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帶她到警局。喬·德金策劃得很漂亮，也多虧貝拉米和安德烈奧蒂的協助。薇拉沒在警局裡頭待太久，因為她有那幾棟房子，沒有棄保潛逃之虞，於是被判交保釋金，她的案子可能也一時也不會解決。
我想案子不會開審。報紙上的篇幅很大，她的美貌和激進的過去都沒有被報導。雖然她的律師會盡力阻止，但我跟她交談所錄下來的那些話應該可以成為法庭證據，不過除此之外，沒有具體的證據。所以目前看來，她的律師會希望在開審前認個比較輕的罪名，而曼哈頓的地檢署檢察官也會同意。
我從埃迪的公寓拿走幾樣東西一大部分是書，還有他的皮夾。有天晚上我把他所有戒酒協會的書帶去聖保羅，把小冊子放在桌子上那堆免費取閱的書堆裡。我把他的《戒酒書》和《十二階段與十二傳統》那兩本書送給一個叫雷伊的新會員，之前我根本沒正眼看過他。我不知道他是否還會繼續參加聚會，也不知道他會不會保持戒酒的狀態，但我想這些書總不會害他再去喝酒吧。
我留下他母親的聖經，我自己已經有一本了，是詹姆斯國王版的欽定本，不過我想再加一本天主教的聖經也無所謂。我還是比較喜歡詹姆斯國王版，不過兩本我都沒看。
我花了超過七十二元的腦力，試圖決定要怎麼處理聖經裡面的四十元和他皮夾裡的三十二元。最後我指定自己當他的遺囑執行人，並僱用我自己去追查，解開他的謀殺之謎，然後遵照他的意思以七十二元酬謝我的服務。我把空皮夾丟在一個垃圾桶裡，無疑的，要是有掏垃圾的人眼尖看到，最後一定會很失望。
埃迪的葬禮由十四街聖伯納德教堂隔壁的塔美父子葬儀社處理，米克·巴盧安排的，錢也由他付。「至少有個神父替他禱告，而且可以葬在一個像樣的公墓，有個體面的葬禮，」他說，「不過到場的人可能只有你和我。」然而我在聚會上提到這件事，結果有二十來個人去替他送葬。
巴盧很吃驚，把我拉到一旁。「我還以為只有你和我，」他說，「如果我知道會有這麼多人，我會安排葬禮後的餐點，幾瓶酒和食物之類的。你想我們可不可以請他們全到葛洛根去喝幾杯？」
「這些人不會希望這樣的。」我說。
「啊，」他說，然後看看全場。「他們不喝酒。」
「今天不喝。」
「原來他們就是這樣認識埃迪的，他們現在全來送他了。」他思索了一下，然後點點頭。「我想他去戒酒也不錯。」他說。
「我也覺得。」
埃迪的葬禮過後沒多久，我接到一通沃倫·赫爾德特克打來的電話。他們剛為保拉舉行了一個小小的告別式，我想他打電話給我，是整個哀悼過程的一部分。
「我們宣佈她死於船難，」他說，「我們談論這件事，這好像是面對的最佳方式。我想她的確是死於船難，即使不完全是，也差不多了。」
他說他和他妻子都一致同意付給我的錢還不夠，「我已經寄了一張支票給你。」他說。我沒有跟他爭。我當了夠久的紐約警察，已經不會跟任何想給我錢的人爭辯。
「另外如果你想買車的話，」他說，「那是再歡迎不過，我會算成本價給你。我很樂意替你這麼做。」
「我會不知道該把車停在哪裡。」
「我知道，」他說，「換了我住在紐約，就算有人送我車我也不會想要。不過不管有車沒車，反正我也不想住在那裡。好吧，你應該很快就會收到那張支票了。」
三天後我收到了，一千五百元。我想確定自己會不會不安，最後的結論是不會。這是我賺來的，我花了很多力氣去做事，也得到滿意的結果。我推過那道牆，牆移動了一點點，所以我已經把工作真正做好了，也應該因此得到報酬。
我把支票存進銀行，然後提了一些現金出來，付掉一些賬單。又把十分之一換成一元，而且確定自己的口袋裡常有足夠的一元零錢，當我在路上碰到跟我要錢的人，我就照舊隨意地給他們一元。
收到支票那天，我在和吉姆·費伯吃晚餐，我告訴他整個故事。我需要找人傾吐一下，而他有風度地傾聽一切。「我想出這筆報酬是怎麼算的了，」我告訴他，「一千元是給我查出保拉的死因，一千五百元是報答我的謊言。」
「你沒辦法告訴他真相。」
「嗯，我不知道有什麼辦法告訴他。我告訴他‘一個’真相。我告訴他保拉死了，是因為她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錯誤的地點，我也告訴他殺保拉的人已經死了。葬身大海聽起來要比餵豬吃好聽多了，但這有什麼差別？反正人已經死掉了，而且都同樣是被吃掉。」
「我想是吧。」
「被魚吃掉或被豬吃掉，」我說，「就這一點來講，又有什麼差別？」
他點點頭，「你告訴赫爾德特克先生的時候，為什麼希望薇拉聽到？」
「我希望一開始焦點不在埃迪身上，而是保拉，這樣我就可以趁她不備。而且我希望我錄音時，她都在場，這樣她被警方逮捕時，就不會亂找藉口脫罪了。」我想了想，「或許我只是想騙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