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三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四，大約上午十點三十分到十一點之間，弗朗辛·庫利對丈夫說她要出去一下，上街去買菜。
「開我的車吧，」他建議道，「我不出門。」
「你的車太大了，」她說：「每次開你的車都覺得好像在開船。」
「隨你。」他說。
他那輛別克公園大道和她那輛豐田凱美瑞都停在他們家房子後面的車庫裡。房子位於布魯克林灣脊區七十八街和七十九街之間的殖民路上，是一幢仿都鐸式的半木製結構建築，外牆粉了灰泥。弗朗辛發動她那輛凱美瑞，倒車出庫，按了遙控器的按鈕，車庫的門隨之降下。接著她一路倒車，開到了街上。到達第一個十字路口時，她將一盤古典音樂錄音帶塞進播放機裡，是貝多芬晚期的四重奏。在家裡她聽爵士樂，因為那是凱南最喜歡的，可是自己開車的時候她總是放古典音樂。
她是個很有吸引力的女人，身高五英尺六英寸，體重一百一十五磅，胸部豐滿，蜂腰窄臀。捲曲而有光澤的黑髮向後梳理，露出整個臉龐。黑眼睛，鷹鉤鼻，嘴唇極其豐滿。
照相的時候她總是緊閉嘴唇。據我所知她有兩顆暴牙的，那兩顆門牙比下排牙齒突出很多，因為對這項缺陷感到自卑，她很少露齒而笑。結婚照裡的她春風滿面，洋溢著幸福，但仍然沒有露出牙齒。
她的皮膚是橄欖色的，很容易曬黑。當時她已經有了夏天流行的古銅膚色，因為二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她和凱南是在牙買加內格爾的海灘上度過的。以前她曬得更黑，可是現在凱南讓她必須用防曬油，還限制她曬日光浴的時間。「對你不好，」他對她說，「太黑了就不好看了。一直躺在太陽下面會讓一顆李子變成一粒梅乾。」李子就這麼好嗎？她可真想知道。李子又熟又多汁，他對她說。
等她從家裡的車道開出去，開了半條街左右，也就是到達第七十八街和殖民路交口的時候，一輛藍色廂型貨車的司機也跟著發動引擎。他先讓她往前又開了半個街區，然後便從路邊駛進路中間，跟在她後面。
她在灣脊大道上右轉，開到第四大道再左轉往北。到六十三街轉角上的達戈斯蒂諾超級市場時，她減速向前滑行，接著把車停在離超市半條街遠的一個停車位裡。
那輛藍色廂型貨車經過她的凱美瑞時繼續往前開，在附近繞了一圈，然後就停在那家超市正前方的消防栓旁邊。
弗朗辛·庫利離開家的時候，我還在吃早餐。
前一天晚上我睡得很晚。埃萊娜和我在東六街上的一家印度餐廳吃了晚飯，然後趕到拉斐特街上的公共劇院看新改編演出的話劇《勇氣母親》。我們的位子很不好，有的演員講話根本就聽不清楚。本來中場休息的時候就想走，可是其中一位男演員是埃萊娜鄰居的男友，我們想等謝幕之後到後臺去稱讚他的演技，後來又決定跟他一起到附近街角的一家酒吧喝一杯。結果那地方擠得水洩不通，真讓我搞不懂。
「太棒了，」走出酒吧時我對埃萊娜說，「他在臺上三個小時，講的話我一句都沒聽清楚，剛才我坐在他對面一個小時，也沒聽清楚他在說什麼。我懷疑他是個啞巴。」
「那出戲沒有三個小時，」她說，「大概也就兩個半小時吧。」
「感覺像三個小時。」
「感覺像五個小時！」她說：「咱們回家吧。」
我們回到她的住處。她替我煮了咖啡，自己泡了杯茶。我們一起看了半小時cnn，廣告時間聊了聊天。接著我們上床，一個小時之後我起床摸黑穿好了衣服。走出臥室時她問我上哪兒去。
