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錯，」他說。他找出一個電話號碼，拿起電話撥了號。他說：「請找大衛·匡特里爾。大衛嗎？我是阿倫·斯托沃斯。你好嗎？哦，真的？是啊，我聽說了。」他掩著話筒，眼珠子朝上盯著天花板。「大衛，猜我手上現在拿著什麼。不，別猜了，是《親密好友》臺詞排演會的戲單。後來這出戲臺詞排演通過了嗎？我懂了，是，我懂了。我沒聽說。喔，那真是太糟了。」他的臉色暗了下來，沉默地聽了一會兒。然後他說：「大衛，我打電話給你是因為現在我這裡有個傢伙，他在查這出戲臺詞排演會的一個演員，叫保拉·赫爾德特克，戲單說她負責念瑪西的臺詞。能不能談談你為什麼剛好會找她演這個角色？我懂了，噢，這樣吧，你看我的朋友可不可以過去跟你談一談？他有點問題要問，看來我們的保拉從地球表面消失了，可想而知她父母親快急壞了。這樣可以嗎？很好，我讓他馬上過去。不，我想不是。要不要我問他一聲？喔，我明白。謝了，大衛。」
他掛上電話，兩個指尖按著前額中央，好像試著抑制頭痛似的。他的眼睛回到我身上，「那出戲還沒正式演出，因為傑拉爾德·卡梅隆在臺詞排演會之後還想改，可是他沒辦法，因為他病了。」他看著我，「病得很重。」
「我懂了。」
「每個人都快死了，你注意到了嗎？對不起，我不是故意說這些的。大衛住在切爾西，我把地址抄下來給你。我想與其讓我當傳話人，不如你自己去問他。他剛才想知道你是不是同性戀，我跟他說我看不是。」
「我不是。」
「我猜他只是出於習慣問一下。畢竟，是不是又有什麼差別？誰也不能怎麼樣。你也不必去問誰是同性戀誰又不是，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等個幾年，看看誰還活著。」他看著我，「你看過那些海豹的新聞嗎？」
「對不起，你指的是什麼？」
「你知道，」他說，「海豹。」他的手肘緊貼肋骨，雙手同時拍擊像海豹的鰭，還學海豹把球頂在鼻尖上的樣子。「在北海，沿歐洲的海岸線，那兒的海豹都快死了，可是沒有人知道原因。喔，它們得了一種病，可是有好些年了，那是一種引起狗瘟疫的病毒，不可能是因為某些羅特維拉犬跑來跑去咬海豹。一般猜測那是由汙染引起的，北海汙染得很嚴重，專家認為因此減弱了海豹的免疫系統，使它們無法抵抗任何隨之而來的病毒。你知道我怎麼想嗎？」
「怎麼想？」
「這個地球有得愛滋病，我們都快樂地捲入了垂死星球的空虛之中。同性戀只是照樣過日子，像他們以前一樣無恥又愛趕時髦。就連死亡都要領先一步。」
大衛·匡特里爾住在西二十二街一棟廠房改裝後的倉庫式住宅的九樓。那兒有個天花板很高的大房間，大塊木板鋪成的地板漆成亮白色，牆壁則是暗黑色，還有幾筆色彩鮮明的抽象油畫。傢俱則是白色柳條木，沒有什麼特別豪華的。
匡特里爾四十來歲，身材矮胖，頭快禿光了。還剩下的一點頭髮留得很長，自然捲，長度蓋過衣領。他邊抽著歐石南菸斗，邊試著回憶有關保拉·赫爾德特克的事情。
「那幾乎是一年前的事情了，」他說，「我之前或之後都從來沒有注意過她。她怎麼會參加這出戲的演出？是因為有人認識她，可是是誰呢？」
他花了幾秒鐘試圖兜攏回憶。他原來是找了另一個叫弗吉妮來·薩克利夫的女演員演瑪西。「後來到了最後關頭，吉妮1才打電話給我，說她得到一個演《蹺蹺板》的機會，兩個星期，在一個該死的地方，巴爾的摩吧？也不重要了。反正，她就說她有多愛我等等，又說她表演班上有個女孩，她發誓很適合演瑪西。我就說我會見她，後來她就來唸了臺詞給我聽，還可以。」他拿起照片。「她很漂亮，不是嗎？不過她的臉沒有那種天生的吸引力。她的舞臺表演也是，不過還過得去，我反正也沒空拿著玻璃鞋追來追去，到處尋找灰姑娘辛德瑞拉。我知道真正演出的時候我不會用她，我會挑吉妮演——如果其他演員夠默契，我到時候又已經原諒她臨時跑去巴爾的摩鬼混的話。」
1吉尼是弗吉妮婭的暱稱。
我問他該怎麼聯絡吉妮，他打了電話給她，沒人接，接著打到她的電話聯絡處，才知道她在洛杉磯。他打給她的經紀人，問到了她在加州的電話，又打了過去。他跟她聊了一兩分鐘，然後把電話轉給我。
