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我的第一個念頭是，我對那個打電話來的神秘客人太不客氣了。他什麼都沒有，可是我又有什麼呢？
吃過早餐後，我提醒自己，我不曾真的希望發現些什麼。保拉·赫爾德特克已經放棄女演員和女招待的身份，然後她又放棄了弗洛倫斯·埃德琳那兒的住處，也放棄了女兒的角色。現在她或許在某個地方安定下來，有了新生活，她想出現的時候自然會出現。也或者她已經死了，那麼我也幫不什麼忙了。
我想去看場電影，可是最後我花了一整天去找些戲劇經紀人，拿同樣的老問題問他們，把照片發出去。他們沒有一個記得保拉的名字或她的臉。「她可能只是去參加過選角甄試，」其中一個經紀人告訴我，「他們有些人希望馬上找到經紀人；有些則到處參加面試，希望能給經紀人留下印象。」
「最好的方法是什麼？」
「最好的方法？有個叔叔伯伯在演藝圈，就是最好的方法。」
我跟經紀人談煩了，就又到套房公寓碰運氣。我按了弗洛倫斯·埃德琳的門鈴，她點個頭讓我進去。「我應該開始收你房租才對，」她說：「你在這兒的時間比我某些房客還多。」
「我還剩幾個人得見見。」
「你愛待多久待多久，反正沒有人抱怨。既然他們不介意，我當然也不會。」
我沒見過的房客中，只有一個來應門。她是五月搬進來的，完全不認識保拉，赫爾德特克。「我希望能幫得上忙，」她說，「可是我一點也不覺得她眼熟。我對門的鄰居跟我說你找她談過，這個女孩失蹤了還是怎麼了嗎？」
「看起來是這樣。」
她聳聳肩，「真希望能幫得上忙。」
我第一次戒酒時，開始跟一個叫簡·基恩的女子交往。戒酒前我就認得她，不過她參加戒酒聚會之後，我們就沒再碰過面，等到我也參加戒酒聚會之後，兩人才又開始聯絡。
她是個雕塑家，住在利斯本納德街的一個倉庫式住宅，兼作工作室，就在卡納爾路南邊的翠貝卡區。我們開始常在一起，一星期有三四個晚上會見面，偶爾白天也見。有時候我們會一起去戒酒聚會，不過我們也一起做別的事情。我們會出去吃晚餐，或者她給我做飯。她喜歡去畫廊，就在蘇荷區或東村那一帶。我以前很少做這類事情，現在我發現自己挺喜歡的，以前每次去畫廊這類地方我總是有點不自在，站在一幅畫或一件雕塑作品前面，老是不知該說些什麼才好，而她教我，什麼都不說也沒關係。
我不知道什麼地方不對勁，我們的關係就像一般正常的男女關係那樣慢慢發展。有一陣子我有一半時間都住在利斯本納德街，我的一些衣服放在她的櫃子裡，襪子和內衣放在她的梳妝檯抽屜。我們曾興致勃勃地一再討論，保留我旅社的房間是不是聰明之舉。既然我很少在那兒，那樣不是很浪費租金嗎？另一方面，或許把那兒拿來當辦公室接待客戶也不錯吧？
我想，曾經有一度，我覺得應該放棄我在旅社的房間，開始分攤那個「倉庫」的費用。而且也曾經有一度，我們差點就要談到承諾和永遠，以及，我想，婚姻。
可是當時我們沒有談，後來也一直沒談，時機對的時候沒做，以後也就不可能了。我們很自然地開始逐漸疏遠，兩人在一起的時間隨著心情和沉默漸漸減少，也更常各居一方了。我們決定——說實話我不記得是誰提議的——我們應該去見其他朋友。我們照做了，卻發現這讓彼此更難過。最後，在完全沒有戲劇化場面的情況下，我很有禮貌地把以前跟她借的幾本畫冊歸還，取回我留在她那兒的最後一點衣服，搭了計程車回上城。一切就是這樣。
這件事結束後過了很久，才讓我覺得不再痛苦，但即使如此，我還是常常覺得寂寞，而且感到迷失。幾年前我婚姻破裂時沒那麼難過，不過當然那時候我喝酒，所以我什麼也感覺不到。