「對不起，」我說：「我沒想吵醒你。」
「沒關係。你睡不著？」
「是啊，我覺得好像透不過氣，不知道為什麼。」
「去客廳裡看看書，或者把電視開啟，不會吵到我的。」
「算了，」我說：「我覺得有點煩躁，步行回旅館或許能讓我平靜點。」
埃萊娜的公寓在五十一街，第一和第二大道之間。我住的西北旅館在五十七街，第八和第九大道之間。外面很冷，本來我想叫計程車，可是走一條街之後就不覺得冷了。
在一個街口等紅綠燈時，我無意中瞥見兩棟高樓之間的月亮。幾乎快月圓了，難怪，那個晚上就是有月圓的感覺，血管的血在奔騰，讓我老覺得想做點什麼事，可就不知道到底應該做什麼。
要是米克·巴盧在城裡，或許我會去他的酒吧找他。可是他現在人在國外，而且我此刻的情緒，進哪個酒吧都不安。回到家後，我拿起一本書，捱到大約四點左右，才把燈關了，上床睡覺。
早上十點鐘我已經坐在街角的火焰餐廳，吃了一份簡單的早餐，順便讀讀報紙，主要是看看社會版的犯罪新聞和體育版。全球版永遠只報道危機，我無暇關心，除非國內或國外真的是大禍臨頭了，否則無法引起我的興趣；太遙遠了，我的心力拒絕為之煩憂。
上帝知道，我閒得很，每條新聞都可以細細讀，再加上招聘欄和租售版。前一個星期，一家辦公室設在熨斗大廈2裡的規模頗大的偵探社給了我三天的工作，可是後來就沒音訊了，而我最後一次靠自己關係做的工作，更不知已是哪年哪月的事。我的錢沒有問題，所以並不是非工作不可，而且我也已經學會每天給自己找點事情做，不過我還是希望能做點什麼。月亮雖已西沉，但昨夜的焦躁之感並未因此沉寂。它還在那兒；血液在輕微地發燒，皮膚下說不上哪裡在癢。可無論如何，你就是撓不到。
1熨斗大廈（flatironbuilding），建於一九〇二年，當時是紐約最高的建築。
弗朗辛·庫利在達戈斯蒂諾超市裡逛了半個鐘頭，裝滿一個購物車，付了現金。提物僮替她把三大袋物品裝進購物車裡，跟隨她出了超市，走到她停車的地方。
那輛藍色廂型貨車還停在消防栓前面。貨車的後門敞開，兩個男人下了車站人行道上，顯然在研究其中一個人手上拿的記事板。領著提物僮的弗朗辛經過他們面前時，兩人都朝她這邊看。等她把她那輛凱美瑞的後車廂開啟時，那兩名男子已鑽回貨車，關上車門。
提物僮將購物袋放入後車廂，弗朗辛給了他兩塊錢小費，這是普通人出手的兩倍，還有很多顧客連一個蹦子兒都不會給。凱南教她給小費要大方；不必過頭，但要慷慨。「慷慨是誰都負擔得起的。」他對她說。
提物僮把購物車推回超市，弗朗辛坐進駕駛座，發動引擎，沿著第四大道朝北駛去。
那輛藍色廂型貨車隔著半個街區的距離跟隨著她。
我不能確定弗朗辛從達戈斯蒂諾超市到大西洋街上那家進口食品店走的路線。她可能沿著第四大道一直走，到達大西洋街；也可能上高恩努斯高速公路進入布魯克林南區。我不可能知道，不過也不要緊；總之她駕著那輛凱美瑞到了大西洋街與克林登街的交叉口。西南邊的街角上有一家名叫阿萊波的敘利亞餐廳，它的隔壁，位於大西洋街上的就是那家食品店。其實那是家大型熟食店，店名叫作「阿拉伯美食店」。（不過弗朗辛從來不用這個名字，跟大部分去那兒買東西的人一樣，她總是稱它為「阿尤布的店」，阿尤布是以前的店主，十年前搬去聖地亞哥了。）弗朗辛把車停大西洋街北側設有計時器的停車位上，幾乎就在阿拉伯美食店的正對面。她走到街角等綠燈，過了馬路。等到她走進店裡時，那輛藍色廂型貨車已經在阿萊波餐廳的卸貨區停下，就在阿拉伯美食店隔壁。
