨意偵辦。這個案子裡，埃爾多尼亞肯定殺掉了六個之中的五個計程車司機，毫無疑問，無可置疑。他可能沒殺克盧南，如果有其他人對這個案子提出更好的看法，那麼全上城區都的人都不會反對重新偵辦這個案子。」他拿起一支鉛筆，用橡皮那端在桌上敲了三下，又放了下來。「所以你如果有什麼證據，我會很樂意替你轉達。」
「我怎麼會有證據？」
「哦，你沒有車，所以我想你常常乘計程車。或許你聽了某個司機說了些什麼。」
「比如呢？」
「比如說，‘嘿，先生，你看起來好像當過警察。湯姆·克盧南可不真是太倒霉了嗎？’」
「沒有人跟我說過這種話。」
「沒有，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