「我不大記得保拉，」她說，「我是在表演課認識她的，我只是一時覺得她會適合演瑪西。她有那種笨拙、猶豫不決的特質。你認識寶拉？」我說我不認識。「你可能沒聽說過這出戲，所以你也不會知道我在說些什麼鬼。那以後我就沒見過她了，我連大衛用了她都不知道。」
「你和她在同一個表演班上課？」
「是啊，我並不真的‘認識’她。那是凱莉·格里爾主持的進修課程，每個星期四下午兩個小時，在上百老匯大道一個二樓的工作室。她在課堂上曾經演過一幕戲，兩個人等巴士，我覺得她演得很好。」
「她在班上跟誰關係比較好？有男朋友嗎？」
「我真的不知道這些。我甚至不記得跟她講過話。」
「你從巴爾的摩回來後見過她嗎？」
「巴爾的摩？」
「你不是去那兒演一齣戲演了兩星期，因此不能參加臺詞排演會嗎？」
「喔，《蹺蹺板》，」她說，「不是在巴爾的摩演兩星期，是在路易斯維爾一星期。孟菲斯一星期。至少我在孟菲斯看到了貓王故居雅園。之後我就回密歇根的老家過聖誕節，回到紐約後，我又花了三星期時間演了一齣肥皂劇，那是意外撿到的機會，可是佔掉了我星期四下午的時間。等到我有空了，又有個機會去上埃德·科文表演班，我想上他的課想了好久，所以我就再也沒見過保拉了。她碰到什麼麻煩了嗎？」
「有可能。你說她的老師是凱莉·格里爾？」
「對。她的電話在我的旋轉檔案夾裡，放在我紐約的書桌上，所以幫不上你的忙。不過我確定電話簿裡查得到。」
「我相信我可以査得到。」
「好啊，我很好奇保拉還會繼續跟她學嗎？一般人不會老待在同一個進修班的，通常學幾個月就走了，不過或許凱莉可以告訴你一些東西。我希望保拉沒事才好。」
「我也希望。」
「我現在想起她的樣子了，在那幕戲裡她一直摸索著走路。她好像——該怎麼說呢？容易受傷吧。」
凱莉·格里爾是個精力旺盛的小個子女人，一頭灰色鬈髮，棕色的眼睛奇大。我在電話簿裡查到她的名字，直接到她公寓找她。她沒請我進去，而是在靠近八十幾街的百老匯大道找了一家乳品餐廳跟我談話。
我們面對面坐著，我點了猶太圈餅和咖啡，她要了一份奶油蕎麥炒麵，又喝了兩大玻璃杯的全脂牛奶。
她還記得保拉。
「她還沒有什麼成就，」她說，「我想她知道這一點，她並沒有出人頭地。」
「她沒有任何好的地方嗎？」
「她還可以。他們大部分都還可以。有些真是沒希望，不過大部分能走到這一步的，都有某種程度的能力。他們都不壞，可能還挺好，甚至相當好。可是這樣不夠。」
「還需要什麼？」
「你必須棒極了才行。我們總以為重要的是要得到適當的機會，或者要靠運氣，或者要認識適當的人，或者要跟適當的人睡覺。不過事實上不是那樣。非常棒的人才能成功。只是具有某些天分是不夠的。你必須能夠積極發揮，必須能在舞臺或銀幕或熒屏上燃燒。你必須散發光芒。」
「而保拉不？：
「嗯，我想保拉知道，或至少知道一半，而且我不認為她會因此傷心。那是另一回事。除了天分之外，你還必須有那種慾望。你必須拼命地想要得到，我不認為她是這樣的。」她想了一下，「不過，她的確是想要得到某些東西。」
「是什麼？」
「我不知道。我不確定她知道。金錢？名聲？名利把一大堆這種人吸引過來，特別是西岸的。他們想做些事情賺大錢，我怎麼都想不透。」
「金錢和名聲，那是保拉想要的嗎？」
「或者是魅力，或者是刺激、是冒險。真的，我怎麼會知道她在想什麼呢？她去年秋天開始來上我的課，上了五個月左右。她並不特別認真，有時候她會缺席。這很常見，他們必須工作或參加選角面試，或者臨時有什麼事情。」
「她什麼時候退出？」
「她沒有正式退出，只是沒再出現。我查過了，她最近一次來上課是在二月。」
她有十來個和保拉一起上過課的學生名單和電話號碼。她不記得保拉是否有男朋友，或者下課後有沒有人來接過她。她也不知道保拉是不是跟任何同學特別要好。我抄下所有人的名字和電話號碼，除了我已經談過的吉妮·薩克利夫。
「吉妮·薩克利夫說保拉曾有過一次公車站的即興表演。」我說。
「是嗎？我常常利用這種訓練法。老實說，我已經不記得保拉表現得怎樣了。」
「吉妮說，她有種笨拙、猶豫不決的特質。」
她笑了，可是我說的話沒有什麼好笑的地方。「有種笨拙、猶豫不決的特質，」她說，「不騙你，每年有一千個天真的姑娘湧向紐約，每個都十足的笨拙、猶豫不決，盼望她們活潑的青春能融化這個國家的心腸。有時候我很想跑到長途車總站，叫她們全都回家算了。」
她喝著全脂牛奶，拿起餐巾按按嘴唇。我告訴她，吉妮說保拉看起來好像很容易受傷害。