她在店裡待的時間不長，只買了幾樣東西，不需要人幫忙提。大約在十二點二十分時她走出店門。當時她身上穿著煤灰色長褲，上身穿了兩件毛衣，外面是象牙白的粗毛線衣，裡面是件巧克力色的套頭毛衣，外套一件駱駝毛大衣；肩膀上挎著皮包，一手拎著塑膠袋，另一隻拿著車鑰匙。
這時，貨車的後門開啟了，那兩名先前鑽出貨車的男子又走到人行道上。弗朗辛一從店裡出來，他們立刻一左一右走到她身邊。同時，車裡的另一名男子發動了引擎。
其中一名男子開口說：「庫利太太嗎？」她轉過頭去，他很快地把皮夾開啟又合上，讓她瞄到一個徽章，不過也可能什麼都沒看清楚。第二名男子說：「你得跟我們走。」
「你們是什麼人？」她說，「到底怎麼回事？你們想幹什麼？」
兩名男子一人抓住她的一隻手臂，在她還沒弄清楚是怎麼回事之前，已經將她扯著穿過人行道，一起鑽進貨車。前後總共不過幾秒鐘，他們已經架著她進了貨車，關上車門。貨車隨即駛離路邊，淹沒在繁忙的交通之中。
儘管當時是正午時分，儘管這起綁架案就發生在繁忙的商業街上，但沒有一個人看清楚整個過程，僅有的幾位目擊者對於自己目睹的部分也不是很確定。整件事想必發生得極快。
如果弗朗辛在他們開始動手那一剎那往後退一步，大叫……但她沒有這麼做。在她恢復行動能力以前，已經上了貨車，車門也已經關了。或許那時她開始叫喊、掙扎，或試圖那樣做，但已經太遲了。
我很確定當他們抓走她時我在做什麼，我去參加法爾賽團體的中午聚會。聚會通常是在工作日的十二點三十分到一點三十分舉行，地點在西六十三街的基督教青年會。那天我去得比較早，所以那兩名男子架著弗朗辛穿過人行道鑽進貨車時，我肯定自己正坐在那兒喝咖啡。
我不記得那次聚會的細節了。這幾年來我一直在參加戒酒協會的聚會，頻率之固定，令我自己也感到驚訝。雖然現在去得不如剛開始戒酒時頻繁，不過平均一個星期也總會去個五次。那次聚會應當是遵循那個團體的老規矩，前十五到二十分鐘先讓一位主講者敘述個人經驗，接下來一個鐘頭再進行團體討論。我在討論時間好像沒發言；如果有，我應該會記得。我相信那天一定有人說了些有趣的話，每次聚會都沒有。只是那次聚會有給我印象特別深的事。
聚會之後我去吃午餐，之後我打電話給埃萊娜。接電話的是應答機，表示她出門了，或者就是她有伴。埃萊娜是個應召女郎，陪伴客人是她的謀生之道。
我在兩輩子前遇見埃萊娜，當時我是個口袋裡揣著一枚簇新的金色警徽的酗酒警察，有一個住在長島的老婆和兩個兒子。我們倆的關係維持了兩年，當時對我們倆都有好處。我是她工作上的好朋友，能夠幫她避開麻煩，還有一次在接到電話傳呼後立刻趕到，將一個死在她床上的客戶運送到商業區的一條小巷裡。她則是典型的夢中情人，美麗、聰明、風趣、專業技術高明；而且從頭到尾都要求不多，令人愉悅。只有妓女才能如此完美，還有什麼不滿意的？
我離開家人與工作之後，埃萊娜和我便斷了聯絡。直到有一個從我們共同的過去中鑽出來的怪物露面了，並同時威脅到我們兩人，才又讓我們倆聚在一起。令人驚異的是，從此我們便一直沒有再分開。
她有她的公寓，我有我的旅館。一個星期有兩天、三天或四天我們會見面。那些夜晚到最後通常會以回她公寓為收場，並且我在那兒過夜的時候也比較多。我們偶爾一起出城一週，或過個週末。就算哪天不見面，也幾乎都會通個電話，有時還不只打一次。
