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女人在她公寓外面的走廊裡被一名單獨行動的攻擊者襲擊。他強姦了她，還搶了她的皮包。另一個女的讓別人載她回家，因為她以為對方是同班同學；他亮出一把刀，命令她去後座，可是她逃脫了。
「他是個瘦巴巴的小男孩，又單獨行動，」埃萊娜說，「所以我覺得把他列入考慮似乎太牽強了。第三個打電話來的是約會強姦，或者叫泡馬子強姦，我不知道你是怎麼稱呼這種案例的。根據那女人的說法，她和她的女朋友在陽光岸一家酒吧裡釣到兩個男的，她們坐上男的車子出去兜風，然後她女朋友暈車，他們只好停車，讓她下車嘔吐。結果他們居然就開車跑了，把她丟在那裡，你相信有這種事嗎？」
「是不太體貼，」我說，「不過這樣好像不叫強姦。」
「真是絕了。後來他們又兜了一陣子，然後他們回到她家，要求跟她上床，她說門兒都沒有，你們把我當作是什麼女人，又說了些類似的話。最後她終於答應幹其中一個，就是跟她配對的那個，另一個人可以在客廳裡等。當然他沒照做，他們倆正要開始時他就走進來看，這下子對澆熄他的慾火實在幫助不大，你也可以想象。」
「然後呢？」
「然後他說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她說不、不、不，最後她決定替他口交，因為那是唯一可以擺脫他的辦法。」
「她跟你講這些？」
「當然用字造句比較含蓄，不過基本上就是這樣。然後她去刷了牙，打電話叫警察。」
「說她被強姦了？」
「我同意啊。那男的從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變成如果不讓我痛快，我就踢掉你的牙，我認為這樣已經符合強姦的標準了。」
「哦，那當然，如果他這樣硬來的話。」
「不過聽起來還是不像我們要找的傢伙。」
「嗯，一點都不像。」
「如果你想繼續查下去的話，我把她們的電話號碼抄下來了，而且我跟她們講只要製作人決定做，我們就會打電話跟她們聯絡，不過目前拍片計劃有點問題。對不對？」
「一點沒錯。」
「所以說雖然我沒得到有用的情報，接到三個電話還是很令人鼓舞的，你說是不是？而且明天可能會有更多電話。」
星期四來了一個電話，本來聽起來還挺有希望的。一個三十出頭的女的在聖約翰大學修研究院的課，在校園裡的停車場上正要開啟自己車門的時候遭到三個男人用刀挾持。他們全擠進她的車裡，開到坎寧安公園，在那裡跟她口交及陰交，不只用一把刀不斷威脅她，恐嚇她要切除她的身體各部分，而且真的割傷她的一條臂膀，不過可能是不小心割傷的。等他們都辦完事了以後，他們把她丟在那裡，駕著她的車跑了。到現在案發已經快七個月，那輛車還沒找到。
「但不可能是他們，」埃萊娜說，「因為那三個男的是黑人。在大西洋街作案的那些人是白人，對不對？」
「對，所有目擊證人都這麼說。」
「嗯，這幾個是黑人。如果我一直追問她這一點。她一定覺得我有種族歧視，或是我懷疑她有種族歧視，否則幹嘛緊咬著強姦犯的膚色問個不停？當然對我來說這一點特別重要，因為這麼一來就表示她並不符合我們的條件了，除非那幫人在去年八月到現在這段時間裡，想出個法子改變膚色。」
「如果他們有這個本事，」我說：「那他們就絕對不只值四十萬了。」
「你真好。總之，我覺得自己好像白痴，不過我還是抄下了她的名字和電話號碼，告訴她只要計劃通過就會聯絡她。還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你想不想聽？她說不管這件事會不會有結果，她都很高興自己打了這個電話，因為能講出來對她幫助很大。事情剛發生的時候她常常講，也作了些心理輔導，可是她已經很久都沒提這件事了，她覺得好過很多。」
「一定也讓你覺得很好。」
「她還以為我是輔導人員，暗示能不能一週來我這兒一次作治療，我跟她講我是製片的助理，這兩份工作需要的技巧是一樣的。」
同一天，我終於找到了布魯克林刑事組的約翰·凱利刑警。他還記得利拉·阿爾瓦雷斯案，說那實在很可怕。她是個很漂亮的女孩，而且每個認識她的人都說她是個又很聽話又用功的學生。
我說我在寫一篇關於在不同尋常的地點棄屍的報道，問他屍體在被發現時有沒有不異樣之處。他說屍體曾遭肢解，我問他是否能說得詳細些，他說還是不說的好。一方面是因為該案某些部分他們想保密，另一方面是顧及到女孩家人的感受。
「我想你一定可以諒解。」他說。
我又試了幾個不同的策略，結果都是碰壁。我謝謝他，正打算掛電話的時候，突然想到問他是否曾在七十八分局上過班，他問我為什麼問這個。
「因為以前我認得一個在七十八分局上班的約翰·凱利，」我說，「不過我看你們絕對不是同一個人，因為他現在早已過了退休年齡了。」
「那是我父親，」他說，「你說你姓斯卡德？你到底是幹什麼的，記者？」
「不，我自己也辦案。曾經在七十八分局待過一陣，然後轉到曼哈頓第六分局，在那裡升了刑警。」
「噢，你是刑警？現在變成作家了？我父親常說要寫一本書，不過他是光說不練。他退休大概有八年了，現在在佛羅里達家中的後院裡種葡萄柚。我認識很多警察都在寫書，至少他們是這麼說的，不然就是說在計劃中，不過你真的在寫？」