於是我常常去參加戒酒的聚會，有時候我談談參加聚會的感覺，有時候不談。和簡分手後，我曾短暫地嘗試和其他人約會，可是我好像無心於此。現在我開始思考，這是我開始再去交往其他女人的時候了。我有這個念頭，可是卻一直沒有行動。
到西區的那棟套房公寓挨家挨戶敲門，然後跟那些單身姑娘談話，造成了一種奇異的暈眩。她們大部分比我年輕一些，不過不是全部。在那類訪談中，我似乎也有機會順便調調情。以前當警察的時候我就明白這一點，而且也因此結了一次婚。有時候，無休無止地詢問關於失蹤的保拉·赫爾德特克的事情，我會很怕對我所詢問的女子造成強烈的吸引力。有時候我自己也感覺到了雙方都很有感覺，那種吸引力是相互的。我想象著我們倆激情的纏綿，從門口移到床上。
不過我永遠無法讓自己踏出下一步。我一察覺到雙方心意相通，就離開那棟公寓。跟六個十個或十幾個人談過之後，我的心情更灰暗，覺得非常孤單。
此時我只需要講講話，就可以走出那種心情。於是我回到我的房間，坐在電視機前面，等著戒酒聚會時間的到來。
那天晚上在聖保羅聚會，發言人是一個來自奧佐恩公園的家庭主婦。她告訴我們，以前她丈夫的龐帝克車一開出院子，她就開始喝第一杯酒。她把伏特加藏在水槽底下，裝在一個烤爐清潔劑的空瓶裡。「我第一次講起這件事情的時候，」她說，「一個女人說：‘喔，我的天啊，你會拿錯瓶子，把烤爐清潔劑喝下去的。’‘親愛的，’我告訴她，‘別傻了，你會嗎？根本沒有讓我抓錯的瓶子，因為我的水槽底下沒有烤爐清潔劑。我住在那棟房子裡十三年了，從來沒有清過烤爐。’總之，」她說，「這就是我的喝酒經驗。」
不同的聚會有不同的形式。在聖保羅，聚會進行一個半小時，星期五晚上的聚會是進階聚會，以戒酒協會的十二個復原課程為中心。這回的聚會是第五階段，不過我不記得發言人根據主題講了些什麼內容，也不記得輪到自己時，我又說了些什麼聰明的話。
到了十點，我們站起來唸主禱文，除了一個叫卡洛爾的女人，她說她不想跟大家一起祈禱。最後我摺起椅子堆在集中的地方，把咖啡杯扔進垃圾桶，拿著菸灰缸走到會議室前面，和幾個傢伙聊天。埃迪·鄧菲喊我名字的時候，我轉過頭來。「喔，哈羅，」我說，「我剛才沒看到你。」
「我遲到了幾分鐘，就坐在後頭。我喜歡你剛才的發言。」
「謝謝。」我說，邊奇怪我剛剛說了些什麼。他問我要不要去喝杯咖啡，我說我們幾個正打算去火焰餐廳，問他要不要一起去。
我們沿著第九大道往南走過一個街區，和其他六七個人在店裡角落找了一張大餐桌。我要了三明治、薯條和咖啡。聊天內容大半是政治。離選舉不到兩個月了，大家談著每隔四年人人都會說的那些話。真是可恥，居然沒有更有趣的人可以選。我的話不多，我對政治的興趣一向不大。我們同桌有個名叫海倫的女子，她戒酒的時間大概跟我一樣久，我忽然有個念頭，想找她約會。我偷偷觀察她，默默地收集資料。她的笑聲刺耳，她需要去矯正一下牙齒了，而且每個出自她口中的句子都夾著一個「你知道」。等到她吃完她的漢堡，我們的羅曼史也就胎死腹中了。說真的，這個方法真不錯。你可以像把野火一樣迅速看透一個女人，而她根本不知道。
十一點過了沒多久，我在咖啡碟旁邊放了幾枚硬幣，跟大家說再見，然後拿著我的賬單走向櫃檯。埃迪也和我一起站了起來，付了他的賬跟著我走出去。我幾乎忘了他也在，他在席間說的話比我還少。
他說：「美麗的夜色，不是嗎？這樣的空氣讓你想多吸幾口。你有空嗎？要不要一起散散步？」
「好啊。」
「我稍早的時候給你打過電話，打到旅社。」
「什麼時候？」
「不知道，下午，大概三點吧。」
「我沒接到留話。」