雖然我們從未談到要放棄別的物件，但基本上我們倆都已經這麼做了。我沒和別人約會，她也一樣——當然客戶除外。隔一段時間她便會踩著高跟鞋走進某個旅館房間，或是帶某人回她的公寓。在我們剛開始在一起時我對這些事從不介意；老實說，也許這還是她的吸引力之一，所以我覺得現在我也不應該介意。
如果哪天我真的介意了，我隨時都可以開口要她別做了。這些年來她賺了不少錢，大部分都存了起來，投資在收入不斷增加的房地產上。即使停止此種生活方式，她的生活水準也不會受到影響。
不知道為什麼我卻一直沒有開口，或許因為我不想對自己或對她承認我介意吧，同時我也不願意做出任何可能會改變我倆關係的舉動。這份關係並沒破裂，我也不想彌補什麼。
但情況還是變了；這沒有別的可能。不是因為別的，就因為一直以來，一切都沒有發生變化。
我們都避免用「愛」這個字，雖然愛無疑是我對她、她對我的感覺。我們避免討論結婚或同居的可能，雖然我知道自己想過，顯然她也想過，但我們就是沒談。這是一個我們從來沒碰過的話題，除此之外，我們也從來不談愛，或是她的職業。
當然，我們遲早得考慮這些事，得討論、得處理。但現在我們過一天算一天；自從我消耗威士忌的速度不再比別人蒸餾威士忌快之後，我學會了以這種態度面對整個人生。有人說過，生意再大，不如過一天算一天，這世界不正是這麼對待我們的嗎？
那個星期四的下午四點差一刻，庫利位於殖民路上家裡的電話鈴響了。凱南·庫利拿起電話，一個男人的聲音說：「嘿，庫利，她一直沒回家，是吧？」
「你是誰？」
「我是誰不干你屁事。你老婆，你的阿拉伯雜種在我們手裡。你到底要不要她回去？」
「她人在哪裡？讓我跟她講話。」
「嘿，庫利，操你媽去吧！」那男人說完電話就結束通話了。
庫利在原地站了好一會兒，對著死一般寂靜的電話筒大吼「喂」，努力地想著下一步該怎麼做。他跑到屋外，衝進車庫，確定了自己的別克還在，而她的凱美瑞不在。接著他沿著車道跑到外面街上左右張望，再回到屋內，拿起電話。他聽到撥號音，拼命想，卻不知該打給誰。
「上帝啊！」他大叫，然後放下電話筒，又大吼，「弗朗辛！」
他衝到樓上的主臥室，嘴裡還叫著她名字。她當然不在房裡，但他還是忍不住要去看，他非把每個房間都看過一遍不可。那棟房子很大，他叫著她名字，在每個房間衝進衝出，對於自己的恐慌，他既是旁觀者，也是當事人。最後他終於回到客廳，這才發現剛才沒把電話掛好。太棒了，如果剛才他們想找他，一定打不通。他把電話掛好，用意志力命令它響，果真幾乎就在同時，電話響了。
這次是另一個男人的聲音，比較平靜，比較有修養。他說：「庫利先生，我剛才一直打電話給你，但一直佔線，你在跟誰通話？」
「沒有，我電話沒掛好。」
「我希望你沒打電話報警。」
「我沒有打電話給任何人，」庫利說：「我以為我把電話掛了，結果發現話筒擺在旁邊。我太太在哪裡？讓我跟我太太講話。」
「你不應該不掛好電話，也不應該打電話給任何人。」
「我沒有。」
「尤其是不應該打電話報警。」
「你要什麼？」
「我想幫你把太太找回來，如果你還要她回來的話。你要她回來嗎？」
「老天，你到底……」
「回答我的問題，庫利先生。」
「對，我要她回來。我當然要她回來。」
「我想幫你。別讓你的電話佔線，庫利先生，我會再跟你聯絡。」
「喂？」他說，「喂？」
但電話掛了。
接下來十分鐘裡，他在房裡踱步，等電話鈴再響。然後一陣冰涼而平靜的情緒慢慢浸透了他，他逐漸放鬆下來，不再踱步，走到電話旁的一把椅子上坐下。等電話鈴響時他拿起聽筒，卻沒吭聲。
「庫利？」是第一個男人，粗鄙的那個。
「你們要什麼？」
