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範德普爾牧師不想見我。「找我的記者太多了，」他告訴我，「我撥不出時問見你，斯卡德先生。我對我的教眾負有重任。空閒的時間裡，我得專心禱告和靜思。」
我知道這種感覺。我解釋說我不是記者，我說我受僱於凱爾·漢尼福德，受害者的父親。
「原來如此。」他說。
「我不會佔用你多少時間，範德普爾牧師。漢尼福德先生痛失愛女，就跟你痛失愛子一樣。事實上，他可以說是在他女兒遇害前就失去她了。現在他想多瞭解她一點。」
「我恐怕沒辦法提供什麼資料。」
「他告訴我他想親自見你，牧師。」
長時間的暫停。有那麼一會兒，我還以為電話壞了。然後他說「你的要求我很難拒絕。今天整個下午我恐怕都得處理會堂事務，也許晚上?」
「沒問題。」
「你有教堂的地址吧?牧師會館就在隔壁。我等你，唔……
八點行嗎?」
我說八點可以。我又翻出一枚一角硬幣，查了個號碼打過去，這回跟我講話的人提起理查德·範德普爾可就開放多了。事實上，我這通電話讓他好象如釋重負，還要我馬上過去。
他名叫喬治·託帕金，跟他弟弟合開了託氏兄弟律師事務所，辦公室在麥迪遜大道，四十幾街附近。牆上裱框的畢業證書，證實他二十二年前從市立大學畢業後，進福德漢姆法學院繼續攻讀。
他矮小俊瘦，膚色黝黑。他讓我坐在一張紅色的大皮椅裡，問我要不要咖啡。我說好。他按一下對講機，要他秘書給我們一人一杯咖啡。他告訴我，他和他弟弟什麼案子都做，但重點放在房產。他接的刑事案件(除了幫老顧客做的一些小事情外)都是法庭指派下來的。大部分也是小案子：搶皮包，輕度攻擊，私藏毒品——直到法庭指派他擔任理查德·範德普爾的辯護律師。
「我原本以為會被解聘，」他說，「他父親是牧師，應該會僱個刑事律師取代我。但結果我還是見到了範德普爾。」
「什麼時候見到他的?」
「禮拜五快傍晚的時候。」他用食指撓撓鼻翼，「本來還可以更早去的，我想。」
「但你沒有。」
「沒有。我一直在拖。」他兩眼平視著我。「我本以為會被換掉，」他說，「如果接手的人馬上要來，我想我應該可以省掉見他的那一面。不過倒也不是因為不想浪費時間。」
「怎麼說?」
「我不想看見那個婊子養的。」
他從書桌後站起來，走到視窗。他撥弄著百葉窗上的白繩，拉上去幾寸又放下來。我耐心等著。他嘆口氣，然後轉頭看著我。
「那傢伙犯下一樁可怖的血案，活活把一個女孩割死。我不想看到他，這點你會覺得難以理解嗎?」
「一點也不會。」
「不過我有點愧疚。我是律師，按理說為人出面時不該想到他到底有沒有犯罪。我應該全力以赴，為他作最佳辯護。至少絕不該在還沒跟自己的客戶談話以前，就假設他是兇手。」他回到書桌前，重又坐下。「但我做不到。警察在犯罪現場抓住了他。
如果這案子帶到法庭上辯論，我也許可以找出什麼漏洞向他們挑戰，但當時我心裡其實已經審過那個雜種，而且判他有罪。再加上我認定這案子會轉給別人，自然就想盡辦法避免見到範德普爾。」
「但那個禮拜五下午你還是去了。」
「嗯。他關在紐約市立監獄的囚室。」
「那你是在牢房裡見到他的。」
「嗯。我沒怎麼注意周圍環境。搞半天他們終於拆掉女囚獄了。好多年前我和我妻子住在格林威治村時，我常常經過那棟建築。可怕的地方。」
「我知道。」
「真希望他們也能拆掉男囚獄。」他又抓抓鼻翼，「我想我看到了那可憐蟲上吊用的蒸汽管，還有他拿來綁脖子的床單。我們談話時他就坐在床上，他讓我坐椅子。」
「你跟他在一起呆了多久?」
「我想應該有半個多鐘頭，但感覺上更久。」
「他開口了嗎?」
「開始沒有。他心思不知跑哪兒去了，我試著要引他話的頭，可是徒勞無功。看眼神他好像是在跟自己進行一場無言的對話。我想引他開口，同時開始尋思如果有機會幫他辯護的話，我要採取什麼策略。這是純粹假設性的頭腦練習而已，你知道，我沒想過真會有機會跟他出庭。總之我大致決定了，要用精神失常的理由為他脫罪。」
「大家好像都同意他是瘋了。」
「這跟法律認定的瘋狂還是有差別。結果會變成專家大戰一一你請一排證人，檢方也請一排。反正啊，我當時就不斷地跟他講話，引他張嘴說話，這時他扭頭看我，像在納悶我是打哪兒冒出來的，彷彿他不知道我一直就在房裡子。他問我我是誰，我就把原先講過的話又說了一遍。」
「他看來神智清不清楚?」
託帕金琢磨一下這個問題。「我看不出他神智是不是清楚，」
他說，「我只知道他當時看起來神智清楚。」
「他說了什麼?」
「我希望我能一個字一個字記得很清楚。我問他有沒有殺溫迪．漢尼福德，他說……讓我想想，他說：‘她不可能是自己乾的。」
「‘她不可能是自己乾的’。」
「我想他就是那麼說的。我問他記不記得殺了她。他聲稱不記得了。他說他胃痛，開始我以為他是說我們談話時胃痛，但後來我想起他應該是說他案發那天胃痛。」
「他那天因為消化不良提早下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