「她們每個都容易受傷害。」她說。
我打了電話給保拉表演班的同學們，有些碰了面，有些在電話裡談。我一個個過濾凱莉·格里爾給我的名單，同時還繼續去弗洛·埃德琳的套房公寓敲門，把談過的住戶從名單上劃掉。
我去過保拉最後一個工作過的餐廳，我的客戶也曾經去過。那個地方叫祝伊城堡，是位於西四十六街的一家英國酒館風格餐廳。那兒的選單上有牧羊人派之類的，還有些像「洞中蟾蜍」的怪菜名。經理跟我證實她是在春天辭職的。「她還不錯，」他說，「我忘了她是為什麼辭職的，不過我們處得還不錯。她要是再來我還是願意僱她。」有個女招待記得保拉是「一個好孩子，可是有點恍惚，似乎心不在焉」。我出入於四十幾街和五十幾街的一大堆餐廳。保拉去祝伊城堡之前，曾在其中兩家工作過。如果我想寫她的傳記，那些資料可能會派得上用場，可是卻不能告訴我她在七月中去了哪兒。
在第九大道和五十二街交叉口附近一家叫巴黎綠的酒吧，經理承認保拉看起來很面熟，但沒在那兒工作過。那個瘦高個兒酒保問我，能不能讓他看看照片，他蓄著一把活像黃鸝鳥巢的大鬍子。「她沒在這兒工作過，」他說，「不過她來過這裡。只是這兩個月沒來。」
「是春天嗎？」
「一定是四月以後，因為我是那時才開始在這兒工作的。我絕對見過她五六次，她每次都來得很晚。我們是兩點打烊，她在接近打烊的時候進來。反正是過了午夜。」
「她是一個人來嗎？」
「不可能，否則我會對她下手，」他笑了，「至少會勾搭勾搭，你懂吧？她是和一個男的來，不過每次是不是同一個男的……我想是，但是我不敢保證。別忘了，她最後一次來過之後，我就沒再見過她——那應該已經是兩個月之前的事情了。」
「最後一次有人見過她，是在七月的第一個星期。」
「應該吧，頂多差不了一兩個星期。我最後一次看到她，她喝的是鹹狗雞尾酒，兩個人都喝鹹狗。」
「她平常都喝什麼？」
「不一定。瑪格麗特，伏特加酸酒，不一定是這些，不過這樣你就有點概念了，都是女孩子喝的酒。不過那男的習慣喝威士忌，有時想換口味，他會點鹹狗。這代表什麼？」
「熱門嫌疑犯出現了。」
「答對了，親愛的華生。」他又笑了，「要麼我是個好偵探，要麼你是個好酒保，因為我們得出了相同的結論。就憑這個，我請你喝一杯如何？」
「給我一杯可樂吧。」
他給自己倒了杯啤酒，給我一杯可樂。他抿了一口，問起保拉發生了什麼事。我說她失蹤了。
「總會有這種事。」他說。
我跟他聊了大概十分鐘，對保拉的護花使者有了點概念。他身高跟我差不多，或許高一點。三十歲左右，深色頭髮，沒有鬍鬚或短髭，穿著很隨意，是那種休閒服之類的。
「好像是在救回電腦遺失的資料，」對整個過程，他驚歎道，「真沒想到我還會記得一些事情。唯一困擾我的是，我並不是主動這樣作的，而是被動的。」
「難免的。」我承認。
「無論如何，我跟你描述的，大概符合這一帶半數的男人。可是我懷疑他根本不住在這附近。」
「你只看過他和她一起出現過五六次？」
他點點頭，「而且根據他們來的時間，我猜他是去接她下班，或者她去等他下班，也可能兩個人是在同一個地方工作。」
「只是進來休息匆匆喝杯酒。」
「不只一杯。」
「她喝得多嗎？」
「喝得多的是他，她只是慢慢喝，但也沒有拖拖拉拉，她的酒照樣會喝完。不過她喝得並不兇，他也是。他們似乎是剛下班，來這兒只是喝酒的第一站，不是最後一站。」
他把照片還給我，我要他留著，「如果你想到任何事情——」
「我會打這個電話。」
零零碎碎，一點一滴。到了我在「新開始」說我的故事時，我已經花了一個多星期在尋找保拉·赫爾德特克，而且所花的時間和磨掉的鞋底，大概已經讓她父親的一千元花值了，雖然我無法交出值一千元的成果。
我跟幾十個人談過，記了一大堆筆記，而且我所印的一百張照片已經發掉一半了。
我得知了些什麼？我無法說明她七月中離開套房公寓後的行蹤，我也沒發現她四月辭掉女招待的工作後又在哪裡工作過。而且，我所拼湊出來的影像，也不像分發出去的照片那麼清楚鮮明。
她是個演員，或者她希望成為一個演員，可是她幾乎無法實現，而且她也沒再去上表演課。她曾和一個男人半夜結伴去附近的酒吧，大概去了五六次。她獨來獨往，可是不常待在她的套房公寓裡。她這麼寂寞能去哪兒？她會去公園，跟鴿子說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