「我要什麼？你以為我要什麼？操！」
他沒有回答。
「錢！」隔了一會兒那男子說：「我們要錢。」
「多少？」
「操！你這個半黑不黑的黑鬼，有你問問題的份兒嗎？你還有話說？」
他等著。
「一百萬。如何，屁眼兒？」
「太荒謬了，」他說，「聽著，我沒辦法跟你講話，叫你的朋友打電話給我，或許我可以跟他談。」
「嘿，你這個賤雜種，你還想……」
這一次掛電話的是庫利。
他覺得這似乎是一場爭奪控制權的遊戲。
企圖控制這樣的局面會令人發狂，因為你根本辦不到。王牌全在他們手上。
但你不能因此放棄爭奪，至少你可以不必對他們唯命是從，不必像只保加利亞馬戲團裡隨著音樂前後跳腳的熊。
他進廚房衝了一壺又濃又甜的咖啡，裝在一把長柄銅壺裡。等咖啡涼時，他從冰庫裡拿出伏特加，替自己倒了兩盎司，一飲而盡，感覺那股冰涼而平靜的情緒佔據了他整個身體。然後他把咖啡端進另一個房間裡，剛喝完，電話鈴就響了。
是第二個男人，比較有修養的那個。「你惹火了我的朋友，庫利先生，」他說，「他生起氣來很難應付。」
「我想從現在開始最好都由你來打電話。」
「我不認為……」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處理這件事，不必搞得這麼戲劇化，」他說：「他提出一百萬，這是不可能的。」
「難道你覺得她不值這個數？」
「她是無價的，」他說：「可是……」
「她的體重多少，庫利先生？一百一十磅，一百二十磅？差不多吧。」
「我不懂……」
「差不多五十公斤，對不對？」
真俏皮！
「五十公斤，一公斤兩千元。你何不替我算一算，庫利先生？不正是一百萬嗎？」
「你到底想說什麼？」
「我的意思是，庫利先生，如果她是貨，你就會付一百萬買她。如果她是白粉，你也會付這個錢。難道因為她是血肉之軀，就不值得？」
「我沒有，怎麼付？」
「你有錢得很。」
「我沒有一百萬。」
「你有多少？」
剛才他有很充裕的時間思考這個問題，「四十。」
「四十萬。」
「對。」
「一半還不到。」
「我有四十萬，」他說：「雖然沒你們說的數目多，但也不算少了。我只有這麼多。」
「剩下的你可以去籌啊。」
「我覺得不可能。我是可以答應你，然後打幾個電話去求別人，湊點錢出來，可是絕不可能籌到那麼多，而且至少要等個幾天，甚至等上一個星期。」
「你認為我們很急？」
「我很急！」他說，「我要我太太回來，我要你們從我的生活裡消失，這兩件事，我急得很。」
「五十萬。」
你瞧，畢竟有些東西還是可以控制的。「不成，」他說，「我不跟你討價還價，這關係到我太太的生命。一開始我就告訴你我能付的最高價。四十！」
對方安靜了一陣，接著是一聲嘆息。「好吧！我真傻，還以為能跟你們這種人談生意不吃虧。你們玩這種遊戲已經玩了不知幾千年了，對不對？你們跟猶太人一樣壞。」
他不知道該如何回答這個問題，所以沒搭理。
「就四十吧，」那男人說，「要多久才能準備好？」
十五分鐘，他心裡想。「兩小時。」他說。
「我們可以今晚交易。」
「好的。」
「把錢準備好。別打電話給任何人。」
「我能打給誰？」
半個鐘頭之後他坐在廚房的桌子前面，瞪著四十萬美元。他地下室有個保險箱，舊型莫斯勒牌，非常巨大，重達一噸，嵌在牆裡，外面有松木木板作掩護，除了本身的鎖，還加了一套防盜系統。所有鈔票都是百元大鈔，每五十張一捆，總共八十捆，每捆五千元。他一一數過，一次抓起三、四捆往弗朗辛拿來放髒衣服的塑膠編織籃裡丟。