「噢，我沒留話。沒什麼重要的事，而且反正你也沒辦法回電給我。」
「對了，你沒有電話。」
「呃，我有電話。就放在床頭桌上，唯一的問題只是被停了。反正我只是想消磨白天的時間罷了。你在做些什麼？還繼續找那個女孩嗎？」
「反正就是那些老程式。」
「沒碰上好運氣？」
「到目前為止沒有。」
「噢，或許你會走運的。」他掏出一根菸，在大拇指指甲上敲實了。「剛剛他們在那兒談什麼？」他說，「政治？老實說我根本不知道他們在談些什麼。你會去投票嗎，馬修？」
「不知道。」
「真搞不懂為什麼每個人都想當總統。你知道嗎，我這輩子從來沒去投過票。等一下，我剛剛說了謊。想知道我投給誰嗎？艾貝·比姆。」
「好多年前了。」
「讓我想想，我記得是哪一年。是七三年。你還記得他嗎？他是個小個子，競選市長，選上了。你還記得吧？」
「記得。」
他笑了起來，「我投給艾貝·比姆絕對超過十二次了，搞不好有十五次。」
「聽起來你好像很欣賞他。」
「是啊，他傳遞出的資訊真的打動了我。其實事情是這樣的，有幾個地方競選後援會的傢伙，弄來了一輛校車，載著我們一堆人轉遍西區。我每進一個投票所，都報上不同的名字，對方就會給我那個名字的選票，然後我去圈票處，像個士兵似的盡我的公民義務。很簡單，我只要按照吩咐把選票投給民主黨就行了。」
他停下來點燃香菸。「我忘了他們付了多少錢給我們，」他說，「大概是五十元吧，不過可能更少。那是十五年前了，當時我只是個小孩子，反正做這事也不花力氣。除此之外，他們還提供餐點，當然整天都有免費的酒可喝。」
「簡直是神話。」
「真理不就這麼說的嗎？酒是上帝的禮物，即使要付錢。而當它是免費的時候，耶穌啊，再沒有更好的事情了。」
「有件事情完全不合邏輯，」我說，「華盛頓住宅區有個地方，我去那兒喝酒不必付錢，我還記得搭計程車從布魯克林到那兒，花了我二十元，然後我喝上也許十元或二十元的酒，再搭計程車回家，還想著我真是撈到了世上最大的便宜。而且我這麼做過不只一次。」
「當時會覺得很合理。」
「完全合理。」
他把香菸拿在手上。「我忘了誰是比姆競選的對手，」他說，「好笑的是你會記得什麼、忘了什麼。這個可憐的混蛋，我投給他的對手十五次了，而我卻不記得他的名字。還有一件好笑的事，我投過兩三次之後，每次去圈票處，就有股想整他們一下的衝動。你知道，就是把票投給敵方，拿民主黨的錢，投共和黨的票。」
「為什麼？」
「誰知道為什麼？當時我多喝了兩杯，或許就會愈發覺得這是個好主意，而且我想沒有人知道。無記名投票，對吧？只不過我心想，是啊，應該是無記名投票，但是這件‘應該’的事情全是一大團狗屎，但既然他們可以帶我們跑遍西區投十五次票，或許他們也會知道我們投給誰。於是我就做了我應該做的事情。」
「還是乖乖投給民主黨。」
「答對了。反正，那是我第一次投票，之前按年齡我就有選舉權了，可是我沒投過票，接著我就投給艾貝·比姆十五次。我想我是因為吃錯藥才會跑去投票，從此我就再也沒有投過票。」
綠燈亮了，我們走過五十七街。第九大道上有輛藍白色的巡邏車響著刺耳的警笛往北開。我們轉頭看著它消失在我們的視野之外。不過警笛聲還是聽得到，微弱地壓倒其他車聲。
他說：「總是有人非幹壞事不可。」
「說不定只是幾個警察在趕時間。」
「是啊，馬修，他們在聚會上說些什麼？什麼第五階段？」
「怎麼了？」
「我不知道，我想或許我是害怕吧。」
那些階段是設計給復原中的酒鬼，讓他們改變，得到精神上的成長。戒酒協會的創辦者發現，願意在精神上有所成長的人就比較容易戒酒成功。反之，不願意改變的人，早晚還是會回頭去喝酒。第五階段就是跟上帝、跟自己、跟另外一個人承認自己所犯過的錯誤，把真相坦白說出來。
