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航空一點四十五分有一班直飛班機從拉瓜迪亞機場飛克利夫蘭，抵達時間是兩點五十九分。我在行李箱內放了一件乾淨襯衫，幾雙替換的襪子，還有一本飛機上讀的書，然後坐計程車到機場。我到早了，不過等我在自助餐館吃過東西，把《時代週刊》讀完，再打電話給伊萊恩後，候機時間也就沒剩多少了。
飛機準時起飛，抵達克利夫蘭霍普金斯國際機場時比預定時間早五分鐘。赫茲租車公司已把我預定的福特汽車準備好，辦事員還給我一份地圖，用黃色螢光筆把我要去馬西隆的路線標示出來。我按照她指引的路線，不到一個小時就抵達目的地。
路途中，我突然想到，開車也是一件學會之後就不會忘記的事，因為這幾年來，我幾乎沒有開過幾次車，除非我記憶力有問題，否則至少有一年的時間沒開車了。去年十月我和簡·基恩租車度假，開車到賓州蘭開斯特附近的阿米希人聚居地，享受秋葉變色、鄉村旅社，以及賓州的荷蘭烹調。假期一開始還好，不過那時我們之間已有問題了，我想那個假期大概就是企圖解決我們的問題。想用鄉間的五天假期來解決問題，實在是過高的期望。結果的確如此，回程中，我們倆不僅悶悶不樂且彼此嫌惡，兩人都知道事情已經結束了，不只是假期結束而已。
馬西隆的警察總局位於城中心特蒙街一棟現代建築物中。我把車停街上一處停車場，走進警局請前臺值班警員幫我找一位哈夫利切克警官。哈夫利切克身材壯碩，淺棕色平頭，腹部和下巴顯示出他的體重超標。他穿了一套棕色西裝，領帶則是棕色與金色條紋，手指上戴了一隻婚戒，另一隻手上帶了一隻共濟會會員戒指。
他自己有一間辦公室，桌上放著妻子和子女的照片，牆上懸掛公民團體的鑲框獎狀。他問我咖啡里加什麼，然後端來給我。
「早上你打電話來的時候，我手邊正有三件事混在一起，讓我想一下，你是紐約市警局的人？」
「以前是。」
「現在是私人偵探？」
「在可靠偵探社工作。」我把名片拿給他，「但這次的事情和偵探社無關，也沒有客戶。我之所以來這兒，是因為我認為斯特迪文特家的兇殺案，可能和我以前辦過的一件案子有關。」
「多久以前？」
「十二年前。」
「你還在警局時？」
「沒錯。當時我逮捕過一個傢伙，他有暴力脅迫女性的前科。他用點二五手槍對我開了幾槍，被控重大罪名，最後他認罪減刑變成蓄意攻擊警員未遂，法官判的刑期比我認為他應得的短。不過他在牢裡惹了一些麻煩，所以直到四個月前才出來。」
「你一定覺得把他放出來很可惜。」
「丹尼莫拉監獄的典獄長說他殺了兩個同牢室友，而且還可能是其他兩件謀殺室友案件的嫌犯。」
「那他為什麼還有自由在街上混呢？」他自問自答，「知道某人做過某件事，和是否能夠證明他確實做過這件事，這兩者之間有很大的差距。這種矛盾的情況在州立監獄可能只會更無法抉擇吧。」他搖搖頭，喝了一口咖啡。「不過他究竟是怎麼跟菲利普·斯特迪文特和他老婆扯上關係的？他們倆的世界和那傢伙似乎八竿子打不著。」
「斯特迪文特太太在結婚之前曾經住在紐約，她曾是莫特利暴力脅迫的受害者。」
「那是他的名字？莫特利？」
「詹姆斯·利奧·莫特利。斯特迪文特太太，那時是庫珀曼小姐，曾提出一份控告莫特利攻擊勒索的證詞，他在判刑之後發誓說他會跟她扯平。」
「相當薄弱的證據。僅僅如此嗎？十二年前。」
「差不多就是這樣。」
「她只是提供證詞給警方？」
「還有另一位女士也這麼做了，他也同樣威脅她。昨天她在郵件中收到這個東西。」我把剪報拿給他，其實那是我自己收到的那一份，不過我認為這應該不會有任何差別。
「噢，沒錯。」他說，「這是在《紀事晚報》上刊登的。」
「剪報直接放在信封裡寄來，信上沒回函地址，郵戳卻是紐約的。」
「郵戳是紐約，不一定表示在紐約寄出，而是表示信寄到紐約。」
「沒錯。」