是時候轉變話題了。「不。」我說。
「什麼？」
「剛才都是胡扯，」我坦承，「我現在是私家偵探，離開警界後就開始做這行。」
「那你到底想知道阿爾瓦雷斯案的哪些事？」
「我想了解肢解的內情。」
「為什麼？」
「我想知道是不是切除肢體。」
一陣靜默，時間長得足以讓我懊悔根本不該提出這一連串問題。然後他說：「你知道我想知道什麼嗎，先生？我想知道你他媽的到底是從哪裡鑽出來的。」
「一年多以前在皇后區出了一個案子，」我說，「三個男人從伍德海芬的牙買加大道上擄走一個女人，然後把她丟在森林公園一個高爾夫球場裡。除了各種凌虐的痕跡，他們還切除了她兩根指頭，塞進她的，呃，身體開口處。」
「你有什麼理由認為這兩件案子是同一夥人乾的？」
「沒有，但我有理由相信做掉戈特斯坎德的兇手沒有就此罷手。」
「皇后區那個女的姓戈特斯坎德？」
「對，瑪麗·戈特斯坎德。我一直想把殺她的兇手和其他案件連在一起，阿爾瓦雷斯案看起來很有可能，可是對於那件案子，我知道的僅限於報紙上的報道。」
「阿爾瓦雷斯的屁眼裡塞了根指頭。」
「戈特斯坎德也一樣。她前面還塞了一根。」
「在她的——」
「對。」
「你跟我一樣，不喜歡說出死人的那些部位。媽的，你去驗屍化驗室晃晃，那些傢伙一個比一個猥褻。我猜他們是不想讓自己有任何感覺吧。」
「也許吧。」
「可是我總覺得這樣太不尊敬人了。那些可憐人，她們還能要求什麼呢？不就是在她們死後給她們一點點尊重。殺她們的人可一點都不尊重她們。」
「嗯。」
「她的一個乳房不見了。」
「什麼？」
「阿爾瓦雷斯。他們把她一邊的乳房切掉了。根據流血的程度，他們說乳房被切除時她還活著。」
「上帝！」
「我真想抓住這些王八蛋，你知道嗎？進了刑事組，你每一個都想逮，根本就沒有什麼所謂的輕度謀殺，可是有些罪犯會讓你覺得特別想出手，這個就是。我們真的盡力了，查了她的行蹤，跟每一個認識她的人都談過。可是你也知道這種案子，如果受害者跟兇手沒有關係，案子本身又沒留下什麼實質性的線索，你能做的也只有這麼多了。現場能採到的證據非常少，因為他們是在別處殺了她，然後才把她丟在墓園裡。」
「那部分報紙上說了。」
「戈特斯坎德也一樣？」
「對。」
「如果當初我知道戈特斯坎德案的話——你說是一年多以前？」我把日期告訴他，「原來這件案子一直待在皇后區的檔案櫃裡，我怎麼會知道呢？兩具屍體，手指都被，呃，切除，然後塞入，我卻坐在這裡用自己的大拇指塞自己的屁眼。我不是故意要這樣說的，老天。」
「希望對你有幫助。」
「你希望對我有幫助？你還有什麼情報？」
「沒有了。」
「如果你隱瞞——」
「戈特斯坎德案我所知道的部分，全都在她的檔案裡。阿爾瓦雷斯案呢，我知道的都是你告訴我的。」
「你跟這兩件事有什麼關係？你自己的關係？」
「剛才我才告訴你——」
「不！不！不！你為什麼這麼感興趣？」
「這一點必須保密。」
「保密個屁！你沒有權利隱瞞事實。」
「我沒有隱瞞事實。」
「那你說這叫什麼，嗯？」
我吸了一口氣，然後說：「我想我說的已經夠多了。我對戈特斯坎德或阿爾瓦雷斯這兩件刑事案都並不是特別清楚。一件我讀了檔案，另一件是你告訴我的，那就是我知道的全部。」
「一開始，你為什麼要去讀那個檔案？」
「因為一則一年前的報紙新聞，然後我讀到另一則新聞，又打電話給你，就這樣。」
「你在包庇你的僱主。」
「就算我有僱主吧，他可絕不是兇手。他是誰，那是我個人的事。難道你不想自己去比較比較兩件案子，看看是否能突破？」
「我當然會這麼做，可是我真想知道你葫蘆裡在賣什麼藥。」
「那並不重要。」
「我可以傳你來局裡，或是差人去逮捕你，你想這樣玩？」
「你是可以這麼做，」我說，「可是除了我剛才告訴你的話，你是問不出什麼來的。你可以浪費我的時間，不過你也會浪費你自己的時間。」
「你他媽的膽子還真大，這點我服了你。」
「嘿，好了，」我說，「現在你也得到一些新的情報了，如果你想記一筆賬在我頭上，當然可以，可是這樣有什麼意義呢？」
「那我應該說什麼呢？謝謝你？」我心裡想，說一聲你會少塊肉啊，但沒說出口。「算了算了，」他說，「不過你最好還是把地址跟電話號碼留下，搞不好我會需要聯絡你。」
我犯的錯就是一開始讓他知道了我的名字。我可以試試他到底是不是能幹的警察，讓他自己去曼哈頓電話簿裡找，但又怎麼樣呢？我把地址和電話號碼給了他，告訴他我為不能回答他所有的問題感到抱歉，可是我必須對自己的僱主負一定的責任。「如果我現在還是警察，碰上這種事一定氣炸了，」我說，「所以我可以瞭解為什麼你會有這樣的反應。可是該做的我還是非做不可。」
「對，這一句詞兒我聽多了。嗯，或許幹下這兩件案子的真是同一夥人吧，或許經過比較之後，我真的能有所突破。那就好了。」
最後那一句已經是很接近「謝謝你」了，我也很樂意就此結束。我說那的確會很好，並祝他好運，然後請他代我向他父親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