我引用那個階段裡的用語告訴埃迪，他皺起眉頭。他說：「對，但那到底是什麼呢？你跟某個人坐在一起，然後告訴他你幹過的所有壞事嗎？」
「或多或少吧。任何困擾你的事情、任何壓在你心頭的事情。它的出發點是，要是不說出來的話，你就會去喝酒解悶。」
他思索了一下。「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這麼做。」他說。
「噢，不要急。你戒酒沒多久，不用這麼急。」
「我想也是。」
「反正會有很多人告訴你這些進階課程是一堆狗屎。‘不要喝酒，去參加聚會，然後講一大堆話。’你一定聽過很多人這麼說。」
「噢，是啊。‘如果你不喝酒，就不會醉。’我還記得第一次聽到有人這麼說的時候，我心想這真是我畢生聽到最睿智的評語了。」
「又不能說它不對。」他開始談起別的事情，然後停了下來，一個女人站在我們前方一扇門前，形容憔悴，眼睛瞪得大大的，身上裹著披肩，黏黏的頭髮毫無光澤。她手裡抱著一個嬰兒，旁邊還站了一個小孩，抓著她的披肩。她伸出一隻手來，掌心向上，沒說話。
她看起來好像屬於印度加爾各答，而非紐約。我過去幾個星期見過她幾次了，每次都給她錢。這回我給了她一塊錢，她拿了之後就無言地縮回暗影中。
他說：「真是痛恨看到像這樣一個女人站在街上，而且她又帶著孩子，耶穌啊，看到真恐怖。」
「我懂。」
「馬修，你參加過第五階段嗎？」
「參加過。」
「你毫無保留嗎？」
「儘量。我想到什麼就講什麼。」
他想了想。「當然你以前當過警察，」他說，「你不可能做過太壞的事。」
「噢，得了，」我說：「我做過很多不能引以為榮的事情，而且有些事情是可以讓人坐牢的。我當了很多年警察，幾乎從一開始就收錢。我從來沒只靠薪水過日子。」
「每個人都這樣搞。」
「不，」我說，「不是每個人。有些警察很清白，有些警察很髒，我就是髒的。我總是告訴自己，我覺得沒問題，而且我自我辯駁說，那是清白的髒。我沒有去敲詐誰，也沒有故意放掉殺人犯，可是我收錢，而政府僱我不是要我去收錢的，那是犯法、是騙人。」
「我想是吧。」
「而且我還做過別的事，蒼天在上，我以前是小偷，我偷過東西。有一次我調査一樁入室搶劫案，收銀機旁邊有個雪茄盒，不知怎的小偷沒拿走。我就拿起來放進口袋裡。我想反正失主可以拿到保險補償，或者那對他來說也只是被多偷走一樣東西而已。這件事情就等於是我從小偷那兒偷走東西。我把它合理化，但是我的確拿走不屬於我的東西，你不能逃避這個事實。」
「警察總是會做這類混帳事。」
「他們也會搶劫死人，我就做了好幾年。比方說你去處理飯店或公寓單人房的一具死屍。他身上有五十元或一百元，你和你的搭檔就拿來分掉，然後把死屍裝進屍袋。否則那些錢三轉兩轉還是會被官僚體系榨光了。就算死者有繼承人，這筆錢大半也不會落到他手裡，那為什麼不乾脆節省時間和麻煩，把錢放進你的口袋？只不過這是偷竊。」
他開始談起別的，可是我還沒說完。「我還做過別的事。我抓住過某些傢伙，可是卻用他們沒犯過的罪名把他們送去坐牢。我不是冤枉好人，任何被我套過罪名的人，都一定是因為他們做過壞事。我知道他們做過某些事，也知道我沒辦法用這些罪名動他們，可是我能找到一些目擊證人，可以暗示他們去指認那些壞蛋做過某些他們其實沒做過的事情，這就夠讓他們坐牢了。案子就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