他仔細思考了一下。「好吧，現在我明白為什麼你覺得這件事值得你坐一趟飛機，」他說，「不過我還是不懂，為什麼你的這位莫特利先生要對前幾天胡桃坡事件負責。除非他能通過收音機廣播催眠，而斯特迪文特竟然能用牙齒接收這訊息。」
「現場狀況很明顯嗎？」
「看起來確實很明顯。你想看看命案現場？」
「可以嗎？」
「有何不可。那房子鑰匙不知被我們放在哪兒了，我找找看，再帶你過去瞧瞧。」
斯特迪文特家位於一條死巷盡頭，沿著整條巷子都是佔地半畝以上的豪華宅邸，他家是一層樓建築，傾斜的屋頂，原石和杉樹的外觀，房屋四周種滿常綠樹木，產業邊界則是一排樺樹。
哈夫利切克把車停在車道上，用鑰匙開啟前門。我們穿過門廊進入寬敞的客廳，頂上是有梁的教堂式天花板，長型的火爐延伸到牆壁那頭，看來是與房屋外觀相同的石材建造而成的。
客廳整個鋪滿素色寬幅地毯，還有一些東方風味的毛氈散置在地毯上，其中一塊長氈子放置在火爐前方，氈上有粉筆畫出的人形圖樣，其腿部伸展到素色地毯上。
「他就躺在那兒。」哈夫利切克說，「我們推測，他結束通話電話後走到火爐前，你可以看到那裡有個槍架，他收藏一支獵鹿用的點二二口徑來福槍，還有一支他自殺時用的十二口徑散彈槍。當然，除了那支散彈槍之外，出於安全考慮，我們也把另外那兩支來福槍一起帶走。他當時應該是站那兒，把散彈槍管放進嘴裡然後扣下扳機。你還看得到這一槍造成的殘局，鮮血、骨頭碎片和其他東西。由於衛生方面的原因，現在已經處理掉一些了，不過如果你要看的話，我們有檔案照片。」
「那是他摔下去的地方。他倒地時臉朝上嗎？」
「對。槍就掉在他身邊，差不多就在你所想像的位置上。你不覺得這地方有太平間的怪味嗎？走，我帶你去看看其他人的陳屍處。」
小孩子在床上被殺害。他們各自有各人的房間，我在每個房間都得看一次鮮血浸潤的床褥和一個粉筆描繪的人形，而這些身型一個比一個小。主臥室的浴室內找到一把菜刀。三個小孩子和他們母親都是被同一把刀殺害的，康妮·斯特迪文特便陳屍在這主臥室內。床褥上的血跡顯示她在床上遇害，但是粉筆描畫的人形卻在床尾地上。
「我們推測他在床上刺死她，」哈夫利切克說，「然後把她扔到地上。她身上穿著睡衣，所以顯然她已經睡著，或者已經上床準備入睡。」
「斯特迪文特身上穿什麼？」
「睡袍。」
「腳上穿拖鞋？」
「赤腳，我猜，我們可以去看照片。為什麼問這個？」
「只是想了解狀況。他用哪個電話打給你們？」
「不知道。這房子裡到處都有分機，不管他當時用哪個電話，講完話後都掛好了話筒。」
「你們在哪個電話上找到血手印了嗎？」
「沒有。」
「他手上沾著血跡嗎？」
「斯特迪文特？老天爺，他全身都是血啊。他在客廳把自己最重要的器官轟個稀爛，這樣是會流出大量鮮血的。」
「我知道，全都是他自己的血嗎？」
「你想說什麼？噢，等等，我知道你在想什麼了。你是說他身上應該會有他們的血。」
「他們看來確實流了很多血，不難想像他身上一定也會噴濺上他們的血。」
「浴室的浴缸內有血跡，他一定在那裡洗過手。至於他身上洗不掉的血跡，譬如說，睡袍上的，呃，我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是否能把他們的血液區分出來，據我所知，他們可能都是同一血型。」
「這年頭還有別的測試方法。」
他點頭同意，「例如比對脫氧核糖核酸（dna）。這個我當然知道，不過當時並不覺得需要這種全面性的法醫分析。我現在知道你的意思，如果他身上只有自己的血跡，那麼他怎麼能殺了那麼多人而不弄髒自己雙手？但是他的手的確曾弄髒過，我們發現了他試圖清洗的地方。」
「所以他身上一定有外來血跡。」