天哪，她哪需要自己洗衣服呢？她要請幾個傭人都行，任何事都可以交給別人做；他告訴她多少遍了。可是她喜歡做家務事，她很傳統，就是喜歡燒飯洗衣服，收拾屋子。
他拿起電話筒，但還沒等手臂收回，又把話筒放了回去。別打電話給任何人，那男人說過。我能打給誰？他問。
誰會對他做這種事？佈下陷阱，把老婆從他身邊偷走。誰會做出這種事？
或許很多人都會吧。或許任何人都有可能，如果對方覺得他們能逃過制裁的話。
他又拿起電話。這部電話很安全，沒有人竊聽。其實這整棟房於裡都沒有竊聽器。他裝了兩套裝置，據稱都是尖端科技；花了他這麼多錢，應該名副其實。一套是電話竊聽警報系統，裝在電話線裡。只要是電話線上的伏特數、電阻或傳導體容量有任何變化，他一定會知道。另一套是追蹤鎖，能夠自動掃描無線電光譜，尋找隱藏式麥克風。兩套系統大約花了他五六千美元，不過只要能讓他的私人談話內容保持隱私，這個數目也是值得的。
他現在幾乎覺得有點遺憾，過去兩個小時沒有警察能夠竊聽他的電話。沒有警察能夠追蹤打電話的人，突襲綁架者，把弗朗辛送還給他……不！這是他最不希望發生的事。警察只會把整件事搞得不可收拾。他有錢，他會照付。至於她能不能回來，就是他沒辦法控制的事了。有些事情你可以控制，有些事情你不能——他可以控制付錢，他也多少可以控制怎麼付法，可是再後來的事，就在他控制範圍之外了。
別打電話給任何人。
我能打給誰？
他再一次拿起電話，撥了一個他想都不用想的號碼，他哥哥在鈴響第三聲時接了。
他說：「彼得，我這裡需要你。你坐計程車過來，車錢我付，不過你得立刻過來，你聽清楚了沒？」
靜了一會兒。然後，「寶貝，為了你我什麼事都願意做，你也知道……」
「那就快坐計程車過來，大哥！」
「不……可是我絕不能跟你的生意扯上關係。我真的不能，寶貝。」
「這跟生意無關。」
「那是什麼事？」
「是弗朗辛。」
「老天爺，怎麼了？好啦，等我到了你再告訴我。你在家是吧？」
「沒錯，我在家裡。」
「我叫計程車，馬上過去。」
當彼得·庫利在等一輛願意載他去布魯克林弟弟家的計程車時，我正在看espn電視臺一的堆記者討論限定運動員薪資上限的可能性。這時電話鈴響了，我倒不覺得和電視難分難捨。是米克·巴盧從愛爾蘭梅奧郡的卡斯爾巴城打來的；音質清晰無比，簡直跟他從葛洛根酒吧後面房間裡打來沒有兩樣。
「這裡太棒了，」他說：「如果你覺得在紐約的愛爾蘭人全是瘋子的話，你應該來他們老家瞧瞧。街上每隔一家店就有一間酒吧，而且不到打烊時間，沒人會離開。」
「他們打烊得很早，不是嗎？」
「的確他媽的太早了，不過不是全部。在旅館裡，只要是登記了名字的客人要求，無論多晚都會送酒上來。不愧是文明國家，你說是不是？」
「那當然。」
「不過他們每個人都抽菸，永遠都在點菸，拿包煙到處敬菸，這一點比法國人還糟糕。上一次我去法國探望我父親那邊的親戚，他們還因為我不抽菸生我的氣。我覺得美國人是世界上唯一頭腦清楚，知道戒菸的人群。」
「你會發現美國抽菸的人還是不少，米克。」
「我祝他們好運，現在飛機上、電影院裡、公共場所到處都禁菸，他們可有苦頭吃了。」接著他講了一個關於他前幾天晚上遇見的一對男女的故事，很好笑，我倆都笑了。之後他問我近況如何，我說我很好。「那此刻是不是也很好呢？」他說。
「或許有點焦躁吧。最近我閒得很，又碰到滿月。」
「是嗎？」他說，「這裡也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