「所謂外來血跡是指非他本人的血液。為什麼？噢，因為我們已經知道他身上沾到血液，所以他想清洗，但是再怎麼洗也無法完全洗淨，所以倘若我們在他手上或衣服上找不到家人的血液，而在浴缸找到他們的血液，這便表示兇手另有其人。」他皺眉沉思，「如果命案現場當時有任何偽造線索，如果當時有任何理由讓我們懷疑這樁命案並非表面的模樣，哎，我們一定會更仔細研究所有的證據。不過實在不是我要強辯，老兄，他自己給我們打電話，承認自己做了這些事，等我們派車到達他家時，他已經氣絕身亡。當你聽到兇手的自白，而且發現他自殺後，查的意願也就不那麼高了。」
「我明白。」我說。
「今天我也還沒看到任何能改變我想法的證據。你看看前門的掛鎖，那是後來我們裝上去的，因為當我們抵達現場之時，我們必須破壞它才能進入室內。當時他已經掛上鏈條，就像一般人晚上就寢前的做法。」
「兇手可能從另一扇門出去。」
「後門也一樣，從裡頭上栓鎖起來的。」
「他可以從窗戶出去，然後再從外面把窗戶關上，這樣應該不難吧。兇手打電話給你們時，斯特迪文特可能已經死了。你們總局有沒有自動電話錄音？」
「沒有。我們只作記錄沒錄音，你們紐約都錄音嗎？」
「撥911的電話會錄音。」
「真可惜他不是在紐約犯案，」他說，「不然就留下記錄了，就像牙醫可以說出每個人早餐吃了什麼東西一樣。恐怕我們這裡比較落伍吧。」
「我可沒這麼說。」
他稍作沉思。「對，」他說，「我想你是沒這麼說。」
「紐約的各個轄區分局也沒有電話錄音，至少我在那兒時是這樣的。而且他們也只在接線員應付不過來的時候才錄音。警官先生，我並不是來這裡比較城鄉差距的，你們對這件案子已經盡心盡力。事實上，我認為你們與紐約之間有一項非常大的區別，你們對我非常客氣而且盡力協助，如果換成一個來自外地的警察或曾經是警察的人，到紐約去請人幫忙，保證處處吃閉門羹。」
他當時不發一言，回到客廳之後才開口說：「我想，針對打進來的電話進行錄音也許是個不錯的主意，實行起來也並不會困難。就這個案子來說，這麼做對我們有什麼好處呢？你是指聲紋測試？不過要這麼做，你先得有斯特迪文特的錄音，才能進行比對。」
「他有電話答錄機嗎？說不定他曾經留下電話錄音。」
「可能沒有，我們這一帶並不流行用這種東西。當然，他很可能曾在某處留下聲音記錄，比如家庭用的攝像機之類。我不確定那種錄音效果能否拿來進行聲紋比較，不過可以試試。」
「如果當時把那個電話錄音下來，」我說，「至少不難確定一件事，你可以知道那是不是莫特利。」
「嗯，沒錯。」他說，「我們根本沒想到這一點，不過當你心中有可疑嫌犯時，情況就不太一樣了。如果當時錄下電話，而且發現聲紋跟莫特利一樣，你大概很想把他送上斷頭臺吧？」
「等我們換一位新州長再說吧。」
「這倒沒錯，你們州長一向反對死刑是吧？不過換個角度來看，你們能讓兇手冷靜下來。」他搖頭，「說到聲紋，你可能認為我們沒有尋找指紋吧？」
「為什麼要找指紋？這案子看起來這麼明顯。」
「如果案子有很多疑點，我們通常會進行一連串的例行蒐證。很遺憾，我們確實沒有蒐集指紋。」
「我覺得莫特利不會留下指紋。」
「雖然這麼說，查一查還是比較好。我現在就可以調一組人過來，不過直到現在為止已經有太多人在這裡進進出出，我們的運氣可能不會太好。而且，這麼做等於是要重開這個案子，我必須坦白說，你並沒有給我一個充足的理由，」他把大拇指插在腰帶上然後看著我，「你真的認為是他乾的？」
「沒錯。」
「你能拿出任何確切的證物嗎？夾在郵件中的剪報和一個紐約郵戳，的確能使人聯想，但是仍然不足以改變對此地這個案子的觀點。」
我們離開那棟房子時，我仍思考這個問題。哈夫利切克把大門關起來，咔的一聲扣上掛鎖。天氣已經轉涼，樺樹在草坪上投下長長的影子。我問他命案發生的時間，他說是星期三晚上。
「所以事情發生已經一個星期了。」
「其實還差幾個小時，那個電話大約是午夜打進來的。如果你覺得很重要的話，我還可以準確地告訴你幾點幾分，因為像我說過那樣，我們有記錄。」
「我只是想知道日期，」我說，「剪報上沒標明日期。我猜這則新聞是刊登在星期四晚報上。」